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
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
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2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决定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即对外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宣言向国民党中央宣布说：
“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希望贵党：1、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派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作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毛泽东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他专门在红军大学给学员们作了一次报告。有人担心地问：
“如果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
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日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径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中共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中共方面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以及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中共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认真看了中共的提案，他表示个人同意，同时说还要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下午，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他们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恩来等人非常高兴，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2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安抚张学良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他怕夜长梦多，蒋介石有变化，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由西安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他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桥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地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庆阳地区待命;红81师东进延安，接替了东北军两个师的防务。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将军。
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话》，训话称：“离开西安之前，张杨不再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中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些好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
毛泽东在声明中驳斥了蒋介石所谓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受“反动派煽惑”的谎言。他写道：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1、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2、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3、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4、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5、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6、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特意全文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六项协议。他接着写道：
蒋介石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席卷蒋氏而去”。
毛泽东在声明中再一次要求蒋介石立即撤兵，释放张学良回陕，保证西安协议之实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古来山中无虎猴称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和蒋介石如何斗智斗勇，请看下面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瞎指挥，一怒之下，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中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奉若神明;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是又要坏了大事么?
第117章
“延安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咱们要到陕北的
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
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
话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回部队奔赴抗日前线。听说一些人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学员中有不少人便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
一天， 毛泽东又来给学员们上课。他首先环视了一下教室，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
毛泽东突然提高了语调：
“这里我郑重宣布：凡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
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
“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30日，毛泽东给在红1军团的丁玲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他新作的一首词《临江仙》。
1937年1月1日，丁玲在庆阳前线收到聂荣臻转来的毛泽东发给她的电报，她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手捧电报，读了一遍又一遍，其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1937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制裁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尽快撤兵，以免爆发新的内战。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要求在两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团结干部。”
1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与国民党恢复谈判。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要坚持3个条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1月6日，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进行磋商。
1937年初，毛泽东为傅作义在1936年11月15日为收复日伪盘踞的战略据点大庙而发动的“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给傅作义发去贺电，称赞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毛泽东还派遣南汉宸秘密前往绥远慰问，向傅作义赠送锦旗一面。
1937年初，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严重，决定送他赴苏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他到苏联去。
1月初，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出生了。为贺子珍接生的是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同桂荣曾经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冬季的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气喘吁吁地跑到同桂荣家里，对同桂荣说：
“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
同桂荣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泽东住的地方，老远就听到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泽东看见同桂荣来了，说：
“刘嫂子，快来呀!”
同桂荣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冻得直打哆嗦。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同桂荣很生气地埋怨说：
“怎么能挑选这个地方生娃呀!”
毛泽东说：
“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泽东焦虑地问同桂荣怎么办?同桂荣先让贺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哭声，走过来风趣地说：
“哟，就生了?真快呀，像鸡下蛋一样，一滑溜就下来了。”
一句话逗得同桂荣与贺子珍都乐了。这时，急急赶来的医生为娃娃扎了脐带，将贺子珍抬回窑洞。同桂荣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包裹好，也抱回了窑洞，双手托着娃娃，仔细地端详着她的长相，看看娃娃长得像毛泽东还是像贺子珍。这娃娃生在苦难的岁月里，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着看人，真叫人心痛。同桂荣看了一会儿，就笑吟吟地把娃娃放在了贺子珍的身边，她跑回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
半年前刘志丹的牺牲，使同桂荣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她的记忆，慌忙中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那碗鸡蛋。当她推开毛泽东的房门时，看见贺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是谁送来的。同桂荣端着鸡蛋，木呆呆地站在贺子珍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毛泽东尽管已经是4个儿子、3个女儿的爸爸了，可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孩子们一个也没有在他身旁。杨开慧生的岸英、岸青、岸龙，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贺子珍在苏区生的小毛，一直托给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怎样。贺子珍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都送了人。现在，43岁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娃娃的诞生，听到了娃娃的第一声啼哭，对这个小生命格外爱怜。他抱起娃娃，仔细地端详着：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又看看疲惫的贺子珍，自言自语地说：
“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康克清、邓颖超、刘英、钟月林闻讯都赶来祝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她们问：
“子珍生了?顺利不顺利?”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
邓颖超抱起娃娃，看看她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
“真是个小娇娃呀，一个小娇娇。”
毛泽东闻言，忽然记起了《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话，便诵道：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娇娇为“毛娇娇”，有人叫娇娇为“贺娇娇”。娇娇长大了，就叫同桂荣“同妈妈”，或者叫“刘妈妈”。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娇娇从苏联回国，还托人送给同桂荣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迁往延安市。
延安城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城墙环绕，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周围有嘉岭山，俗称宝塔山，还有清凉山、凤凰山和万花山。
清凉山又称太和山，位于延安市东北部;凤凰山是延安的西北屏障与主要依托;万花山位于延安西南15公里处。
毛泽东在3天的行军途中，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说有笑。快到延安了，他对身边的人说：
“在陕北，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现在刚解放，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警卫员们马上回答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
1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一行走到杨家岭沟口时，延河对岸大砭沟一带已经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有一个老乡怕毛泽东走不了结了冰的延河，牵来了一匹头扎红布花球、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泽东骑着过河。毛泽东婉辞后，还是踏着冰走到了河对岸。早已集结在这里的延安、甘泉、鄜县的万余名市民农民顿时欢呼起来。
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尚未满月的毛娇娇，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城隍庙边李家石窑洞里。这个窑洞和陕北其它的窑洞一样，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头，后面是在黄土山腹中整理出来的平面。
这是3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其中的一间作为毛泽东的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还有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洗盆了。毛泽东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他在保安时曾经尝试着睡过。所以，他的卧室里还是摆放着一张南方式的木床，用四个杆子挂着一顶蚊帐。
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集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们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结束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变化，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有一天，他对马夫侯登科说：
“老侯啊，你喂的那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现在你愿意改行吗?”
老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他实实在在地说：
“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我仍然愿意跟着主席当马夫。”
毛泽东问：
“许多人都到前方当干部去了，你还在这里喂马，你愿意做这个工作吗?”
侯登科说：
“别人当干部，人家年轻有文化，我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我愿意给主席当一辈子马夫。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主席现在虽然不骑马了，可眼下通讯员送电报送信件送报纸，还需要这匹马呀。”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说：
“你愿意干这个工作，我也欢迎你在我身边工作。那你就再喂一段马吧。”
毛泽东到西北几个月后才能听懂当地老乡讲的话，他听到了上百种发音不清的方言，几乎很少见到会讲中国官方话的人。
陕北根本不出产大米，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金黄色的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尔吃一顿羊肉作为补养。
毛泽东热心地关照他的警卫员们进学校。陈昌奉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他对陈昌奉说：
“你已经跟着我6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陈昌奉说：
“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
陈昌奉说着，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滴到了洗脸盆里。毛泽东把准备好的本子和铅笔送给了陈昌奉。
毛泽东刚到延安不久，按照李富春提出的建议，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投入10本书流动，先由李富春读;3天后转给彭德怀;1个星期后，由彭德怀转给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刘晓;刘晓读1周转给周恩来;周读1星期后，再转给博古。由于当时书太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促进高级干部的学习。
毛泽东见手头和延安现有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根本不够用，就建议中央多拨一些经费，从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购买图书。同时在延安创办延安解放社和其它出版社、新华书店、图书馆等，把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书、从各城市买来的书 ，统统收归中央图书馆管理。
1月间，毛泽东致电李克农说：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历史的演义。”
李克农从西安等地把中国历史演义弄到延安后，毛泽东爱不释手，连续阅读，对其中精彩的部分反复翻看。
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副校长。毛泽东只在抗大教育委员会担任主席。
抗大设3个科，学员大多是来自部队，除少数是团级干部外，大多数是师、军及军团级的干部。
抗大的教员阵容相当强大，毛泽东作了很多著名的讲演，张闻天讲授战略学，博古讲授哲学，凯丰、吴亮平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
1月21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仅存的14000余人东返。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路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原来，红5军军长董振堂是在37年1月20日从高台县突围的。出城前，董振堂召开了50人的干部会，他号召说：“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给我们报仇的!”董振堂率部突围时，跳城而下，摔断腿部，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1岁。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头颅，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求他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已于21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到达黄河边，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同意红军支持东北军打一仗。他还说：
“已经交好的朋友不能放弃，搞好原朋友的关系，不会影响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我们要维护‘三位一体’。他们两个军要打仗，我们同意联合打，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在一起，不能丢下张、杨，失去张、杨这样的朋友。”
1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着翻译吴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说起这个史沫特莱，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她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6岁那年，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地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接触到的来自江西苏区的人们的叙述，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曾经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讯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从西北苏区来的冯雪峰，听他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她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她西安事变前，前往西北采访。在西安，红军驻西安的代表接见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曾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苏区。她首先在红1军团司令部所在地，受到了左权和陆定一的热情接待，也见到了她在上海时结识的朋友丁玲。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随后，她就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且说丁玲一回到延安，就在下午去看望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说：
“我收到《临江仙》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她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前线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很满意，问道：
“丁玲，你还想干什么?”
丁玲还是初识毛泽东不久的那句话：
“当红军。”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就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指定由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签发了丁玲任职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为难，她说：
“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鼓励她说：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你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丁玲仍然觉得有困难，就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说：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说：
“那我就试试吧。”
毛泽东还告诉她说：
“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番教育，深深打动了丁玲的心，她鼓足勇气，决心到中央警卫团去走马上任。丁玲到晚年还兴奋地说：
“我现在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丁玲就是在这一次和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又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送给了她。这是毛泽东平生中唯一创作书赠给女作家的词作。后来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丁玲为了珍藏这份文献，就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寄给了在重庆的胡风保管，这才使后人有幸看到这首词章。
再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后，对她来说，延安最吸引她的正像斯诺所写的那样：“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1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昂贵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史沫特莱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的：
“我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决定在午夜去拜访他。掀开一个棉门帘，进入了一个黑乎乎的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一堆堆书籍和文件报纸，也照着低矮的窑洞里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正好处在背光的地方。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袄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一块稍高的地方，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黑暗的窑洞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洞中的景物显得阴森美静，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那欣长而又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们姗姗走来，大声说道：“欢迎，欢迎。”说着便伸出他那修长、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紧紧握住我们。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互相打量着对方。毛泽东有一副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对他的倜傥气质和洞中阴暗的景色极不适应，以至毛泽东当时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
且说1月30日，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他的老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徐特立从绥德接回延安，准备为这位老战士举行60大寿庆祝会。
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祝贺徐特立2月1日60大寿，给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在信中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不是处处表现自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正是：祝寿古来信万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师德人病两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间。
再说这一天下午，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一起来到徐梦秋的住处，他们3个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正在那里凑句子，要写一首诗，为徐特立祝寿。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了，看到3个人那个认真的样子，高兴地笑了起来。丁玲把他们写的诗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
“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徐特立的窑洞，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为老人“暖寿”。毛泽东送给老师一盒寿糕，盒子上有他亲笔书写6个字：“坚强的老战士”。众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和徐特立一起吃了“长寿面”。
1937年2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了庆祝徐特立60大寿特刊，刊发了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题词。
这一天，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从瑞雪纷飞中来到中央会议厅，参加中共中央为徐特立祝寿的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会祝贺。
朱德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热情而真挚的贺词，他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佩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词中恳切地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
徐特立还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
欲知毛泽东和徐特立后来的友谊，请继续往下看。
第118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
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了内讧，少壮主战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军长王以哲。
2月4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致电王以哲的家属，对王以哲将军因“力主和平，力求团结统一”而遭杀害表示痛惜和哀悼。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小册子。范长江在路上和博古谈起红军长征的经过，他细心地倾听着，一一写进了《陕北之行》的通讯中。
早在1935年，范长江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很快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他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1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内记者。
2月9日，范长江等人经过3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范长江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在他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他想不到中共中央对他访问竟然如此重视。
范长江在抗日军政大学见到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范长江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之中。
中共中央为欢迎范长江举行了宴会。
晚上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明白了中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阶级矛盾应当服从民族矛盾。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
范长江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项要求和4项保证。5项要求是：
“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4项保证是：
“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彻底普选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9日、10日、12日，毛泽东3次致电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其主要内容是：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在2月15日这一天，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中共：1、彻底取消红军。2、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3、“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4、“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2月，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
这一段时间，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象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援西军自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
毛泽东同时电告周恩来说：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从2月中旬重新开始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谈判的。
周恩来等人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
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中共军队缩编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西安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作了评述。
3月5日，毛泽东就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10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中共的意见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周恩来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
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要求与蒋介石面谈。
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由西安回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一行归来。
3月10日，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3月1日他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
经彭雪枫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1日，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
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到1937年3月下旬，西路军由1936年10月的21800余人，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有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他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来时仅剩下8个人。王树声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跑回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加入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王树声10多岁时，就结识了董必武，受到不少新思想的启蒙教育。王树声闹革命是首先从自家亲人身上开刀，与家族中的恶霸地主毫不留情地作斗争。1927年黄麻起义，新生的人民政权仅存在21天，起义失败后，只剩下9名党员，和9个绿林似的人物，枪口对着枪口，王树声好不容易脱险。王树声打游击、反围剿，5次负伤，雪山翻了两次，草地过了3次。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是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人，无不沦落为乞丐、谁人能够想到，他们这一批未来共和国的将军们，是一路沿途乞讨，历经了一次次的惊险，方才回到了延安。西路军的领导人尚且如此，而那些千千万万的战士们，特别是女战士们，又是遭到了何等残酷的杀戮，何等不堪的蹂躏。
在红4方面军西路军彻底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的一天晚上，一阵哨声，把抗大学员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他传达了西路军失败的情况。林彪还未说完，整个会场已经是一片哭声，许世友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是无论如何，会场里还是无法安静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草草结束。
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2万多人几乎是全军覆没。那些死难者大多是红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1方面军的干部战士。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3月下旬，周恩来应邀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张冲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提出：国共合作必须有一明确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要周恩来起草这一纲领。
周恩来说到红军及边区问题。蒋介石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中共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如此坦诚，心情宽松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谈话”和祭黄陵文，是指同史沫特莱谈“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记录和毛泽东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在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边区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大会，毛泽东和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会议在8点开始，毛泽东先讲了话，他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会议一开始秩序井然，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的惨败时，突然有两个学员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议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钱钧尚未说完，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此时，会场上已经是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见张国焘不认账，立时火了，冲上去，随手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立时落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3月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与其说红4方面军西路军2万多名红军战士、优秀的中华儿女，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葬送于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西路军指战员们英勇悲壮、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革命斗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难怪他们的引路人张国焘这个以肃反名义屠杀了无数革命先烈的叛徒，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地，最终流落在异国它乡，落得个冻死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才真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快哉!快哉!
第119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
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话说在抗日军政大学批判张国焘错误大会的第2天，抗大分小组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1队的批判会上，许仕有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要求发言：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
在鄂豫皖曾经当过许仕有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他的秉性，见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劝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
许仕有根本不理会陈赓的好意，走上讲台，着着实实放了一炮，他说：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吗?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4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讲了!”
有人出来制止许仕有。许仕有怒目圆睁，吼道：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道理，真让人想不通……”
“许仕有，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有人喊道。许仕有也针锋相对：
“不准你胡说八道!”
许仕有终于把众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别山的土匪!”“打倒张国焘!”……
众人的呼声盖过了许仕有的声音，气得许仕有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指着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
“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许仕有突然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陈赓赶紧让人把他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连指导员问战士：
“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
有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毛泽东的学问大。于是大家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关领导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战士们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对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评。他们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闻言站了起来，诙谐地对在座的负责人们说：
“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给批了。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
毛泽东当即决定：
“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该负责的4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抗日军政大学突然发生了。
原来，延安的公安部门给中共中央打报告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的运动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本来红4方面军的学员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首先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
此时，红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到医院看许仕有，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样一连几天，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老同事，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眼下却都感到没有了出路。他左思右想，终于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许仕有对看望他的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说：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说：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
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经过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时，已经有20多个团职干部、两个营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于星期天也就是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汉中靠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亲自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自己的身上。
转眼就到了4月4日，准备出走的学员们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了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4军政委王建安身上。
王建安在这关键的时刻，幡然醒悟了。他对于此次行动，一开始就有些迟疑，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世友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他马上在下午3时左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抗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看了看表，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后，显得异常冷静，当即说道：
“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
说完，径自向毛泽东的办公室走去。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有些愕然，心想，现在刚刚开始批判国焘路线，今晚许世友却要带着几十个人出走，这影响太坏了。他越想越感到事态严重，随将手一挥：
“这还了得，全部给我抓起来!”
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了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也进了另一个教室。就在此时，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地包围了1、2队的教室，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地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一连捆了30多人。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
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世友的手，不意许世友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
“你们来捆吧!”
说是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
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
许仕有在晚饭后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第一次审讯：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你知道还有那些人想走?”
“谁告的密，你就去问他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
“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
许书友回到关押室，已经是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
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
“陈赓队长。”
“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小声说：
“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仕有想了一下，说：
“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的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 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
雷明珍是许仕有到延安后经人介绍认识的的一位投奔延安的革命女青年，不久便结了婚，他们夫妻之间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事实真相，要为不能陪她白头偕老向她道歉，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许仕有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还是上一次的那位小张又出现了。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1条烟。”
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许仕有问：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小张叹了一口气，说：
“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
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公开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雷明珍在信中写道：许仕有：
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
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道：
“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动着手，连划了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
说着掐灭烟头，在雷明珍的信纸上刷刷地写着“坚决离婚! 许仕有”，写罢交给小张。
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许仕有以为，自己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
此时，中央专门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经过初步审讯，一些大的问题基本弄清了。在如何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案：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个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样简单，不能枪毙。
毛泽东感觉许仕有的问题决非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看了许仕有写给他的信后，更坚定了他对这件事定性的认识。他为此还批评了不少人，他说：
“许仕有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掐灭烟头，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他走到门前拉开了门，对着门外的哨兵说道：
“通知司机出车!”
哨兵问：
“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将破晓时分，许仕有似睡非睡，隐隐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片刻间，“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位高个子战士说：
“许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提毛泽东则罢，一提起毛泽东，许仕有顿时怒火中烧，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去!”
此时，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员，还没有来得及将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告诉校方主要领导，毛泽东的车子已经驶进了校园大门，罗瑞卿紧随着毛泽东走了过来。值班员急忙迎上去，敬礼问好：
“主席，您早!”
毛泽东问：
“电话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
“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师长，他住哪儿?”
值班员用手一指一片丛林说：
“不远，就在那儿。我给你们带路。”
恰在此时，奉命通知许仕有的那两位战士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敬礼报告说：
“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仕有了。”
毛泽东边走边纠正道：
“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师长。”
“是!主席”
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毛泽东一行人来到窑洞前，值班员说：
“到了，许师长就住在这里。”
说着紧走几步先进了窑洞，对许世友说：
“许师长，毛主席来看望你了。”
许世友两眼充满了敌意，不肖地说：
“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仕有是被抓的人，还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泽东低着头进了窑洞，立在许仕有面前，说道：
“许师长，让你吃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4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罢，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许仕有连鞠3个躬。许仕有可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虚假和做作。他攥紧拳头，瞬间起身冲向毛泽东，挥拳就打。幸亏卫士们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头。许仕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
“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
罗瑞卿也不等毛泽东发话，吼道：
“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
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许仕有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仕有还不住地吼叫：
“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个疤!反正我许仕有这口气非出不可!”
吼罢又是一阵狂笑。
毛泽东对许仕有在红4方面军的情况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只是从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毛泽东对许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一些，是一个讲义气的草莽英雄。许仕有现在要动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对许仕有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许仕有与张国焘有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现再说吧。
许仕有经过这一番闹腾，被再度关了禁闭，他心里反倒平静多了，每当休息以后 就在屋里练起了功夫，他抡起室内唯一的木凳舞了起来。后来，他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要当面和毛泽东理论理论。
主管许仕有这一案件的康生，将许仕有的要求告诉了毛泽东：
“主席，许仕有要求见你一面，要当面与你理论。”
毛泽东说：
“让他来，我现在等他。”
康生告诉许仕有说：
“许仕有，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
许仕有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尽管是个粗人，却也有细心处，心想：他毛泽东既然要见我，我何不再试一试他的诚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震惊的要求，他说：
“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你再问一问毛泽东，我许仕有是军人出身，可不可以带枪去见他?”
许仕有此话一出，不要说康生，就连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许仕有上次与主席见面，他要打主席，这一次若是让他带枪去，他还不毙了主席?恰在此时，值班员走来说：
“毛主席来电话，请康生同志去接。”
康生来到值班室，拿起电话说：
“我是康生，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在那一端说：
“情况怎么样?”
“这里情况有变，许仕有又变卦了，说是要带枪见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这……”
“就这么办了!”
毛泽东的语气不容辩驳，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康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罗瑞卿挂电话，嘱咐他做好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罗瑞卿接了康生的电话，顿感如临大敌，许仕有的粗鲁他已经领教过，让他带枪见毛泽东，岂非儿戏，闹出大乱子如何了得?他马上和属下商量，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外加强警备。
再说康生来到许仕有的住处，如实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
“主席说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
康生让警卫员将许仕有的驳壳枪和子弹还了给他。毛泽东的胆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许仕有的意料之外，这一次却是他感到震惊了，自己本来是给毛泽东出一个难题，试探他一下，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这绝非是一般人的心胸和气度。许仕有在接过驳壳枪的一霎那，任他是再粗鲁的汉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康生已经观察到了许仕有那微妙的变化，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请你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
许仕有也不说话，将驳壳枪插入腰间，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车。康生将许仕有送到毛泽东的住地，许仕有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握在手中，径自朝毛泽东所住的院子里走去。许仕有以为，此时院子里一定是卫士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可是一路走来，并未见有一兵一卒，院子里静悄悄的。许仕有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门口，只见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燃着一支烟，徐徐地吐着烟雾，那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彻底征服了这位大别山里的汉子。
“是许仕有同志来了吗?”
许仕有听到毛泽东的呼唤，心如潮涌，进得屋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毛泽东面前，双手高举着驳壳枪，说：
“主席，我把枪交给您!我没有谋杀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
许世友低下头，泪流满面。毛泽东赶忙上前，用双手将许世友搀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来，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说：
“许师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你许仕有是武将，没有你们这一班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4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4方面军的干部无关。”
毛泽东此时也非常激动，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许仕有还是不放心，他问道：
“主席，我的错处您能谅解吗?”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请你记住。”
许仕有问：
“哪几句话?”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当然喽，除我例外。”
许仕有说：
“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毛泽东说起许仕有的名字，他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浓，‘有’字的财气太重，是否将‘仕’改为‘世’，将‘有’改为‘友’?这样，意思就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许仕有听了毛泽东的建议，从此改名叫许世友。
许世友看看天色不早，就要告辞了，他对毛泽东说：
“对反对分裂主义斗争，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还认识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到人站不住脚。”
后来，许世友在1941年3月，受毛泽东的委派，第一次踏上了山东大地。山东分局指定由许世友带领清河独立1团，由清河地区挺进胶东，统一指挥第5旅和第5支队。从此，许世友就战斗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到全国解放。
许世友在山东期间，遇上了一个美丽的山东姑娘叫田普。有一天，田普对许世友说：“旅长，这双特号鞋送给您，做的不好，请提意见。”从此，这位山东姑娘走进了许世友的情感世界。
欲知毛泽东与许世友的友谊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他们两个不但一生交恶，而且在性格、学识、为人处事方面都截然相反。蒋介石是以狡黠见长，而毛泽东则是以坦诚著称。蒋介石是以权术谋事笼络人，而毛泽东则是以其个性及其才智征服人。正像毛泽东对许世友所说的那样：“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岂止是许世友，且不说国民党和民主党、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国人，单就共产党内早期的领袖人物，前面已经讲过的，后边还要讲到的，除了像张国焘、王明等一类人物外，哪一个不是在斗争中打出来的战友和朋友?毛泽东一生充满了激情，为革命理想而斗，为人民事业而斗，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说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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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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