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话说1938年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办公厅主任，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写的挽联稿，觉得有的写的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
晚11时，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稿子送回来了，郭化若看着改动过的稿子，既符合挽联的格式，又讲究平仄，还有新思想新风格。他开始挥笔书写。毛泽东新改的稿子又送来了，郭化若觉得一幅比一幅改得好。
大约凌晨1时半，毛泽东办公室又陆续送来了稿子。郭化若一看，这稿子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一幅接一幅地送来，一共有3副。郭化若非常惊叹毛泽东过人的精力，愈是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挽联也一副比一副更精妙。郭化若兴奋地写了起来，等他写完了，毛泽东的手稿一副也找不到了，这些手稿都被大家抢光了。
毛泽东亲拟的3副挽联，郭化若当时都能背诵出来，可是后来，他只记得其中的一副挽联内容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
有人请毛泽东为他题词，毛泽东写道：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3月21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王明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毛泽东接到这个提议后，他认为王明起草的提议，有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明确。
3月21日这一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他一走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就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问起他的情况，萧军说：
“年初以来，我应李公朴的邀请，一直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如今要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可惜有战争，路不通了，只好先住下。”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他青年时期曾在张学良的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夫妇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文学上进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全国和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两人又回到了北方。后来二人分手后，萧红去了香港，萧军辗转来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与聂绀弩一起来见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情形，顺便提起了萧军不请自来延安的情况。
毛泽东对萧军闻名已久，知道他是鲁迅亲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震动文坛，于是就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萧军。
和培元来到招待所，向萧军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时间让他见一见毛泽东。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萧军一来是年轻孤傲，从不愿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二来是对毛泽东缺乏了解，所以就婉拒道：
“我是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的，到延安是路过，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丁玲回到招待所，见到萧军，不无责备地说：
“既然来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一见的。”
萧军闻言，也觉得自己有失礼貌，便点头答应去见毛泽东。正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招待所，只见他身着一套半旧的灰色军装，亲切地与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萧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一步，紧紧握着萧军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尔后他邀请众人与他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年轻气盛而又十分自负的萧军，深深地为毛泽东这种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所折服了。
在几十年以后，萧军面对记者的提问，依然感慨万分地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且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新来延安的何思敬、萧军、徐懋庸等七八个人和从前线归来的丁玲、聂绀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联”常委、秘书长。1936年“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在8月1日给鲁迅的信里，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于是鲁迅就发表了题目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闷，处境也很困难，他只好于1937年底从上海出发，奔赴陕北，辗转了数月，终于在1938年3月间才来到了延安。
且说宴会开始后，张国焘首先致词，然后请萧军等人发言。萧军、徐懋庸和丁玲推让了一番，徐懋庸就开始发言，他说：
“我来到延安以后，感觉延安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中，我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地学习。”
接着，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情况。然后是萧军发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这一方针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
最后是康生讲话，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党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第2项建议是：“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中共中央要求王明将此8项建议提交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月下旬，由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台儿庄战役开始了。毛泽东在此时又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八路军在山区游击战争蓬勃开展的同时，还应该将游击战争扩展到平原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他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
“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到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因此考虑八路军进入河北，转入山东及安徽敌后作战。”
3月下旬，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说，抗大一些担任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纷纷要求上前线去。他请毛泽东去给干部们做做思想工作。
毛泽东来到抗大召集了干部会议，他首先说，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感谢;然后说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一件迫切需要办的事，是办一所全民性的大学校，培养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的领导干部，这个任务落在了你们抗大全体干部的肩上，你们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荣。
现在全国人民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向延安涌来，要求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要求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要求学习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接待他们呢?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骨干。
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到前方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种精神可嘉，主观动机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学校是母鸡，下出来的蛋是干部，允许你们上前线，把学校关门停办，等于杀鸡取蛋。前方确实迫切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可是要把帐算清楚，究竟是你们这一两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着母鸡下蛋好，还是杀鸡取蛋好?请大家做结论吧!”
毛泽东最后鼓励大家说：
“希望你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下决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进抗大学习的男女青年们失望。”
这一时期，毛泽东要罗瑞卿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写一本书，论述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作为抗日战争丛书的一部分。毛泽东为了使罗瑞卿专心写书，让罗瑞卿搬到凤凰山与自己同住。罗瑞卿也非常高兴同毛泽东在一起，这样，他在写作中，遇到难点和疑问，就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请教。
在罗瑞卿写书期间，毛泽东常常主动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对他的写作进行指导，使罗瑞卿在思想上、理论上受益非浅。这本书写成付印时，毛泽东又为他提写了书名：《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罗瑞卿平时对己对人都要求得非常严格，使一些人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开导他说：
“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灵活性，注意团结同志。”
后来，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3月29日早上，毛泽东已经工作了1天1夜，他告诉警卫员翟作军说：
“下午我要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你在两点钟叫醒我。”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翟作军轻轻推开毛泽东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侧着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军心里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会儿吧。”便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
3点钟的时候，毛泽东睡醒了，隔着房间问：
“警卫员，几点钟啦?”
翟作军赶紧过去回答说：
“主席，3点了。”
“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哝着，赶快起身穿衣服。翟作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便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忘了。”
毛泽东看出来翟作军是有意叫他多睡一会儿，就说：
“少睡会儿觉没有关系，耽误了报告的时间可就误了事了。记住，下次不可以这样。”
翟作军连连允诺。毛泽东匆匆洗过脸，吃了点饭，就到清凉山陕北公学去了。他在陕北公学演讲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表示了国民党抗战的决心。大会又制定公布了《抗战救过纲领》;同时还决定国民党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关于党政关系，大会决定：“中央采取以党统政形态，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形态。”为加强党内独裁及国民党对政权机构的控制，大会决定扩大特务机构，成立中央调查局，即“中统”，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训练委员会。
3月30日，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抵达延安。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于1935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在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军民做战场救护工作;1937年5月回到加拿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决定到中国延安参加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3月31日晚上11时，白求恩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应邀来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毛泽东迎上前去，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延安。”
说罢握着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里会，分坐在桌子的两边。白求恩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皮夹，捧在手中，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一看，里边是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问候。毛泽东询问了他们一路上的旅行情况，询问了白求恩在西班牙从事战场救护的情况。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还说：
“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说：
“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说：
“他们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可以得到抢救。”
“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惊奇地重复了一句，又高兴地说道：“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他接着向白求恩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变化。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观点深信不疑，要求马上到前线去，他说：
“在那里，我将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
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关切地说：
“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还说：
“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毛泽东和白求恩谈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出窑洞，在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请你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达我的谢意!你们到前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这次会见，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谈话后的日记里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回忆道：“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且说此后八路军卫生部对白求恩的工作问题研究了几次，因为意见不统一，都没能定下来。有的人说他年近半百，身体需要照顾，应该留在延安工作。有的人说，应当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到前线去。最后一次会议，白求恩也参加了，当他听到还有人不同意他去前线时，忽然跳了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砸去，椅子冲断窗棂，摔到院子里。白求恩叫道：
“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淇淋，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
与会人员被白求恩近乎卤莽的行为震惊了，大家只好都同意他上前线去。事后，白求恩对马海德说：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扶着拐棍的伤员道歉。”
后来在5月2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离开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5月中旬，白求恩一行来到陕西东北部的贺家川八路军的医院里，当他看到一些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而造成残疾时，非常难过。他不顾旅途劳累，连夜为伤员治疗。5月17日夜里，白求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个医院的情况。他写道：“这儿伤员的残疾，许多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面临三个重大问题：1、改进对医疗人员的训练;2、获得更多的药品和装备;3、建立专科医院。”白求恩向毛泽东建议，培训医疗人员，加强对医疗工作的领导和管理。6月6日，白求恩抵达岚县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说道：“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6月17日下午，白求恩来到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白求恩上下打量着聂荣臻，连声说：“No!No!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聂荣臻和一众人等听了白求恩不着边际的嘀咕，一时摸不着头脑，都愣了神。经翻译解释，说是毛泽东在接见白求恩时曾经如何如何说的，大家这才哈哈大笑。白求恩向聂荣臻请求马上开展工作。第二天，白求恩就到后方医院为伤员治疗。白求恩的故事暂且搁下，容后再叙。
且说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领导成仿吾的陪同下，来到清凉山下的山谷里，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开始了风趣而幽默的讲演，他说：
“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典礼结束后，毛泽东拉着萧军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来到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会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没有凳子，大家围站在桌子的周围，没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满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喝。毛泽东对身边的徐懋庸说：
“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他所说的文章，是徐懋庸应《新中华报》负责人向仲华之约撰写的《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领袖的赞许和鼓励，自然是十分高兴。那生性豪爽的萧军，听着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愈发兴奋，他洒脱地喝着酒，只觉得心里是一片火热。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为山西阎锡山驻汉口办事处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题词：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奋斗。”
4月1日这一天，王明复电中共中央，他以来不及送交为理由，拒绝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8项建议送交国民党。王明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危害共产党的肌体、涣散共产党的团结，并有可能断送毛泽东艰难开创的中国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处理王明问题，毛泽东深知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起码是默许。同时，处理王明问题必然会牵扯到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所以，此时的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不久，毛泽东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刘亚楼出国前，毛泽东在办公室召见了他，笑着问他说：
“这次没听说你发明什么理论吧?”
刘亚楼想到当年毛泽东让他当红军大学训练部长，自己还发牢骚，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说：
“感谢主席，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
毛泽东说：
“你这一次去莫斯科要办好2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为党争光，多学军事，少学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你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后来，刘亚楼在苏联将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再说4月1日，清明节又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民间习俗，准备派政府秘书长去中部县黄陵祭祖。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找到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去黄陵扫墓。此时的张国焘一直还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他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时他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毛泽东对张国焘说：
“当前抗日形势很紧张，延安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身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第二天，张国焘又去找毛泽东，执意请求去祭黄陵。毛泽东无奈，就说：
“昨晚我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呀?如果你没有去过黄陵，转转也可以，不过，你祭陵完毕，就马上回延安!”
张国焘当即答应了。
毛泽东和张国焘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的歌舞晚会上。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能歌善舞，他自然也在节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张国焘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张国焘后来说，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张国焘马上站了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4月3日，张国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1个警卫班，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达黄陵。
国民党的代表是蒋鼎文以及和张国焘有过交往的谷正鼎、李贻燕。
4月4日，祭陵结束之后，张国焘和蒋鼎文并肩而行，李贻燕紧紧挎着张国焘的右臂，谷正鼎紧步其后。蒋鼎文对张国焘说：
“蒋委员长请你去西安谈谈，他正在西安等你。”
张国焘遂对张海和陆秘书说：
“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点事。”
张海说：
“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说：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说完就钻进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派来的小车里，张海也只好跟了进去。张国焘到西安后，张海问：
“去八路军办事处吗?”
张国焘说：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第二天，张国焘吩咐张海去订到武汉的火车票。张海订好火车票后，马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负责人林伯渠，说张国焘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赶往火车站，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
“林主席，我到武汉去一趟。”
林伯渠问：
“中央批准了吗?”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
“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批准擅自行动呢?”
“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
“国焘同志，请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嘛。”
“谢谢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眼睁睁地看着张国焘走了。他马上回到办事处，将张国焘去武汉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他拍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设法截住张国焘。
张国焘一到汉口车站，突然被李克农截住。李克农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威名远扬，尤其是叛徒特务，更是望而生畏。张国焘身边的两个特务，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也顾不了张国焘了，转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无法再与张国焘接触。周恩来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
此时，正在抗大学习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来找毛泽东，她痛哭流涕地说：
“主席呀，怎么办呢?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哇……”
毛泽东说：
“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
他还想继续挽救张国焘，双手叉腰，在窑洞里踱了几步，又对杨子烈说：
“这样吧，现在你可以去武汉，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改了就好嘛!”
后来，在杨子烈母子上路时，毛泽东还指示有关部门给了她500元法币做路费。结果杨子烈也一去不复返了。
且说4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国共合作问题。
4月上旬，自3月下旬开始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会战结束。在此役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兵力40万人，直接参战的有18万人以上;日军投入兵力约8万人，直接参战的有4万人以上。国民党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日军被击毙8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
国民党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通往台儿庄的咽喉之地藤县，经过3天3夜血战，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王铭章在此役中壮烈殉国。
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公祭会战中殉国的王铭章将军。毛泽东在延安为王铭章将军题写了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4月初，延安文艺界举行关于话剧《血祭上海》的座谈会。
原来在1938年初春，延安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抗大、陕北公学等机关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公演了4幕话剧《血祭上海》，连演20天，观众数万人，轰动一时。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立刻响起一阵热烈地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他声言愿意用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并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会，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艺术学院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
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7人联名签署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一文正式公布，《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说明了设立“鲁艺”的原因、宗旨和任务。
鲁迅艺术学院建在延安北门外。毛泽东亲自担任院长，他提名由周扬任鲁艺副院长。
周扬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原来，中共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周扬、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来到延安工作。周扬到延安后，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担任艺术学院秘书长。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常常辍学。他自幼热爱书画，能双手执笔写字。1928年，朱光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1937年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领导了“中国文艺协会”。他带领的戏剧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话剧《炭矿夫》、《广州暴动》、《秘密》和《血祭上海》。
且说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
“文艺工要坚决地到战场上去，不要在楼上不肯下来，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国主义是条野牛，要过黄河到陕北来吃草，文艺工深入实际，就可以了解它如何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拿起梭镖矛枪，八路军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关拉着牛尾巴，扯掉了几根毛等等。或者绘成画，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岂不妙哉?”
毛泽东把文艺上的提高比作“大树”，把文艺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树苗，他说：
“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树呢?”“《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对群众中丰富的语言是高度赞扬的。他说：
“夏天的夜晚，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古典。他们讲的故事内容是那么丰富，用了许多新典，极美丽的口头言辞。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因此，大众语言，要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关于文艺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和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的统一战线;第二种是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称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为“山上”的人，称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为“亭子间”的人。他说：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时代里，从前遥相呼应的两部分人现在见面了，结成统一战线。但是，这两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间的人自以为是，摆架子，写了本小书，便以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摆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呐!”
“亭子间的作品形式精，内容较空，可以比方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内容则形式粗，可以比方为‘好吃不好看’。然而真正的十分感谢斯大林的盛情。艺术作品，就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做到既好看又好吃。”
“应该去掉这两种坏现象，大家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行创作、演出。”
关于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
“现在在艺术派别上也需要统一战线，如鲁迅先生所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风花雪月派、鸳鸯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然而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欲知延安文艺如何发展，请看后边详细叙述。
第132章
“你们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话说1938年4月中旬，刚从中央党校毕业的江青，曾到陈正人为厅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为了加强对鲁艺的领导和教学工作，中央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来到鲁艺。于是，江青又从教育厅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工作，兼任戏剧课的指导员和教师。在这里，江青又和张庚相遇了。现存的《鲁艺通告》上载有这样的内容：
“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江青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在鲁艺的演出活动中，她先后饰演了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
毛泽东观看了话剧《被糟蹋了的人》和京剧《打渔杀家》后，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他已经了解了江青在上海有4年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和江青谈论的话题最多的是30年代的上海。毛泽东说他对左翼联盟的情况不甚了了，江青就尽自己的所知和体验，一一详细地作了介绍。在谈到鲁迅时，毛泽东插话说：
“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谈到了周扬、田汉等人，谈到了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说：
“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于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
江青从领袖的谈话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
江青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后来，毛泽东又向江青问起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江青的分析使两人的心贴近了。毛泽东联想到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不怎么赞成鲁迅，他们认为周扬等人和鲁迅的论战，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
江青告辞时，毛泽东把刘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2卷第1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找出来交给江青，让她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只见刘少奇写道：
“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做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的说法，她仿照毛泽东批示的办法，提笔在这本杂志上写道：
“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
毛泽东看着江青的批语，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显示出良好的楷书功底;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出较深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再看看眼前的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鹅蛋形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肢苗条，笑声动人;加上微翘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这样的文字出自这样的女子之手，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心中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
“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你愿意吗?”
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4月14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任弼时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报告时，任弼时还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王稼祥也补充说：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就是这个统一战线是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在中共中央有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听了任弼时的报告和王稼祥的补充说明，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此后，任弼时又和王稼祥分别到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向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许多其它党的代表听了以后说：
“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4月17日天一亮，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车队，从黄河西岸的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和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及副参谋长文朝藉，与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佩带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车中坐的是一位参谋和第9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还有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和随从副官张学诚，与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佩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紧随其后的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里几个大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卫杨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卫士。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师长。1932年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剿共”，曾经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蒋介石为奖励卫立煌的功勋，在安徽省金家寨设立一个新的县治，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在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时，卫立煌率1个师作为中路军，向苏区进攻，遭到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的沉重打击，仓皇败退，领教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厉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部在山西忻口战役中，重创日军。他在太原，数次会晤过周恩来、朱德，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他一不是蒋介石的同乡，二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蒋介石在需要人为他卖命时，想起了他;在提拔封赏时，他就不如黄埔系吃香。卫立煌对此常常耿耿于怀。
卫立煌这一次是自山西永和县指挥部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借机到延安参观，拜访慕名已久的毛泽东。
延安军民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就贴出了红绿纸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在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许多机关都来了人，各学校差不多都来了。卫立煌的车队一到，欢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充分表达了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和对于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礼遇之隆可能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
车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了下来，卫立煌等人走下车，前来迎接他们的滕代远参谋长、18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远等人陪同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来到城中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寒暄，表示欢迎。毛泽东陪同卫立煌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卫立煌说：
“贵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与润之主席见面聆教，荣幸荣幸。”
毛泽东说：
“卫长官抗日坚决，与我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我们要沿这样的道一直走下去。”
毛泽东分析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他说：
“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的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卫立煌是行伍出身，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连连说：
“有理，有理。”
毛泽东又告诉卫立煌说：
“卫将军，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困难很多，弹药消耗就极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我们的卫生医药器材缺乏，战士负伤无法及时医治，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装还没有着落。这些问题，只好麻烦卫副司令长官了。”
卫立煌当即表示一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参加宴席的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及秘书赵荣声。作陪的有滕代远、萧劲光。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已经是三到延安了。1937年4月，他第一次到延安。半个月前，他在西安受林伯渠嘱咐，随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到延安时，要见一见滕代远。10天前他来到延安，停留了3天，秘密地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滕代远又带着赵荣声向中央军委统战部的刘向三作了汇报。
且说毛泽东的午宴非常丰盛。延安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平时自奉虽然极其清苦，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飨客。这卫立煌、郭寄峤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他们对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满意。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就与卫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合影留念。
赵荣声借机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偷偷地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新情报交给了滕代远，并且告诉滕代远说，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滕代远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
下午，毛泽东安排卫立煌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演，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瑞卿向卫立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又领着他们参观了学员们住的窑洞，看了学员们的课堂。卫立煌称赞道：
“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罗瑞卿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登上讲台，学员们立即高呼：
“国人两党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和卫副司令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立刻激动起来，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演。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得越起劲。
晚上，延安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卫副司令长官是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路过延安，希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导。现在，请卫总司令讲话。”
全场欢声雷动，卫立煌在不断地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陕甘宁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卫立煌讲完后，毛泽东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观看了延安鲁艺艺术剧院演出的文艺节目，两人一边看节目，一边交谈。
第二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赴洛阳。途中，卫立煌告诉随行人员说，他对这次延安之行感到满意，尤其是对毛泽东极为敬佩，他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
卫立煌在经过西安时，批了一个手谕：“即发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发。”他还吩咐发给第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这批物资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时取出，转送八路军各部。
后来在7月7日，卫立煌让赵荣声陪他细细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认为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改变了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7月，卫立煌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时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泽东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讲演的照片，卫立煌把这些照片珍藏了起来。1938年冬，卫立煌突然问他的秘书赵荣声：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说：
“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参加，我真说不上。朱德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吗?”
卫立煌说：
“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赵荣声说：
“也用不着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赵荣声秘密到了西安，将卫立煌要求入党的事情，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心实意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邓小平、杨尚昆在1939年初途经河南渑池，过黄河去太行山根据地，曾经与卫立煌见过面，卫立煌又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邓小平和杨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虚实，只感到奇怪，就没有发表意见。
由于卫立煌同情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消了他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调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西安行营只是一个转呈公文的空架子，卫立煌被剥夺了军权，赋闲在家。这是后话。
再说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向周恩来提出了3个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立即将张国焘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在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诉张国焘说：
“中央不同意你的3点要求。但你可以从下面3条中选择1条：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大家最欢迎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想通后，再回党工作;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这3点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两天后答复我们。”
张国焘马上说：“好!”周恩来等人一走，张国焘慢慢掏出纸和笔，写出了自己的选择：“兄弟已决定采取第3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来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捆绑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农奉命放了张国焘。1小时后，张国焘提着他的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馆。他公开向蒋介石认错，彻底背叛革命事业，他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全国解放后，张国焘逃往香港。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1979年，在贫困潦倒中因病冻饿而亡，成了一个流落异邦的孤魂野鬼。这正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
4月20日下午，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远志在学校的情况，毛远志说：
“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笑着说：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
说罢，他问毛远志是哪一年生人?毛远志回答说：
“民国12年，农历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
“今天不正是你的是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
毛泽东说罢，吩咐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还煮了挂面，和毛远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饭。在返回学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远志说：
“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毛远志闻言，心头一热，心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说：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八路军各师根据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晋西北120师派出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晋察冀边区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进入冀东，配合冀东人民大起义，开辟了冀东区。129师派出东进纵队、骑兵团和第769团等部，进入南宫，开辟了冀南区。115师一部与129师一部进入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地区。
4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式晚会上，观看了业余剧团演唱的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他对工会负责人齐华说：
“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齐华指着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说：
“文协的柯老在那儿呢。”
毛泽东转身对柯仲平说：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
“应该!应该!”
柯仲平连连表态。毛泽东说：
“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柯仲平说：
“好!我们马上动手去办。”
柯仲平说干就干，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就开始了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工作。
4月间，有些从大城市来到抗大的青年学员，因为校舍简陋，教材教员缺乏，更没有教具，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劳动又多，他们受不了苦，就发牢骚说怪话，个别人甚至还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吧。”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就到抗大第3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了话。毛泽东没有批评发牢骚讲怪话的学员，他首先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理讲起，然后话锋一转，说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非常诚恳地说：
“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而学校又要办好，缺乏经费，好的法宝只有一个，这就叫艰苦奋斗。抗大学生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都已配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的学生担任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呢?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是能办还是不能办呢?”
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勉励学员们要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说：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地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机灵，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西游记》中的那匹白马，他说：
“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1938年春，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开边区党代表大会，当他归来走到延河河滩上时，忽然停住脚步，指着一种长着圆圆叶子的小草，对警卫员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能吃的野菜，你们给我搞一点回去炒炒吃，叫老周减少一个别的菜。”
毛泽东见警卫员有些迟疑，又说：
“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
警卫员们这才和毛泽东一起拔起野菜来。毛泽东回到住处，接连吃了好几次冬寒菜，他见警卫员们仍然不吃，就说：
“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一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这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第133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
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项英、陈毅组织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准备深入到江南敌后执行战略侦查任务。先遣支队在皖南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查。了解江南敌后情况，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
4月24日，毛泽东得悉新四军派出粟裕先遣队这一消息，致电项英说：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查甚妥。”
4月2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向苏南敌后出动，进行战略侦察，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4月28日，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实际地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
“文艺工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淡淡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4、5月之交，抗大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1938年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正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
“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的一天，傅连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他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暲到延安后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还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知道傅连暲老家来信说家中生活困难，他就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笔钱，以供养傅连暲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才停止。
傅连暲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泽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暲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后来，傅连暲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
5月，康生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查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仍把第3支队留在皖南。
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任院长。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6日，毛泽东应邀到陕北公学作关于张国焘开小差问题的报告。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负责人周承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且说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
“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以刘白羽为首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组成。毛泽东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1938年5月，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第2次到陕甘宁边区考察访问。他一直到8月才离去。
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就首次考察访问了陕甘宁边区。
卡尔逊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做为罗斯福总统的总统卫队指挥官，同罗斯福总统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尔逊在两次访问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
卡尔逊在这第二次访问期间，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卡尔逊称毛泽东是“孤独的天才”。这或许是受了史沫特莱的影响。因为，他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
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5月间，毛泽东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他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区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5月的一天，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首次路过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里的骡马大店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
晚上，金城来到骡马大店，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脱。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地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今天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大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再次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泽东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
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地政治思想教育。
5月19日，徐州失守。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说：
“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如果欧州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
接着，毛泽东拆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道：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间，毛泽东要写一部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他为了搜集资料，准备向萧劲光借书作参考。这一天，毛泽东来到萧劲光的窑洞，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毛泽东把目光扫视在萧劲光桌上的一摞书上，萧劲光知道他是来借书的，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毛泽东要写的这部军事著作，叫做《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他每天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昼夜不停地写着，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也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感觉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痛时，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上闭目养一会儿神。
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写字桌的两头各放1支。
已经是半夜光景了，毛泽东也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又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翟作军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准备回到窑洞收拾碗筷，好让毛泽东睡觉。谁知他进窑洞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上的饭菜动都没动，已经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翟作军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再给他送去。翟作军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一天天消瘦下来，体重减轻了，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毛泽东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了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他的那些秘书们也开始编辑和校订这些手稿。
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说是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毛泽东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5月26日，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并说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号周自娱，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泽东还找到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谈过话，让组织上设法给周自娱一家寄一些生活费，维持艰苦的生活。信中所说的远耀即毛远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做《论持久战》的演讲，一直到6月3日才讲完。
《论持久战》一书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
“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任何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次战争，中日双方具有以下4个特点：1、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是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2、日本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3、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4、在国际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
毛泽东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最后胜利则属于中国。
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将出现3个阶段，即：1、敌之战略进攻，我之准备阶段。2、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3、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强调说：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展人民战争。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他写道：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进占郑州，竟然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非同小可，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
有道是：倭寇铁蹄践开封，吓煞了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
慌乱中兀自生出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哪些愚蠢之举?请看后边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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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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