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毛泽东的代表是林伯渠，蒋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1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这一天，林伯渠乘车由延安到达黄陵，与各界代表共同举行了隆重的祭拜典礼。
在祭奠仪式上，邵力子诵读的祭文，国民党报纸没有共开发表，历史上也未见有记载，其内容不得而知。而林伯渠诵读的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全文如次：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虚。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25人在赴西安途中被土匪包围，刘伯承集合100多名干部战士出发救援，毛泽东闻讯赶来，向警卫团长招招手，急促地说：
“什么也不要考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来。”
毛泽东边说边挥手，示意部队立即出发。
原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25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一行25人，乘坐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敞篷卡车，出延安南门驶上通往西安的黄土公路，一路上黄尘滚滚，卡车上笑语阵阵。张云逸和孔石泉在车厢里分坐在周恩来两旁。张云逸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首长，主要任务是护送周恩来。孔石泉是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车上还有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以及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警卫战士、记者和翻译。
当汽车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时，突然遭到当地200余名土匪的袭击。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两个警卫班和随行人员来不及隐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受伤不能开车了，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驻守在劳山的红军通讯班，听到枪声立即向延安总部报告。刘伯承马上派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要他们即刻出动，赶往救援。刘伯承又命令中央警卫团长把身边的人员集合起来，把首长的马匹统统牵来，向劳山进发。
在劳山那边，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在几名干部战士的护卫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密林中，沿着一条小山沟，安全抵达三十里铺。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
这场战斗一共牺牲了11名干部战士。事后才弄明白，劳山事件是国民党和土匪策划的一个阴谋，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在前一天就已经将情报送出了。
周恩来等人返回延安后，中央领导纷纷前来慰问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时，两人都很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许久，才说出话来。周恩来在谈到殉难的干部战士时，眼中涌出了热泪。他对张云逸说：
“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恩来、张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张云逸把这张照片保留在身边，一直到去世。
有一天清晨，红军野战医院的医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拐峁医院来了一名重伤员，子弹打在胸部，伤势很重，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很难挽救伤员的性命。这个伤员在昏迷状态下，不时地以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在伤员偶尔清醒时，医生才弄明白，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未见过毛泽东，非常渴望能见一见毛泽东，哪怕是只看一眼也好。医院的领导担心毛泽东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况且他住的地方又比较远，在山边大路上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医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打个电话吧，让毛泽东知道这事就好。谁知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策马赶往医院。他对身边的人说：
“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赶上看看他?”
毛泽东平时不骑马，而这一次他跨上小黄马，放马直奔。小黄马喷着热气，毛泽东也热得满脸是汗。他一到医院，连忙走进病房，轻轻地来到伤员身旁，伤员激动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脸上浮现出微笑，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在场的人们，无不流泪。毛泽东含着泪，十分动情地说：
“你是我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毛泽东参加了烈士的追悼会，埋葬了烈士。他顾不得休息，马上赶回医院，走遍了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
毛泽东从清晨到黄昏，一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一点东西。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街上有卖东西的小店，就让警卫员卖了几个烧饼。警卫员把烧饼递给他，让他吃，毛泽东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说：
“我让你买烧饼，不是买给我吃的，我不饿。你们累了一天，你们吃吧。”
一个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住处，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吴莉莉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他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就是个改造。”
他又对着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三人共进晚餐。
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莱特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地，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
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跳。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地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莱特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
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象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与毛泽东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史沫特莱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1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
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毛泽东唯一缺乏的是歌咏的天赋。这位将要担当他英语教师的史默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积极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
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 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
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象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象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它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毛泽东说罢，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她们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名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出生于1911年。吴莉莉的英语讲得很好，她既是史沫特莱的中文教师，又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这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她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而且很有天分，又有自己的见解。她本来是一位演员，来到延安，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
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遍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还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贺子珍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了，争吵也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由此，她赌气不再当家属，她要求独立工作。此时的贺子珍，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她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贺子珍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贺子珍的愿望，她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果不其然，就在这个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又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文职人员考试。8月，尼姆到达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她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
“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在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方面，她的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尼姆是在1937年初从黄敬那里得知，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采访机会。
黄敬就是本传后边将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其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
且说尼姆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当时的西安已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由于此时中共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所以，他们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他们向延安发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就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
尼姆.韦尔斯4月30日于到达陕北苏区的三原，她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终于踏上了苏区的土地。尼姆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安排在第二天会见了她。
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尼姆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斯诺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它几个人的简要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尼姆说：她在整理材料时，就材料的取舍同斯诺发生了争论：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去苏区的念头，她说：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2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和尼姆的这次的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欲知毛泽东和尼姆后来的谈话内容?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1章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
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
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贺子珍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同其她的学员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抗大的学员是集体宿舍，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很少回家。
毛泽东与贺子珍此前的10年夫妻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的烟囱不冒烟，谁家的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以前，毛泽东生起气来，就对贺子珍以“武力威胁”、“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他往往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毛泽东如此，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和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也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地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地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误会，只要两人冷静下来，本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相互理解的。只是贺子珍太倔强了，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却不愿意和毛泽东沟通。她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她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就料想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她推开门就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3个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所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此时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本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连推带甩，力气大了一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她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也是贺子珍气昏了头，她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种架势，本来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他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由此，吴莉莉被“逐出”了延安。
再说1937年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中共中央派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的400余名红军指战员。
而此时的陈昌浩，已经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徐向前则到达了援西军驻地。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后来在5月7日，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迪化，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
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发言，他说：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地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后来，毛泽东又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发言。他分析了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他说：
“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为了停止国内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
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5月7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
朱德在党代会的几天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他为了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尼姆还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多次采访。
尼姆看出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是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象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
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少奇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准备提交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他的报告分3个部分，在第1部分中，特别批评了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
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当场宣布说，详细的讨论以后再召集会议，在白区代表会上，第1部分内容暂不报告。
就在5月16日这一天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延安的春夜是迷人的，新婚之夜更是难忘的。巧的是新郎新娘都属虎，罗荣桓比林月琴大12岁。35岁的罗荣桓为能找到林月琴这样的伴侣非常高兴。
罗荣桓最初结识自己的妻子林月琴时，林月琴才22岁。她端庄秀丽，而且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恋爱季节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20多人。
上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至24日、26日，白区代表大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在此期间，周恩来、林伯渠于5月23日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即：
“第1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2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中央要求周恩来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复电，他在回电中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致词，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大意义，并表示中共对合作的诚意。
此时，林月琴与罗荣桓结婚已有半个月了，毛泽东的警卫员找到她说：
“主席请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林月琴随着警卫员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1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谈到了形势，说罗荣桓很快就要到前线去。他还开玩笑说：
“你们新婚就别离，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马上说：
“我坚决支持。”
“好!”毛泽东说：“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送郎参军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提出他准备提交白区党代会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的报告。他准备提出的这份报告说：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在3月4日《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
在与会者的讨论中，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批评。
6月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少奇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6月4日，白区工作会议在毛泽东讲话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的草案不屑一顾，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恩来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
“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
“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恩来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蒋介石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来提出中共拟定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他们是：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说：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张闻天在复会的白区党代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被大会通过。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18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
徐向前顶着巨大的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红4方面军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他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窑洞里正在看一本书。这是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所著的《双清词集》。毛泽东在集子的扉页，看到了柳亚子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的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他立即写信给何香凝说：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两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
毛泽东在信中倍加称赞的这位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柳亚子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当他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以此歌颂毛泽东，并对老朋友寄以厚望
再说6月25日，中共中央为推动国共谈判之进展，又提出新方案15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做出让步。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由它指挥红军，意在剥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指挥权。谈判仍无进展。
6月下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到达延安。这是中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最初接触。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就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彭泽湘是以其中央特派员的名义，由香港到北平视察党务并联络知识界策动抗日的。他到北平后，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6月中旬，李锡九告诉彭泽湘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彭泽湘在延安受到了热情款待，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彭泽湘，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去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毛泽东分析了国家和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一个星期后，彭泽湘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
1937年7月5日，彭泽湘回到北平，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全体干部、部分骨干会议，介绍了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又谈到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7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和全国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各敌后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了这样的抗日民主政权。
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注意更广泛地吸收工农和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参加政权的管理，重新调整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人士间的关系，就使得这个政权比以前的工农革命政权更具有群众性和代表性。
欲知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如何开展工作，请看后边叙述。
第122章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
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
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话说1937年夏，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送给毛泽东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作了几次访问。毛泽东对尼姆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许多是请求解释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
“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泽东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尼姆：
“你的意见是什么?”
毛泽东的反问，使尼姆有些不安。后来尼姆才明白，毛泽东真的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象尼姆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安排时间，让尼姆做了一次采访，以表示友好。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欣赏智力的挑战，他知道尼姆学过黑格尔，他在尼姆的采访中同她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使尼姆非常高兴。尼姆心想：“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令尼姆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毛泽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再亲自做下去了，只好让他的助手吴亮平和张闻天帮助完成其余部分。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在7月份和后来的8月间，在延安的窑洞里把他所学的哲学著作，经过认真地思考、消化、研究、发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新的哲学论点。他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然后组织学员讨论，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他每讲一次课，都要认真地补充、完善一下授课大纲。如是多次反复，他对哲学基本理论有了深刻地理解和创造性的发挥。
《实践论》、《矛盾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部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论》中写道：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赞扬国民党第29军的抗日行动，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援助29军。通电中还呼吁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庐山
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再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
又派南汉宸以红军代表身份，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说：
“勿使忠勇的29军陷于孤军作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一文中写道：
“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7月13日，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庐山。蒋介石正邀请各界代表会谈，他对中共代表极为冷淡。
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了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全国局势，再次表示了共产党的抗战决心，提出与阎锡山商谈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
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约定：该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他说：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中国已临“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7日，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蒋介石虽然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问题上，转而采用哄骗手段，答应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其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恩来为主任，蒋介石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
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
7月18日，延安市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将士大会。
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要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
“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道：
“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发言代表们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的汇报后，明确回电指示：
“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之方针”。
此时在中共内部和红军中出现的右倾现象，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
7月，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后，丧失警惕，轻信允诺，将游击队集中于闽南漳浦，致使历经3年游击战争考验的近千人的部队，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包围缴械，造成惨重的损失。成为痛彻人心的“何鸣事件”。
何鸣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人枪。
7月22日晚，彭雪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拜会阎锡山。彭雪枫问：
“我红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阎主任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锡山说：
“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1、事先商量。2、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阎锡山说罢，也郑重其事地问彭雪枫说：
“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贵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彭将军现在不必回答，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先生及延安诸公考虑。”
第二天，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结果电告毛泽东，并报告说：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支，并为八路军住晋办事处配备汽车。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给学员们作报告，他说：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7月23日晚，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写道：
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因而，也就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其办法是依靠群众，结果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与此相反的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其办法也就不能不是压迫人民，结果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7月26日，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7月20 日的指示，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此时，彭雪枫再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红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说：
“请求贵军会合进军1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
7月28日，阎锡山复信毛泽东说：
“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
此时，也就是在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已经达到13.7亿元以上，占财政总支出的65.5%。到7月份，中央军已经整训了50个步兵师，每1个步兵师下设2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野炮兵团，加上工兵、辎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每师计13854人，马3508匹，各类火炮84门，并配备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中央军将空军整编为9个大队，全国设262个机场，拥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加上其它各地的武装力量，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他说：
“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闻讯北平、天津陷落，顿时着急了。他命令张冲急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驻守西安联络处的叶剑英急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毛不必去，朱必须去。”
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利用减租、减息、减税等合法斗争方式，以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
8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大会上讲演，他再次号召说：
“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
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后的一天晚上，张爱萍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叫他去一趟。张爱萍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问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样?还有没有其它想法?张爱萍说：
“我还是想到前线去。但我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我现在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这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只是感到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了。”
“学然后知不足嘛。”毛泽东说：“觉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现象，是进步的表现。只是不能以此减弱了信心。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毛泽东接着向张爱萍传授了他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张爱萍送来一封信，叮嘱张爱萍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还说：“一般地讲，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末了，毛泽东还叫张爱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张爱萍不知毛泽东还有什么安排，要谈什么话题，便一溜小跑赶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便坐下来望着毛泽东，只是笑，没有说话。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泽东非常认真。张爱萍兴奋地问：
“真的?去哪个部队?”
“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着说：“到上海去。”
张爱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想离开抗大是为了到部队去，到前线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说：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泽东说：
“到那里不能甩开膀子干是吧?不哟，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它，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我们要成立浙江省军委。你去当军委书记。现在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在那里，你去协助他把省军委组建起来。”
张爱萍还是不愿意去，嗫嚅道：
“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在那里做过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适。”
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了日本人必将进攻上海、蒋介石则一定会撤逃的原因;还讲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说明张爱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在市郊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问张爱萍还有什么要求。话说到这个份上，张爱萍再推辞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了，便提出要带几个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泽东满口应承着，当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明此事。罗瑞卿在电话那端说：
“让爱萍自己挑，他要谁给谁。”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几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吴克华等同志离开了延安，奔赴上海。途径西安时，便听到上海打响了的消息，更加钦敬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肩头上的重负。”
且说8月9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飞赴南京，与国民党共商国事。
这一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思想，指出持久战乃战胜日本的唯一途径，告诫国民党，不可因外交谋略而动摇持久抗日思想。
8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一起商讨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起草的合作宣言。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于12月23日离沪赴香港。
8月13日，尼姆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的10点主张告诉了她。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10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毛泽东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给尼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姆对毛泽东的评价是：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
8月中，尼姆打算去山西前线当战地记者，她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起初怀疑尼姆是否能胜任这种工作，后经尼姆反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写一封证明信，把她介绍给在前线的邓小平。
8月，中国文协主任丁玲和文协的吴奚如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到前线巡回演出。
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准备不足，她认为，让她这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在和丁玲研究西战团的工作方针时，几次找她谈话，毛泽东对她说：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要向群众和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的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兴致非常高，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毛泽东说：
“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让他们去前线是否合适?”
“这不要紧。对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见，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帮助他们。”
“明白了，主席。但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晓得怎么搞才好。”
毛泽东说：
“宣传要做到使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
由于史沫特莱的勤奋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毛泽东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莱学习。
8月中，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汇报演出。丁玲亲自登台，在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中，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工作人员。
此前，中央领导人如果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战团”为了树立新风建立舞台秩序，规定在演出中谁也不能从后台上下，以免影响观众。
这一次毛泽东迟到了，工作人员既兴奋又为难，兴奋的是毛泽东不请自来，为难的是谁也不敢让毛泽东从后台进去。没办法也只有硬着头皮向毛泽东讲了团里的新规定，说是让毛泽东等这个节目结束后再到台下去看戏。毛泽东一听，笑嘻嘻地说：
“好嘛，遵守你们的规定。”
于是，毛泽东就站在一侧，准备到闭幕时再到前台去。
此时演出正在进行，丁玲身穿着原来的一身灰军装，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装，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挑，就上了台。台下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出其不意地见丁玲出了场，轰地一声，满场皆笑。丁玲偷眼一瞥，看见台下一张张笑脸，一下子懵了。
毛泽东听到丁玲在台上的道白和台下的笑声，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从侧幕的缝隙中静静地望着台上。丁玲说台词，一脸的窘迫样，湖南口音很重，毛泽东看着她本色的表演，不禁哑然失笑，喜滋滋地自言自语说：
“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着对她说：
“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丁玲听了，很是惭愧。
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缔结军事合作协定。苏联以军事物资和专家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在新疆、甘肃等地相继建立了军事基地，苏联空军只供国民党政府调遣，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帮助国民党军队学会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
苏联对延安分送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以及政治读物，以至在延安出现了刻薄的讥讽：“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应之。”
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将全国划为4个战区：平汉、津浦两线为第1战区，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晋察冀为第2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江苏、浙江为第3战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闽粤为第4战区，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她说：
“我们的服务团虽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地深入大河，聚汇成若干河的水，变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流中。我们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8月18日，国共南京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原来，“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使中日之间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受到严重挫折，蒋介石这才开始对共产党方面做出了让步，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5000人，不再要求国民党委派参谋长、政训部主任和各级副职，军中一切职务均由中共自行安排。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他们是：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朱德 任弼时 关向应 凯丰 张国焘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林育英 林彪 聂荣臻 罗荣桓 张文彬 萧劲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钟 李富春 周子昆
张闻天主持了会议。会议议程是：1、政治任务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洛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人，都在会议上发了言。
大家基本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有的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要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来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以彭德怀为副书记。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
8月24日，毛泽东就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做总结报告，他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抗战爆发后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指导方针。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规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对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执行办法等作了完整的规定和具体说明。毛泽东深谙中国农民和各阶级状况，他极其精辟地说：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因此，为了减少共产党在农村发动抗日的阻力，团结一般地主一致对外;同时又适当地调整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改变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项政策，是符合整个民族抗战利益的，也符合地主和农民双方利益。对地主来说，实行减租减息，虽然削弱了封建剥削，但并没有消灭封建剥削，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地主，地主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比亡国对他来说，损失要小得多。实行减租减息，是要使“地主也能过活”。因此，大多数地主是能够接受的。对农民来说，实行交租交息，这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剥削，但比原来的封建剥削已经减轻了，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能够实现“农民有饭吃”。因此，广大农民也是愿意接受的。
随后，减租减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操作上的困难，有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首先是减租减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底该减多少呢?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原则规定和重要指示。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说，减租减息政策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应该交租交息”。
“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帐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此时，一些过去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有少数顽固分子，趁机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配的土地和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从而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留守处写了一份布告，严正声明，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取得的果实，以前“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一概“不准擅自变更”。对于汉奸的土地，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实行阶级路线，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大地主为汉奸者，坚决没收其土地;中层分子为汉奸者，在未得到民兵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少数大汉奸卖国贼;便于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过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和争取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此是后话。
再说8月25日，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育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其基本结构是：徐向前来自红4方面军;任弼时、贺龙来自红2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来自红1方面军;周恩来、林育英、刘伯承、叶剑英来自原中共中央。
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萧劲光为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党的政治路线，愿意做点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会议后红军如何实施改编，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3章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
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话说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将陕北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毛泽东提出干部人选，经中央军委讨论，确定名单，最后由中央政治局批准。毛泽东宣布了八路军领导人的任职命令：
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后称正、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
此时，红军总兵力一共是46000余人。主力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
第115师，以原红1方面军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为主，还有陕北红军第74师;全师15000人。
师长林彪，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
115师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政委萧华，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第685团，团长杨得志;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陆绍武。辖第687团，团长张绍东，第688团，团长陈锦秀。
第120师，以原红2方面军及陕北红27军、红28军、独立第1师、第2师为主，还有赤水警卫营、前委直一部;全师14000余人。
师长贺龙，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
120师下辖：第358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刘子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辖第715团、第716团。第359旅，旅长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717团、第718团。
第129师，以原红4方面军余部及陕北红29军、红30军为主，还有陕甘宁独立1、2、3、4团;全师13000余人。
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林育英，副主任宋任穷，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
129师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飈，辖第769团、第770团。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辖第771团、第772团。
另以萧劲光任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以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共计4000余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兼政委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傅钟。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一经传达，一枚枚的国民党帽徽摆在了红军指战员面前，它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想不通，也有的拒不换装。总政给全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奖章，又经过各级领导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才收起红军帽徽，不少人换装时还是流下了眼泪，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下来。
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委托，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领导。
8月30日和31日，毛泽东连发两道急电，令前往南京途中在西安停留的周恩来等人“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夏末秋初，抗大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在延安府衙门广场上，列队成排地坐在场院平地上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这一回专门给他们讲了恋爱问题的3个原则。毛泽东说：
“第1个原则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则。我们现在的革命任务是抗日救国，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说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2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反对男尊女卑，我们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3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1937年9月，湘鄂赣边区游击队代表，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问题时，竟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遣副司令、军需主任等条件。毛泽东立即电示湘鄂赣边区游击队说：
停止谈判，更换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从新提出有利条件。”部队由我们包办。“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个人。”
毛泽东又发出《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告诫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暗算，尤其是改编时，“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了抗日出师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上，全体指战员跟随朱德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此后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前，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们陆续到来，三三两两在聊天。朱德和刘伯承也显得特别开心，摄影记者徐肖冰忙着抢镜头。刘伯承对着徐肖冰伸出一只手，说：
“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徐肖冰一门心思在取景，随口问道：
“是下棋还是打球?”
“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地交过手哩!”
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认真地睁大了。徐肖冰闻言，感到非常惊讶，放下照相机问道：
“真的?开玩笑吧?”
“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要得。打过几仗。”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刘伯承笑着问：
“你说我们两个，哪个能打赢?”
徐肖冰看看这两位大领导，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朱德微笑着解释说：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
徐肖冰见朱德这样说，忍不住好奇地问：
“谁打赢了?”
刘伯承指着朱德笑着说：
“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徐肖冰听得目瞪口呆，他觉得这玩笑在大庭广众之下，未免开得太大了，没想到朱德却乐呵呵地说：
“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
刘伯承也笑呵呵地说：
“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霉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徐肖冰见两人笑得如此开心，瞬间便按下了快门。
自3日开始，八路军各部分路出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率领八路军总部，亦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指挥游击战争。
罗荣桓率领部队挺进山东敌后，在当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9月4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发电，告诉他说：
“此间组织战地服务团，丁玲为主任，共50余人。决定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太原到红军服务。请交涉沿途通过事宜。”
9月4日，毛泽东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发出一封指示电。
原来，一直高喊“守土抗战”的阎锡山在大同弃守后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感觉到不打一仗，难以向山西人民交代，可打一仗自己又力不胜任。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在指示电中写道：
“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代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抵达太原，会见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9月6日，陕北苏维埃政府宣布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拒绝国民党方面派遣任何人参与。
国民党政府承认划出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神府、关中部分地区，一共有25个县市，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
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赶往代县太和岭口阎锡山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商定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及成立第二战区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事宜。
9月8日，毛泽东又致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一电，说明西北战地服务团动身时间和行程，要求派人携通行证到吉县迎接。
再说9月初，尼姆离开延安。毛泽东在她临行前，告诉她说：
“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后来，尼姆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被称为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中译本曾名为《续西行漫记》。1949年，尼姆同斯诺离婚后，一直住在美国。尼姆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写出了17部书稿，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她的一位朋友问她：“你的这些书稿都不能出版，你还要写下去吗?”尼姆坚定地回答：“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9月初，离开延安的还有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在延安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个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和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更重要?”
毛泽东告诉她：
“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
这样，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带着伤病前往华北前线。此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治疗。她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3年，史默特莱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当她在伦敦逗留期间，不幸因病去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1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竖立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正是：异邦巾帼，万里奔波，为主义不分国界;
域外芳心，如铁如磐，留汗青魂系中华。
9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的番号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为正、副总司令。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解释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应包括：
“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6日，毛泽东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说：
“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中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6日，日军一部从天镇南下广灵，关东军由蔚县西进。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并希望八路军115师参加作战。
毛泽东致电林彪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林彪复电毛泽东说：
“想以陈光的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
9月17日，南口失守后，日军沿平汉、同蒲西路，向国民党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毛泽东决定改变八路军原来的部署。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文中说：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见，”决定变更部署：120师向晋西北管涔山等地活动，129师寻机向吕梁山脉活动，115师向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在山西北部、河北东部、察哈尔、热河、辽宁省南部，发起广大的游击战争。
9月19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说：
“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这是一个有共产党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委员代表有4人，他们是：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政治部副部长，另有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
续范亭，名培模，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09年续范亭加入中国同盟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6混成旅旅长;1933年任国民党新编第1军参谋长;1935年改任第1军总参议;他是一位爱国忧民、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国民党军将军，12月26日，为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军的入侵，在南京中山陵写下5首绝命诗，尔后剖腹自杀以明志，经抢救方得以脱险。抗战爆发后，续范亭先后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暂编第1师师长。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他们同北方局讨论八路军的行动方针。
9月21日晚，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毛泽东在谈到林彪决定“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时，说：
“这种1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行33人，从延安出发。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他们途径16个省市县及60多个村庄，6个月辗转3000余里。此后，西战团在华北大地上，奋斗了6年，足迹踏遍了华北的万山千水。1938年，丁玲又带领西战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4个半月。丁玲在1938年秋，离开西战团，留在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执行委员、文艺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常务理事。此是后话。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布两党合作抗日。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阎锡山电告朱德说：22日夜日军忽然偷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烈战斗。他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朱德接电后，同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说：
“115师应即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左翼。”
朱德、彭德怀把这一情况同时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这一具体军事行动时，他并不知道平型关战役已经在9月25日打响了。
9月25日，毛泽东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转告林彪，提出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
拟使用第115师配合国民党军一部，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收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4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4县建立根据地。如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抗战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计划，由于平型关战役已经打响，就被搁置了下来。
9月25日这一天，林彪、聂荣臻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的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设伏，首战大捷。杨得志、李天佑、杨勇等率部冲锋陷阵。杨得志率领的658团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所辖的2营5连连长曾贤生，一个人就刺死10多个日本兵。
平型关战役，115师歼敌板桓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1000余人，缴获汽车80多辆，九二野炮1门，七三七五炮弹3000余发，步枪300余枝，机枪20余挺及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115师在此战中也伤亡了1500余人，其中团级干部3人，营级干部5人。他们最大的教训是把日军包围分割冲垮之后，还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认为日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要他们投降，结果遭到钻在汽车底下的顽敌突然射击，致使部队伤亡陡增。林彪后来在10月27日，写成了《平型关战斗经验》一文，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首先呈送给了毛泽东。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贺电纷纷从全国各地飞向八路军总部、飞向115师师部。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说：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毛泽东借军中杨得志、杨成武、杨勇3员名将之姓，称之为“三阳(杨)开泰”。毛泽东在电文中又说：
“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3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的游击战略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26日，蒋介石得到朱德、彭德怀的报告，复电朱、彭说：
“25日电悉，25日一战，碎寇如麻，足徴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蒋介石又复朱德一电说：“电悉，接诵捷报，无比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随后，115师即于当地活动，派出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抗日运动。120师率三五八旅进入管涔山区，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开，并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晋西北各县开展群众工作。359旅派出一部，进入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说：
“我129师(缺一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9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中说：
“华北大局非常危险，”“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后来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领导敌后抗战，容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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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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