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
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
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话说1936年9月8日，毛泽东阅读陕西当地的报纸，看到报纸内容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5周年了，陕西省政府却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此时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是邵力子。原来早在1926年8月，邵力子和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你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按照这一指示，正式退出了共产党。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毛泽东回想起邵力子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他想到这儿，便提笔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做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泣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10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
勋祺!
毛泽东
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
“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一下。”
9月9日，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西渡黄河，以主力跟进，实行其“西进计划”，要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9月10日，毛泽东尚不知张国焘还坚持“西进计划”，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电告红1方面军说：
“2、4方面军已向陕北开来，准备在静宁、会宁地区会师，要做好迎接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1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出《静宁战役计划》。
原来，蒋介石在9月初发现红军3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3个军，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要隔断红军3大主力会师的通道。
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红4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电报中还说：“不让胡部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
张国焘拒绝执行军委的《静宁战役计划》，他致电红4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说：“我们大计，以快向西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9月1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绝对秘密”的电报发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文中说：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2、4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1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的一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4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1、4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张国焘对中共中央这一“绝对秘密”的电示置若罔闻，他坚持要红4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出席会议，毛泽东说：
“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朱德、张国焘并转贺龙、任弼时的电报中强调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以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需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3州等坚固城池。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1、4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
9月16日，毛泽东因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地区推进，又以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胡宗南部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西进，胡本人到西安。4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宁静、会宁、定西段，否则，1、4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
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以西三十里铺举行会议，讨论红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开了3天，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青海、继入甘西的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
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将会议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部的徐向前、周纯全，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下达了宁静、会宁战役命令，部署红4方面军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前进。
9月18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宋庆龄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等人。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一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悟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
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
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做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9.18”五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在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写道：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各界名人，其中有文艺界、教育界的郭沫若、沈雁冰、周谷城等人。周谷城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上海的。他接到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长信，很是惊讶。
毛泽东在这些信函中阐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9月21日，毛泽东等人致电朱德、张国焘和红2、红4方面军领导人说：
“以6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3个方面军，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赴前线，与朱、张、陈3同志一起工作。”
9月21日，一向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赶到漳县红4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他说：
“陕甘北部地区粮产不丰，人口稀少，不可能为大部队解决粮食。主力向河西、兰州以北地带开进，既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又吸引了胡宗南部，减轻了1方面军的压力，还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意图，对于方面军的粮食也可以较好的解决。”
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漳县会议推翻了中共西北局会议的决定，红4方面军各部掉头西进。
9月22日，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及2方面军领导人，报告张国焘推翻静、会战役计划，坚持西进的情况。
朱德还声明说：“周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责任。”
朱德同时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中共西北局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又下令红4方面军各部暂时停止一切行动;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此时，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已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他也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他在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兖兖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条，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全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赫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70人略——笔者注)
以后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9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蒋光鼐、蔡廷锴，他在信中写道：
“当今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信，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6月初，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两广事变”，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名，联合反蒋，分兵北上，出兵湖南。毛泽东曾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化名为林秀，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进行统战工作。后来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威胁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免去陈济棠所任各职;裁撤粤、桂两派设立的党政机关。李宗仁、白崇禧虽然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但是他们深知蒋介石总有一天会收拾他们。李宗仁、白崇禧为了生存，便和李济深在9月决定联共反蒋抗日，派钱寿康、刘仲容携带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陕北，与毛泽东和中共联络，希望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形成鼎足之势。毛泽东接见了钱寿康、刘仲容，他说：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还对刘仲容说：
“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毛泽东对桂系的协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然后由秘书誊写两份，交钱寿康带回。
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
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除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9月23日，毛泽东同9月22日从红军前线回到保安的斯诺谈统一战线问题。
这次谈话的内容经斯诺整理后，形成为这样的文字：
“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它政党能够进行合作。”“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斯诺将毛泽东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9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前方的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
9月24日，红4方面军撤出通渭，开始西进。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4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24日撤去。据云渡河后 以一部向中卫策应1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说：
“4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2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24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西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将先据乐都，且先据永登、凉州，遮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9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毛泽东又与林育英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4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1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2方面军亦可向北一定钳制之。”
张国焘给中央连复两电。他在电文中说：
“如4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560里，敌决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现4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毛泽东一见张国焘这后一封电报，顿时有了主意。他和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王稼祥商量说，既然张国焘还有顾忌中央明令禁止之心，我们何不如此这般一番，管教他乖乖地回头北上。众人听毛泽东细细道来，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开始分头起草电文。
9月27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
“跌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1、4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4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路，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4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1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2方面军仍在外翼歼敌，则万无一失。……务请朱、张、徐、陈4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
接着，中共中央分别致电红1、红2、红4方面军，发布命令说：
“4方面军应即北上，与1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2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1、2、4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紧跟着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
“中央命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电文中还说：兰凉线虽然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至此，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与林育英等人电告张国焘说：
“宁夏人口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至此，张国焘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只好致电中共中央和红2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需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1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向部队发了一通指示，说：
“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与1方面军会合。”
9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名义，下达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计划中命令说：
“4方面军应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1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
9月29日，4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中央得悉红4方面军回师北上，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和红2、红4方面军各部说：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
这才叫：口水伴着电波飞，公婆各说各有理。
任你猴子筋斗快，猴尿还撒我手里。
欲知红军3大主力如何会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第113章
“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
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话说1936年9月30日，红4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开始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北上。此时已经延误了10天左右时间，失去了进占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等地的先机，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部相继逼近这一地区，中央和军委制定的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目标的《静会战役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9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就在这一天，刘伯承与汪荣华喜结良缘。
原来在红4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刘伯承初次见到了刚被分配到总参谋部4局的汪荣华。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少女，淳朴端庄，勤劳聪慧，14岁就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叱诧风云、身经百战的刘伯承，一见汪荣华，怦然心动，以笔代言，平生第一次用蝇头小楷写下了情书，倾吐心声。二人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从此恩爱一生，整整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始终是一对模范夫妇。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海德姆在9月底从前线回到了保安。海德姆向毛泽东提交了他的考察报告，并表示要留下来和红军一起战斗。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聘请他担任军委卫生部的顾问兼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而此时的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可他感到不足的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谈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斯诺交给毛泽东一个采访计划，提出了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请求毛泽东谈谈他个人的历史。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一贯靠集体智慧和才能。至于个人，那是无关紧要的。”
斯诺没有办法，只好使出了激将法。一天晚上，他对毛泽东说：
“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于是，斯诺就把社会上关于毛泽东死亡的各种传说和一些流行的谣言，如实地告诉了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会说一口流利地法语;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的消息则强调毛泽东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还有一条消息说毛泽东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斯诺还把本书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共产国际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上刊登毛泽东讣告的事，也说了出来!这些谣言和消息，有的是毛泽东知道的，有的是他闻所未闻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觉得对于这些无稽之谈，倒也很有辟谣的必要。于是看了看斯诺提纲中所提的问题，思索了一会儿，便说道：
“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平生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高兴地叫了起来：
“好极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0月初的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将自己的生平告诉了斯诺。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童年时代、求学生活，一直谈到共产党的诞生、红军的创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5次反“围剿”的斗争。
他们的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谈到十一二点时，毛泽东要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的肉。这在困难的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曾深情地提及他的另一位老师。他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的窑洞里依然是烟雾弥漫，斯诺仍然在奋笔疾书。毛泽东谈到了新民学会，他还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7年10月)，湖北成立了另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长久地注视着桌上蜡烛毕剥的火花，那目光像是一个跋涉在黑夜里的行人看到了远处的灯光。他打着手势继续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目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恽代英译的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很重视他与斯诺的谈话，他经常搁下大堆的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在毛泽东看来，他与斯诺的谈话，绝非是一般私人朋友式的交谈。斯诺是这样理解毛泽东的，他写道：
“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的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且说1936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西方野战军的红15兵团先头部队73师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个小时，行程150多公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之前，夺取了会宁县城，为红军3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学良，电文中说：
“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红军进攻时，我军才在自卫的方式上给予必要的回击。”
“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毛泽东在争取张学良的同时，还开展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红军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东北军士兵不歧视不打骂，经过教育后加以释放。这些士兵后来都成为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10月7日，红1军团红1师在会宁地区的青江驿同红4方面军红4军先头部队第9师会师。
10月10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4军主力、红31军到达会宁，与红1军团红1师及红15军团73师会师。
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会师的指战员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会宁城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红4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中共中央发了致敬电。他们在电文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1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敬仰钦佩。”
1年前，当红1、红4方面军在巴西分手时，毛泽东曾经预言说：“1年后，4方面军会回来的”。如今刚好过去了1年，两个方面军终于又在一个旗帜下，团聚在一起了，
10月1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革军委的名义，起草发布《为庆祝1、2、4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3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贺电中说：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1、第2、第4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的这一在抗日进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争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10日黄昏，红1、红4方面军各调一部分部队在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红1军团红1师师长陈赓来到了会场。朱德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方面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红1师的指战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送给红4方面军的战友，把会师大会推向了高潮。两军战友眼含热泪，悲喜交集地拥抱在一起，互致问候。
此时，2方面军还正在艰苦的北进中。
10月10日，红2方面军渡过了渭河。
10月11日，中革军委制定了《10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纲领》规定：
“4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渡河点，加速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任务。4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地休整，派多支部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宁静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纲领》还规定：红2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尔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并威胁胡宗南部侧翼，迟滞其西进，再后准备以主力或一部接替红1方面军在固原北部的防务。红1方面军主力应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地区休整，红28、红29军集中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查宁夏情况。
《作战纲领》要求：各部在11月1日前休整、补充、扩大，从11月中旬起，以红1方面军主力和红4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4方面军另两个军、红2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十几天的采访快要结束了，他翻着采访本问毛泽东：
“你多次谈到恽代英这个人。而我在几个月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听人谈论他，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他的人品很高尚，而且他似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不知这样评价是否合适?”
毛泽东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说：
“你的评价是正确的。恽代英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我与他有着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对个人经历部分的谈话相当慎重，他生怕斯诺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或记错了什么地方。他要求斯诺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后，交给黄华翻译成中文，由他亲自审阅，修改了少数地方。再由黄华再翻译成英文，交还给斯诺。斯诺也感觉到：
“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个人的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共产主义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
斯诺还注意到，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斯诺同样感兴趣，她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毛泽东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贺子珍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者炒辣椒。
斯诺这样描述了毛泽东给他讲述往事时的神情和他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的目标的信念。
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事故结合了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相当重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抢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兄弟。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毛泽东也不愿意穿鞋的。”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只有一次是属于例外。那一天，斯诺夜访毛泽东，毛泽东一见有人带几本新哲学书来，当即要求斯诺改日再谈。此后，毛泽东一连用三四个夜晚，专心攻读那几本书。
在毛泽东和斯诺几十个夜晚的长谈中，所谈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谈时局、谈政策、谈红军之外，也谈生活中的许多趣事、闲话。未谈正题之前，他总要说一二个小故事。
毛泽东态度平易近人，说话又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斯诺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斯诺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学识和才干：
“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
“不可否认，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来说明他在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说明不了指战员们和老乡们对他的爱戴。在说话时，他善于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有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话和家常的比喻。他从来不向听众说大话，而且，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之间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沟通的。”
斯诺还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熟悉世界历史，对于欧州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
斯诺在陕北苏区生活了近4个月，以“离家”的心情，将要告别红色中国的临时首府保安。毛泽东为保证他的路途安全，先后4次给红军驻西安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打电报，要他请张学良所部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
10月12日晨，斯诺吃过早饭后来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见斯诺笑容满面地进了门，忙起身招呼他就座。斯诺问道：
“主席，又在忙着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
“一个抗日的高潮必将到来，我正在赶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你们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的反响如何?”
“共产党在宣言中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甚至连国民党中的许多爱国人士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
“为什么会得到各党派赞成呢?”
“因为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而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解放的基本原则，符合各党派的根本利益。”
“我这次在吴旗、宁夏、甘肃等地看到红军战士在前线上主动后撤，避免和国民党军队交手，他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见中国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啊!”
毛泽东肯定地说：
“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即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坚持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如果国民党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他们，组成反帝统一战线。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斯诺感慨地说：
“主席，我这次来陕北苏区，在红军中间待了将近4个月，和你们党40多位高级将领交流了思想和看法，使我真正看到了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抗日决心，言行一致的思想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党政军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团结合作有诚心。因此，你们的号召，无论对什么阶级都是有感召力的。”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
“我早就很想找机会突破为期已达9年的军事封锁，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你们的红军，你们的边区，很想揭开这个谜，看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些什么打算?中国的领导力量究竟在哪里?这次保安之行，解答了我关心的问题。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力量之所在，看到了红军的军情、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从政治上来说，红军真可谓是一支铁打的军队。”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是第一个来苏区的外国记者，凡受过你采访的同志都赞扬你勤奋，尊重事实，善于探索研究，而且公正。我们中国人爱说一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就得参加革命。你深入苏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不毛之地辛勤采访，寻找红军，追求真理的结果。”
斯诺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我做的还不够。要说做了一点工作，也是经过千锤百炼具备良好品质勇于献身精神的年轻红军将士对我的感染，他们毫无杂念，极纯洁的思想令人敬佩。”
毛泽东站了起来，踱了几步，说：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也高兴地站了起来，说：
“主席，我在中国生活的几年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日本要鲸吞中国，并且要在亚洲扩张侵略。但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必将引起震惊世界的抵抗，亚洲人民将奋起反击，东方只有在一场战争中才能产生深刻的变革。我的这些见解受到当时西方国家决策人的嘲笑。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会抵抗，日本很快征服中国以后，就会北上进攻苏联。我是一个‘密苏里人’，遇事总要找出是非曲直，弄清真相。我在苏区的所见所闻雄辩地证明中国有办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中国有希望。”
“我相信你会如实公正地报道你在苏区的所见所闻。”
“请主席相信，我会如实地报道苏区之行的，中外人民将看到一个红星照耀的中国。我明天就回北平。”
这时贺清华进来了，给斯诺和毛泽东的杯子里添满了开水。斯诺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3点半。毛泽东吩咐贺清华说：
“你给管灶的同志说，让他们用保安特产备好下午饭，我们为斯诺先生饯行。”
贺清华转身去安排饭菜。毛泽东对斯诺说：
“你要启程回北平了，准备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斯诺回答说：
“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是来向你告别的。”
“好，应该马上回去。”毛泽东指着军用地图说：“你看张学良的东北友军从这些战线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换防。现在，只有洛川还有东北军的一个师与红军毗邻。等蒋介石把门都堵死了，你要回北平就困难了。所以，你得赶紧离开苏区，我们已给你做好了一切安排。”
“感谢主席和苏区领导想得周到。”斯诺说：“说实在的，这里的领导好，群众朴实，山清水秀，一派和平景象。我已经和你们的干部、战士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实在不愿意离去。但是，我要很快把我在陕北苏区的采访真实地报道给国统区人民，报道给世界人民，就必须赶快回北平。”
毛泽东笑着说：
“这说明我们这些杀人放火的‘赤匪’，把你这个外国人也‘赤化’了啊!”
“我刚进入红区时，真担心你们会杀我，会把我的东西抢走，可现在简直不想离开这里。”
“你这次回去，就成了世界上的知名人士，你是第一个全面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
“我一定将你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事业的广大劳动人民感到兴奋和鼓舞。”
说话间，贺清华与大师傅端来了饭菜，有小米饭，有山药蛋，南瓜，还有炒辣椒。毛泽东热情地请斯诺用餐，笑着说：
“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这是保安的特产，营养丰富，耐人品味，不知斯诺先生是否喜欢吃?”
“喜欢吃。”斯诺说：“我们美国人还把南瓜与山药当作佳肴品尝呢!”
“保安的生活艰苦，这里条件差，你的身体却比来时健壮了。”
“是的，保安的小米、洋芋很有营养，这些山里长出来的东西，竟使我增加了体重。初来保安时，我不习惯吃小米，极想咖啡、黄油、面包、牛奶，竟然依照《字林西报》上介绍巧克力蛋糕烘制法试做蛋糕。伟大的试验失败后，我只得乖乖地吃小米，久而久之，才嚼出小米的甘甜味道来。今天，我是在保安吃最后一顿小米，要吃得饱饱的才能放碗。”
饭后，斯诺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我很幸运，有机会到陕北苏区来，记录了这里正在展开的一页历史，我是一个记者，有责任把它公诸于人民。主席，再见了!”
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再来。”
斯诺肯定地说：
“以后一定再来!”
“斯诺先生，祝你一路平安，早日抵达北平!”
毛泽东一直把斯诺送出院门外，驻足看着他渐渐远去。
第二天，海德姆恋恋不舍地为斯诺送行。斯诺把自己的一件黄色鹿皮夹克留给海德姆作纪念。海德姆紧紧握着斯诺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说：
“你回去写文章时，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如果国民党政府知道我在苏区，我的那些朋友就会受到牵连。美国还有我的一家人，我在苏区的事暴露了，他们的处境也会很危险。”
自此以后，海德姆便成了“马海德同志”或“马大夫”，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忠实地实践着毛泽东的重托。
斯诺则在10月22日到了西安，11月初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他苏区之行的消息。11月12日，他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分期刊出。随后，美、英多家报刊，接连发表斯诺所写关于苏区的报道，以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斯诺还参加和召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
在斯诺的支持下，1937年3月由王福时等人编译的中文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此书是关于斯诺对苏区介绍的大量材料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斯诺称赞此书是“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斯诺的前妻韦尔斯形容此书说：“对中国象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
后来斯诺在1937年7月完成了全面反映他苏区之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10月，《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立时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是“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此后，该书一版再版，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轰动了整个世界。
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于1938年2月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取名为《西行漫记》。当毛泽东看到《西行漫记》时，十分高兴地说：
“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春，斯诺在苏联采访三名女游击队员，问道：“是谁教会你们打仗的?”她们回答说：“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我们一些。我们从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了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3名女游击队员再也没有想到，站在她们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写这本书的。
斯诺在1944年还从一位缅甸青年那里得知，在缅甸的德钦族抗日游击队里，《西行漫记》中关于红军活动的事迹，被作为组织开展游击战的指导范例。
《红星照耀中国》更大的影响还是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从各地奔赴红星的所在地，不断地补充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这是后话。
且说10月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说：
“《10月份作战纲领》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文中说：
3个方面军会合后，为统一作战指挥，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3个方面军的前线作战事宜。3个方面军对朱德、张国焘两总的报告，朱德、张国焘两总对3个方面军的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革军委一份，以便密切前后方的联系。
10月1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他在停战命令中写道：
“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伯钧的亲笔信中，称他是“军中干才”。
10月16日，毛泽东起草发表以46人名义致蒋介石、西北各将领书。他写道：
“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恢复失地。”“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出席会议，林育英列席会议。毛泽东发言说：
“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2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红4方面军的同志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
与会者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是政治上、政治上、路线上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性质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为使红4方面军拥护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决定：派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到4方面军传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这一天，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军委，报告红4方面军军以上干部配备情况：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4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千，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第10、11、12师。
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13、14、15师。
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秩，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25、26、27师。
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88、89、90师。
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91、92、93师。
另有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刘希平。
欲知红4方面军果能顺利到达陕北否?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为庆祝1、2、4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实际上是为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在抗战时期的总纲领。他在1915年提出的中日之间在20年内有一场决死之战的担忧和预言，如今是被证实了。他自己也已经从一个年轻学子成长为三军统帅了。如今他又提出这一内涵深刻而又正确的纲领，别说是张国焘等野心家及当时的国民党人士，就是在他身边的人，恐怕都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在他人看来，毛泽东的这些话可能是策略，或者是大话，是空话。而更多的是其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后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不赞成。历史不是都一一验证了吗?知毛泽东者，从历史到如今，究竟有多少人呢?
第114章
“我们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
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
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话说1936年10月18日拂晓时分，红2方面军红6军团总务处长朱家胜带领一些勤杂人员，首先与红1方面军接应部队见面。红2方面军右纵队到达静会宁西北的老君铺，与红1方面军第2师5团会师。
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悼念鲁迅逝世发出3封电报：一封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一封是《为悼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封是《为追悼和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情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全苏区下半旗致哀。
同时，毛泽东在电文中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鲁迅遗体举行国葬。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了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是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
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被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
后来冯雪峰在1937年1、2月份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多次的长谈中，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对冯雪峰等人主持的鲁迅治丧工作给于了肯定。1956年，鲁迅墓被迁葬于虹口公园，毛泽东为其墓碑题写了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10月21日，红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及关向应率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聂荣臻、左权、邓小平在平丰镇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人亲切会面。
10月22日，红4方面军红5军与胡宗南部激战于华家岭，红5军损失1000余人，枪600余枝，副军长罗南辉牺牲。
此时，国民党军占领了西兰大道，并继续前进，红军处在南北夹击之中。宁夏战役已经无法顺利实施。
10月22日，红2方面军到达西吉县的隆德将台堡，同红1方面军红2师会师。红2师把5万块大洋、20头肥牛、2000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等物资，送给了红2方面军。两军指战员在将台堡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贺龙兴奋极了，他动情地说：
“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们都集合在毛主席的大旗下面，革命一定会发展，一定会胜利。”
至此，红军3大主力终于走到了一起。
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前敌总指挥，任弼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
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整，增加彭德怀、凯丰、邓发、林育英4人为政治局委员。
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说：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需要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至300元。”“在11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毛泽东嘱咐由叶剑英经手选择，由刘鼎经手购买。他还告诫叶剑英和刘鼎说：
“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要节约又节约，”“一切费用均需报账。”
后来，毛泽东又给叶剑英写信说：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再说红军3大主力会师，极大的震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调动260个团的优势兵力，欲乘红军十分疲劳立足未稳之际，从东南西3面夹击红军，仅在在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分4路向北进犯：一路是第3军王均部，一路是第37军毛炳文部，这2路为左路军，由会宁地区出发，直扑靖远;一路为胡宗南的第1军，共4个师，为中路军，由静宁地区出发，向海原杀来;一路为东北军第67军王以哲部和何柱国部骑兵军，为右路军，由隆德地区出发，向固原的黑城镇、七营方向进攻。
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对毛炳文、王均部予于牵制;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
10月2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军总部和各方面军，先在预设地区集中3个方面军的主力击破南敌，除去后顾之忧，而后再进攻宁夏。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
就在24日这一天，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第30军在靖远上游5公里处的红嘴子偷偷西渡黄河，因船在河心沙滩搁浅未成功。
这一天，中共中央得悉张国焘又命令红9军西渡黄河，立即致电张国焘说：
“9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而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4、5两军主力是否足够?”
10月25日，红30军88师第263团从靖远上游8公里处虎豹口渡河成功，抢占了黄河西岸滩头阵地，红30军全军相继过河。
10月25日，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30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溃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在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向北。”
军委决定：红4方面军的红9军暂不渡黄河，而以另外1个军接渡河向30军跟进，这两个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地区，向中卫方向延伸，侦查定远营、中卫情形。第二步以1个军攻占战略要地定远营。
红4方面军除渡河两个军以外，其余3个军与红2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其推进。
红1方面军主力在红4方面军渡河的两个军控制黄河西岸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进占进积、灵武地带。在南线敌人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红4方面军的红9军即从中宁渡河。
10月25日，毛泽东准备派彭雪枫化名为彭雨峰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前往绥远，同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事宜。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宜生主席先生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晋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3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地区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致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信写好了，毛泽东伫立在窗前，不住地抽着烟，一缕缕烟雾在空中缭绕。忽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来到不是别人，而是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彭雪枫。
毛泽东把写给傅作义的信拿过来，又看了一下，交给彭雪枫，说：
“雪枫同志，你的任务是，把这封信交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手里。今后，你是中共中央驻太原的代表，秘密与阎锡山谈判，争取阎锡山与我们合作抗日。”
彭雪枫说：
“主席，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艰巨，才特派你彭雪枫同志赴晋，认识认识那位老奸巨猾的军阀的嘛!我们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5个师借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想挤掉阎锡山。日寇西侵，灾难深重，严重威胁太原。最近阎锡山派员来，希望我们派代表去山西，与他先秘密接触谈判。他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派人前来请我军代表入晋是真诚的。但是，我与恩来商量，你还是先去绥远，与傅作义将军接洽，由傅作义向阎锡山转致我意，再赴太原见阎锡山，更为妥当。”
彭雪枫说：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碰到困难设法克服。”
10月26日，张国焘不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命令红9军和4方面军指挥部西渡黄河。
10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3、30军占领永登是对的。9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1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4、4军及5军、31军，2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1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0月27日，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目前作战重点应注重击南敌，停止过河。”“4方面军30、9两军及指挥部过河后，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过河部队应“以1个军向中卫延伸，1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10月27日这一天，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指挥部：4军、31军将在靖远下游渡河;命令他们将在河包口的船只顺水放下，接应红4军和红31军。
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说：
“张国焘在以各种方法破坏战役计划，而且还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名义发电报给渡河部队。”
聂荣臻也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
10月28日，陈昌浩连电中革军委，提出要求：不分散红4方面军，红31军、红4军都要过河西去。
10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中，再次声明说：
红军愿与一切国民党军队及南京政府停战，携手抗日。
此时的蒋介石，他估计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马，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两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于是，他于10月下旬亲赴西安部署军事计划，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到洛阳，以“避寿”为名，住了一个多月，调兵遣将，把嫡系精锐部队约20个师，摆在平汉线的郑州至汉口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集结待命。蒋介石命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处机场，调集100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候用，又调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余名高级军政大员集聚西安。
10月29日，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总指挥部说：
“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
这一天，担负掩护任务的红4军、红31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在郭城驿地区与尾追的胡宗南部激战后，拉到靖远县西北的三角城准备过河。此时，胡宗南部已经先控制了渡口，把红4军、红31军和张国焘阻拦在黄河东岸。
此时在黄河以西的4方面军的兵力有：
红9军：辖25、27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15发。
红30军：辖88、89师，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25发。
红5军：辖13、14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枝，每枝枪平均子弹5发。
骑兵师：共200人马，枪2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25发。
此外，还有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回民支队等，全军共21800余人。
而在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16014人马，马步芳的第2军25000人;民团107个团，人数多达15万余人。
马步芳见红军渡河西来，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已经投入了10万兵力阻击红军。
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红军3个军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坚持下，终于组织成了西路军，张国焘、陈昌浩信誓旦旦地要打通与苏联接壤的国际线。
此一去也有分教：眼见得羊入虎口，龙困沙滩，壮士饮恨，巾帼遭辱。
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一批据说是北京大学教授转来的一批物资，他立刻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火腿、时表各物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再也没有想到，他收到的这批物资，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期的朋友许德珩托人送来的。
当年，毛泽东离开北京后，许德珩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事件。后来，他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初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这是第一个中文译本。1936年，许德珩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与中共地下党干部徐冰发生了联系。一天，徐冰和他的夫人张晓梅来到许德珩家，他们谈到了陕北的情况，许德珩非常关系毛泽东和红军的处境，他问徐冰：
“陕北现在最缺什么?”
徐冰说：
“现在，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北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钟表。”
许德珩当即决定拿出自己的钱，要去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徐冰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许德珩拿出自己的积蓄，让夫人劳君展和张晓梅到东安市场，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回到家里，晓梅问：
“要不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
许德珩和劳君展说：
“不要，不要!”
当许德珩夫妇买的这些物品，托徐冰辗转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只知道是北京大学教授所赠，但不知道是何人所赠了。
毛泽东这封感谢信，许德珩自然没有收到。一直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才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许德珩看。
11月，毛泽东开始阅读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称赞说：
“这部书翻译得及时。”
到1937年4月，在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就用毛笔、红蓝铅笔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出了近13000字的批语，其中最长的一条多达1200字左右。毛泽东还用约10种符号，在书的原文中分别作出标记。
11月7日，由于毛泽东的信息从四面八方纷纷飘向阎锡山的办公桌上，阎锡山这天专门召集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开会，听听各方对山西形势的反应。阎锡山说：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是守中立，还是帮助日本反共，或者联合红军抗日。”
经过表决，与会者绝大多数赞同“联共抗日”。于是，阎锡山派出专员到陕北秘密同中共联系，要求毛泽东派出全权代表到太原洽谈。
11月10日，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临灃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曾在桃园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长沙周南中学读书;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到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12月以“丁玲”为笔名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她与丈夫胡也频及沈从文等人组织了《红黑社》，出版《红黑》半月刊。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胡也頻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丁玲没有后退，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主编;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她，关押在南京。1936年9月，丁玲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的南京，经上海、北平、西安到达陕北苏区。她是第一个来到苏区的知名作家。
11月10日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丁玲。周恩来先来了，他依然是保留着长征路蓄下的大胡子。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微笑着走了进来。他的颧骨突出，脸显得很长，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像个大锅盖扣在头上，本来就很高的身材，因为消瘦，再加上衣服太肥，就显得更瘦了。坐在门坎上的周恩来笑着说：
“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
毛泽东也笑着说：
“我还没有理发呢。”
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和丁玲握手，亲切地问道：
“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读了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你的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嘛。”
丁玲见到了除鲁迅之外她最敬仰的人。她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窑洞里摆了四五桌宴席，丰盛而不奢华。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及中宣部的人员都出席了欢迎会。中宣部长吴亮平主持宴会，丁玲被安排在首席。后来丁玲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晚会开得很热烈，到很晚方散。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专程到丁玲住的大院看望丁玲。当时和丁玲同住一间窑洞的李夫，在《女战士丁玲》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次走访的实况和她自己的感受：
“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n’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和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做过一片《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毛泽东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钦佩，曾说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在保安的几次晤谈中，毛泽东征询丁玲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丁玲提出建立文艺俱乐部，以组织苏区文艺运动的基本队伍。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建议成立正式的文艺团体。
11月15日，丁玲主持召开了一个有34人参加的成立文艺团体的筹备会。此后，经过紧张的筹备，仅仅用了1周的时间，征请会员、草拟会章等项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11月19日，红1军团奉命隐蔽于山城堡以南，红15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红2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一部也在此集结待命。
胡宗南占领同心城后，为抢头功，令其第1军主力两个师孤军深入，直插盐池，19日占领惠安堡;20日78师占领山城堡。此时，王以哲的67军也由预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11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军乘胡宗南的第78师由山城堡东出时，以埋伏在山城堡周围的各部从东南西3面发起猛烈击攻，经过1夜激战，歼灭胡宗南第78师廖昂的1个旅又2个团，计15000余人。
11月22日，毛泽东就此致电潘汉年说：
“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潘汉年是在10月间去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他首先拜会了宋庆龄，向宋庆龄转呈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宋庆龄完全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张，把毛泽东的嘱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四处奔波，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接洽。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果夫、张冲开始进行谈判。
11月22日下午，文艺团体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凯丰出席了大会。由李伯钊主持了会议，丁玲汇报了文艺团体筹备的经过。
会议确定了文艺团体的宗旨和任务是：
“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全体会员通过，把文艺团体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还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说：
“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方面，我们干的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毛泽东清了清嗓子又说：
“要抗日我们首先要停止内战。我们要从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要发展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张闻天、博古也在会上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进行了文艺表演。毛泽东说的一段笑话，李伯钊唱的一支情歌，都赢得了全场人的喝彩。
11月23日，丁玲在中国文艺协会第一次干事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会议结束后，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拜访毛泽东。此时在陕北的作家们大多都还担负着一定的实际工作。丁玲也要求毛泽东给她安排一点工作。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丁玲，一个文艺协会主任，又是大作家，不静心写作，你还打算做什么事呀?”
丁玲爽快地说：
“当红军。”
“当红军?”
“我要上前线当红军!”
毛泽东一听更高兴了，笑着说：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与胡宗南的最后一仗，现在还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毛泽东立即让工作人员通知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让丁玲跟随他奔赴前线。11月23日这一天，也就是丁玲在保安住了12天之后，她便以一个红军女战士的身份上了陇东前线。
后来，丁玲成为以聂荣臻为政委、以左权为代理军团长的红1方面红1军团中的一员。在前线，她结识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左权、萧克、陈伯钧等红军将领，写下了《速写彭德怀》、《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描写红军战斗生活的作品。
欲知丁玲后来如何发展，请看后边详述。
第115章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逮捕抗日爱国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女)7人;还查封了十几种抗日的进步刊物。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飈，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飈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飈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飈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飈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飈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飈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飈，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飈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飈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援绥通电，号召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援助绥远运动。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再次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希望蒋介石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1日，毛泽东给孙科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先生。”
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说：
“敝方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暂借30万元;敝军行动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
12月2日，张学良飞到洛阳向蒋介石“尸谏”，蒋介石训斥他说：
“有人在共匪未肃清之前，而高谈与日作战者，皆为国家之叛徒。”
张学良反驳说：
“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什么区别?”
蒋介石蛮横地说：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12月2日，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查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央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
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毛泽东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间，毛泽东在保安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贺清华这些随从的警卫员，也跟着旁听。他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他们知道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因为天气太冷，警卫员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的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
后来终于到了规定的烤火时候，贺清华才为毛泽东又生起了炭火。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毛泽东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他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他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贺清华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他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
“春秋时期，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间——辙乱旗靡之时。自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中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和总结。
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10日，毛泽东致张学良，他在信中写道：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对从洛阳来西安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兵谏。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前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蒋介石到西安后住在临潼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华清池的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到华清池。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在混战中，秘书萧乃华及蒋孝先被打死，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
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俘的俘，伤的伤，死的死。
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看见蒋介石所住的3号厅的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
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蒋介石。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他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惶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新城是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
与此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
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
“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去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周恩来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因彻夜工作，此时刚刚躺下。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电报，迅速浏览一遍，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说：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再打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立即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
毛泽东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西安，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说：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西安事变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又通报给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此时刘伯承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他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3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了“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西安。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地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依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服从他。”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张冲则建议约请中共在南京的秘密代表潘汉年商量，请求中共方面出面调停。
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3日这一天，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说：“请先释放介公回京。”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电文中又说，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革军委也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高桂滋是国民党第84师师长，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在写给高桂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党我军“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高桂滋在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文中首先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电文中说，张学良、杨虎城此次发动兵谏，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电文中又说，如果南京政府决定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将会引起“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电文中还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
电文中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说，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6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保安为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去延安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一行人将从延安乘飞机去西安。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翻遍人类历史，提出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蒋介石也常常把革命挂在嘴边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还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但他所说的“革命”，是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谚语云：乌鸦落在煤堆上，只看见别的黑，看不见自己黑。所以，当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别人要革自己的命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惜一切手段，颠倒黑白，甚至篡改历史，把对手说得如何如何的不堪，一无是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网上赠书启事
为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
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
《毛泽东大传》再版稿倾情大赠送。
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善。
请有兴趣的网友在QQ群327239730交流和下载，或在留言处留下您的邮箱。
如需电话联系，可拨打13937776295。
还需说明的是：保留对《毛泽东大传》的法律权利，请不要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公共平台、报刊发表和提供下载等商业行为，以防别有企图和收费等行为。
东方直心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