青年毛泽东。(1919年)
湘江评论印刷处(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路街道化龙池社区白果园三十三号)。此处最早为一九一六年民国开明实业家章克恭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印刷车间旧址。
湖南《大公报》。(本版照片均由通讯员 摄)
《湘江评论》。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不仅是革命领袖，也是新闻大家。他不仅有着一系列的新闻理论，而且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
1919年，他参加了蔡元培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新闻学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同年，他先后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周刊、《新闻学学会会员通信集》，创办“平民通讯社”。1923年4月，和李达创办《新时代》月刊。1925年12月创办《政治周报》。此后，他在党内报刊和新华社发表了大量新闻作品和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入的其为新华社撰写的政治性评论就有《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等16篇。曾收入中学课本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行家评为“消息”中的经典。
这里，说的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当特约记者的故事。
毛泽东在大公报的人缘
曾任湖南《大公报》主笔张平子回忆：“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此时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其族人毛宪律师事务所内。该所在新安巷，与大公报馆仅一壁之隔。该社原有全国各城市及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群岛等地的交换报纸一百多种，陈列于我的寝室外面室中。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坐其中辄数小时不去。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寓即与我同榻而卧。”
辛亥革命后，张平子与几个同仁创办了《大公报》，身为主笔兼编辑，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同在长沙城，同有报刊缘，自然也就成毛泽东“早年之友”。解放后，张平子做了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
毛泽东在大公报馆的另一个朋友是主笔龙兼公，也是湘潭人。打开《毛泽东早期文稿》，无论发起湘潭县教育促进会，还是提出制定“湖南宪法”，都有毛泽东和龙兼公的署名。可见，毛龙二人“声气相投”。
毛泽东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大公报的“编辑同人皆曾入股”。《大公报》的一些采编人员还参加过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政治活动。
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缘分非浅!
当上“馆外撰述员”
湖南《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刊，一直出版到1947年12月31日，经历了30多年。那个时候，“湖南政潮汹涌，政权几易，战乱频仍”，《大公报》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遭停刊处分9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财产、书物、房屋被抢劫焚毁尤难估计”，仍能坚持这么久，足见其在湖南的影响。
其实，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大公报》的影响。7月25日他曾致函萧子升，对长沙的《湖南公报》、《大公报》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湖南公报》所刊载的孙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讲，对读者很有启发，为《大公报》所不及。
毛泽东在北京当了一段时间图书馆助理员、赴上海送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后，于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修业小学做历史教员。他不仅喜欢看报——有“报癖”之称，也是办报的“里手”，稍后一点时间也开始办报办刊，自然和新闻界联系紧密起来。我们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除看到其在《大公报》发表的两篇公文外，还看到了当年9月26日《大公报》刊有他的小品文《原来是他》。在《湘江评论》、《新湖南》被督军张敬尧封杀后，毛泽东有话还得借助一个阵地说，而《大公报》的“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于是也就当上了该报的“馆外撰述员”。
据张平子回忆：“1919年11月8至10日”，《大公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
“馆外撰述员”身份与现在的“本报通讯员”相似，但又不完全是。
赵五贞自杀事件“系列报道”
从毛泽东在《大公报》所打响“第一枪”来看，他做的是“特约评论员”或专栏作家的事。
11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
16日，《大公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大公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的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续撰写时评和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至12月1日，《大公报》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写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有人评论说，《大公报》“无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该报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同时认为，这次“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高产质优的“特约记者”
到了1920年10月，毛泽东被聘《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这之前，按张平子的说法是“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办报才华得到了行家的钦佩。
这个时候，第三次督湘的谭延闿，为避免三湘战火不断、政权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稳定自己的统治，祭起了“湖南自治”的“法宝”，还准备制定“湖南宪法”。《大公报》也以为如此不仅可以让湖南“独立”于南北争斗之外，还可以实现民主政治，也就准备在“自治”上大作文章，“拟集合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任撰述，特聘请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以示隆重。”
于是，毛泽东当上了“特约记者”。
人们从《毛泽东早期文稿》发现，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是投入了相当热情的。从9月3日至10月7日，毛泽东除进行动态性报道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政论文章10篇。如：《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释疑》、《再说“促进的运动”》、《“全自治”与“半自治”》、《“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
毛泽东除了写政论时评、搞动态报道外，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作记录”。张平子回忆：“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应邀来湘讲学，其中有英国的罗素夫妇和美国的杜威夫妇，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溥泉等人。他们分别在教育会、遵首会作了讲演。本报以为这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一次盛举，除编辑部人员多数参加外，并邀请特约记者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三人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金、马二人每次负担一篇至二篇，毛泽东独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约三四千字。讲演结束后，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未几，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取而代之……”
可见，毛泽东做记者不仅高产，而且质优。
“毛记者”与“李总编”笔战
也就在这一年10月，毛泽东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后来还兼任了一师的国文教师，自然更多的时间放在“本职”工作上了。
不过,到了1922年12月，毛泽东却与龙兼公打了一场“口水仗”，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各为其“主”。长沙市印刷工会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龙兼公理拙词穷，终于尽依工方要求……”
《大公报》的总编辑李抱一是个“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12月13日对此发表了一篇时评，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说是“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12月14日，《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指出这位记者是“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工人并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笔战是毛泽东占了上风，也不知李抱一作何感想。而读者却有点莫名其妙，问主笔张平之，同一报纸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好在张平子机智和幽默，回答说：“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不过，毛泽东与《大公报》虽然有这场不愉快，但他在早期革命活动中还是借助这一舆论工具。经毛泽东的推荐，《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记者 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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