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话说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恢复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
6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
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当天即复电周恩来等人说：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也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地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国民党在苏、皖、浙等省的政权瓦解，日伪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了大批枪支弹药;大江南北有共产党领导的14支抗日游击队，有一批长期在这些地区还坚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关系好的干部。因此，华中是可以迅速发展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创建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王明只注意与国民党上层的工作，注意大城市所谓合法斗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党丧失了在华中迅速开展抗日斗争的大好时机。不久，国民党军警、官吏卷土重来，大好时机丧失了。后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华中只建立了苏南、皖中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党在华中敌后的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未能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
6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论持久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地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后经毛泽东推荐，《边区自卫军》很快就破例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
1938年7月初，柯仲平、马健翎等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
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是仅仅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
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彭雪枫的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5日，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政会是根据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设立的;《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各地选100名，由国民党和省党部提名，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其余100名为社会领袖，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其中部分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召开纪念“七.七”抗战1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鲁艺演了3幕歌剧《农村曲》，主演是丁里。接着演出3幕话剧《流寇队长》，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据此时在延安的翟林椿后来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
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来到化妆间慰问演员，江青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亲切地交谈。
7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周刊题词，他写道：
“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一起，从韶山来到了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
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毛泽东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被别作为寝室和办公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
毛华初等人由族兄毛镇周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五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他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右手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
“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
“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毛泽东风趣地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
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
“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泽普说：
“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
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
“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他兴致勃勃地问道：
“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3批。”
胡觉民说：
“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毛泽东说：
“你数给我听听，来了那些人?”
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
毛泽东笑着说：
“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也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
“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
毛泽东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特别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他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他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白求恩的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文内容，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
“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
“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后来，白求恩于1938年8月21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
再说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
“你结婚了没有?”
徐懋庸回答说：
“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
“你爱人现在哪里?”
“在浙江黄岩。”
“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
徐懋庸摇摇头，说：
“太不容易了。”
毛泽东对滕代远说：
“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
“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说：“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
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
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在一天的午后，毛泽东睡觉起来对贺清华说：
“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看关向应政委。”
周西林开来了汽车，拉着毛泽东向中央医院驰去。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医院位于一座大山上，从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诊疗室和病房。关向应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窑洞里。
毛泽东下了车，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吃力地走着，中途休息了2次才来到关向应的病房前。毛泽东轻轻地推开房门，走进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关向应看到毛泽东来了，要坐起来，毛泽东赶紧走上前握着关向应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好些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她看到毛泽东，觉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请你马上出去。”
“啊，对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医院的纪律应当遵守，我马上就走。”
毛泽东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向应说：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养病。”
毛泽东走出病房，转身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问随身跟来的小护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护士回答：
“我姓刘，人家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
小刘移过一张凳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询问了关向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又询问了医院的工作，询问了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与小刘握手告别，向山下走去。小刘又回到关向应的病房，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说：
“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的说：“不管是谁，我有责任执行大夫的吩咐，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向应看着小刘的那副脾气，不由得笑了，他说：“他是毛主席!”
“啊!”小刘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8月份，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治病。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地参加抗战嘛!”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说：
“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订阅了全国各地三四十种报刊杂志。他每天把这些报刊杂志浏览一遍，发现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就粗读或精读。后来，他觉得有些信息，必须让全党和根据地人民都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秘书和培元、陈伯达等人，把所需的信息分类整理，择重要的汇集起来，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交流;二是在他负责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让陈伯达等人组织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负责搜集和整理材料，编辑时事问题研究丛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等人从1938年动手，在抗战时期编辑了大量的丛书，教育了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
在8月间，欧阳平在抗大6大队任政治教员，他将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的一张照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给欧阳平题写了4个大字：“奋斗到底”。后来毛泽东见到欧阳平，他说：
“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是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我们就是要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这个24岁的女青年，加入了军籍，正式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有一次，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还让她带去了一封亲笔慰问信，送去了200元钱。
原来，陈士榘是于3月份在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变成了聋子。他在8月回到延安拐峁军医院治疗休养。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
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她在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骑烈马，训烈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8月份，上海出版了200套编号发行的《鲁迅全集》“纪念本”，毛泽东得到了第58号。他收到这部书后，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
8月底，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此时，身着蓝布制服的毛泽东正坐在窑洞里一张质地粗糙、没上油漆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客人们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地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此后，哲学座谈会每周日开一次。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请他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暲的历史做证明，傅连暲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晋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继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因此，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
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他提出要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他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他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竞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带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的拆了王明的台。正像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王明像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御使，拿着尚方宝剑，他谈话的口气就像御使传达皇帝命令一样。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位没有经验的小伙子，有极大的野心但缺乏才能，喜欢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同时缺乏实现他理想的能力和技术。”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武汉一陷落，国民党一改变态度，王明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一下子成了泡影，闹了半天，原来一切都是空的。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
处理王明问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如实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中央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王明无计可施，只好按照中央的要求，乖乖地回到了延安。
9月下旬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从五台山辗转来到延安的青年作家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虽然与毛泽东是初次相见，但却似故人邂逅，激动不已，他将挎包里装着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笔帖《石索》、《三希堂》，一并拿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眼疾手快的朱光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
“这些归我。”
“岂有此理!”
毛泽东勃然大怒，面红耳赤。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是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那位青年作家见二人互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让他们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得到的是《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他对毛泽东说：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朱光，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书给夺走了。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一边厢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一边厢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说：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欲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35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 王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云 项英 博古 王稼祥 康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邓小平 贺龙 罗荣桓 谭政 彭真 高岗 罗瑞卿 林彪 萧劲光 萧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刚 杨松 曹轶欧 孟庆澍 涂振农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使党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抗战的领导责任，把战争引向胜利。
全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
全会秘书长王稼祥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竞争了。”
193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现在不应该强调保卫武汉，应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论新阶段》中，全面总结了抗战15个月以来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期、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幌子，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他说：
“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
“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是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共产党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办法。”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错误思想，他强调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针对王明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在报告中，再一次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意义。他说：
“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专门讲了《战争与战略问题》。他说：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灭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
毛泽东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告诫全党说：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难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确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问贺龙：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又问徐海东：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党规党法的报告》。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人也作了地方工作报告。
10月20日，王明在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也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来。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周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女儿，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周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婚后不久的浦安修即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此时，双双堕入爱河的还有毛泽东和江青。组织上为此再度找徐明清了解了江青在上海的各种情况，又找到来自上海的其他的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上海在延安都引起了一阵轰动。毛泽东的第3次婚姻，已经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万人瞩目，因此从一开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共产党内部甚至政治局里面也有之。这些人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这都不足为怪。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由毛泽东的警卫员接到毛泽东处，帮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周恩来还找到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况且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
张闻天收到此时已经调回延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写来的一封信，他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组织过营救江青的工作，而且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唐蓝风波”的绯闻。他一听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大吃一惊，立即给张闻天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王世英把信写好以后，觉得一个人署名分量不太够，就在延安又找到曾和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还一个个摁了手印。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
“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
“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地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且说在10月的一天，毛泽东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就握着江青的手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见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后来听说江青是老乡，他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奇女子的乡亲感到高兴。听周恩来如此说，他也就接口说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肯定了刘少奇等人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
会议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对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党的工作重点问题、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1月6日，是六届六中全会最后的一天。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写道：
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通过《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纪律的决定》，强调党的团结与统一，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候补中央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象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此外，六中全会还做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代表进行了会餐。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是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同大家谈笑风生。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板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他尚未说完，自己已经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会心地笑了，乐得个个合不拢嘴。
毛泽东后来评述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
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移至毛泽东住处开，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张闻天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大家的意见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综合与总结，使党的决议和文件起到统一党内思想的作用。他时刻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操劳，毛泽东曾诙谐地称他为“明君”。毛泽东曾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听到后，为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解感到十分欣慰，说：“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王观澜在六中全会后在桥儿沟召集神府特委、绥德特委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王观谰与王明进行了激烈地争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有一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吾着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知道后，进行了干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到陕北后，劳累过度，经常发作，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专门把他找来，关切地问：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作了汇报：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王观澜非常感动。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
第136章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话说在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贺龙要回晋西北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二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自己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话分两头，此时在湖南的长沙市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38年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他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兵力继续内侵了，他们在占领了湖南北部的岳阳以后，就停止了进攻。可是就在这天晚上，长沙市内偏偏有一家伤兵医院失火了，长沙警备司令部专门成立的放火小组看见火起，误以为是事先约定的放火信号，便一齐动手，放起火来，一霎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因为政府当局事前并没有向市民预告，更没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当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时，已是逃生无路，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哭天怆地，呼儿唤娘，可怜见两万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火海之中。
长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广泛谴责，蒋介石为平息民愤，不得不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将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判处死刑。张治中也因此被革职留用。
这正是：发罢大水发大火，水火无情冤魂多。
若是真有鬼魂在，尔曹几命可够索?
再说在11月20日前后，45岁的毛泽东和24的江青结婚了。他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书，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是和老战友聚一聚，就算请客吧。毛泽东为此还特意请了一个厨师掌勺烧菜。此时，大家都是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聚齐;况且1个厨师同时也烧不了几桌菜;毛泽东只好先后分几批请客吃饭。尽管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也还是忙里忙外，跑前顾后，忙了个不亦乐乎。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一大早，日军十几架飞机第1次轰炸了延安，死伤30余人。是时，陈云躲进了窑洞里，可是那孔窑洞却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面费了好大的劲儿，扒开土层，才把他救了出来。
就在日军轰炸延安的这一天，毛泽东邀请的是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要他们到他凤凰山的窑洞里吃饭。说是请客，饭桌上也不过是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已。
毛泽东、江青在这之前和之后，还请了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客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为他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大家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让菜。
这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也连夜搬到了杨家岭，成仿吾腾出来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和江青住。
这是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窑。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了白灰。门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纸，可透进光线。3间房分别为起居室、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江青的卧室。地上铺转，桌椅的木料没有刷漆。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只有蜡烛、煤油灯。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盆里。
窑洞外是一小块碾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毛泽东闲暇时喜欢种菜。
11月21日，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那3孔窑洞被炸塌了。日军飞机这两次轰炸，受损失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西北旅社，死伤共计150余人，被毁房屋309间，牲口90余匹。
不久，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正遇着江青从里面走出来，他不认识江青，但风闻毛泽东已经结婚。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贺龙故意问毛泽东：
“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哈哈一笑，说：
“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说：
“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毛泽东又为贺龙补上了一场喜酒。这顿饭虽然说只不过是一顿便饭，但在毛泽东家里，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毛泽东除了在家招待亲戚朋友和外宾以外，一般是不会招待党内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久，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满脸带笑地指着江青，向从前线赶来的领导人们说：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
张闻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有一次，毛泽东和王明正在争论问题，王明的妻子走了进来，她说：
“我在到处找你，原来你们俩个又争了起来，我说你最好回去吃晚饭。”
一直待在角落里旁听的江青也趁势说道：
“你来了太好了，这两只老公鸡真没办法，他们一见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饭，我把我的拉去吃饭，他们就不能再斗了。”
王明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最贴切的语言赞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
与贺子珍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苏联1年多之后回国。她知道毛泽东和江青结了婚，既“很爱怜”贺子珍，可又觉得贺子珍的责任多一些。她说：
“贺子珍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刘英见到毛泽东时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毛泽东把大腿一拍，说：
“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虽然仍是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但从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要工作了。她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剪成了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愈发衬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稳。她很谨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资历比较浅，做起事来小心翼翼，在领袖夫人中间，见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十分珍惜和毛泽东的共同生活。她给毛泽东编织了新毛衣，她还学会了从井里打水，学会了给毛泽东做充满辣味的湘菜。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负责，偶尔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弄一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都觉得江青虽然是从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
江青有时候看到毛泽东工作累了，就立即给毛泽东点上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史沫特莱送的留声机放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时，还用脚踏着砖地，扣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有时江青也给毛泽东唱上一段京戏，毛泽东微笑着，欣赏着。
江青对贺子珍所生的女儿娇娇也很好，她常常把娇娇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窑洞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毛泽东的窑洞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随即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江青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地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还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警卫战士们远远地在后边跟随，望着身材魁伟的毛泽东和窈窕的江青缓缓而行的背影，打心底里为他们祝福。
毛泽东的新住处杨家岭的沟口上，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他们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
杨家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看见毛泽东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也停下来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毛泽东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到家里作客。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了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后被打成AB团，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长征到陕北。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就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此时，毛泽东通过在重庆周恩来，派人到湘乡把蔡和森的全家接到重庆，以后，又设法送到苏联。
11月底，蒋介石在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早期抗战做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就又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和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同意，我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先生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说：
“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而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考虑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电邀毛先生到西安会面了。”
一周后，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博古、董必武，再次提出让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博古、董必武表示反对，双方争论了数小时。蒋介石最后宣称：如不取消共产党，他死也不能瞑目。
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115师挺进山东，120师主力挺进冀中，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在全华北逐步展开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12月9日，延安各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
大会开始前，33岁的“鲁艺”音乐系作曲教员冼星海教大家学唱《一二九纪念歌》，刚教了两遍，毛泽东来了。他缓步走到冼星海面前，和冼星海紧紧握手，又与台上的李公朴、塞克以及各校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尔后拉着冼星海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你叫冼星海，对吗?”
毛泽东亲切地问冼星海。冼星海回答说：
“是的，主席。您那么忙，还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音乐家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毛泽东微笑着说：“你进步得很快。革命阵营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能胜利的。我们知识分子又必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音乐家往往开始是‘为艺术而艺术’，尔后，渐渐变成‘为祖国而艺术’;思想感情变化了，就会发展到‘为人民而艺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音乐战士。这就是人民的音乐家。”
正说话间，大会执行主席李公朴宣布纪念大会开始，他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
12月12日，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
“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接着，《新中华报》发表了社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地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负责残疾医院工作的领导人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说，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疾医院200多位红军伤员，因医疗生活待遇较差及遭到冷落等原因，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毛泽东在电话中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指示召开伤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人员的代表会议，研究解决伤病员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指示何长工等人，将残疾医院改为荣军教导院，改善了条件。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八路军115师师长兼抗大校长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去苏联养伤。
读者诸君，笔者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这两个对头冤家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并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他是在到了陕北之后，才把爱情之箭射向了陕北米脂姑娘性格开朗的张梅。张梅真名叫刘新民，生得是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对林彪非常仰慕。1937年，林彪与张梅结了婚。1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1938年冬林彪和张梅到苏联后，一待就是3年。其间在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和他们抚养的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在此期间，林彪和张梅两人感情不和，越闹越僵。经过多次接触，林彪深深地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林彪在只身一人回国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孙维世结婚。可是林彪回国后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便和叶群结了婚。留在苏联的张梅闻听此事，也只好另嫁了他人。
罗瑞卿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林彪赴苏疗养的这一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位妻子拱平。
拱平，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2岁考入南京城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后来，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的拱平，成为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对拱平紧追不舍，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但遭到了拱平的严词拒绝。1938年冬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报告会上，正在抗大读书的拱平见到了作报告的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她对罗瑞卿是一见钟情。两人在延安结婚后，罗瑞卿在1939年7月奉命奔赴抗日前线，两人就此分别，多年互无音信。当拱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
郝治平是在1938年到延安的，那时她才16岁。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紫萍》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共有200人左右。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广泛向群众宣传：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反共即是灭华;反共投降是当前抗战局势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
1月，史学工何干之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研究民族史的计划。
1月17日，毛泽东读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计划提纲后，给何干之回信说：
“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5名。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演讲。
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大会选举了政府领导机构：高岗为参议长，张邦英为副参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
1月2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早在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合写《陕甘宁边区实录》，此时初稿已经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不应轻率出版，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得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
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象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在国民党内还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由此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亦由对外转到对内，积极反共。
1月23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了蒋介石国民党政策重点的变化，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说：
“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
1月24日和25日，共产党连续发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致蒋介石电》，提出：
“在日本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
“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磨擦现象，最近尤甚”，“必须停止此种现象”。
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强大的揭露日本诱降阴谋、声讨卖国贼、反对反共和投降的斗争。
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北上榆林就任第21军军长，二次路过延安，毛泽东邀他到住处相见，二人进行了彻夜长谈。
后来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愈。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每次都要送给他一些好的纸烟。
邓宝珊对毛泽东极为钦佩，他的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1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说：
“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第137章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
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1月间，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央呈报了晋察冀初创时期的经验总结，其中包括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等内容，约10万字。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出版成书。他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他和朱德、王稼祥又分别为这本书作了序。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
这本书“十分宝贵”，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
他还在信中鼓励聂荣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辨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此前，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原因一是因为日本侵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及对边区千里河防的大举进攻，导致大量难民逃入边区，前后达3万人之多;二是由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中共中央为保卫边区，巩固后方，从前线陆续调回大批军队，使边区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000人猛增到49000人，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边区物资更加短缺，财政更加紧张;三是国民党对发给八路军少得可怜的军饷，还要进行克扣、拖欠，在粮食供应上，也有意制造困难，像留守兵团359旅驻防绥德后，国民党西安行营指定该旅按月到距绥德千里之外的洛川粮库去领取。八路军既无运输车辆，又无运费，这就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困难。
359旅原是八路军120师主力部队之一，由红6军团和红32军、总部特务团1营改编而成，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下辖第717团和团长兼政委文年生率领的718团。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的指示，派已经升任旅长的王震率领359旅主力，从华北敌后回师陕甘宁边区，协同萧劲光、谭政领导的边区留守部队驻防陕甘宁边区。
一天，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3个办法：第一是革命干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只好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再说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
毛泽东在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已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中直机关为了搞好生产，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成员由中央秘书处、马列学院等11个单位的领导组成，王首道任总会主任。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一面学习，一方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在毛泽东题词精神的激励下，抗大师生后来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开荒地18967亩，播种12270亩，种菜270亩，植树17070棵。
2月3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明确发出“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
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陕北的冬天，对于从南方来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毡帽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做工很差，还没有经验，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又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个样子好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也嫌它难看，不愿意戴，他也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就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这样的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这样的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山坡上开生产动员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大会。”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地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1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说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见了，也赶忙拿起镢头去帮助挖，毛泽东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毛泽东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毛泽东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又干了一会儿，衬衣也湿透了，脸上全是土。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毛泽东终于在杨家岭住地的小河边上，开垦出一亩多的菜地。他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一个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他一早一晚总是在地里锄草、浇水、施肥。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毛泽东在抬着大粪走时，看王来音个子小，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后来，在毛泽东的辛勤培育下，他种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结得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红又长。后来每当有从前线回来的部队领导人，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且说在某一天夜里，毛泽东在办公桌前批阅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他提起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
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又说：“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同志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
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
他还说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道：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作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2月间的一天，刚刚回到延安的夏童来找冼星海，对冼星海说：
“老同学，人民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毛主席也非常关心你的进步。昨天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完工作，他知道你我是老相识，要我带你去见他，要向你请教有关音乐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二天，冼星海和夏童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门前的坡地上开荒，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镐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开起荒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夏童在一旁插话说：
“主席，在开荒生产这个问题上，星海同志的见解，和您可有点不同啊!”
“噢，原来是这样。”毛泽东笑了：“有分歧就好嘛!星海同志，快把你的不同见解说说看。”
冼星海很不自然地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地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和夏童忍不住都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们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们二位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州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夏童拎起茶壶要倒水，被毛泽东拦着了，他说：
“这可不行，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可没有客人替主人倒水这一条。”
夏童说：
“主席，我听总司令说过，您要求我们的同志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不能去当客人，要反客为主。这话可是真的吗?”
“说过的，说过的。”
“主席，今天我也要反客为主了。”
“你的聪明用到我的身上来啦!”毛泽东哈哈大笑，他转向冼星海说：“星海同志，在倒水这个问题上，我就输给了夏童同志一招。看起来，人都是很聪明的，如果能把很多人的聪明集于一身就好了。”
冼星海深有感触地说：
“你说得太好了!我如果能集中3个不同流派的作曲家的长处，肯定可以为抗日救亡呐喊得更好一些。”
“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学习，永无止境地学习!”毛泽东说：“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向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州，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新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州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和夏童都赞同地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说着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这时，警卫员进来了，他问毛泽东要不要准备饭菜。毛泽东吩咐说：
“要多备两份饭菜。还要加一盘炒肉丝，一个鸡蛋汤。”
冼星海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这样我就不安了，今后……”
夏童却笑着说：
“我馋了就来主席家做客。”
毛泽东开玩笑说：
“看起来，政治家和艺术家是不一样啊!夏童同志，你若再充当一次旁听者……”
夏童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您就不准我吃那盘炒肉丝，对吧?”
一句话把毛泽东和冼星海逗得哈哈大笑。
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是理事会理事之一。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
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
“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37年5月出版)，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
“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35年出版)，我现在已经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李达的这些著作出版后，总是先寄给毛泽东一份，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理论界。
李达是从1939年1月开始到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寄了一封信，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表示随时欢迎他到延安来。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大家说：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2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他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那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写道：
“孔子在认识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告陈伯达的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中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路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毛泽东对于《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两端”及孔子的中庸观念别有解释，他在信中写道：
“两端即是指‘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原来状态无发展，这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为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2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很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是否妥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又补充了他的3点意见。
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东南分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既定方针。
此一时期，在蒋介石“政治限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实行“军事限共”，他们连续在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保护同情我们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
3月，周恩来到了皖南，和新四军领导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陈毅表示说，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和东进北上的方针。
后来陈毅回到苏南后，指挥部队继续东进松沪敌后，扩大了苏南根据地，开辟了挺进江北的通道。并利用泰州李明扬、李长江部与韩德勤的矛盾，与二李建立了统战关系。陈毅曾用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写信问候李明扬、李长江，措辞恳切感人。二李得意洋洋地到处扬言说：“我打垮了，到延安玉阶兄还会招待我呢!”
李明扬、李长江邀请陈毅过江会晤，表示愿意助新四军共同发展，共同反对韩德勤。
从3月开始，阎锡山在宜川秋林镇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不断散布反共议论，他说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还向旧军军官们说：“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阎锡山决定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以反动的“同志会”代替牺盟会。
毛泽东听了决死队第4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他说：
“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山西新军不要听阎老西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
3月31日，延安《新中华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发表社论，社论说：“今天在敌后的中心斗争，应该是我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切抗日力量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汉奸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与政权，而不应该是中国军队之间的斗争。”“破坏团结抗战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
1939年春，美国1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他们访问了毛泽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教师安德鲁.罗伊，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的新闻记者乔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来延安前，在重庆受到国民党的特殊礼遇，因而她是亲国民党反共的。她在访问了延安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泽东的印象是：毛泽东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但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霍默还说，中国的共产党人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欲知后来还有哪些人来过延安，情况怎样?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哲学如天书，特别是古代哲学。像毛泽东与陈伯达讨论的问题便是如此。哲学这东西，除了专门研究它的人以外，问世间有几人能懂?哲学既然是天书，它就是能够使人聪明的书。可惜有不少人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宁可蝇营狗苟，也懒得去理会这烦人的劳什子!不过话得说回来，一个农民不懂哲学可以种田，一个工人不懂哲学可以做工，一个领导人不懂哲学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领导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自古至今可圈可点的人物寥寥无几，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君不见，明堂之上，大纛之下，夸夸其谈者，道貌岸然者，其实大都是卖狗皮膏药者居多，而有真才实学者少之又少矣!
网上赠书启事
为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
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
《毛泽东大传》再版稿倾情大赠送。
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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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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