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
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
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话说1940年初，陈毅命令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
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体态柔姿盈盈，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地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闲言打住。
且说1940年4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连续制定了两个压制八路军、新四军的方案，颁行《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并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整顿武力，“驱逐新四军”，“限本年底完成消灭苏北中共部队并建立苏北中央军事根据地之计划”。
此后，韩德勤在苏北、冷欣在江南、国民党52师在皖南频频袭击新四军，包围封锁、断绝交通，大搞摩擦。
4月7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新中华报》为国民党不断进攻新四军，发表了《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和团结的事实。
同时，新四军公布了国民党安徽当局兴兵武装进攻，搜捕共产党和抗日进步人士、断绝各路交通的罪行。叶挺、张云逸等人又连续致电蒋介石、白崇禧及安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4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中写道：
“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毛泽东还指示说：皖南新四军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项英建议说：军部撤出皖南，东进苏南;苏南主力进入苏北。项英不听。陈毅说：
“你们不东进，我们江南主力一定得北上。”
陈毅要求同中央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
4月30日，新四军以全体将领名义，致电浙、闽、赣、苏、皖各省国民党军政人员，重申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决心，呼吁加强团结。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延安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向各界发起有奖征文活动，收到来稿150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文艺作品。评选结果，有23件作品获奖。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所发这些奖金，全部是由中央领导人捐赠的。毛泽东捐的最多，他捐了300元。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进一步将中间派划定为7种，即：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
他在指示中还说：只有向顽固派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
毛泽东在指示尖锐地批评项英说：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地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
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在指示还明确规定：此一指示由项英在皖南传达，由陈毅在苏南传达。
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5个团12000人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根据地。
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亲和叔父等长辈从祭田里每房抽出一担谷作为他的学费，送他进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寒，常常交不起学费，黄克诚只好时读时辍，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24年，黄克诚加入国民党。后来，黄克诚最终选定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的一天，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共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考察的决定，还告诉他说：
“晚饭前，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主席还说，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蜜果’小妮娜。”
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钱韵玲带着女儿妮娜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非常高兴。不一会儿，袁牧之也来了。毛泽东说：
“星海同志，党派你们到苏联，有啥困难吗?”
冼星海笑了笑说：
“困难，我还没有想过哩。不过我怕完不成任务。”
“俄语会讲吗?”
“我们会学会的，主席。”
冼星海和袁牧之都这样说。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以来，在最艰难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们。这次，你们如果能见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冼星海说：
“我们一定做到。”
该吃晚饭了，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还有一只鸡。这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里买来的。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杂炒辣椒说：
“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块鸡肉放在毛泽东的碗里，毛泽东笑着说：
“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毛泽东殷勤招呼钱韵玲母女吃饭，还频频为她们夹菜。饭罢，毛泽东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说：
“目前，还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到西安由统战部办理出境手续，但是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
钱韵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声说：
“我倒想了个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随你的母姓，随我的母名，并起来就是黄训。”
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好得很，就叫这个名字。”
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人和张仲实等，跟着朱德一起来到了延安。
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到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间，他离开了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5月31日，延安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和教育家陈嘉庚。陈嘉庚是应毛泽东电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驱车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一个华侨世家。1910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陈嘉庚从20年代起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1939年冬，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于1940年3月，到达重庆。陈嘉庚在重庆的考察，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当时驻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去访问陈嘉庚，并赠送他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请他去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向叶剑英表示，想去访问延安。叶剑英立即报告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予蒋介石很大震动。5月间，陈嘉庚从重庆到了成都，蒋介石也来到成都，他立即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请陈嘉庚参加。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又邀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饭后，陈嘉庚告辞，蒋介石又留他谈话。蒋介石说：“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陈嘉庚说：“还要去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率直地告诉蒋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蒋介石一听就不高兴，便大骂共产党如何如何，分明是不愿让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陈嘉庚，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的反感，只好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就这样，陈嘉庚费了不少周折，才经西安到了延安。
5月31日下午5点30分，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3000多名来自个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两旁，欢迎陈嘉庚。当陈嘉庚与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萧劲光和吴玉章等人迎上前去，与陈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们到边区政府交际处。
陈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欢迎大会结束后，高自立、萧劲光设宴，为陈嘉庚一行洗尘。
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问他们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告诉陈嘉庚说：
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敌后挺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在归国华侨中，已有几千青年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和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已在血战中献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事迹，已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
陈嘉庚听着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表示赞赏。陈嘉庚向这些华侨青年反复地问：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的?”“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共产党?”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陈嘉庚。朱德赞赏陈嘉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磨擦”的立场，他说，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
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观看了他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当陈嘉庚和女大的华侨学生交谈后，了解到还有不少华侨学生在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陈嘉庚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此表示由衷地赞赏和钦佩。
参观结束后，陈嘉庚一行拜会了毛泽东。陈嘉庚没有想到，共产党领袖住的窑洞里竟然如此简朴，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制写字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衣着也非常朴素，神态安详，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思路敏锐，和下属的关系很是融洽，实行的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制度，这真是他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一番客套之后，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问，又询问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自己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变作息时间，保重身体。说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先后来到，参加了座谈。
日落时分，毛泽东、朱德等人陪同陈嘉庚共进晚餐，吃的只是白菜、咸饭，另配有一味鸡汤。毛泽东微笑着解释说：
“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席间，毛泽东还说：
“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说：
“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后解决，此乃内部意见，稍迟无妨。”
毛泽东满口应承，他说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性。他又强调说，对国民党顽固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团结的。毛泽东还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陈嘉庚表示说，一定负责到底。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磨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
毛泽东最后诚恳地说：
“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
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大礼堂里既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提前来到礼堂里的沈雁冰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地站起身来，向毛泽东走去。他们已经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致问候。毛泽东又与张仲实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晚会开始了，毛泽东和陈嘉庚互相致词。尔后，陈嘉庚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并排坐在木板上观看了由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为他的秘书李铁民在参观女子大学时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治疗，一时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况。
6月2日上午，陈嘉庚到医院看望李铁民，遇见了亲自为李铁民治病的卫生部长傅连暲，傅连暲告诉陈嘉庚说，他原来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陈嘉庚对他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暲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军民一起抗战。陈嘉庚、李铁民深受感动。
2日下午，陈嘉庚应邀到抗大第3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欢迎沈雁冰、张仲实从新疆来到延安的大会。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他每天从早到晚参观，不断思考，毫不疲倦。陈嘉庚对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感到奇怪，一再询问是为什么?
这期间，毛泽东、朱德一再邀请陈嘉庚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同陈嘉庚会谈，并共进晚餐。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和陈嘉庚共进晚餐后，又到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一个国民党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才回去。陈嘉庚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毛泽东能与一个小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6月6日，朱德又陪同陈嘉庚到数十里外的安塞钢铁厂参观。
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为共产党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来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毛泽东坚持把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
毛泽东的伤还没有痊愈，他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地把车叫来了，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一行离开延安赴西安。
谢振华是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的。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一行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穿着国民党军服，谢振华佩带上校军衔，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他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的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后来不久，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
6月15日，陈毅决定率新四军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上说：
“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速布置。”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主力北渡长江后，根据中央指示，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仍担任指挥。
韩德勤企图趁陈毅在苏北立足未稳，围而歼之，苏北形势顿时紧张。毛泽东对陈毅部极为关怀，为了支援遭顽军围攻的新四军，毛泽东和王稼祥指示八路军总部派出部队南下华中;命令新四军第5支队迅速东渡运河增援;要求陈毅部依托黄桥，坚持独立作战半个月。
6月21日，由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及其他成员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报告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在会议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在这次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6月下旬，黄克诚率部在涡阳的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率领坚持当地斗争。
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他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1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6日，国民党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份，中共中央为解决国共两党关系，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中共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而国民党16日出台的这个《提示案》，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第143章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
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
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话说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向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下达了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规定战役目的是：
“1、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2、打破敌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这一命令用电报发给晋察冀军区、第120师、129师和所属各区;同时上报中央。
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等人破袭敌人交通线的预备命令，还以为这只是他们部署的一个游击战中经常要进行的战役行动，不会涉及到战略问题。对于这样的作战计划，他当然是不会反对的。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战役竟然会发展到了百团大战的规模。
1940年8月，中共中原局对彭雪枫、黄克诚的部队进行改编，以新2旅、南下的苏鲁豫支队等部为八路军第5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2万余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东渡运河，开辟淮海根据地;由第4纵队辖9个团，17000人，仍以彭雪枫为司令员，执行坚持豫皖苏边区和向西防御任务。
毛泽东指示中原局说：苏北反摩擦，应严格坚持自卫立场，可向韩德勤公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8月3日，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出生了。此时，江青26岁，毛泽东47岁。小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这是他的第10个孩子，以前杨开慧所生的3个男孩，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存活，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时还被打伤落下了病症，且现在都不在身边。贺子珍所生的6个儿女，除了夭折的，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女儿娇娇也远在异国他乡。如今江青生了这个小女儿，怎不使他爱怜有加?毛泽东让小女儿随了母姓，起名叫李讷，取意于《论语.里仁》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特别欣赏这句格言，因为它与自己的“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有些相似之处。
李讷相貌清秀，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尽像其母。江青从不溺爱孩子，她认为从小就应当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让她自己爬起来;一会说话，就让她见人问好;两三岁时，开始教她学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教她学习表演各种动作。
据徐明清说，江青后来在1941年又怀过一次孕，她和毛泽东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于是去做了人工流产。结果，由于医生的疏忽，把纱布忘在了子宫里，造成发高烧，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进行了子宫摘除手术。徐明清到医院去看望江青，才知道了这一情况。此后，江青为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发出破袭正太路《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击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的程度，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成果最中心的环节。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研究对待友党友军及各阶级阶层的策略问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级高级干部的中心问题。”“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则是达到胜利的保证”。“在策略上，对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我们只反对当时直接向我进攻的极少数人，而联合其中极大多数人，以便各个孤立与各个击破那些坚决的投降派与反共派。”因此，反顽斗争中要注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8月20日晚8时，八路军各部破袭正太路的战役开始了，彭德怀在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人协助下，组织晋察冀军区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共计22个团，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
这次战役一打就是3个半月，八路军陆续投入了大量兵力，后来实际参战的部队，已经由最初的22个团增加到了105个团，近40万人，终于发展成为规模浩大震动国内外的百团大战。
8月31日，彭德怀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上是这样写的：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
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全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请电告并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
1940年9月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不放过一个敌探，不错办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制造一个敌人，不放过一个内奸，不冤枉一个同志。”
9月5日，毛泽东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写了一封信。
原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开始后，学术研究的每一场学术报告，毛泽东都要到场，吸取别人的长处，学习自己未精通的学问。他最感兴趣的是范文澜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听完报告，他还要向范文澜索要演讲提纲再读一遍。范文澜在9月初的第3次演讲，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他读了范文澜的演讲提纲后，就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第3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毛泽东
9月5日
范文澜，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仅比毛泽东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脱党，“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封沦陷后，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进入桐柏山区打游击，1939年底抵达延安。
初秋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通知教育处长邓力群、院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干事安平生和宣传干事马洪，要他们去杨家岭接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邓力群一行4人刚走上延水河桥头，就和毛泽东相遇了。毛泽东开口问他们：
“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
邓力群答道：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说：
“接我?嗯，我晓得了，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邓力群不好意思地说：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啦，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
“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毛泽东故意环视一周，好像很认真的样子，说：
“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8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邓力群4人都笑了，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地摇手，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8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这一次在马列学院了解了许多情况，他作了报告后，在和马列学院的负责人分手时说：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八路军以一部分作战部队转入休整，准备参加第二阶段作战。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百团大战时，他告诫大家说：
“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是游击性的反攻。”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一宣言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向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的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将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200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作用。”“一切大规模行动，应是更加有计划、有准备的，不应轻率举行。”
9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在继续破击交通线的同时，歼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
此一阶段，八路军打了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给根据地带来了一些破坏，部队也受到了一定的伤亡。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准备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恰好此时留守兵团的领导来到了杨家岭，要求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
“好啊，我正要请各路诸侯来谈谈。”
毛泽东把大家招呼到会客室里，热情地拿出烟请大家吸。毛泽东说：
“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谈一谈吧!”
留守兵团的领导们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立刻无拘无束地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有一位望了望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动不动就说要和我们去找毛主席评理。”
毛泽东听了，看了看在座的人，意味深长地说：
“我看这是天大的好事!”
他点燃一支烟，看着面露惊讶之色的各位领导人，接着说：
“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侮，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现在敢向我们提意见，敢批评军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诸位想想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批评军队的，哪有民管军这样的好事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已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毛泽东反问大家：
“你们谁懂得历史，说说看，是不是这样?”
他又递给每人一支烟，接着说：
“我看咱们边区政府民主建设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我们的军队有广大群众当老师，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就不会犯大错误，边区就大有希望。”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叶挺，他命令新四军：
“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执行作战任务。”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
如江北新四军不“遵令南移”，即“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
9月26日，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徐谦在香港病逝。徐谦是国民党的元老，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曾和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共过事。毛泽东获悉徐谦逝世的消息，为他撰写了一幅挽联：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炒旧文章。
在秋季的一天，毛泽东到中央医院看望病员，见到了老战士肖玉壁。毛泽东对肖玉壁的病情很关心，就向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医生说：
“说起来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能给他吃1个月的饱饭就行了。”
“营养极度欠缺?”毛泽东非常惊讶地问：“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
医生点点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目前我们还很困难，把伙食全部提高做不到啊!”
自此，毛泽东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日半斤牛奶和取奶证，一起交给医生，叮嘱医生每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给肖玉壁。
肖玉壁打过多少仗，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的身上，留有90多块伤疤。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他嫌官太小，坚持不去。他来见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答应他的申述理由，肖玉壁急了，撩起衣服说：
“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
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眼珠动也不动，平静地说：
“我不识数。”
肖玉壁没了招儿，只好前去上任，没承想这次竟掉进了钱堆里。他利用职权经营私人生意，腰包很快鼓了起来，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偷偷地卖给国民党的破坏队。案发之后，边区政府判处肖玉壁死刑。这事又闹到了毛泽东那里。林伯渠来见毛泽东，说明了原委，毛泽东问：
“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
林伯渠说：
“3000元。”
毛泽东问：
“他服不服?”
林伯渠掏出1封信，说：
“肖玉壁写信要求，看在他以前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去，战死在战场上。”
林伯渠将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不接，问道：
“你准备怎么答复他?”
林伯渠说：
“据法院统计，贪污腐化的犯罪率已占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不可。不过，怎么处理肖玉壁的问题，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毛泽东反问林伯渠：
“你还记得1937年枪毙的那位黄克功吧?”
“忘不了。”
毛泽东口气坚定地说：
“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1940年10月6日，华北日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扑，发动报复性的“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中，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彭德怀即指挥八路军进入百团大战的第3阶段，也就是反“扫荡”作战阶段。
10月3日至6日，陈毅、粟裕指挥黄桥决战，击败韩德勤顽固派的进攻，共歼顽军主力89军、独6旅12个团，保安第16旅全部，保安第33师第5旅1个团，计11000余人;中将旅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团长数人毙命，俘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枝，轻重机枪189挺，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黄桥决战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把陈毅在苏北通过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迅速打开抗日局面的经验，转发全军团以上干部学习，启发帮助一些人破除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错误倾向。
此一时期，毛泽东看到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就连续电令项英等人，要他们丢掉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下决心尽快北移。
皖南新四军北移，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由皖南原地经铜陵、繁昌就近直接北渡皖北，这一地段长江以南是3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游击队活动地区;一条是经苏南，然后从镇江过江到苏北，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往来的一条路线。
10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项英等人，关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移动方向，指示说：
“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3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应决心移皖北。”
10月10日，沈雁冰偕夫人孔德沚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生活、工作了5个月的延安，奔向重庆新的工作岗位。“鲁艺”全体师生在桥儿沟西边、延河北岸列队欢送他们。沈雁冰夫妇微笑着挥手向同志们告别。
此前，毛泽东在和沈雁冰的谈话中说，中央希望他能去重庆工作，担任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沈雁冰爽快地答应了，并决定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临行前，他在向毛泽东告别时说：
“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毛泽东风趣地对老朋友说：“你现在把俩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说：
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证明。“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刘少奇、陈毅说：
“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摩擦在韩进攻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军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项英、叶挺、刘少奇、黄克诚，电文中提出了同韩德勤谈判的主要条件，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转告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2、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3、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14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说：
“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问题，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坚持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皓电”最后以“中央提示案”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还要求将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问题。会议决定，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这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说：
“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毛泽东将周恩来的来电转发给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并说：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10月2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再坚持1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恐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
10月29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电文说：“1月期满后，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毛泽东立即将这一电报转发给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
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准备发给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稿，他写道：
1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中是异常激烈的。前者要求中国政府变为戴高乐政府，加入英美同盟。“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到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抵抗，加入日德意同盟，变为贝当政府。“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的回国，南宁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
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动摇，至10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同盟对华积极化的结果。”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将上述这份电报稿作了一些修改，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门负责人。
欲知蒋介石究竟要对新四军采取什么措施，请看下章内容。
第144章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
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的指示》中，再次要求华中和皖南，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电文中说：
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的《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方针》中，又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项英至此仍迟疑不决，他在复电中说：
“军部北移困难，3支地区太小，也不便移3支区域。”
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11月3日，毛泽东又将2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1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3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要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介石政权崩溃。“是否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舆论，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
11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
11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的给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复电“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和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辞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反共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结束。八路军连续作战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047人;拔除据点2993个，毁坏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煤矿5座，割走电线40万公斤。
八路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1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叶挺发出“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在12月31日以前，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华中的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齐电”还宣称，国民党政府决定：八路军军饷暂发至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饷暂发至1941年1月，以后看是否北渡再定。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华，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2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电示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皖南新四军，务须迅速渡江”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和曾山暂勿离开部队，叶挺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求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做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华、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5日，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即《论政策》。他在《论政策》中提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过“左”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指示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警惕这两种错误倾向。他说：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毛泽东为了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全面地统一地了解党的政策，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在《论政策》中对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写道：
“实行‘三三制’，是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的胜利，并不是机械地凑足数目。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党员的数量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以便于吸收广大非党人员参加政权。而在一些最下层的政权，如乡村政权中，中间分子的数量可以有所变通，以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把持政权。”
毛泽东强调：在军队中，尤其是共产党军队的主力中，“决不能实行‘三三制’，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一指示时，发生了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政策看法不一致。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在后来的正式文件《论政策》中，不再提“路线”2字，只说是过左政策。
《论政策》最后虽然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不认帐甚至赖帐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不正，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所以，毛泽东决定着手编辑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他决心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
会后，毛泽东开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大型历史文献。毛泽东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他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编辑完了这两部历史文献。其中，《六大以前》收入了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件199篇。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吉普车在他们面前嘎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显得特别亲热，他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毛泽东问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在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940年底，博古从南方局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职务。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16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的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挎肘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再说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马上将他的谈话报告给中央，他说蒋介石承诺说：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周恩来又说，蒋介石的话是靠不住的，他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而此时的项英已为严重的敌情所吓到，迷惘自乱，不敢下定北移决心，反而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电文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1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欲知皖南新四军能否顺利突围，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时发生的严重分歧，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时至今日，中共中央中的多数人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这一批人对此讳之莫深，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可见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死老虎也挡道，由这些人占着茅坑处处掣肘，正确的方针政策自然是难以推行。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顿党风!终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战略决战。
如需电话联系可拨打 13937776295
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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