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
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话说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陈独秀愿意回到党内工作的问题。
原来，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吸取教训承认错误。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一直没有改变，他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而是大为赞赏，他认为是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
1928年6月，中共“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5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4人参加，而他自己则拒绝参加。1929年以后，他攻击中共“六大”路线。此一时期，他的观点与苏联托洛茨基不谋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承认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决议案》。
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经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才被释放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托派分子请他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请他到美国会面，他拒绝了。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有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写自传，他说：我的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和周佛海拉他进国防参议会，还说蒋介石答应给他5个名额，他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蒋介石打算让陈独秀出任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斥蒋介石是“异想天开”。蒋介石又派朱家骅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给他10万元经费，他还是不为所动。
陈独秀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共中央联系，先是让他的代表罗汉先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表示他自己愿意回到党内，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陈独秀的问题时，王明坚决反对让陈独秀回到党内。他说：
“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说：
“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
毛泽东自己与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但是他更坚持党的原则，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真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3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
毛泽东的主张和他提出的3个条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了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文。可是陈独秀却完全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3个条件，他说：
“我已经不是托派，所以没有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的必要。我们过去没有错误，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的必要。”
后来，中共代表董必武在38年8月多次去看望在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与偏见，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陈独秀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因私废公，所以，中共最终也没有恢复同陈独秀的关系。
叛逃的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说：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再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用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便要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带了水果和茅台酒等礼品秘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拒不接见。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语罕通融，这才见到了陈独秀。可是陈独秀说：
“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陈独秀最终于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压病，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县城10公里外鹤山坪石墙院，终年63岁。
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中对陈独秀评价说：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这正是：月转圆缺光辉在，竹生枝杈气节直。
且说1937年12月1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王明原本就善于拉帮结派，故在12月会议上有些得势。所以，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身处此境，为了团结抗日大局，不得不策略地让了一步。可是出乎毛泽东意外的是，张闻天竟然在这关键的时刻，要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
原来，张闻天虽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但在军事问题上，在国共问题上，他处理不了。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者，都是从战争中闯荡出来、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蒋介石为人的毛泽东。
张闻天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中央不再设立总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书记处，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与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及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
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原书记处的张闻天、毛泽东，改组为新的5人书记处。免去了博古、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其政治局委员。
党内具体分工是，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中央敌区工委书记，康生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凯丰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震农组成中共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丕显为青年部长，陈少敏为妇女部长，温仰春为秘书长，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由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5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在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进行了长达6周时间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周恩来支持了王明的错误。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
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王明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共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王明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凯丰的强烈反对。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是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抗。
他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他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去到国民党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了。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地笑了。
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跨，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作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作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光瑞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作客。”
1938年1月，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身体多病，被毛泽东从太行山129师调回延安休养。他在陕北创办了职工大队。
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是年他34岁。
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到南昌，设立在南昌市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
也就在1月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设晚宴欢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到延安访问。
当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7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醒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的20年前的往事。
原来，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到杨怀中家，常有一个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这个青年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也从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说：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为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此后，梁漱溟仍在北大教书。1920年，他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梁漱溟就成为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国防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随之也就成为参政员。
20多年过去了，梁漱溟从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变成了知名的学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这次专程前来拜会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当初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湖南高个子青年。望着站在眼前的毛泽东，梁漱溟产生了一种老熟人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而热情的笑声，使梁漱溟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之间化为乌有。
此后，毛泽东与梁漱溟总共长谈了8次，每次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最长的会谈是通宵达旦。
头一天夜间谈话，从下午6时到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寒冷。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很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的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很散热的缘故。
毛泽东和梁漱溟先叙了旧谊，谈话就转入正题。梁漱溟开门见山提出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到来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没有插话，就是抽烟，喝水。他等梁漱溟说完了，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答道：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接着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梁漱溟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梁漱溟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向毛泽东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他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毛泽东说同意他的见解，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他索性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针对毛泽东所说的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提出不同看法，他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吗?”
第二天，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这次长谈，梁漱溟称之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毛泽东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着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州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均不同。而且，中国革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是内部自发的，革命的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构造。”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毛泽东和梁漱溟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但是，两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在他的《访问延安》一文中写道：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这样描述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象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泽东和梁漱溟后来的关系怎样?请往下慢慢看。
第129章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话说1938年1月10日，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王明却说，这样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该“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不管王明高兴不高兴，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1938年初，刘伯承率领的129师主力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太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奠定了抗日基础。
1月12日晚，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聆听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延安开展鲁迅研究，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阅《鲁迅全集》，并谈到了其它一些问题。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儿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要有一套《鲁迅全集》。于是，经艾思奇联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套黑漆皮烫金书脊的《鲁迅全集》精装本，共20册。后来，毛泽东一直把这套书带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经过20天的参观、访问和会谈，离开延安返回西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到场欢送。临别之际，毛泽东执意请梁漱溟多提意见，梁漱溟说：
“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
毛泽东说：
“不行，这是客套话。”
毛泽东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评不可，态度十分诚恳。梁漱溟便直率地说：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表示谢意。又说：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说罢，二人握手，互道后会有期。后来，梁漱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回到武汉就找了《反杜林论》阅读。
1月间，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赣州河西三宝经堂病逝。
原来，毛泽覃牺牲后，贺焕文夫妇随女儿贺怡到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中避难，后来又一起到了赣州，贺焕文在江西后方办事处当主任。在贺焕文逝世时，身边连一个子女也没有，项英和杨尚奎拿出130元，为他办理了丧事。
自此，杜秀孑然一身，甚是凄苦。中共党组织就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着贺子珍过日子。可是，贺子珍早已去了苏联。毛泽东就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奉养，直到杜秀病逝。毛泽东把岳母安葬后，还为老人立了一块石碑。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杜秀的坟墓挖了。毛泽东在延安收复后，自己拿出10块银元，请当地老乡为岳母重新修了坟墓。这也是毛泽东做为女婿的赤诚孝心，着实令人钦敬。
1938年初，傅作义就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总部驻离石县柳林镇。毛泽东派人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商谈抗日问题。
1938年2月4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破坏敌之铁路交通，打击和牵制敌人。
这一天，毛泽东据此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
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现在，为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实施这一计划的时机成熟了。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晋察冀和晋西北抽调兵力，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向冀东进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等地集结整编。
此时，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地区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和拒不下山的游击队外，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集结到了指定地域，他们是：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约有1200人，500多枝枪。
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有920余人，500多枝枪。
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有1100人，350枝枪。
黄道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有929人，319枝枪，3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
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有600人，200枝枪。
钟得胜领导的闽赣游击队，有300人，150枝枪。
关英等人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队，有398人，75枝枪。
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有335人，200枝枪。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有450人，215枝枪。
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有900多人，500枝枪。
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有600人左右。
李林等领导的湘南游击队，分两部分计300余人。
经过统编，新四军全军共有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
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享喜，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萧国生。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
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缪海涛。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
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
第7团，团长曹玉福，副团长杨克志，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鳴，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团，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
另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军部特务营。
根据新四军的命令，后来在2月20日，第1、2、3支队向岩寺集中，第4支队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再说2月9日，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由他自己起草的与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他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说：
“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
王明在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追捧下，狂傲之态由此可见。
2月14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则在第1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苏浙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2月15日，毛泽东给项英、陈毅回电说：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4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有1个在茅山山脉，另1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发动策应。”
2月15日，毛泽东给范长江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他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民主政治与党领导军队的意见。
原来，范长江在接到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给他的信后，非常兴奋，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继续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在给15日的复信中说：
“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
“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5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
毛泽东在信中对范长江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表示赞赏。
不久，范长江与胡愈之等人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机关“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1939年，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此是后话，待后详述。
2月15日，毛泽东提出八路军115师全部向东出动，分3步向河北、山东进军的战略设想。
从此，115师陆续分批出动。到38年11月，115师除留下陈士榘指挥的第343旅之补充团之外，主力全部由陈光、罗荣桓率领向山东进军，后来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在2月的一个午后，毛泽东身穿一件灰色棉军装，脚穿棉布鞋，正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批阅文件。警卫员小王揭开窑洞门帘，轻声报告说：
“主席，朱仲丽医生来了。”
“好，请进!”
一位身着棉军装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女子，随着毛泽东召唤，轻盈地步入窑洞。毛泽东将毛笔放在盛满墨汁的大砚池上，合拢文件，站起来转过身子，指着身边的椅子对那名女子微笑着说：
“请坐。”
“毛叔叔，你健旺!”
女子乖巧地脱口而出，向毛泽东表示了很亲近的问候。她又忙不迭地将右手举到帽檐上，两腿并拢，喊了一声：
“毛主席，敬礼!”
毛泽东看着女孩子的这一番动作，禁不住笑了起来，说：
“来，坐这儿。”
你道这位年轻女子是谁?原来她是萧劲光夫人朱慕慈的小妹朱仲丽。她们的父亲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朱慕慈是朱剑凡的长女，朱仲丽是朱剑凡最小的女儿，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毛泽东在20年代和朱剑凡是忘年之交，经常到朱剑凡家里去拜访。那时仅有数岁的朱仲丽管毛泽东叫“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地称她为“八妹子”。
毛泽东看着朱仲丽有点拘束的样子，就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时间过得真快呀!你长大了。我在长沙看见你的时候，你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会向我敬礼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又说：
“噢，是个医生了。读了几年?”
朱仲丽回答说：
“读了5年，实习2年，才算毕业。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医院。”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不错嘛，一共7年，是医学硕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我的经验不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突然又问道：
“你是想当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
朱仲丽说：
“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因为狗皮膏药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当然，我也不愿意当像交易行里做买卖的医生哩!”
“咦?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哩，我也受到了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
毛泽东说完，开怀大笑起来。朱仲丽连忙说：
“哪里，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种医生，是专门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医生，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
毛泽东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接着说：
“当医生的人，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了。”
毛泽东见朱仲丽不住地点头，又说：
“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是的。毛主席，我记住了。我一定不骄傲。当年我爸爸有学问又有钱，为了革命，也没有骄傲过。”
毛泽东见朱仲丽提起朱剑凡，沉默片刻，问道：
“他何时去世的?”
“我爸爸逃难到上海，开了一个地下酒店，忧国忧民，痛恨蒋介石，向往苏区，忧出胃病来，1931年竟不治而去。”
“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一个难得的教育革命家!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你到延安的革命行列里来，是继承父志喽!”
“是的，毛主席。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是爸爸的遗愿。”
朱仲丽说完，起身将双手一直捧着放在膝上的礼品，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说：
“毛主席，我妈妈问候你，叫我带来一包火焙鲫鱼，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儿，却都是家乡味儿。”
她说着把包打开，拣出一条3寸长的火焙鲫鱼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鱼就放在嘴里嚼。朱仲丽问：
“好吃吗?”
毛泽东边嚼边点头，说：
“好吃，好吃!我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火焙鲫鱼了。”
毛泽东重新点燃一支香烟，说：
“今日看见你长大了，当医生了，很高兴。从今天起，我有病，就请你来看，你愿意吗?”
朱仲丽高兴地说：
“愿意，愿意!不过我作为医生，第一请求你多散步;第二请求你少吸烟，最好戒掉;第三个，增加睡眠的时间……”
毛泽东不待朱仲丽说完，就说：
“你大概还有第4个要求。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今天早晨4点钟才睡觉，起床到现在只喝了杯茶，还没有吃早饭的话，是不是要我多吃一点饭?”
朱仲丽是何等乖巧伶俐的人，闻言立即站起身来，说：
“哎呀!那您快点吃早饭吧，我告辞了。”
毛泽东也站起身，握着朱仲丽的手，说：
“好吧，我不留你了，写信问候你妈妈。”
后来不久， 毛泽东与王稼祥等人在路上与朱仲丽相遇，毛泽东就把她作为医生介绍给众人。这是王稼祥与朱仲丽初次相识。
此时，王明刚刚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便把话题一转，微笑着问朱仲丽说：
“小朱，你敢不敢开个牛皮公司，当老板呀?你如果有胆子，搞个宣传工作挺可以呀!我们党内现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当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脸皮厚，不要脸红。”
说完，哈哈大笑。朱仲丽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
“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后来有一天，王稼祥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他写的是：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她很高兴地和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地，他们更加熟悉了。又经过了几个月，王稼橡突然地问朱仲丽道：
“我们什么时后结婚?”
朱仲丽措手不及措，失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这样，朱仲丽经姐夫萧劲光牵线，在1939年3月5日与王稼祥正式结为夫妻。
欲知毛泽东后来与王稼祥及朱仲丽的交往，请耐心往后看。
第130章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27日，王明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才结束，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2月27日，王明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王明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王明在军事上提出了7个统一：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王明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
“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此时，国民党正在华中拼命抵抗，中国共产党内对如何抗战也没有统一意见。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王明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
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2月28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任弼时、张闻天、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38年3月1日，王明作了长篇总结。毛泽东作了另一个演讲。
王明、博古等人在武汉的活动，对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事业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是时，武汉战事吃紧，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来是他是由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有着耀眼的头衔。他还声称，他所说的都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主张。二来是此人一谈起马列著作就滔滔不绝，善于蛊惑人心。所以，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一时蒙蔽了不少人，政治局中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都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但由于毛泽东及其他人的抗争，王明虽然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占主导地位;可这两次会议却都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和地区。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再说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已是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目无党规党法，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他经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予组织之上。这正应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就在此时，中共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了一件大事，以至于影响了他整个一生。他就是林彪。
3月2日，林彪穿着在战斗中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骑着东洋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的十几个人，路径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误以为林彪一行是日本的骑兵来了，慌乱中也来不及辨别真假，对着他们就开了枪，其中一枪打中了身经百战而从未受过伤的林彪的胸部。
115师政委罗荣桓立即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毛泽东马上回电指示，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命令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师长职务。
林彪的伤势看起来并不算很严重，在进行简单的包扎后，一直到黄河边，林彪都是自己走的。林彪一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多次到医院看望他。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也纷纷到医院慰问他。
林育英得知堂弟受伤回到了延安，也立即到医院看望他。林彪一见到林育英，吃力地握着他的手，说：
“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地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北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
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他的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容后再叙。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他给学员们的临别赠言是：
“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缩影，有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亡。”
3月初，有人从苏联给毛泽东带回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毛泽东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完没了。
原来，冯雪峰于1936年在上海费尽许多周折，终于找到了流落在上海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英哥仨原是安置在董健吾家里的，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只好去了武汉工作。这样，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又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维持生活。老三毛岸龙年纪尚小，终于与两个哥哥失散，从此杳无音信。一种说法是他经不起多次折腾，病饿而死。究竟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那张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脸依稀可见。
有一次，毛岸青在街头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
“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
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心里想：妈妈死了，小叔叔死了，小弟弟失踪了，这是谁的罪过，我要报仇!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突然一个巡捕和一个便衣特务跑过来，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水泥地上。在另一处卖报的毛岸英闻讯赶过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一个黄包车工人帮忙把他们送到他们居住的破庙里。没有钱请医生，同在一个破庙里的流浪儿搞来了姜汤、红药水。毛岸青苏醒了，可他的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1936年6月底，中共党组织通过张学良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1937年初，李杜一行人几经辗转，又经巴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
再说3月4日，毛泽东请去苏联的人带给儿子一封信，他在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关心。这是在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贺子珍去看望毛岸英和毛岸青。
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30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说：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倆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这样说。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来，就走了。
贺子珍见他们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把每月发给她的红军干部70卢布的待遇费，除了自己的必需开支之外，剩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地，小哥俩也就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去玩。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感到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地摸他的小手腕，逗着他玩。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贺子珍和毛岸英哥俩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自己则进了东方大学读书。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太好，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孩子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再次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时，发现贺子珍变了，她变得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贺子珍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没有了往日的一点神色。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也没有在房间里，就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地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感冒转成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就夭折了。毛岸英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涌泉般地哭了起来。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突然停止了哭声，从床上起来，一把将毛岸英哥俩紧紧地搂在怀里，“儿呀，儿呀!”不停地叫着。毛岸英、毛岸青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也忍不住叫着“妈妈”，3个人顿时抱成一团，哭成了一团。
后来，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到了毛岸英哥俩和贺子珍的耳朵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说故事，有时讲笑话。但是，他们俩谁都闭口不提他们总会想到的一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此乃一段人间悲情，容后再叙。
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彭雪枫是在3月1日致电毛泽东，他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必要。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1938年3月，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王淑兰在1937年突然接到了多年中断关系的毛泽民从延安的来信，他要毛远志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安排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同赴延安。
毛远志来到延安时，她的爸爸毛泽民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治病去了。她在到延安的第二天，只好先去看望伯父毛泽东。毛远志带上了妈妈托她带给毛泽东的云片糕，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他吃着云片糕，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边吃边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不知道。”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便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毛泽东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
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出总书记在先，周恩来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严重的是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在国内的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的讲话精神;而在关于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其他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地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的确是高明之举!也是中华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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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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