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
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
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
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话说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着：
万急!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打破了由陈布雷起草的惯例，它是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起草的，事先连《中央日报》社的社长、主编都不知道。蒋介石如此保密，是要给延安的毛泽东来一个突然袭击。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十分清楚的。
8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为了击败蒋介石的和平攻势，就朱德于8月13日奉命复电蒋介石“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一事，发出由他以朱德名义起草的致蒋介石的电报，接着他又发出给蒋介石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发完电报，接见了此时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地告诉他们说：
“我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请你们转告蒋先生。”
在此期间，也就是8月16日和18日，斯大林两次致电中共中央，他说，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他还说要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否则内战打起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似乎是和蒋介石一唱一和。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了。后来到8月30日，苏军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全境和朝鲜北部，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苏军俘虏。此役，苏联红军歼灭日军8万人，俘虏60万人;苏联红军也伤亡了32000人。
8月19日，山东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将中共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立即复电罗荣桓，同意他的建议。
再说蒋介石觉得毛泽东推出朱德为挡箭牌，拒绝来重庆，正好有利于他的和平攻势。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电邀毛泽东赴渝：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抗战8年，全国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临为感。
蒋中正
这一封电报同第1封密电不同，电波尚未传到延安，中央社已经在新闻电中发表了这封电报的内容。显然，他的这一封电报是为了政治宣传。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蒋介石是要和平的，而他毛泽东却拒绝和平。否则，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邀请，到重庆来共商建国大计呢?
8月2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除了已经设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外，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以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常务委员，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任第1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2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1副政委，张际春任第2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为书记。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中局，应华中局的要求，将京沪杭地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电文中还对华中局提出发动上海起义的要求指示说：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贯彻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它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毛泽东还致电晋察冀中央分局并告各分局说：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的人民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8月21日，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撤退已经到达上海市郊的新四军部队;同时也放弃了在北平、天津等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安排。
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指示中说：
“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
8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穿蒋介石的真实图谋，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第2次给蒋介石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既看清了蒋介石第2次来电意在搞政治宣传，就决定针锋相对，奋力反击：你可以将电报公之于众，我何不来一个对社会的宣言呢?于是，他就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明天就要出发到前线的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应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州、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
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然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在讲话中既考虑到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同时也清醒地估计到和平的暂时性。他说：
“一场严重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党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准备。战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应当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前提下，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或者通过谈判，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也可通过谈判，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没有做好内战的准备。在谈判中，我们要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要以斗争求团结，对蒋介石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蒋介石打打停停，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痛蒋介石，逼他让步。”
毛泽东对即将上前线的指挥员们说：
“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打的胜仗越多，我就安全一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回延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打得不好，谈判就困难一些，我就危险一些。”
有人问：
“主席，你是否真的要去?”
毛泽东说：
“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
经毛泽东提议，会议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及不可避免的新的大规模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毅 聂荣臻贺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彪 叶剑英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4人，他们是：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由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后来在9月2日又任命杨立三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
会议决定：为促进国共合作，谋求国内和平，中央军委所属部队继续使用八路军(第18集团军)、新四军及华南各游击纵队番号。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忙着，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把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了，他要再将毛泽东一军。8月23日这一天，蒋介石又匆匆忙忙地第3次电邀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在此期间，斯大林先后来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看了电文，非常生气，他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8月24日，毛泽东第3次电复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好一番电文斗智，实在精彩。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他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通过谈判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借此时机，部署内战，赢得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毛泽东历来是洞察秋毫，正像前边所说，他对蒋介石的图谋，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8月24日这一天，远在美国的胡适也要凑凑热闹，他也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22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10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兄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参考。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一封电报，根本不屑于回电。后来，胡适也承认他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8月24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商讨关于东北地区的问题。
原来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内部在军队是否进入东北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白崇禧、戴传贤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东北，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实力地位;而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次高层会议上，最终采纳了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进军东北的主张，决定将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
后来在8月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将东北划分为9省2市，任命了各省省长和市长。
8月24日，中共方面赶往山东的林彪、李富春、张闻天、高岗和赶往其它战场的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萧劲光、杨得志、邓华、宋时轮、李天佑等20名高级干部，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由延安飞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陈毅在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重返华中。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将来要开辟华东战场，非陈毅压阵不可。陈毅说，我回华中无事可做，不如去其它战场。毛泽东坚持要陈毅回华中，他说：
“你到华中，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须呆在司令部里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提出了要求国民党政府采取克服内战危险、“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的6项紧急措施：
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力，以昭公允。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聚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后来，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宣言，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强烈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同盟还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文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提出了10项主张。
8月2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和他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写给蒋介石的两封电报同时发表，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8月25日，中共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晚上，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和王若飞连夜磋商，再次研究关于他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家同意毛泽东去重庆。
8月25日晚，毛泽东复魏德迈同日来电说：
“鄙人承蒋委员长3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意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谈判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战争责任。毛泽东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7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可以彻底戳穿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有人提出疑问说，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面?毛泽东说：
“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做一些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毛泽东设想了作出让步的限度，他说：
“第一步是广东至湖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苏联、美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4个条件，所以决不怕，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提议，在他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
会议正式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立即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一封电报，要他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
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果真要来了，他命人第4次致电毛泽东说：
“顷闻先生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明天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再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和刘少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为了使全党了解他去重庆谈判的意义和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市和要道在一个阶段内暂时不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现在苏美英3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同志到重庆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3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行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败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毛泽东在《通知》中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写道：
“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
毛泽东还担心着华中局的事，他致电华中局说：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出致中共山东分局及罗荣桓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军区。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的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这一天，解放区军民得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各界群众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请求毛泽东不要去冒险。他们说：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窝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极其阴险的阴谋家，人们对他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等事记忆犹新。
有些根据地也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
此时因日军侵入新加坡而流亡在印度的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又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若望国民党官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于与虎谋皮。”
吴玉章为此专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说：
“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
毛泽东笑了笑，对吴玉章说：
“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是日晚，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来到了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叫他吸烟，他不吸;叫他喝茶，他不喝;叫他坐下谈，他说：
“我坐不住呀!毛主席啊，你领导我们抗战，大生产，没离开过我们一步。如今要去重庆，延安人民都不愿意你去!”
说着说着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安慰他坐下来，自己坐在他对面，解释说：
“延安人民的心情我很理解。你转告大家，我去谈判好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杨步浩说：
“他们既然要来代表接你，那就在延安谈判不一样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嘛。”
杨步浩说：
“那你也派代表去就行了呗。”
毛泽东说：
“跟敌人斗争，要讲策略。今天，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共产党是最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如果我不去，恰好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会借此欺骗全国人民，说我拒绝和平，想发动内战。因此，这个‘鸿门宴’我应当去，必须去。”
杨步浩明白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说：
“蒋介石这个大坏蛋，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看太危险!”
毛泽东呵呵一笑，站了起来，说道：
“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有八路军、新四军做后盾，蒋介石即使耍流氓手段，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一再保证……”
杨步浩心直口快，他不等毛泽东说完，就说道：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说话不算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给他倒了一杯水，又坐下来耐心地解释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个人得失不能计较。蒋介石虽然从来不讲信用，但谈判订个‘协议’，以后他再要翻脸，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人民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步浩见说不动毛泽东，就起身告辞，他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去了要格外小心。你啥时平安回到延安，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能落地。”
8月27日，赫尔利、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890年，比毛泽东年长3岁。他只有一点和毛泽东相同，就是典型的农工子弟出身。张治中是完全靠个人的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了军旅之途。张治中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他又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过的将军。本传在前几卷中已经叙述过，张治中曾几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谈判过，有“和平将军”之称。
且说张治中静静地坐在飞机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重新显现：
张治中与周恩来曾经长期在黄埔共事，在相互合作中建立了友谊。1925年，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表示欢迎，告诉他请示组织后即予答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不吸收他加入中共。因为国共两党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中共。自此，周恩来与张治中约定：“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此后，张治中一直同情共产党，一贯主张国共合作。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两党之间虽然不断商谈，但久无成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他曾多方劝慰，力主合作。在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紧急约见张治中。蒋介石开口就说：
“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张治中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连忙答道：
“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张治中。此时，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当晚在家中为他饯行，并把蒋介石的信，交给林彪带回延安。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共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作任何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有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
抗战胜利后，当人们都在狂欢胜利的时候，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不错，抗战是胜利了，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国共两党的商谈已陷于停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于是，张治中和吴鼎昌就积极活动，力主国共和谈早日恢复。蒋介石将计就计，这就有了3次电邀毛泽东的举动。
张治中正想着往事，飞机已经到了延安，在机场徐徐降落。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早已守候在延安机场，热情迎接赫尔利和张治中。
这是毛泽东和张治中初次会面。毛泽东给张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使张治中对毛泽东还有过怀疑，他怀疑毛泽东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中共中央为了确保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特意安排由陈龙和颜太隆负责警卫，还配备了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参与警卫;此外，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由李泽纯专门为毛泽东做饭。周恩来还嘱咐陈龙、龙飞虎、颜太隆这“3条龙”随时跟随毛泽东及其一切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他还亲自到飞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去飞机场了，江青准备完毛泽东穿戴的衣服帽子，又检查了给毛泽东带的书。她又叮嘱跟随毛泽东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说：
“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当她们赶到机场时，看到的是人山人海。
原来在这一天大清早，人们就自发地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等地向延安机场涌来，等着给毛泽东送行，他们的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沉重、焦虑、疑惑、不安。
时近11时许，汽车的马达声传来了，人们都扭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周恩来、王若飞下了车，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又一辆吉普车驶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个长腿美国人，戴着黑墨镜，叼着纸烟，他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
不一会儿，一辆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机场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朝前涌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走下车来，环视着送行的人海，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平日不同，身着崭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考克帽，整个装束像出门作客一样。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中央负责人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江青母女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望着江青激动中带着忧虑的脸庞，自信地点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抚了一下，又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毛泽东为了争取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含笑举起右手，与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
一位送行者曾经这样描写那难忘的一幕：“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站着，千万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走到飞机舱口，转过身面向送行的人群。送行的人群又一次像波浪一样向前涌去，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无比的决心和无尚的光荣。”
当毛泽东的面容再一次出现在飞机窗口时，人群又一次涌上去。直到飞机升空，在头顶上盘旋，人们还是仰着头，目送着毛泽东渐渐远去。参加送行的萧三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他写道：
毛主席坐车一进飞机场，
千百人立即大鼓掌，
千百双眼睛从此都目不转睛，
一直送他到飞机上。
毛主席站在飞机的门口，
慈祥地望着众人一挥手，
众人鼓掌然后手齐飞，
场中顿时长出千株柳。
人民感谢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诚，
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
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他的安全!
毛主席飞去了，
脸上含着几分忧色，
他一贯忧国忧民，
今天更加显得深刻。
且说此时的毛泽东，斜躺在机内座位上，神态安详。他问身边的警卫员：
“这次去重庆，你怕不怕?”
警卫员回答说：
“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点点头说：
“是的，用不着怕。我们到重庆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扣留不放，回不了延安;另一个可能，反动派畏惧人民力量强大，不敢冒险，谈判可能有成果，我们胜利回来。”
欲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如何智斗蒋介石，请看下一章详述。
第167章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
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
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话说1945年8月28日，重庆的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晴空朗朗，彩云栉栉，炎阳虽骄，却并不十分肆虐灼人。
这天一大早，中共南方局、中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个人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迎候毛泽东并做好接待工作。
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民盟领袖鲜英、黄炎培、冷遹同车来到机场，迎候毛泽东;中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几位负责人立即上前打招呼，彼此寒暄一番。隔了一会儿，民盟领袖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先后来到，大家谈笑甚欢。不多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副秘书长雷震、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潜、重庆市市长贺耀祖也到了，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也来了。接着，国民党名人陈铭枢、谭平山也相继驾临。冯玉祥因事不能到机场，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场欢迎毛泽东。最后赶到机场迎客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除各界领袖人物外，中外记者数十人也前来机场迎候。
下午3时37分，机场北边远处高空中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3时45分，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慢慢打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身着一套合体的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灰色巴拿马式帽子，脚穿一双黑色布鞋，显得异常的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脱下帽子，高举着，轻轻地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尔后满面笑容地频频颔首，徐徐走下舷梯。
走在毛泽东身后的是周恩来，后面依次是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5人下了飞机，刚刚站定，欢迎者立刻紧步上前。
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抢先赶到毛泽东身边，他们都操着湘潭话，握手问候。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了。
周恩来一看，顿时急了，他马上招呼记者们说：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吧。”
周恩来把毛泽东事先准备的机场讲话材料，分发给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这边新闻记者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毛泽东的书面讲话材料，那边厢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走到毛泽东身边，介绍毛泽东与各方人士见面。正当乔冠华逐一介绍时，毛泽东忽然从人群里发现了张澜。不仅是因为张澜身材欣长、五绺银髯飘拂，更主要是由于张澜的那件麻灰色旧布长袍，挤在华衣衮服中独显寒酸。毛泽东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他也不顾上乔冠华的介绍了，径自走到张澜跟前，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笑容荡漾地道：
“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字表方，人称表老;毛泽东神态自然，若见故人。
“不敢!不敢!”
张澜只觉得眼前一亮，立即握住了毛泽东那双温暖绵软的大手掌，一双明眸亲切地凝视着眼前这位魁梧奇伟、威重当代的重要人物，满脸堆笑说道：
“润之先生好!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亲热地说着，一双睿智的目光饱含敬意地望着这位眉宇清肃、气骨刚正的“川北圣人”。
“应该的嘛，你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哪里，哪里!”
毛泽东与张澜此前虽然素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就此寒暄开了。乔冠华走了过来，毛泽东只得松开紧攥着的张澜的手说：
“改日长谈。”
乔冠华继续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迎候者。毛泽东和邵力子已经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时光是无情的，64岁的邵力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而52岁的毛泽东也失去了青年时代的英俊，显然发胖了。他与矮小的邵力子站在一起，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已经等候多时，他和毛泽东紧紧握手，互致问候。二人分别18年后在重庆再次相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一双锐利灵敏的目光照应着全场，一俟乔冠华介绍完毕，立刻从毛泽东身边绕过去跟张澜握手，请张澜过来与毛泽东并立，又邀张治中、邵力子和郭沫若分站在毛泽东、张澜两旁。摄影记者们早已纷纷上前，忙着抢拍这个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同赫尔利等人拍完新闻电影及照片后，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他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重庆各界人士和记者们一齐拥了上去，有的提问题，有的报姓名。路透社记者问：
“请问毛泽东先生，假如谈判破裂时……”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欢迎仪式结束了，周至柔请毛泽东一行上车。毛泽东问身边的张治中说：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张治中说：
“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条件最好的山涧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嘛，为什么在中国还偏要住美国招待所呢?”
“政府招待所也在山涧林园，只是相比之下，条件有些差，不知毛先生可肯屈就?”
“我想，总不会比延安的窑洞差吧?你说对不对，文白先生?哈哈哈……”
早在28日这天早晨，《新华日报》就已经预先刊登了毛泽东即将到达重庆的消息。下午5时前，《新华日报》又印发了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整个山城都沸腾了：“毛泽东来了!”“毛泽东到重庆了!”此刻，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新闻，已经成了重庆市街谈巷议的中心，无数的工人、市民、学生拥上街头，都想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毛泽东抵达重庆，不仅轰动了山城，而且轰动了整个国统区，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报纸社会名流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热烈赞扬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其中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
“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分别致信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寄以厚望，他在信中写道：
“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
毛泽东到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的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说：
“你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中外舆论一致称颂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正如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所说：
“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下午5时，毛泽东一行抵达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举办的欢迎会。
晚上8时，蒋介石在山涧林园官邸设宴为中共代表毛泽东等人接风洗尘。
林园位于重庆市西郊歌乐山南麓的槽谷之中，山上古柏青松，峰峦叠嶂，曲径通幽。这里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故称林园。1943年8月林森病逝后，蒋介石于第二年搬进林园，在这里又新建了3栋楼房。
毛泽东在张治中、邵力子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王若飞出席了欢迎宴会。已经18年未晤面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了，一个看起来不修边幅，一个则是衣冠肃整。毛泽东尽管穿了一双新皮鞋，但他那皱巴巴的新衣服，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来的一样;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而且还带满了勋章。
国民党方面作陪的还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和魏德迈也出席了宴会。
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说：
“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8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吧!”
蒋介石受不了毛泽东的吞云吐雾，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说：
“是呀!18个年头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中国了。”
毛泽东见蒋介石在说话前轻轻地挥挥手，他立刻意识到，蒋介石是受不了这浓浓的烟味。于是，他默默地将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了。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10余次会面中，一直克制着没有抽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对他的政治亲信陈布雷说：
“毛泽东的自制力真强，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一天要抽50支烟。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对不抽一支，无怪乎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在这次宴会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毛泽东的镇静透出他内心的自信，面对蒋介石，每每以坦诚相见;蒋介石的矜持则遮掩不住他内心的奸诈，在毛泽东面前，往往是虚以委蛇，阴遮阳盖。宴会上的其他人，都关注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看着二人的表演，他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
当人们为毛泽东敬酒时，周恩来一一接过来，替毛泽东喝下。毛泽东尽管饮酒甚少，但吃饭很多，蒋介石见了，不无讥讽地说：
“你的肚子真大啊。”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随口答道：
“是啊，我的肚量大。”
是日晚，毛泽东留宿林园2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则住在林园3号楼。
周恩来亲自检查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叮嘱警卫人员要机警、细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毛泽东的副官蒋泽民、贴身警卫龙飞虎、陈龙和衣躺在毛泽东卧室前的客厅沙发上，以应付突发事件。
毛泽东虽然旅途劳累，却辗转难眠。一是他骤然间不习惯这暑热的山城气候;二是他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林园的软床。思考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向晚起的他，在8月29日清早5点多，就下了床，轻轻走出卧室。警卫员随即也从沙发上起来了。
毛泽东信步走出2号楼，沿着林间小道，慢慢踱着。警卫员在他身后紧跟着。猛然间，毛泽东见到一个人从对面踱过来。4目相对，彼此都感到意外。
“蒋委员长。”
毛泽东脱口而出。他熟读历史，自然是深谙韬光养晦之计，此时此刻，他一改在公众场合叫蒋介石为“蒋先生”的称呼，蒋介石自然很高兴，就亲切地说：
“润之，睡得好么?”
两个人在小道旁的石鼓凳上坐了下来，中间隔着一张蘑菇型的石桌。蒋介石说起了林园，提起了林森。毛泽东也说起了他和林森的交往。毛泽东说，林森去世时，他曾去电致哀。蒋介石说，林森病危时，周恩来曾去医院探望。两人居然谈得很得体，彼此都在寻找共同的话题。该进早餐了，方才从石凳上起身道别。
林园的西式早餐，就是黄油、牛奶、面包、炸牛排，跟毛泽东的口味相距甚远。毛泽东笑着对警卫说：
“蒋介石吃的是美国饭!我们是中国人，以后请他们还是给我吃中国饭。”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等人，在林园3号楼进行了初步会谈。
下午，国共双方会谈正式开始。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宣布了谈判代表名单：蒋介石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
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意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说：
“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说：
“中共方面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和平能够实现……”
蒋介石截住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反驳道：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8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至此，毛泽东新来乍到的热烈和谐气氛戛然而止，双方在谈判桌旁开始了唇枪舌战。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谈判3原则，他宣布说：
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政治与军事问题整个解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就在8月29日这一天，何应钦密令国民党备战区重印蒋介石1933年编的所谓《剿匪手册》。
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做一般性的交换意见。
是日晚，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继续住在林园。
这一天，黄炎培，傅斯年等6位赴延安的参政员，到毛泽东的住所拜访。
毛泽东在林园又住了一夜，便决心离去。他对周恩来说：
“此处戒备森严，我简直成了‘笼中之鸟’。”
周恩来说他也有同感。于是，周恩来就向蒋介石提出说，还是住红岩好。蒋介石同意了。
自从毛泽东到重庆后，周恩来很是为他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伤脑筋。原来，中共在重庆有两处宅院，一是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是在市区上清寺曾家岩50号的中共机关所在地，因周恩来住在那里，人称“周公馆”。红岩村一是太偏僻，远离市区，山坡陡石级多，来访者诸多不便;二是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住这片红区，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物。而曾家岩50号又太狭小，起居很拘束。2楼又住着国民党一位官员。显然也不便于毛泽东居住。为此，周恩来只好去找张治中商量，他向张治中说明了他的苦恼，没想到张治中当即把自己离“周公馆”只有一箭之遥的的官邸上清寺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他一家则搬到了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所平房里去住。
桂园是一处极理想的地方，距离红岩村也不远，而对面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德安里3号，对内对外都很方便。自30日起，毛泽东白天就在桂园办公、会客和休息，晚上则回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和生活方便，中共方面派朱友学负责警卫，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做饭。国民党方面在桂园也派驻了宪兵，负责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客进行登记和监督，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还要向上司做报告。
自此，桂园、林园和得安里3号成了重庆谈判引人注目的3个轴心。
张治中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他对自己的家人反复交代：不要去桂园打扰。对在郊外南开中学的女儿素我、素央、素初，叫她们连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对在城内上学的小儿一纯和小女素久，则让他们住在桂园后面的平房里。张治中还安排张家的服务人员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让外人有任何插手机会。尽管如此安排，张治中仍不放心。当时重庆散兵游勇比较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几个警卫员，在桂园办公或外出都不安全。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拟增加警卫力量，但一般警卫又无济于事，最后决定请宪兵担负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震落实了这个问题。
8月30日上午，柳亚子接到何香凝女婿李少白送来的一封信，他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一些老友聚会，望先生拨冗莅临。毛泽东”
柳亚子是在1944年9月12日从桂林飞往重庆，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频繁。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赋诗《延安一首》寄毛泽东，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相反，他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发动3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在《口号二首》里，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
8月30日上午，周恩来告诉张澜、鲜英说：
“主席下午要来特园看望你们。”
张澜说：
“主席刚到重庆，国事繁忙，应该由我们去拜望他才是。”
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自己来，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周恩来走后，鲜英马上吩咐家人打扫宅院，迎接毛泽东的光临。
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小车开进了特园的大门，张澜、鲜英马上迎了上去。几名警卫人员先下车，打开了周恩来、毛泽东的车门。张澜、鲜英见毛泽东、周恩来下了车，就急步上前，4人热烈握手，谈笑甚欢。
特园的名字出自鲜英的字——特生，建于1931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20余亩，住宅面积7亩半左右，正房是三层楼房，大小20余间，主楼名“达观楼”，前后是花园。整个宅院依山傍水，结构严谨，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院深静，景色秀丽宜人。毛泽东环顾四周，观赏特园的风景，赞道：
“这宅子坐落在山弯弯里，碧山、翠林、绿水萦绕，楼房庭院错落有致，真是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张澜、鲜英迎接客人步入前花园，4人边走边谈，穿过葡萄架，来到花园台阶前，这儿的一家人都正站在台阶上迎候客人。鲜英的小辈们一边亲昵地向周恩来这位特园的常客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一边又屏息静气，怯生生地争睹毛泽东的丰仪神采。周恩来向他们点头微笑;毛泽东则是满面含笑，举起厚实的大手，伸向前方，频频挥动着，招呼着。
这当口，全宅仆佣等人，也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姿。他们放下手里活计，纷纷前来瞻仰。毛泽东走到他们的面前，一一握手问好，神态自然随俗，风度平易近人。张澜见此情景，一个念头在脑际翻滚：
“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领袖啊!我自己出身农家，至今恐怕脚上还闻得出泥巴的气息，可多年来弃农、读书、从政、奔走国事，沾染上了士大夫习气了啊!比之于润之先生，能无赧乎!”
4人来到二门口，毛泽东忽然站定身驱，仰面观看门额上的一块匾，只见上书“民主之家”4个大字，口中喃喃道：
“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
毛泽东又觉得这一笔隶书，清劲秀逸，看落款处，霍然入目者，是冯玉祥的大名，便笑着对张澜说：
“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
“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在一旁解释道：
“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听到这个名字，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泽东笑道：
“原来这是董老赠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题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众人点头赞许。毛泽东的视线转移到两旁的楹联，轻声念道：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毛泽东读毕上联，侧首问鲜英：
“谁的手笔?”
鲜英笑答：
“表老所作。”
毛泽东赞道：
“意义好，词好。”
“哪里，哪里!”
张澜谦虚道。毛泽东又笑对鲜英说：
“你不仅古道热肠，任侠好义，还如此雅达，数风流人物，还看我鲜特生啊!”
“毛先生打趣了。”
鲜英谦虚着。毛泽东侧首含笑，打量着鲜英：
“哪里话，这是表老对你的评价嘛，你这位儒将文武全才，又如此潇洒，如此慷慨大度，还不配称风流?”
原来，鲜英乃四川西充县人。同盟会会员。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配备了一个支队的兵力，委任鲜英为支队长。刘森、刘湘均属鲜英的部下。鲜英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1925年任四川陆军第10师师长。1939年以后，鲜英看到国事日非，谢绝仕途。
毛泽东接着念出下联：
“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毛泽东读罢下联，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一句，赞道：
“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在众人的赞美声和笑声中，张澜、鲜英引领客人穿过二门，转弯抹角，进入张澜卧室。
这是一间仅有14平方米的小房间。张澜到重庆，应鲜英之邀，住在此处。张澜素来简朴，不喜奢华，鲜英曲承其意，不事铺张，只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点缀其中而已。张澜笑对毛泽东道：
“斯是陋室。”
毛泽东随口答道：
“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4人坐定，女仆送上香茗。鲜英打开上等听装香烟，递给毛泽东一支，并替他点燃了。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对张澜说道：
“表老，我今天下午还要同国民党代表继续会谈，先行告辞了。”
张澜忙说：
“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鲜英送走周恩来，毛泽东对张澜说道：
“表老，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转达朱德同志对您这位老师的问候。”
原来大约在38年前，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兼任讲授修身课，朱德在这个学校曾受过他的影响和教诲。张澜说：
“谢谢他!回延安后，请代我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点头，又道：
“其次，您的老朋友吴玉章同志托我向您问候。”
“岂敢，岂敢!烦请代致谢忱，幷颂安康。我们一别多时，彼此南北相乖，无缘会面，时在念中，是在念中。”
毛泽东说：
“一定都替您转达到。”
张澜话头一转，感叹道：
“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鲜英也说：
“我们这些人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心啊!”
毛泽东神情坦荡，悠然一笑，感激道：
“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做了充分研究和布置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毛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中共领袖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魄，但他心中仍然有所不安，他说：
“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3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其必大放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又郑重地说：
“润之先生，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说：‘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泽东笑着说：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咀嚼着毛泽东的话，稍顷，肃然问道：
“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将如何?”
毛泽东一皱眉头，眉尖起了个疙瘩。他接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吐出团团浓雾，说道：
“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大军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已有80万大军。”
张澜“哦”了一声，露出惊讶和愤慨的神色。毛泽东继续说：
“所以说蒋介石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足见此人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张澜忧心忡忡道：“内战危机重重啊!”
“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3大顾虑：1、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一万万、军队120万、民兵200多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2、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合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3、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3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就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不先动手，后发制人，还要怎样呢?”
张澜十分赞赏毛泽东透彻精辟的剖析。他想了一想，郑重说道：
“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摇了一下头。稍歇，他又说道：“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恩来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情况，如何?”
“那也好。”
此时，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妇人出现在门口。妇人向毛泽东、张澜莞尔一笑，托着盛满糕点的红色漆盘子，款款走到书桌旁，放下盘子，将糕点分摆在3人面前，笑道：
“粗点心，请随意用一点。”
张澜向毛泽东介绍说：
“润之先生，这位就是鲜夫人。”
毛泽东满面笑容，起身和鲜夫人握手致谢。
“不敢当，不敢当!”
鲜英夫人忙答礼退去。毛泽东接着就中共8月25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6项紧急措施，进行了详细地解释。张澜听后，连声称赞说：
“很公道，很公道!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批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6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
他说到这里，忽有所悟，捋着胡子笑道：
“您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毛泽东、鲜英都笑了。毛泽东又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张澜为之兴奋、激动，说道：
“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几位参政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正在此时，一名警卫人员敲门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今晚宴会的时间快到了。”
毛泽东一看表，笑对张澜、鲜英说：
“我们谈话忘记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他也邀了我。”
张澜接口道。
“那好，我们晚上再见。”
毛泽东欣然离去。鲜英对着毛泽东的背影赞叹道：
“毛泽东真伟大，真了不起啊!”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做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蒋介石在8月29日下午国共双方初次正式会谈中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毛泽东知道蒋介石说话历来是言不由衷，不管他说什么都要反着听。他在与张澜、鲜英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谈话中，关于蒋介石的这一番表白说道：“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毛泽东这样说，完全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是出于宣传和争取民主党派人士支持的需要。可是自此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就一直沿袭了毛泽东的这一说法，说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未做准备，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因此谈判的一切提案均由中共提出。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实际上蒋介石除了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已经记下了他所定下的谈判方针外，他还在毛泽东抵达重庆3个小时以前，就召集要员们商讨对策，准备同共产党进行谈判。后来张治中曾经这样说过：“蒋介石从来不做蚀本生意，从来不做没有准备之事。重庆谈判他采用后发制人，所以常被误以为他没有准备。”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本身是多彩的，我们后人对于历史做结论，还是应该好好用用脑子，否则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贬低了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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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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