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
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
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
永久奋斗的目标。”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9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到达延安。
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4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举行了大型展览会，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
4月10日傍晚，萧三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后来抗大经过1年的辛勤耕耘，收获了粗粮244担，蔬菜2万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且说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卫士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哈下腰抓了一把土，放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地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吸上，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着：“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时，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到了5月份，天还没有下一场雨。
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
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把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支步枪拿在手中，掂了掂，瞄了瞄，异常兴奋。
5月4日，延安各界举行“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的涌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题目是：《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象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5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在庐江东汤池，由渡江北来的叶挺军长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兼指挥，罗炳辉为副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
同时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新四军第4支队内部展开了揭露和批判高敬亭的斗争。这场斗争，对肃清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推动东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后将高敬亭作为阴谋叛变分子，申报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批准，予以错误地处决了。
各位读者看久了未免乏味，笔者在这里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以娱诸君。
就在1939年这一年，新4军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他立刻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他的这封求爱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且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谈谈。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研究掩护下的反共宣传，愈演愈烈。
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在全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破坏了抗日团结，而且，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发展前途如何?如何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这些问题、而又缺乏明确的认识。毛泽东说：
“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的三民主义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地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5月，毛雪华来到延安，他在延安兵站住下后，一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派名毛远荣，是韶山第1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给他沏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登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又决定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
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以后，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去看望叔叔。
毛雪华第一次去叔叔家，看到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地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
“土豆好不好吃?”
毛泽东问道;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
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出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演讲，他说：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
1939年春夏之交，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第8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都出席了大会。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据欧阳山尊回忆说：江青“很令人瞩目”，“可能这是她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毛泽东在庆典上讲了话，他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从来就没有自主的权利。出嫁以前一切听父亲的，出了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还要听从儿子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控制妇女的法律，中国妇女被紧紧地绑在这种封建道德上，没有一点自由。今天你们在这里集合开会，成立女生大队，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要你们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妇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无从谈起，所以你们首先应该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才能使全国妇女得到解放。”
毛泽东的话赢得会场上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担任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总务主任兼教员的张文秋，与毛泽东在武昌一别，已有10载，她见了毛泽东心情特别激动。散会之后，张文秋随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很快就认出她来，高兴地说：
“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回答说：
“报告主席，我现在叫张一平。来延安已经快1年了。”
“噢，改了名字，就不来看老相识了?你不够朋友哩!”
毛泽东依然是很风趣。张文秋说：
“主席，我一定去看望您。”
原来，张文秋是在1929年七八月间和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这年冬天，张文秋因怀孕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狱长，要和丈夫见一面。获准后，她上前紧紧地抓住刘谦初的手，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流。
“你出去后到那儿去啊?”
刘谦初问。他看张文秋摇头，就用暗语说：
“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
张文秋知道丈夫说的妈就是党，这才点点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就叫个‘思齐’吧。”
刘谦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产党人被押赴刑场，他就义之时，年仅34岁。不久，地下党组织转给张文秋一封刘谦初在临刑前用暗语写的一封遗书。刘谦初在遗书中的称谓是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他在遗书中所说的“母亲”就是党组织，“兄弟”即同志。刘谦初在遗书中写道：
丽娟：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着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在刘谦初牺牲整整7年后，张文秋于1937年来延安。她在来延安的途中，认识了同行的陈振亚。陈振亚在北伐战争时，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后跟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他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反围剿的斗争。1930年，他在激战中受重伤，失去了一条腿。陈振亚在1937年冬天和张文秋结为夫妻。
在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观看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演出的歌舞晚会，舞台上正在演话剧《弃儿》，剧中的小主角——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衣衫褴褛，紧紧地追在拉走妈妈的警车后面，令人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毛泽东看着舞台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一度流浪上海，无人照料，也都沦为弃儿。他观剧生情，深深地被剧情打动了，眼窝里溢满了泪花。戏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剧场里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应着毛泽东的提议。于是，最后两幕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小演员叫到身边，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
小女孩说着，顺手一指：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顺着她的手望去，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了过来。毛泽东问陈振亚：
“这是你的孩子吗?”
陈振亚说：
“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一平的孩子，我是思齐的继父。”
当毛泽东知道这个6岁的小女孩就是老战友刘谦初的遗腹子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神情异常严肃，对陈振亚、张文秋说：
“刘谦初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要好好教养她。”
毛泽东弯下腰，抚摸着刘思齐的头，笑着问刘思齐：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小思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操湖南口音的人，歪着脑袋认真地想了想，向爸爸妈妈投去征询的眼光。张文秋和陈振亚都笑着点点头。刘思齐就羞答答地向毛泽东喊了声：
“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兴致勃勃地说：
“既然是我的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刘思齐懂事地点了点头。
此时，张文秋正怀着她和陈振亚的女儿，这个女儿在1938年秋天出生后，按照陈振亚的意思让女儿随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又叫做邵华。
且说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是你们的3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3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3年以来创造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
“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3年是这样，以后3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国妇女》杂志题诗，以资鼓励：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道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教育青年，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到朱德、彭德怀1939年4月2日的电报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没有记载，当然不可妄加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摆在他眼前的“等级制度”、“3等9级制”这些刺眼的字眼，恐怕是他很反感的吧!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从小恨的就是不平等，他在学有所得之后就立志要改变不平等，在创建了人民军队之后就是要消灭不平等。况且朱德、彭德怀在民族危亡关头、在全民抗战的条件下提出要以“等级制度”“兴奋干部”“兴奋部队官兵”，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毛泽东早就提出的建军原则相悖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朱德、彭德怀都非常熟悉的《古田会议决议》。后来，毛泽东在特定的条件下违心地同意军队实行军衔制，又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断然取消了军衔制。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灭等级制度、消灭阶级，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制度。
第139章
“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磨擦要
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里磨擦。”
话说1939年6月，国民党又拟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并在华北敌后设立了以鹿钟麟为总司令的冀察战区，在华中敌后设立了以于学忠为总司令的苏鲁战区，分别调动第10集团军、第57军、第51军等部向敌后伸展，形成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不断制造反共武装磨擦，压迫和排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敌、顽夹击之中。
6月7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共磨擦升级的情况，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示中说：
“党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来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
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先后作了《反投降提纲》的报告和结论。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和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他说：
“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极力争取用党的全力去争取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批评、监督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反共和投降活动。”
“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的批驳。”“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应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号召说：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
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期间，发生了两件国民党军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件。
6月11日，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400多人。
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按照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兵包围了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惨杀新四军上校参谋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特委秘书长吴渊以及曾全声、吴贺泉、赵绿莹6人。
随后，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的原则的指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指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中间阶层，深入群众工作;发展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党的组织，并强调对顽固派的进攻，“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击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毛泽东在这些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强调说：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都加强了反顽工作，严防突发事件。在理论战线上，从6月到年底，一批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在这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维护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性，揭露了国民党企图把三民主义变为反共旗帜的罪恶用心;一方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革命纲领和政治目标上的基本立场。
6月中，萧三把他在苏联出版的《埃弥萧诗选》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为了活动方便，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
6月17日，毛泽东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文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子。
敬复
毛泽东
夏季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着卫士蒋泽民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他们来到一户农舍，这家的孩子立刻认出了毛泽东，高兴得直朝屋里喊：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走出来，亲热地和毛泽东打招呼，让毛泽东坐下来一起拉家常。毛泽东问道：
“你们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生产和生活怎么样啊?”
农民见他很亲切，便打开了话匣子，说：
“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一头猪，最多的养30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来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好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1斤能卖1角钱，鸡蛋1角钱10斤。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则1年十几元，多则六十多元，够零花钱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一台车，一副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全收回来。”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要搞好养殖业，得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还要注意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那样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说罢，他起身望着光秃秃的山，感慨地说：
“山坡上有这么多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
离开了农家，毛泽东边走边对蒋泽民说：
“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们要帮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要把家乡的农业和养殖业的好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举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战士教他们，一晚上学一个小时就行。”
回去后，蒋泽民把毛泽东的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战士办了农民识字班，派有生产经验的战士到农民中传授先进的养殖方法，还组织了机关人员上山植树。
蒋泽民后来回忆说：“两年后我离开延安时，坡坡岭岭上都栽满了小树苗，光秃秃的山穿上了绿衣。”
且说6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当前的紧急任务。”“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
6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战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诬蔑。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他写道：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搜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生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不但汪精卫，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与汪精卫里应外合，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战与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与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
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
“用全民族的血肉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神圣抗战，是决不容许一部分人去动摇与叛卖的。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造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决不容许一部分人去破坏与分裂的。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与团结，把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1939年7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林育英、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这次会议一直开到8月25日才结束。
周恩来作了长篇工作报告，博古作了《南方工作报告》，张鼎丞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毛泽东就南方局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7月5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回家奔丧。郭家治丧期间，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挽联近300幅。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陈布雷、孔祥熙等要员送了挽联;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林伯渠、林彪、贺龙、刘伯承、左权、徐向前、聂荣臻、陈光、吕正操送了挽联。
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世侄”的名义，由毛泽东题写挽联。毛泽东写的是：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郭沫若在1927年3月写了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因此被通缉，他在武昌和毛泽东等人分别后，逃亡日本10年，抗战爆发后回国，与毛泽东重新取得联系。毛泽东别具匠心的挽联，借追悼其父而盛赞其子，岂不让郭沫若感激涕零。
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给师生们作报告。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华北联大即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学。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师生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他还引用了《封神演义》里的一段故事，他说：
“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方天印和打神鞭3样法宝，姜子牙用这3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现在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3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7月7日，毛泽东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制止和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阴谋。同时，毛泽东还题写了一幅对联，他写的是：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毛泽东的这一幅对联悬挂在“延安新市场”的大门两边，而“延安新市场”的门楣是由舒同题写的。毛泽东题写的对联，流动飞舞，恣肆磅礴;舒同题写的门楣，含蓄善藏，筋力老健，肥不露肉，风骨洒落。这是两位大书法家的唯一的一次合作。此时新建的延安新市场成为延安的一大盛事，一大亮点。
自此，各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群众运动。
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观看了《黄河大合唱》，他兴奋地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边区和大后方演唱的时候，人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感到自豪。郭沫若评价这部作品：
“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
7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了《三个法宝》的讲演。毛泽东说到江淹的《别赋》，由《别赋》联想到听众，他们是别离父母亲朋，冲破封锁，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的革命者，因之即兴吟诗曰：“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7月10日晚，周恩来在警卫人员蒋泽民和王来音的陪同下，到中央党校为成仿吾率领的“华北联合大学”1500名师生开赴晋察冀送行。杨家岭虽然离党校不远，可是中间隔着的延河涨了水，周恩来和警卫就骑马前往。他们过河之后，遇到一个小沟，周恩来的坐骑受惊，把他摔了下来，右臂正好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蒋泽民、王来音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了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疼得紧咬着牙关。蒋泽民、王来音扶着周恩来步行到了党校会议室，中央卫生处立即派来几个医生赶来，为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7月11日晚上，延安各界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第二天挺进华北敌后，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欢送会。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欢送会。毛泽东问联大校长成仿吾：
“杨展来了没有?”
杨展是杨开智和前妻李一纯的女儿，是杨开慧的亲侄女，1920年10月26日生于长沙。1937年，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长沙周南女中中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杨展，曾与毛泽东直接通信联系。她在信中陈述了湖南的情况，论及了她对时局的看法。那时的杨展只有18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写到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妥协问题时，提到“有个学生从湖南来信”反映情况。他所说的这个学生就是杨展。1938年底，杨展在毛泽东来信的鼓励下，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的帮助，来到延安。她首先在陕北公学分校高级班学习结业。1939年6月，杨展为参加由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等4所学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和陕北公学分校的同学们到延安集结，于6月初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为了抓紧对师生们奔赴华北前的教育，和华北联大的校领导罗瑞卿、成仿吾邀请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给师生们作报告，杨展聆听后深受鼓舞。原来，杨展自从到边区后严格要求自己，从没有要求去见毛泽东。就是这一次听报告，许多同学拥上去请毛泽东签名题词，杨展也只是远远地望着姑父。所以，毛泽东一直挂念着他还没有见到的展儿。成仿吾没想到毛泽东有此一问，正茫然间，坐在旁边的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学部主任何干之，连忙走到台下，把杨展引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见到杨展很高兴，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亲切地握着她的手，问她家里的情况，勉励她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当一名好学员。杨展坐在自己思念多年的姑父身边，聆听着姑父的教诲，心中万分激动。
第二天，杨展随着8000多名联大学员队伍，在“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歌声中，奔赴华北敌后战场。后来，杨展在1940年、1941年三八妇女节，先后两次被联大授予“模范妇女”光荣称号;1941年又被评为“学习模范”，还被选为华北联大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代表。1941年秋，杨展在河北平山县灵寿北部大山区滚龙沟西坡转移时，不幸失足坠崖，因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1岁。
7月21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杨裕民病逝于山西屯留。
杨裕民，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曾参加过觉悟社，后赴美留学，回国后任河北工业学院教授。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战，创立华北人民抗日联军。1938年冬，奉朱德、彭德怀电召，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杨裕民逝世后，朱德主持八路军总部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从延安发去了为杨裕民撰写的挽联，他写的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7月24日，毛泽东、王明等人来到延安女子大学，参加女大的开学典礼。与毛泽东的轻装简从不同，身兼女大校长的王明则骑着马，跟着副官、秘书、勤务员、马夫等，非常排场。
王明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副官事先把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放在讲台上。王明一会儿翻开这一本引一段，一会儿又翻开另一本讲一节，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可谓是巧舌如簧，张口闭口之间就是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条条，大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架势。加上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因此台下的不少青年都被他唬住了，觉得他很高明，懂马列，有学问。
毛泽东也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两万万三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1939年8月1日下午5时，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万余人，沉痛悼念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6位干部。毛泽东怀着悲愤的心情，撰写了挽联，他写道：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毛泽东在追悼大会上讲话说：
反动派“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江青觉得刘少奇的一些提法有问题。她问毛泽东说：
“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泽东说：
“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8月26日，毛泽东因毛岸英于8月间插班进入苏联10年制学校的6年级学习，就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欢!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1939年9月初，毛泽东同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谈话。林枫问：
“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1939年秋季的一天，军委二局的战士们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他们跑上去一看，是毛泽东在外参加完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毛泽东被大家接到戴镜元所在的机要工作人员驻地，听取了戴镜元的汇报，并应邀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他说：
“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100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
他还说：
“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
“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型路，就能步步胜利。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是年秋季，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李德与周恩来同乘一架飞机从兰州出发，经新疆去到苏联。
9月3日，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路过延安。延安各界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致欢迎词，冼星海指挥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9月13日，江青撰写的《我与娜拉》一文，载于《中国艺坛画报》上，她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派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到华中，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原来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干部们觉得名声不好，党不相信他们了，思想很不安定。第4支队原是由来自鄂豫皖地区的红28军余部改变而成的，所以，毛泽东就派来自鄂豫皖的徐海东前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将要到到4支队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以徐海东中校副官的名义在徐海东的掩护下，同时离开延安南下。
9月15日，从国统区到达延安的重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找到一直陪同他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说要见毛泽东。在这3个人中，刘尊棋与中共有关系，张西洛是个进步分子。金城心里明白，他们就是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摸摸中共的底儿。
金城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让金城告诉他们，让他们拟一个访问毛泽东提问题的提纲。他们3人推举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出了提纲。问题分为3个部分：1、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2、关于两党的摩擦;3、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迫切了解中共的态度和政策。金城把这份访问提纲马上交给了毛泽东。
9月16日，张西洛3人刚吃过早饭，金城迎面走来，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金城还告诉他们说：会见的时间就在今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他们所住的交际处窑洞。
下午，张西洛3人按照原来的安排，参观了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他们3人就返回了交际处，当他们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记者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
“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这孔窑洞是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3位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肖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人，参加了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待众人坐定之后，把记者提出的访谈提纲放在桌子上摊开，一一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在谈到第2个问题时说：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不仅两党中间，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切。”
“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
毛泽东说到这里十分激动，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
“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作‘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再次提出警告说：
“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鉴于9月间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湖北东部围攻新4军后方机关，残杀500多人的事实，形象逼真地告诫顽固派说：
“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毛泽东按照访问提纲讲完后，同3名记者合影留念，还送给3个记者每人一本签上记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3个记者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以刘尊棋的记录为主，张西洛和耿坚白加以补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寄给了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1份。
后来在10月份，延安的《新中华报》、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重庆《新华日报》，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谈话;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华侨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却一字未提毛泽东会见3记者的事。就这样，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毛泽东讲话的《新华日报》，大发脾气，他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责令其检查失职之责。
欲知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关于周恩来坠马受伤一事，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的记述，这个记述是根据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蒋泽民于1985年3月20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王来音于1979年6月口述的材料。从时间上看，毋庸置疑，蒋泽民的信和王来音的口述材料，都是为了揭发批判江青而提供的。但是在这些记述中，蒋泽民和王来音却并没有提及江青。而与此相反，关于周恩来坠马的原因，是因为江青在与周恩来同去党校时所骑的骡子惊了周恩来的坐骑导致的说法，却有大致相同的三四个版本。在这三四个版本中，尽管表述不一，归纳起来却也只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周恩来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江青有关;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说，说是毛泽东勃然大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到第二天毛泽东气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这三四个版本的提供者中，没有一个人是周恩来坠马事故现场的当事人。尽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党校处理了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现场的见证人。况且，关于成仿吾的版本说，还是来源于叶永烈1992年访问延安革命纪念馆时的研究人员米世同，而米世同又是根据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时的回忆提供出来的。因此，这三四个版本也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了。
第140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卫士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口子，深深地呼吸着，又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
“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
9月28日，延安各界为欢迎中国和外国朋友举行盛大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介绍了不久前第二次来到延安的斯诺，并介绍了斯诺在1936年秋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次到边区进行采访的情况。他还说：
“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冼星海在晚会上指挥合唱团演唱了他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而创作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会后，毛泽东热情地款待了斯诺，还多次和他交谈，向他讲述了中共的抗日政策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还说：
“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
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
“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象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
且说9月30日，《文艺突击》于9月20日和这一天出了两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与祝贺，大家都希望将《文艺突击》油印版改成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毛泽东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随即响应。
不久，《文艺突击》在1939年10月16日改为铅印出版。
1939年10月4日，中共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为《共产党人》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针对抗战以来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进入党内，不可避免地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的情况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前进吗?显然是不能够。”“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从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3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中共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做出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
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说：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
10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警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他说：
“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卫士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一个民工乐呵呵地说：
“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
“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
“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
“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毛泽东故意问道：
“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
民工们说：
“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
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蒋泽民：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蒋泽民告诉他说：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
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毛泽东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冼星海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
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县长许工超率军警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病员和家属200多人。
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完县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万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原来在10月29日，白求恩带领卫生巡视团亲临火线救治伤员。他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因劳累过度，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发炎，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发作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转化为败血病，发高烧。11月11日，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说：“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还是想着八路军伤员。他在给朗林的信中说：“我认为林大夫应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即北上协助工作。”“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这天晚上，白求恩写了遗嘱，交给身边的人，对他们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又说道：“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前线，收容伤员。”
11月，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
在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第1个高级将领，他就是号称“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哀叹说：“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1月间的一天早饭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科科长寒光从杨家岭后沟出发，去找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赵毅敏，他刚转过山坳，就看到毛泽东窑洞前摆着十几条长凳，毛泽东吸着烟，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泽东日夜忙于抗日救国大事，不能打扰他，便准备从一旁快步走过去。此时，毛泽东已经看见了他，健步向他走来，还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与党的领袖面对面站在一起，既兴奋又紧张，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寒光赶忙回答说：
“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是韩信的‘韩’吗?”
“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
毛泽东风趣地说：
“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
说罢，他又问寒光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说，在东北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到苏联学习，1938年五六月间回国到了新疆，在邓发同志领导下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刚到延安不久。
“好。”毛泽东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说话间，一些中央领导人陆续来了，看样子是来参加会议的，赵毅敏也来了。寒光赶紧向毛泽东道别，又去与赵毅敏打过招呼便离开了。
后来，寒光还是将他的姓氏改成了“韩”字，由“寒光”变成了“韩光”。
且说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各界人士沉痛悼念白求恩的逝世。在会场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
追悼会开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纪念白求恩歌》：“秋风吹着细雨，延水奏着哀曲，从遥远的五台山，传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用无边的哀悼，来纪念您!这里——河边的石头，山上的野草，也在为您流泪。但是，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您静静地安息吧!在您的后面，被压迫的兄弟，已经起来了，我们将追随您的光辉，高举新医学的旗帜，向着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
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2月初，在蒋介石授意下，山西军阀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由陈长捷指挥，突然进攻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共产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接着，晋西北阎锡山的两个军，在赵承绥指挥下，进攻抗日决死队第4纵队，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120师彭绍辉358旅。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军队，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1、第3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摧毁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近2000人。
“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前往秋林，当面向阎锡山讲明利害关系，做调解工作。毛泽东又连续向八路军总部、120师和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发出指示，指示说：
“这将是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的枢纽，若投降派掌握上述地区，是很危险的。因此，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日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不公开刺激阎锡山。”“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毛泽东在指示中作出了粉碎顽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近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晋西抗日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苦战数旬，给予进犯的阎军重大打击，随后转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决死第2、第4纵队在八路军120师主力协同下，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尔后，抗日决死第2、第4纵队经过整顿，编入了八路军。
晋东南的抗日决死第1纵队，在陈赓率领的八路军129师386旅配合下，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军中最反动的孙楚部。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榆社歼灭阎军的薛文教部1500人，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决死第3纵队除被反动军官拉走3个团外，其他部队仍坚持斗争，尔后打破阎军多次阻击，与决死第1纵队会合，正式编入八路军。至此，阎锡山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被彻底粉碎了。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他写道：
“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视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2月25日，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侵占八路军驻防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
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从事反共反边区的摩擦和破坏活动。因此，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了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煽动叛乱，迫害根据地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扰乱陕甘宁边区。
朱德、彭德怀等人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很快就平息了国民党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的叛乱，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正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偷鸡蚀把米，请君入我瓮。
1939年冬，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命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统一领导指挥新四军江南部队。
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0多位代表都参加了。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辞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询问他们是怎么来到延安的，到了延安是否习惯?他又走到一位代表跟前，问道：
“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代表激动地起身答道：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派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派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中共韶山区委书记，他于12月下旬到桂林，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由李克农安排和香港地下党几位代表一起，经过千辛万苦才到了延安。毛朗明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留在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不久，又得了疟疾。毛朗明只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毛朗明收到转来的一封信，他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原来，毛泽东并未见到此信，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再说毛泽东在11、12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原来的计划，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书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认真地推敲;尤其是对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进一步分析、论证，并征求了杨松和陈伯达等人的意见。
原来，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发展起来以后，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反映缺乏教材，迫切需要党中央解决这一问题。干部教育部决定：以陈昌浩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做为教材;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召集几次讨论会，几经商讨，拟出了细纲。9月开始动笔，计划在10月底完稿。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第3章由李维汉负责。后来由于李维汉工作忙，没有如期完成。已成的两章由毛泽东负责修改、统稿。
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2章的同时，考虑到有些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因受该书结构和篇幅限制，不能充分展开，不能进行更为深刻地分析和论述，故有必要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书。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脱稿后，他又全力投入《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地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
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但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慢慢地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就是这样，毛泽东历时10天，在岁末拿出初稿，初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他写道：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毛泽东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毛泽东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
12月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地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1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1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欲知毛泽东和曾志后来的交往和友谊，请继续往下看。
第141章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
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
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话说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子大学大礼堂召开。冼星海报告了音乐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情况。
毛泽东在大会上带病讲演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讲演十分深刻，要求他整理后马上发表。后来，该文在正式发表时，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总结了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他写道：
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义革命。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共产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新的社会制度。“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毛泽东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写道：
“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是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坚持‘剿共’、‘反共’的顽固派，其前途并不美妙，如不觉悟，只能自寻死路。”
毛泽东还写道：
“在中国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就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的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来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文坛巨匠鲁迅，他说：
“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王明与别人的反映不同，他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
《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1月5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说：
“陈毅仍应力争江北。”
1月12日，毛泽东、江青、冼星海等人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1940年初，毛泽东亲自安排3岁的毛娇娇去苏联找她的母亲贺子珍。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漫天黄。”这时候的大西北，风还是格外的狂，格外的冷，吹得人们浑身起鸡皮疙瘩，风卷起来的细沙碎石，打在人们的脸上、额头、鼻尖上，像刀割一样疼痛。
那天早上，娇娇坐在毛泽东怀里，朱德、康克清带着去苏联学习的朱敏，还有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娇娇不住地向四周张望，拉着爸爸的手，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
这是一架苏联的轰炸机，几个孩子看见这个庞然大物，竟然忘记了寒冷，一个接一个往飞机上爬。娇娇松开爸爸那温暖的大手，也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此时的娇娇根本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只一味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在飞机上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她和大孩子一样开心地笑着。
毛泽东、朱德、康克清把孩子们的行李放好，悄然离去。飞机舱门也慢慢地关上了。娇娇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她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左瞧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她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身边。
这架飞机转到甘肃、新疆，最后到了苏联莫斯科。当有人把娇娇来苏联的消息告诉贺子珍的时候，贺子珍摇摇头，根本不相信。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
贺子珍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也许是真的。当她见到娇娇的时候，一把就把娇娇搂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把娇娇带来了。”
贺子珍激动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
“娇娇，我的孩子，我就是妈妈呀!”
娇娇也紧紧地搂着她，哭喊着：
“妈妈!妈妈!”
离别2年的母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聚在了一起。毛娇娇也见到了亲她爱她的大哥毛岸英和二哥毛岸青，一家人虽说是在异国团聚，其乐也融融。
1月15日，毛泽东在庆祝吴玉章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60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终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
1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全文如次：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做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们边区有23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摩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了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摩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摩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窝子摩擦。
1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了新四军发展问题。
1月19日，毛泽东委托王稼祥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及东南局的电报稿，电文中说：
“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10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1个到两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1月2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励。”
1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着的右的、特别是开始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为中共中央写出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说：
“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全党同志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要认识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坚决反抗之，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
1月27日，中共中央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的大意是说：虽然陈士榘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军兵站线被消灭，八路军伤兵被残杀，晋东南7县八路军军政人员被残杀70余人，但八路军仍愿意与阎锡山团结抗战。
同时，山西新军领导人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等人也连续致电阎锡山，痛陈：虽然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
续范亭早在1939年参加了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过毛泽东，那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1940年1月续范亭开始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
就这样，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和蒋介石乘隙而入、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与中共谈判。
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说：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河北和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
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于光远和屈伯传曾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延安自然科学办公室筹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情况，并说请他在成立大会上作指示。
且说大会开始后，首先由筹备人员致开幕词，报告研究会的筹备情况，然后由陈云讲话。正在陈云讲话时，毛泽东来到了会场。陈云很快便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与会者们热烈地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身来，发表了即席讲话。
可惜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会后的《新中华报》只刊登了讲话的一段摘要，而在3月15日的《新中华报》上则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他说：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以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改造社会是更好地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在这次大会上，吴玉章被推举为研究会会长，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名誉主席。
2月7日，毛泽东为《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题词，他写的是：
“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1940年初，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和69军石友三部，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进攻，被八路军击退。
朱怀冰又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俣如墉等部，分3路大举进攻太行山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石友三部，亦从冀南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
彭德怀、刘伯承遵照毛泽东指示，先后到冀，同国民党冀察战区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会谈，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反共冒险。但朱怀冰置若罔闻，继续发起进攻。八路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利用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力争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
2月9日，在平汉路东，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发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反共之石友三部。至18日，石友三部溃逃，八路军共毙伤俘石友三部2800人。
2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令八路军、新四军说：
“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2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他说：“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说：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指示要求领导干部要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2月20日，毛泽东发起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义的宪政》的报告，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2月间，毛泽东写出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他在第8点中写道：
“8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治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
2月25日，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面陈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毛泽东要萧劲光、王若飞告诉阎锡山说：
“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阎锡山由于在反共摩擦中损兵折将，偷鸡不成蚀把米，被迫和解。
后来，阎锡山与太原日军高级人员往来甚密，大有投降之意。毛泽东、周恩来派王世英对阎锡山苦劝，抑制了他的投降活动。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唁电，向蔡元培的家属表示慰问，他写道：
香港九龙奥斯甸道蔡孑民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阳。
3月5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部队13个团，在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在平汉路西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说;
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联合专政。
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心和决心。随后，毛泽东又具体阐明了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纲领。主要有4点内容：1、只要不反共并和共产党合作，任何人，不论有无党派，任何党派，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派，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2、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中国人，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组织制度为民主集中制。4、统一战线政权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汉奸和反动派，保护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善工农生活。
3月8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部队，在陈赓指挥下，消灭朱怀冰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万余人，朱怀冰率残部2000人南逃。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八路军在粉碎朱怀冰部的进攻后，毛泽东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3月11日，八路军在4日发起的卫(河)东战役结束，毙伤俘石友三部3600多人，石军败退河南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八路军完全控制了冀南地区。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党内外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全面地总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基本经验，明确概括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毛泽东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毛泽东强调说：
“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回击国民党发动第1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依然清醒地注意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仍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情况。
3月14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说：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目前山西、河北反磨擦斗争，即需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为了抗日大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停止磨擦。
3月中旬，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前往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双方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防区。
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部队向彭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面，使蒋、汪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立巩固。”
3月21日，蒋介石批准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常指导方案》：方案说：“必须用最迅速之移动与之一网打尽。”
3月，王明重新出版了他那本“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发行全党，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
1940年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座谈时说：
“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3月26日，任弼时根据中央在2月的决定，结束了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飞机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不久，中央决定任弼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青妇和西北局的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
3月30日，鼓吹“曲线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长，王揖唐为考试院长，陈群为内务部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鲍文樾为代军政部长。
3月31日和1940年4月1日，毛泽东根据国民党的反共新动态，连续指示各地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广泛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无论华北、华中一律采取政治上的攻势，以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4万至5万人的兵力，在3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根据地。
4月1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从4月10日起，对敌人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毛泽东在朱德、彭德怀这个命令下达的第3天，急电彭德怀等人说：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需要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的国民党军第90军，同时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彭德怀发动总破袭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的电报上说：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奋斗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主张面前，经过谈判，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至此，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的第1次反共高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除山东和冀鲁豫外，基本上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经过此番打击，阎锡山这个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后来在国民党发动第2、第3次反共高潮时，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知国共关系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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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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