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军队，应采取爱护态度，不使
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力戒轻视、忽
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
话说1937年9月间，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他在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近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也就在这年的9月间，正忙于抗战大计的毛泽东后院却失了火，与他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决定要离开他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不断地呕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很清楚，贺子珍此时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系，就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就滞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她遇到了正要去延安的张国焘夫人杨子烈。
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毛泽东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是，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让人给毛泽东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她还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后来，贺子珍受王明、康生、陈云将于11月底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鈡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此时王明3人已经从苏联飞抵兰州，王明派陈云看望了他们。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谢觉哉后来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邓发任主任的中共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在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这次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还是没有回去。不久，除了徐梦秋留下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
贺子珍安顿好了以后，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此时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了，她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2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后来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的历史故事。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婚姻关系破裂，曾经说出了一番话，其中后边的几句非常惊人。她说：
“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
且说1937年10月初，阎锡山在忻口会战前，把周恩来请到他身边，帮助出谋划策，协调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周恩来将他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电告毛泽东。
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军队，应采取爱护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正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0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同意周恩来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
10月6日黎明时分，延安毛泽东的住处仍亮着灯火，毛泽东依然在研究忻口会战的计划。忻口会战即将开始，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显然是重视了晋北方向的防御，忽视了晋东方面的防御，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沿正太路向西进攻。毛泽东十分担心这一点。他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他写道：
“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为达此目的，必须：1、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2、要求卫立煌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3、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1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1个师左右，已处于我3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1个月，又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之进攻计划。”
毛泽东提出以115师主力北越，从东线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与120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进攻。他估计：如此则115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2000至2500。”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做出这样的牺牲，这在支持山西作战，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之战略目的，有很大意义。
10月10日，毛泽东预计到华北战场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指示115师一部留在以五台山脉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八路军总部率129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以实行战略展开，并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一个时期，针对一些指战员的疑惑，反复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在电文中说：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设想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10月10日，在延安枪杀女青年刘茜的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绩，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让他死在抗日的前线上。
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关于黄克功案件的明确态度。
黄克功，时年26岁。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担任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原任第15队队长，现任第6队队长。
刘茜，年仅16岁，山西定襄人，七七事变后，由家乡奔赴延安。她先是在抗大和黄克功在15队学习，后被编入陕北公学。刘茜不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此时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5队学习的刘茜，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功，二人之间的关系仓促地定了下来，并且公开化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俊俏而富于浪漫情调的刘茜，发现她与有着工农干部作风的黄克功无话可说，他们的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等有许多不同。而且黄克功还有不少缺点。刘茜遂提出要中断恋爱关系。
黄克功不甘心就此结束这段恋情，在9月5日那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试图强迫刘茜答应与他结婚。在遭到刘茜的拒绝后，黄克功说刘茜不忠贞，刘茜说：双方都有权另找对象。两人的口角越来越厉害，黄克功恼羞成怒，他拔出手枪威胁刘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嘭”的一声，刘茜应声倒在血泊中。
黄克功枪杀刘茜的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报刊将此事大肆渲染，称之为“桃色新闻”，对中共和陕北根据地进行攻击和污蔑。就是在根据地里，军民们也是群情激愤，舆论纷纷。
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研究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审判庭，审理此案。
黄克功在边区法院的审判庭上，诚恳认罪。法院判处他死刑，他也毫无怨言。但他敞开衬衣，指着身上的无数伤疤，在历数战斗经过之后，请求法院并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信说，不要让他死在法场上，而是让他戴罪立功，去战死在阵地上。
在法庭上的群众中，也有许多人竞相发言，说黄克功参加革命后，为党工作多年，立有大功，应宽大处理，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给他个改过的机会，主张免他死刑;还有不少老红军战士为之痛哭流涕。
法庭主席团见群众呼声太高，就给毛泽东及中央写信，要求改判。
毛泽东先后看了黄克功和雷经天的信，他主张边区政府司法机关应依法办事。毛泽东认为，功劳归功劳，杀人应当偿命，不能因为他是党的干部、又立过大功，就不依法处治。
于是，毛泽东在10月10日这一天，给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依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0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召开公审骇人听闻的黄克功情杀案。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刑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审判。
黄克功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说“她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
审判长雷经天问道：
“你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
“如果判处我死刑，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我请求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与敌人的冲杀中。”
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信，黄克功听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头。
雷经天庄严宣布：陕甘宁高等法院维持原判，将黄克功处以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者消沉情绪。刑警队押着黄克功向刑场走去。
干部群众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老百姓们无不称赞：共产党人是坚持法治的。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中共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新四军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下，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党内和军队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又重新抬头了。
10月，中共西安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市党部以扩大组织予以合法名义的花言巧语欺骗下，将在西北乃至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进步团体——西北救国会取消了。中共中央立即电令中共陕西省委，必须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从此事件中汲取教训;同时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此一时期党内还有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政府。甚至有的人连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了。就是在八路军中，也有指挥员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某旅长曾经向毛泽东递名片、讲究官场排场。
毛泽东和张闻天针对右倾事件不断发生，连续发出反对投降主义的指示，告诫全党说：
在统一战线中，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
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中，向全党指示说：
“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
10月，中共中央为了防止军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决定恢复八路军一度因国民党干扰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原来罗荣桓、关向应、林育英3人是按照国民党军队的建制，分别担任115师、120师、129师政训处主任;自此改称为八路军3个师的政治委员。
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相反，东北军53军第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的领导下，于1937年10月，将部队改称为人民自卫军，后来又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冀中大平原坚持游击战争，并创建了冀中根据地。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电示聂荣臻说：
“吕正操如能来延安，很想见见他。”
10月13日，忻口会战正式开始。周恩来在日军发动总攻前，致电毛泽东说：担心日军如猛攻忻口，卫立煌部是否有极大胜利把握尚难判断。
毛泽东在13日晚复电周恩来说：
“北面忻口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守备亦不大可靠。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的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
这一天，毛泽东第二次电告周恩来等人，提出准备于太原失守后，迅即执行原定的华北战略部署，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在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做战略反攻，坚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具体部署是：以现有太行山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5个至10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确保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等。
10月16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即“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和领导。
在忻口会战中，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国民党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遵照毛泽东“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115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先后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阳原、涞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南数县，直逼保安。
115师在此期间，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在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先后毙俘日军2300余人，焚毁汽车120多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发挥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
120师则切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占领雁门关，收复了雁北数县。
10月18日，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在雁门关伏击战中，取得了摧毁敌人汽车百余辆，歼敌数百人的胜利。
刚入晋的129师先遣队第769团进至崞县、代县之间，袭扰敌军。129师师部率第386旅的两个团驰援娘子关，在七亘村重迭设伏，在黄崖底、广阳山两次伏击，歼敌2000余人。娘子关日军的滞留，使日军截击太原国民党军的计划破产了。
10月19日，陈锡联、曾绍山率领129师769团以第3营为主力的部队，在代县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5架，歼灭敌守备队100余人。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大规模摧毁敌机，辉煌战绩立时传遍了全中国。
曾绍山，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民家庭，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和1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10岁那年，陈锡联给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误了给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顿。之后，他和母亲一起讨饭度日。14岁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的游击队。有一次，担任红4军10师30团团部指导员的陈锡联，和几个小伙伴因肚子饿，一起在镇上买了几个油饼吃。有人说他们组织什么委员会，要搞阴谋活动，张国焘知道了，指示把陈锡联等人抓起来，准备枪毙。徐向前闻讯，跑去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巴馋，哪懂什么委员会呀!批评教育一下，放掉他们吧。”后来，陈锡联常说，是徐总指挥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演说。全文敬录如次：
同志们：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锋队的任务。当为这个伟大的民族的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先锋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是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如果只是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道理一样，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有自由，是创造革命青年的场所。
鲁迅是从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稳定，那样清楚。托派成了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远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的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一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迫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他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的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的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串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2日，毛泽东、张国焘、萧劲光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写道：
“我们必须在1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办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安设立兵工厂造枪，并造土枪亦好。”
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他写道：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衷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要与同志们说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和联系群众。过去10年的经验均证明着，你们这次挖窑洞也证明着，将来在抗战过程中还要证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和克服活的敌人，与战胜日寇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在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方针，还要善于运用战略与战术，还要善于组织动员领导群众与争取同盟军等等工作，补充起来才行。
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陆续发扬与发挥起来，战胜日本，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毛泽东为八路军129师第771团被日军袭击一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说：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和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欲知八路军后来战绩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5章
“右倾投降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
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话说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
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是抗战“政治上、军事上的必需的条件”之一。
10月下旬，阎锡山向毛泽东提出：“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
毛泽东通过彭雪枫作了答复，向阎锡山提出了详细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阎锡山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等地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再说忻口会战，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937年11月2日，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经过英勇奋战，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在10万人左右。
11月7日，太原失守。
11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15师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还有一些干部，共约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局面。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非常尖锐地把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鲜明地提出在全党面前。毛泽东说：
“右倾投降主义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李德不同意毛泽东这个报告的内容，他认为，毛泽东所强调的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防止一切可能削弱以至分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骗局，一种煽动。
11月间，柯仲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广南县人。他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秘书。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归国到了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柯仲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担任了边区文教副主任一职。
在入冬(1937年11月8日立冬——笔者注)后的某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报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于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中共到达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毛泽东那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打着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穿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一个长木桌后面，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演讲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了学员们中间。方志纯很想上去向毛泽东问好，但他又怕毛泽东不记得他了。
本传第三卷已经讲过，方志纯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见过毛泽东一面，并汇报了工作。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10军被改编为红11军。方志纯、邵式平也被另行分配了工作。红军长征后，他们被留在了南方。直到“西安事变”后，方志纯才风尘仆仆地奔向陕北，于1937年10月间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
且说方志纯正在犹豫间，毛泽东很快发现了他，并主动和他打招呼。方志纯赶忙上前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伸出手，用力地握着方志纯，热情地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方志纯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既激动，又高兴。毛泽东又告诉他：
“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方志纯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来谈谈。”
“好，好。”
方志纯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返回讲台上继续演讲。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了，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围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
一位女青年端着1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1杯。”
毛泽东见这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他认出了她就是在听报告时坐在最前排的那位不时做着记录的女青年。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女青年见毛泽东没有喝酒，也不便勉强，就转身回到自己的桌旁。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第2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东部的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已经60岁了，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30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她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李德文本来是满心盼望栾氏给他生一个儿子，可当他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自己新生的女儿叫做“进孩”，也就是“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就是从这里来的。江青的母亲栾氏为女儿起了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的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母亲白天为她缠上脚，她晚上就撕掉了。到头来，江青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一生由一个学徒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不容易。就在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家当典入土地而赔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为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这个小老婆的缘故。于是，李德文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
自此，李德文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在江青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是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里，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1只碗。李德文又打又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2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1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条好汉。江青曾天真地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说：
“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1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1926年，12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栾氏再无力供应女儿读书。这年冬天，栾氏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那时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母女又随姐夫王克铭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要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栾氏心酸落泪了，说：
“你一个还不到15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
1929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2元的津贴。江青马上报了名。刚刚15岁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江青的文学底蕴也发挥了作用，她虽是一口土腔，但谈吐清晰稳健大方，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透出一股英气。加上学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吴瑞燕女士马上拍板录取。
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在济南文庙。由于文庙太大，学生们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随便走动。有男学生出主意说，谁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们也只是空口说说而已，谁也不敢去做。江青偏不信这个邪，她就在半夜间去拿了那顶平天冠来，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唬住了。
实验剧院教授京昆及话剧。江青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习表演现代戏，而且还接触各种乐器;后来终于拉得一手好二胡。实验剧院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江青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滴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出更多的泪水。校长和她的老师赞扬她的表演水平，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这年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院长赵太侔出任蔡元培刚刚筹备创立的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
年仅16岁的江青和一些同学随着王泊生院长及其夫人吴瑞燕，到北平去演出。江青出发前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只是到了火车站才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江青在北平几个月，主演过《玉堂春》。由于她衣着寒酸，被褥单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经常，在北平根本不适宜她发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江青在济南又到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在济南、青岛、烟台一带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岛大学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师的赵太侔。赵太侔安排江青到文学系作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赵太侔考虑到江青生活困难，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兼管理员，负责填写卡片和收发图书，每月30元薪水。她给母亲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销。这个工作同时使江青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强，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她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要求她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她还写诗歌，她的作品经常在学校文艺园地和其它刊物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江青对赵太侔说：
“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赵太侔立即反问：
“你也要去捣乱?你也想惹麻烦吗?”
江青吓得不敢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从此，倔强的她再也不去听他的课了。
此时，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江青也投入了学生运动，她参加了学生领袖之一的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到工厂和农村的演出，她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惨事》。自从表演抗日剧目以后，江青就成为学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内弟，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比江青大3岁。江青在赵太侔的家里，认识了赵太侔的夫人、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成员、话剧界的明星俞珊，又通过俞珊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
俞启威先是在1930年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和后来改名为王林的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王韬同住一室，不久，被王韬发展成为中共党员。俞启威在他姐姐俞珊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南国社”。
俞启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他对自己的身高很遗憾，就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他对自己的一头黑色卷发，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常常搽发油将卷发梳平。而此时的江青，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江青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使她对俞启威油头粉面的样子有些厌恶。
1932年春，江青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
1933年2月，江青在化名为李春亭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和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韬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正是王韬和俞启威。
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宣誓已毕，市委书记祖茂林讲了话，他对江青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江青难以接受的任务。他说：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建立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组织会随时通知你。”
这个只有19岁的大姑娘为难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犹豫，就说：
“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
江青想想刚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对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说：
“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此后，俞启威也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后来，这对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个月，为青岛中共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
欲知江青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6章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3年7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被捕入狱，王韬只身逃脱。从此，江青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中共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此时，使她更想不到的是，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终于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先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
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江青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廖沫沙的爱人回家后，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要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又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想到过几天真的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橱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闻言，大为不悦，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说罢转身离去，再未登门。
后来，江青又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1931年，周扬在上海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刊》。1935年，担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江青她急于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恳切地提出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也是手头拮据，急于找到工作。但是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对于并不太了解的江青，他们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只谈一些江青在演艺方面的设想，闭口不谈了解和接纳江青的组织关系。
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他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以“李鹤”的名字先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找到了一份工作，结束了1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还有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又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中共党的怀抱。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不顾环境，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中共党组织控制。
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等文章。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1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作滑到，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到了肚子里。
在警察局里，特务头子一听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政治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同在一个房间的一个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
因为没有查出江青有什么罪证，由于地下党组织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释放了。
江青出狱时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党组织安排将要回浙江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探亲的徐明清，将江青带到她的老家治病疗养。
1935年2月初，已经康复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回到济南，探望了母亲和姐姐。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时，江青接到中共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通知，要她以演员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为蓝苹。这是因为，党组织考虑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有江青两个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天，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们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尽管江青想从事工人运动，不愿再去演戏，但这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赶上协会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编剧导演经过测试，决定由赵丹、江青主演该剧。江青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反复阅读鲁迅1923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与娜拉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的21岁的江青，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鲁迅先生也曾去观看了演出。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民报》、《晨报》都载文高度评价了江青的演出。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江青的大幅剧照。
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翘，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挺迷人的。她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丽。《民报》记者李成在采访她以后，称赞她在成了名演员以后，在舞台下“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此时的江青虽然已经成了明星，但她在生活上还是艰苦的，每个月就想着节省几个钱，补贴家用。所以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给母亲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销。与她同岁的好朋友秦桂珍曾问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摊说：
“没钱呀!”
秦桂贞还发现，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秦桂贞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江青说：
“没饭票了!”
此时，《娜拉》的导演之一张庚，迷上了江青，他曾说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江青却处处使张庚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张庚终于开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当的拒绝。张庚出于报复，就到处散步她的谣言。
当时有一个与江青同岁的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长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艺，为人热情，性格有点像吴语一样，软绵绵的，属于人们眼中的“奶油小生”。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他于1934年秋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
唐纳看了江青演的话剧《娜拉》后，就迷上了江青。
后来，江青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袁牧之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时，邀请唐纳领衔主演，于是，唐纳便从“艺华”调入“电通”，同时主编《电影画报》。江青和唐纳在《都市风光》中，同时饰演角色，朝夕相处，两个年轻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扬告诉江青说：
“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周扬说：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再次摇摇头，说：
“不知道。”
唐纳真诚地爱着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结婚，都遭到了江青的坚决反对。江青由她父亲欺侮她母亲，联想到她所接触的一些男人，曾经得出了一个过激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江青的叛逆性格在《民报》记者李成采访她的时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访时问道：
“小姐已经结过婚没有?”
江青笑嘻嘻地说：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地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李成不等她把话说完，抢上去问：
“小姐可否把爱人的名字告诉我?”
江青说：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是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说，江青看上去很俏丽淳朴，可她的性格就像一个男人。
江青对报纸上对她的炒作，并没有陶醉。她于1936年1月1日在《大晚报》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说的见解。她写道：“很明显的例子，如果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入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1936年6月到8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3篇文章。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以鲁迅为首的人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以周扬为首的人提倡“国防文学”之争。周扬以党的领导者身份组织围攻鲁迅。鲁迅称他们中的4人为打上门来的“4条汉子”。鲁迅说：
“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恨起来了。”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
“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认为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说得太霸道。联系周扬对唐纳的态度，反映了周扬等人“唯我马头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
周扬为证明他“国防文学”的观点，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说这个剧写出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
“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得多。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12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
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和成立“文艺家协会”的辛辣的评价。只听夏衍接着说：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觉得这话特别刺耳，她微微一笑，说：
“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飞语也满天飞：
“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一向喜欢鲁迅杂文的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又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
江青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像钢条一样坚不可折。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王洞若写信给在西安的徐明清说：
“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还告诉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地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1937年5月份，江青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此时，她的姐夫已经去世，她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归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这正是：旧怨新仇来心底，拳经脚法各有术。
欲知江青到延安以后的情况，请看下一章。
第127章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
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话说1937年7月下旬，江青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来到西安。她按照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安排，到西安北大街幼稚园找到了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徐明清。
徐明清自然是江青的老熟人，她不但是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和夜校时的同事，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徐明清是在1935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3个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在被关押1年多之后，被人保释出来，又被组织重新安排了工作。她此时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和徐明清再次相见，分外高兴。徐明清带着她来到西安七贤庄中共中央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负责人博古。博古了解了江青的情况后，同意她去延安，让她搬到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江青在办事处填写登记表时，想到李云鹤是她的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即将进入革命圣地，应该有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她马上想起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句，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写为“江青”。
江青在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还有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人。
1937年8月，江青与其他去延安的人一起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出西安北行。他们在半路上遇到大雨无法前进，只得改乘马匹。从未骑过马的江青，两天后才非常艰难地到达了延安南边80公里的洛川。
8月25日，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叶子龙和与会者听说新来了一批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欢迎。江青和每一位领导人握手，这一夜，她激动得没有睡好觉。这是叶子龙第一次见到江青。
第2天，一个即将回延安的车队整装待发，当江青等人登上一辆汽车时，有人指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迈着稳健步伐，在众人的目光下走向一辆汽车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这是江青第一次远远地看见毛泽东。
江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延安第二招待所食宿，她在住宿登记表上自豪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江青。
党组织在安排江青的工作之前，对她的党籍问题进行了例行审查。她在青岛时期的表现，可以由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也就是现在的黄敬做证明，她在上海时期的表现，有王洞若和徐明清的介绍。而此时，黄敬来延安参加会议，徐明清也调到了延安，由于他们的证明，江青被恢复了1933年的党籍。
不久，党组织安排江青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便她适应陕北的生活，同时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江青脱去半旧的蓝色旗袍，换上陕北农村妇女黑色或蓝色的衣服，头上包着头巾，和农民打成一片。她终于向党组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决定，让江青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1月，江青搬进了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她在党校第12班的学习生活。江青穿着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着两条辫子，辫稍上还系上了不太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10个女生之一。
自此，江青在党校的学习，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前面已经讲了毛泽东和江青初识的情况。江青在这天听了毛泽东演讲的哲学问题以后，晚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此时的江青对于哲学知之甚少，她听得很吃力，虽然不停地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记得也很费劲。她感到还有不少问题自己弄不明白。于是，她就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于1933年入党，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先后在舞台和电影中演出。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12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中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如能得到你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3时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3次了，这幸福的第4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12班学员 江 青
江青这一封信，不用说她那一手写得很好的楷书字和如此流畅的文笔，单是她那苦难的出身和经历以及她那泼辣的个性，都会引起毛泽东的好奇和欣赏。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这封信送进城去，送给毛泽东居处的警卫手里。
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的房间里收拾得比较利索，已经把桌子上的文件收到了后面，用报纸盖上。这和党内其他干部们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悠然地点着一支烟，对坐在对面的江青说：
“你提的问题很深刻，说明你学习很认真，这是其他同志没有提到的问题，我很高兴和你一块儿探讨。”
江青虽然鼓起勇气来见毛泽东，但当她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领袖的时候，还是十分紧张。毛泽东从来就是平易近人态度温和，他的和蔼亲切使江青也逐渐放松起来。江青聆听着毛泽东的解答，也不断地回答着毛泽东的提问。
江青反应快，又善解人意，当毛泽东要吸烟时，她立即把烟拿来递在毛泽东手里，并且还给他点燃好。她发现毛泽东的茶水凉了，轻轻地换上热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把茶杯的把儿正对着毛泽东伸手的方向，拿起来非常方便。
时间过得真快，谈话已经过了两个多种头。毛泽东的秘书来说：
“主席，该去开会了。”
毛泽东结束了谈话，把江青送到门口，握着她的手说：
“再见!希望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
江青走到值班卫士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再见!”
下一个周日，江青又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个人已经熟悉了，江青就一面说话，一面手脚麻利地替毛泽东收拾房间。
后来，江青经常不断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部分都是在周日。有时毛泽东还让她在这里吃饭。吃饭前，江青主动拿来毛巾，递给毛泽东擦手擦脸。毛泽东需要看书时，江青会马上把书取来，翻到毛泽东要看的那一部分。
江青在晚上离开杨家冷时，毛泽东为了她的安全，就让警卫员送她。江青不会骑马，警卫员就从马厩里选出一匹最老实的马，让她骑上，自己在前边牵着马缰，把她送到桥儿沟，再骑马回来。
话分两头，再说1937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通知方志纯说：
“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下午4点多钟，方志纯随着李富春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见毛泽东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站在门口迎接他，就赶紧上前握手问好。走进窑洞，方志纯打量了一下四壁，墙上唯有一张军用地图。室内摆设也非常简陋，有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几张椅子。方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笔墨纸砚等。毛泽东热情地招呼方志纯在一把椅子上落坐，关切地问道：
“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
“还可以!”方志纯回答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这就好，四海为家嘛!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方志纯心情沉重地说：
“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的。”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泽东面色凝重，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纯有些激动了，他说：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泽东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10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当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
方志纯忿忿地说：
“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泽东沉默了片刻，又关心地问：“现在赣东北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毛泽东说罢，又问方志纯：“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方志纯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鼓励道：
“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方志纯这才说：
“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他又对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说：
“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说：
“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方志纯见夜幕已经降临了，便起身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令方志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整整3个年头。
且说此时的西北高原上已经很冷了，毛泽东穿的那件旧棉衣已经不成样子了，但是不管谁劝，他就是不肯换新的。警卫员们找到管理部门，让他们想法给毛泽东做一件新的阴丹士林布的棉衣。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要是直接把新棉衣拿给他，他肯定不会要，更不会穿。几个人想出个办法，趁他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把新棉衣轻轻放下。等他醒来时，没有了旧棉衣，就只好穿新棉衣了。再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做好，两件换着穿。
警卫员们依计而行，换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旧棉衣拆了，谁知这一拆才知道，这件旧棉衣的布已经糟了，就是神手，也难以照原样缝起来了。
毛泽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不见了。他把警卫员叫进来，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看样子，那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
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着。毛泽东看着警卫员着急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那，你看怎么办?”
警卫员一看有门儿了，马上高兴地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
毛泽东说着，拿起那件新棉衣，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照办了。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人中断关系整整10年后，写出的第1封信。毛泽东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
原来，在这1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毛泽东欣喜不已。文运昌在信中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叙说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被以“共匪头目亲属”的罪名，遭到许克祥派兵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经于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自己受到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了文运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毛泽东由此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复信。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提到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他给在湖南工作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然而此时韶山的热血青年们，正一批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涌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11月底，毛泽东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那里获悉：小弟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一家人有了下落，而且还搬回了韶山。
原来在1928年春，毛楚雄出生还不到1岁，母亲周文楠就被捕入狱。毛楚雄由他的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抚养。为了安全，外婆周陈轩让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下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周文楠随彭德怀的部队撤往苏区后，毛楚雄留在长沙与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相依为命。1935年，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在桂园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外婆告诉他父亲毛泽覃在瑞金牺牲的消息后，他失声痛哭。1937年5月，周陈轩遇见了一位韶山妇女，继之与韶山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1月间，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报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况。徐特立指示说：“今后要好好照顾他们。”11月底，毛特夫、近门叔叔毛泽连将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及舅舅周自娱接回韶山上屋场居住。外婆激动地说：
“楚雄，你是韶山人，从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该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点点头，说：
“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陈轩、舅舅周自娱。
毛泽东得到这个好消息，心里很是高兴。自此，心中时时牵挂着小弟的这个遗孤。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以及赴苏汇报工作的陈云，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飞抵延安。
王明在回国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康生、邓发以及刚从南俄疗养回来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需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想回国工作。”
季米特洛夫说：
“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邓发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斯大林又接见了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斯大林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他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斯大林问王稼祥：
“红军还有多少人?”
王稼祥说：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
王明插话说：
“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说：
“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人，不是30多万人。”
斯大林说：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在党内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苏联，颇受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临行前，特意嘱咐他说：
“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陈云离开莫斯科，到了新疆。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决了一直追随张国焘的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作茧自缚难逃脱。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环命难活。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王明。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很是高兴。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此时，毛泽东也迎接了第一批从家乡韶山来到延安的亲人。他们是毛泽全、毛泽青和堂侄毛远耀、毛远翥兄弟。
毛远耀，字卓夫，1912年出生。毛远翥，字任夫，号自财，1918年出生。
本传第三卷已经说过，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不久印刷厂前往天津。
后来在1931年，毛远耀和毛特夫随堂叔毛泽民从天津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1933年5月，秘密印刷厂被国民党政府查禁，毛特夫奉命去赣东北苏区;毛远耀留在上海秘密活动。1936年，毛特夫和毛远耀及妻子胡觉民先后回到韶山，以教书为生。
此次毛泽全一行到延安后，首先见到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由毛泽民安排，在第3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毛泽全4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接家乡来的客人。毛远翥看到三叔穿着灰军装，头戴八角帽，清瘦的脸，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便兴奋地喊了一声：“三叔。”
其他3个人也喊着：“三哥。”“三叔。”
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
“你们来了，好哇!”他指着毛泽青说：“你是泽青——万才老弟。”又指着毛泽全说：“你是十二老弟——泽全。”最后指着毛远耀兄弟说：“你是远耀，你父亲是智珠四哥。你是远翥，是远耀的弟弟吧。家里人还好吧?”
毛远翥说：
“都好，谢谢三叔。”
他觉得三叔离家10多年了，还记得家乡的亲人，心里热乎乎的。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家乡许多事情，还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等烈士的情况。待众人回答后，他又问：
“庞叔侃是如何牺牲的?在哪里被杀的?”
“1927年10月，被杀害于湘潭十七总的柳林巷。”毛远耀说：“是敌人用梭镖捅死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到延安来，这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呀!”
毛泽全说：
“我不怕吃苦!”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们愿意干点什么工作呢?”
这几个人来延安只是想着干革命，至于做什么工作却没有想过。毛泽东一问，他们一时都没有回答上来。还是毛远翥说了一句：
“我们听叔叔的安排嘛。”
“听党的安排!”毛泽东纠正说;他指着毛泽全、毛远耀：“好!你们二人去抗大学习。”
在毛泽东看来，毛泽全、毛远耀读过一些书，有些文化，他们是可造就的。他又指着毛泽青和毛远翥说：
“你们俩去中央印刷厂做学徒。”
几个人见毛泽东把他们分作两处工作和学习，不知如何是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毛泽东见了，就安慰他们说：
“你们去工厂，去抗大，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学习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干革命。”
他见毛泽青和毛远翥仍然不言不语，又说道：
“你们两人去印刷厂，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将来还有专门学习的机会。”
1937年底，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叶挺，向他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大会上讲话说：
“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单独接见了21岁的堂弟毛泽青。毛泽东说：
“万才老弟，你到延安来了很好哇!”
毛泽青接口说：
“我是来找三哥一起干革命，为穷人谋出路的。”
毛泽青号运才、咏才，韶山方言把“咏”说成“万”，故人称万才。他祖父是毛德臣，姐姐是毛泽建，因之他是毛泽东的嫡亲堂弟，排行第十，是同辈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毛泽东笑着说：
“万才老弟，你为什么想到要为穷人找出路呢?”
毛泽青说：
“因为我也是穷人，好人总是受压迫受剥削。”
“那你为什么到延安来呢?”
“因为三哥在延安，共产党在延安。只有跟着三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穷人才有出路。”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严肃地说：“万才老弟，我要告诉你，到我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有的是。当然，干革命还得要有武器才行啊!”
毛泽东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掂了掂，然后递给毛泽青。
“送给我?”
毛泽青凝视着三哥，手却没有伸出去。
“不会打枪吗?”毛泽东看出毛泽青犹豫不决的心理，接着说：“老弟呀，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要枪，不会可以学嘛，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
再说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真诚希望与他搞好团结，一道工作。然而王明一到延安，就目空一切，盛气凌人。他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神气十足地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要讨论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政局和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此时的王明，早已把他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话，抛在了脑后。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11月7日到达延安的项英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和会议结论。他对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提出了批评。他提出了要建立全国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的军队。提出了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王明否定了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3种势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领导谁的提法。他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指责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够而妨碍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他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极力夸大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
“相信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已开始走上民主进步，人民已经‘有充分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国民政府。”
王明的报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套人人公认的道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此人能言善辩，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也学得比较扎实，又写过《两条路线》小册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称是“国际路线”而实际是兜售右倾投降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就是这样一个报告，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像彭德怀既没有支持毛泽东的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路线，而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王明投降主义的出现，声势吓人，颇为张扬，毛泽东及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并与之进行抗争。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他既拒绝王明的错误理论，又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说：
“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投降到国民党方面去。”
欲知毛泽东与王明如何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江青的确有几个共同之处，首先是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个出身于木工手工业家庭，都有一个自私暴躁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都有过吃苦受罪的体验。其次是两人都爱学习，都有过比较艰苦的自学经历，也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当然，就两人的水平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再次是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也有着相似之处，都反对旧的婚姻观念。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两人都具有很强烈的倔强和叛逆的性格。贺子珍走了之后，追求毛泽东的女青年不乏其人，但正是基于他们的这些共同点，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谈得来，以至于毛泽东后来选择江青而不是选择别人结为夫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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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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