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
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话说1949年7月1日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访苏代表团开会。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有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布，整个布置朴素大方。西边的小厅，摆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这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颐年堂东边有一小门，通往毛泽东的住所菊香书屋。毛泽东到颐年堂开会时，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便到颐年堂的东门。
闲言少叙，且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向即将出发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作了全面指示。
原来早在国民党孙科内阁迁往广州时，苏联大使罗申也到了广州，这在当时各国大使中是仅此一家。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罗申继续留在广州不走。中共中央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5月份就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
7月2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北平出发。代表团成员还有高岗、王稼祥;随行的工作人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黄韦文、吴振英等人。
代表团从北平乘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乘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达伯力，以后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短暂停留。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下榻于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
再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
沈雁冰在会议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
后来大会在19日结束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为主席，沈雁冰、周扬当选为副主席。
大会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协会，也就是中国作协的前身，沈雁冰当选为主席。
不久，中华全国文学工协会决定创办综合性文学月刊——《人民文学》，由沈雁冰任主编。
且说7月4日，毛泽东接到由中共湖南省委经第4野战军转来的湖南省程潜署名的备忘录。
程潜的这一份和平“起义备忘录”，是在6月中旬由他自己口述、由程星龄记录整理而成的。程潜请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余志宏送交省工委负责人，并请省工委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省工委书记周礼立即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将备忘录秘密送交武汉华中局，转报党中央。备忘录上这样写道：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8条24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配合行动。”“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8条24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备忘录还提出，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
毛泽东看了备忘录，见湖南的重要人物陈明仁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不知是何原因。心想，既然程潜能有如此重大动作，陈明仁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料得不错。原来程潜在5月份派唐鸿烈到香港会见乔冠华后仍不放心，于是，他在6月份又派程星龄去香港乔冠华处进一步联络。程星龄到了香港，向乔冠华讲述了程潜下决心起义和受白崇禧压迫、排挤的情况。乔冠华立即电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星龄又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后来到香港的章士钊，章士钊见面就问：
“颂公对起义有没有动摇?”
程星龄说：
“没有动摇。”
接着，他又把湖南反蒋反桂系的复杂情况说了一遍。章士钊说：
“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解放大军快要南下了。你们应付得好，可劝颂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短时期。”
章士钊还把他在北平和谈期间会见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对程潜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和对陈明仁可以既往不咎的一番话，告诉了程星龄。章士钊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章士钊在信中对程潜期望甚殷，而且说，毛泽东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之战的问题。
程星龄回到长沙，将章士钊所转述的毛泽东的话告诉了程潜、陈明仁。此前，陈明仁确实有思想顾虑，他主要是有3怕：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共产党跟他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和把他的官兵当俘虏看待。如今听了程星龄的转述，特别是毛泽东所说的：“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嬴，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站过来就行，像陈将军这样的将才，我们还要重用”这句话，陈明仁听了，当即表态说：
“听了毛泽东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我陈明仁深表赞同。”
程潜有了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写出来这样一份备忘录。
再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了程潜的备忘录，决定派员去汉口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首选人员是李达，可是考虑到李达的健康状况，不甚理想。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关系非同一般，派他前去再合适不过了。
李明灏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同乡，他在程潜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是该校的教育长，陈明仁就是此时被破格录取入讲武学校，而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北伐时李明灏在程潜的第6军任第17师师长。1948年，李明灏在投奔解放区之前，到汉口会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程潜知道他要去解放区，表示赞成，嘱咐他代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问好。
派员一事议定，毛泽东又立即起草复电给程潜，他在电报中写道：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于整编、教育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向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反美反蒋反桂，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先生自行权宜，相机处理，敝方均能谅解。
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如万一长沙起义成问题，希将所部军队转移湘西一带，策应解放大军南下。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已告知林司令员，请就近密切联系。湖南问题，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
毛泽东让中共中央设在长沙的地下电台，将这一复电转交程潜处。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给第4野战军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写道：
“1、王首道、萧劲光30日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彪、邓子恢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2、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3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3、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在军政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4、如程潜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7月6日晨，毛泽东为第1野战军制定了《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他提出对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要首先打击马步芳。宁马即马鸿逵，他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在军事打击下，可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青马即马步芳，他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7月6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6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还有：张漾、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共16人。
会议对本小组负责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做出如下决定：1、对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曲公开征集;2、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曲评选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词曲的评选。
7月6日下午，警卫连17岁的小战士张木奇，下穿黄裤子，上着衬衫，提着铁水壶，摇晃着刚剃过的小光头，一蹦一跳地沿着玉泉山的山道去“玉泉趵突”提水。他刚转过第二排宿舍，忽然看到山下对面上来几个人，定睛仔细一瞧，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从来还没有接触过的毛泽东和江青，身边跟着的是警卫科长李树槐及副卫士长孙勇。
张木奇慌忙退入路旁的杂草中让路，毛泽东走过来向他伸出一只手，亲切地说道：
“小鬼，你好么。”
张木奇赶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只叫了一声“毛主席”，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问：
“小鬼，叫什么名字?”
张木奇脸憋得通红，说不出话，李树槐在旁边介绍说：
“他是警卫连的小通讯员张木奇。”
“噢，哪几个字啊?你写写看。”
毛泽东把手伸到张木奇面前，张木奇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蘸蘸，就在毛泽东的左手上写起来。毛泽东边看边念道：
“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
张木奇用力点点头。毛泽东笑着逗他说：
“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
大家闻声都笑了，张木奇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道：
“木奇同志要干什么去?”
张木奇说：
“给连长指导员打洗脸水，他们该起床了。”
他说着朝草丛里望了一眼，不知慌得把水壶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江青插话说：
“这个小鬼看着挺聪明，挺老实。你是哪里人哪?”
张木奇说：河北曲阳。毛泽东望一眼江青，说：
“啊，曲阳。我们走过那里。”
江青点点头。毛泽东又问：
“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还有弟弟。”
毛泽东突然改用陕北腔问道：
“你讨没讨婆姨?”
张木奇一怔，李树槐解释说：
“你结了婚没有?”
张木奇立刻羞红了脸，摇摇头。毛泽东哈哈笑着，再次和张木奇握握手，说：
“娃娃，还是个娃娃么。”
他和江青几个人继续上山了。张木奇赶紧找到水壶去打水，炊事班的人正在水池边洗菜，围着他问：
“小子，刚才老头儿跟你说啥了?”
张木奇喘着气，说：
“说，说弓长张，说木头的木，说，说大可奇。说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
“小子，你真走运。”
傍晚，指导员纳闷地问他：
“张木奇，你的手怎么了?受伤了?”
张木奇说：
“没，没事儿。”
指导员要看他的手：
“别装了，叫我看看，你那根指头怎么了?”
“别，别弄。我在毛主席手上写字了，就用那根指头。”
张木奇把手藏到身后，躲闪着。指导员忽然明白了，哈哈大笑，他说：
“小鬼，真是个小鬼。莫非你再也不洗手了?乱弹琴!”
后来，指导员又找张木奇谈话说：
“木奇，江青同志挺喜欢你，想调你到她那儿去，你愿意吗?”
张木奇一听脸就红了，连说：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她是女的，我是男的，那怎么行哪?”
指导员笑着说：
“想不到你还这么封建。当勤务员又不是当护士。”
“不行，真不行呢。让我给毛主席站岗吧，我就想给毛主席站岗。”
7月6日下午7点20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首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将近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立时雷动般的掌声响彻整个会场。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毛泽东，代表们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即席讲话中说到音乐中西结合的问题时，以刚刚当选为全国艺术工协会主席徐悲鸿为例，说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的优秀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会后，毛泽东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钟灵。在一旁的人又提到毛泽东批评钟灵在写标语时，将工人的‘工’拐个弯、‘人’字加3撇的事。毛泽东笑着问钟灵说：
“你现在还那样写吗?”
“主席批评以后，再没那样写过。”钟灵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就鼓起勇气接着说：“那些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了，就是写隶书的同志也不那么写了。”
“哈哈哈!”毛泽东忽然大笑起来，他说：“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篆书不是更复杂吗?也得那么写。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
钟灵也会心地笑了。
7月7日，董必武领导的新政协筹委会第4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黄炎培、张志让和许多代表，都觉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名太长，用起来累赘。他们说：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雷洁琼发言说：
“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得注明是简称。这就是说，原拟国名可以不变，必要时可用简称。”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
“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第4小组将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为3种名称，分发给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组长，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斟酌。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1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10日，毛泽东接到刘少奇来自莫斯科的报告。
原来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成员及在莫斯科休养的江青应邀来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苏共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江青等人紧走几步，上前与斯大林等人亲切握手。
斯大林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长桌上鲜花点缀，杯盘棋布，几色美酒杂陈。刘少奇向斯大林敬酒说：
“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
斯大林听罢，开怀大笑，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
江青也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她高举着酒杯说：
“我们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脸上浮现着笑容，说道：
“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赞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斯大林为自己过去对中国共产党不够尊重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他还略带伤感地说：
“苏中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你们在世界上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后来者居上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苏联。”
斯大林说罢，对刘少奇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一超越而干杯!”
斯大林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而面带微笑，沉稳庄重。他对中国成立新政府的事情非常关心，问刘少奇说，长江以南地区很快就可以全部解放，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告诉他，中共中央准备在1950年元旦宣布成立新中国。斯大林表示，他担心中国目前这种无政府局面，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中国，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
这次宴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大家边吃边谈，倒也很自然。期间，苏方还为中共代表团放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实况纪录片，据说这是破例的特殊招待，是第一次这样做。
刘少奇当天用专电将斯大林的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意见，马上与有关中央领导研究这一问题，决定将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7月12日，毛泽东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说：
“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问题，立即启动工作，提出方案。”
7月14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的筹委会第6小组，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上，同时刊登了政协筹委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提出应征图案的3个条件：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要庄严整洁，一目了然。征集时间到8月15日为止。
7月14日，程潜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特派代表刘梦夕，他在谈话中说：
“我本人已下了最大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你们可以把我这个真诚的表示转上去。陈明仁当前的问题，何去何从，也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相当复杂，同时，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方对他进行拉拢，所以在他那里进行工作，还需特别慎重，免得稍有差错，影响全局。我已分别交代有关人员严密布置，待机行动。问题尽管复杂，但我相信，凭我们真诚的努力，和平解决是可能实现的，也一定会实现的。”
这一天，毛泽东立即致电林彪、邓子恢说：
“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
7月1 6日，毛泽东为中南战场规定了明确的作战方针，他在电示中说：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它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才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10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7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前，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毅提出自己兼职过多，照顾不过来，要求让饶漱石担任。毛泽东说：
“不行，还是由你来担任。”
陈毅说：
“上海市的工作和华东军区的工作，都要照顾，再兼军政委员会主任就照顾不过来了。”
毛泽东坚持要陈毅担任，陈毅说：
“如果要我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那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就不当了。”
毛泽东见他坚辞不就，就退一步说：
“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叫华东局讨论。”
后来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还说：
“主席两次让我来担任，我建议由你来担任。”
饶漱石说：
“你推辞得好，你不担任，我来担任。”
饶漱石没有将毛泽东的意见交华东局讨论，就以华东局的名义，将自己上报中央了。此后，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问起华东局上报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饶漱石说：
“华东局几个同志，都反对陈毅同志担任，陈毅同志自己又不愿意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了。”
且说7月16日，程潜对第4野战军派到长沙的干部说：陈明仁率部起义已无问题。程潜要求：在宣布起义后，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程潜还说：白崇禧将从长沙撤退到衡阳，为避免白崇禧对他的怀疑，他将在白崇禧撤退前去湘西，做权宜之计。
第二天，第4野战军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7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的指示，他写道：
“1、程潜16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2、我们已经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7月20日，彭德怀决定暂时放过退守汉中的胡宗南，而对青、宁发动追击战，在千里追击中寻找战机。他将这一计划电告中央军委。毛泽东接电后，在复电中说：
“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结果，由于二马也就是马鸿逵的撤退和马步芳固守兰州，平凉战役收效不大。
7月24日，国民党特务在归绥旧城杀害了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董其武感到事情很严重，对和平前景十分焦虑，他当即打电报给傅作义，并转报中共中央。同时，他又立即派1名军长、两名师长负责追查凶手。毛泽东闻报，接见了傅作义，毛泽东说：
“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请你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7月的一天，毛泽东到颐和园，听说丁玲夫妇借住在颐和园写作，就对随行的罗瑞卿说：
“好久没有见丁玲了，去看看她吧。”
毛泽东说着，径自往丁玲住的云松巢走去。警卫员赶紧前去通报，见了丁玲就说：
“有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
丁玲和前来看她的甘露都猜不出会是哪一位首长来了。她们赶忙迎了出去。7月的北平，天气正热。罗瑞卿陪着毛泽东拾级而上，毛泽东上身的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夫妇和甘露见了，迎上前去。丁玲拉着毛泽东的手在门前廊下的一排廊椅上坐下。甘露和勤务员一道切西瓜，招呼和毛泽东一道来的人。大家围着毛泽东坐在院子里，一边吃西瓜，一边谈天说地，好不快乐!
毛泽东朝四周望望，只见古松翠柏环绕，环境清幽，他笑着说：
“这地方不错嘛，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毕竟是胜利了，条件也大大不同了。”
他面对丁玲问道：
“丁玲呀，你又在这里写什么大作呀?”
丁玲说：
“一天到晚都在忙事务，写不了什么，这几天在赶写一篇谈《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
毛泽东说：
“哎呀，这些秀才呀，冇得几天，又是《武训传》，又是什么《关连长》、《夫妇之间》，弄得好起劲啰!”
毛泽东似乎像是在看一出荒诞剧似的笑着。他说起这个话题，又联系到现实的文艺思想斗争，针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语重心长地说：
“急不得，也迁就不得，他们可是我们建设用得上的宝，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好好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讲得很亲切，又语重心长，那份对知识分子的诚恳，令在座的人都很感动。此时，警卫员上来说：
“主席，游船准备好了。”
毛泽东起身告辞，还鼓励丁玲多出好作品。众人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去昆明湖划船去了。
后来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丁玲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负责主编《文艺报》、《人民文学》，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和最活跃的人物。
7月底，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2、第13兵团，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50万人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湖南和平解放。
7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给在苏联的刘少奇，提出请求苏联援助组建中国人民空军的“7.26”方案。
刘少奇拿着“7.26”方案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国的请求，他还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在中国设立。
7月27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航空局关于组建1个飞行中队、从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东北航校选调10名飞行员和相应的战斗机的建议。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文时，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22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1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1、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2、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3、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3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7月31日下午，刘亚楼和王弼、吕黎平应召走进中南海，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现有空军部队的状况和对中央“7.26”创建空军方案的修正意见。毛泽东听了刘亚楼半个小时的汇报，问道：
“你们是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刘亚楼笑着说：
“主席，您说的完全正确。”
毛泽东思考了片刻，说：
“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修正了中央26日电报中提出的方案的一些问题。我看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正式方案，同苏联商定具体计划。”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要求刘少奇先回国;王稼祥可留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人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宜。
刘亚楼及夫人瞿云英，还有王弼、吕黎平一行4人，在8月1日登上了去苏联的列车。
1949年8月1日，王稼祥在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催问说：
“《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此时的毛泽东那里顾得了这件事，就是在建国后，他因为出访苏联、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朝鲜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务，也依然是只好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往后一推再推。
8月2日，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得不返美，在其归国途中，美国发表了白皮书，使美国抗战之后的对华政策得到了披露。艾奇逊曾经说过：
“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3种可能的抉择：1、完全摆脱;2、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党;3、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以妥协，以避免内战。”
8月3日晚，湖南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发言人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程潜“未东”即8月1日向毛泽东、朱德及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等人呼吁的和平通电。
8月3日这一天，程潜致电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和在汉口的林彪说：
“潜等业经未东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第1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员，特电请查照。”
程潜还将该电报同时发往本省各军政机关并转饬所属。
此时，李明灏也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华中局说：
“程本人对我方措施均无意见，惟陈个性刚强，对脸面问题非常注重。同时此次湘事之解决与应付桂系之压力，陈力最多……为使陈了解上级对他的态度起见，首长等最好与陈明仁速来电慰勉，并由毛主席在电报上予以鼓励。”
李明灏与陈明仁交往甚多，陈明仁一家都尊称李明灏为老师。陈明仁此时对起义颇有顾虑，李明灏秘密潜入长沙，为他解开了疑团。
8月4日，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领衔，37名国民党军将领联名签署的通电正式发表，宣告湖南和平起义。通电中说：
“8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谁料蒋介石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是可忍孰不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
8月5日，毛泽东看到华中局转来的李明灏的电报，认为有道理，便和朱德商量，用他和朱德两人的名义，对于在国民党军中唯一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国军嫡系虎将陈明仁要格外优抚一下。毛泽东在给程潜、陈明仁的复电中写道：
颂云、子良先生勋鉴：
8月3日电悉，为对抗广州伪政府;为维持湖南秩序，稳定军心，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面，所提设立由颂云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子良将军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的省政府主席，及临时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即可实行。省政府之移交，亦可嗣后进行。我们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我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凡对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两先生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南望湘云，谨祝祝贺。
毛泽东又对程潜、陈明仁及37名将领在8月4日发出通电一事，起草了给程潜和陈明仁的复电，他写道：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8月4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8月5日，解放军在长沙1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列队入城。中共第4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这两位在战场上兵刃相见的老冤家、老对手，终于握手言欢了。寒暄过后，陈明仁不卑不亢地对林彪说：
“林总，四平街上，子良得罪了。”
原来在1946年4、5月，身为中将的陈明仁率国民党第71军和第13军第54师主力守四平，林彪以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西满3个独立师和第6纵队第17师进攻四平。在血战中，联军曾突破了陈明仁的阵地，活捉了陈明仁的胞弟警卫团长陈明信。可是这陈明仁也真够能耐的，他临危不惧，撒豆成兵，还用美国的整包面粉垒工事，硬是与共军激战了19个昼夜，直到援军到来。最后，林彪率部撤出了四平。
林彪闻听此言，仍然是那一脸的冷峻，淡然地说：
“如果那次你没有顶住，今天我们恐怕就没有这次握手的机会了。这时你会在哪儿?”
说罢，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8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华中局和湖南省委的电报，他写道：
“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做。”
“在将来接受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成，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欲知毛泽东如何礼遇程潜和陈明仁，请慢慢往下看。
第217章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
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话说1949年8月初，贺怡再次来到毛泽东家里。原来贺怡去接姐姐贺子珍与毛泽东重逢，她们坐火车到山海关车站时，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所阻挠，告诫贺子珍不能去北京。这样，贺子珍就滞留在了天津。娇娇见姨妈来了，就问她说：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贺怡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娇娇，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隐。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
在娇娇的一再追问下，贺怡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大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了她似懂非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贺怡说：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你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若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若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娇娇听着姨妈绕口令似地介绍这一大堆人际关系，一会叫婶，一会叫姨;一会叫嫂子，一会叫弟妹、姨妹的，都给说糊涂了。于是，她问道：
“您说的这些不都是亲戚关系呀?”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办不成。上次我到你爸爸那里，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
娇娇急切地问，贺怡说：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娇娇点点头，这句话她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跟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现在，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说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还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你妈妈提出两点要求，她说：‘1、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2、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我也说：‘我们去北平，是主席同意了的。你们……’那两个人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就下车去了。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重逢。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
贺怡说完，很长时间再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贺怡与娇娇分手的时候，她又说：
“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没有一点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是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没想到，娇娇与姨妈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别。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把阎长林叫到办公室，让他坐下，指着坐在沙发上的娇娇，对阎长林说：
“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她还小，来回的路上我不放心。你个人有什么事吗?”
阎长林说：
“没有事，我可以去。”
毛泽东交代说：
“现在家里工作不很忙，人也很多，你向他们交代一下，就去一趟吧。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暑假的作业，娇娇已经完成了，她想住几天由她定，开学以前赶回来就行。天津离这里很近，买普通座位就行了。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娇娇在我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她。她住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六都回来，我们都能见面，说话，还在一起吃饭。请贺子珍同志放心。以后每年放了暑假，娇娇都可以去看她。你到了天津，如果和贺子珍同志谈起话来，就说我从转战陕北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多安慰她。这里的其他事情，不必多谈。”
阎长林说：
“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第二天，阎长林带着身穿白底蓝点的连衣裙，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了普通硬座车厢。娇娇显得很兴奋，和阎长林说了一会话，这才平静下来，拿出一本俄文小说翻看着。到了天津，阎长林带着娇娇来到市委招待所，找到了贺子珍。贺子珍一见娇娇，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娇娇的手，搂在怀里，哽咽着说：
“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想你的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妈妈的心，你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了。”
阎长林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汇报了娇娇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贺子珍说：
“娇娇愿意跟主席在一起，我也同意。但是，我知道主席的工作很忙，娇娇还小，只能希望你们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情面上，对娇娇多多关照。”
接着，她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阎长林也讲了毛泽东在战争中遇到的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
贺子珍说：
“我带着娇娇在苏联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时候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
贺子珍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换个话题结束了谈话：
“这次到天津来，娇娇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你也没有来过天津，可以到处看看。”
8月10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原来杨开智在8月5日致信毛泽东，说他母亲杨老夫人尚且健在，还询问外甥岸英、岸青及其女儿杨展的情况。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8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一师工作的老同学周世钊的复电中写道：
“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
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朱学范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招待会上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
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此时，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表兄王季范，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3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几次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都是王季范救援掩护方得度过难关。1927年“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与王季范分手，20多年彼此分离，他们二人多方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
王季范一直在长沙、湘乡等地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他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进步老师的革命活动。他唯一的儿子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回湖南桃源进行地下工作时，被特务杀害。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来信很多，有的想到北平来看望毛泽东，有的要毛泽东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的希望毛泽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次，田家英拿了一大叠子湖南的来信，他对毛泽东说：
“这么几天，又来了这么多的信。”
毛泽东接过信，一封一封地看来信的地址，说：
“全国快解放了，人也当官了，亲戚朋友也多了。这么多的信，我如果天天看信，写回信，接待他们来北平，解决他们的问题，别的事情也就不能做了。
凡是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来信要求来北平，或者要求我解决什么问题的来信，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就交给我处理。一般的来信，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交给我看看也就行了。原则就是这样：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
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他写道：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为人民大众造成了反对它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不甘屈服的中国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最后写道：白皮书是一个反面教材，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白皮书中看到美国政府鼓励他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会感到很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侮辱。
毛泽东为了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并教育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们，又撰写了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文章。他在这篇评论中说：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中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民，也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人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外部势力的封锁、重压，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无畏的精神。他说：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毛泽东还说：
对那些尚有糊涂思想的人们，应当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8月14日，刘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同行的还有苏联政府前铁道部长、来华苏联专家负责人科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00多人。
在刘少奇临行前，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主要人员到他的别墅，让客人看看他亲自耕耘的园地和结出的无花果、西瓜、番茄、豆角、谷子等作物。斯大林指着那茁壮的谷子说：
“这是用从中国东北引进的种子种的，要是等它熟了，用来招待中国贵客该多有意思，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
刘少奇一行人后来于8月25日抵达沈阳。28日晚乘专车回到北平。
8月15日，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新疆伊宁，他马上与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临时政府的领导和民族军领导阿合买提江.哈斯米、赛福鼎等人，进行了接触和会谈，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的电台，以便及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邓力群是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后，被派遣去新疆做新疆军政当局的工作的，力争他们和平起义。
8月15日，中国空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
8月16日，朱德在聂荣臻代总长、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的陪同下，检阅了飞行中队的全体人员。
8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他介绍了筹备会上专家们关于新中国名称的3种意见。毛泽东还说：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是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
张治中不赞成张奚若的解释，却赞成张奚若的结论，他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很有理，建议大家采纳这一意见。
后来在8月17日的筹委会第4小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初步草案，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8月16日至20日，以马叙伦为组长的政协筹委会第6小组工作人员，在坐落在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413号房间的会客室，特设了临时选阅台，对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和国歌词曲稿件进行了初选。
他们将从征集来的3000多幅国旗、国徽图案中，筛选出来的佼佼者，陈列在房间4壁，请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成员仔细观摩挑选。
第6小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和座谈会，认真评选各种稿件。
评选委员会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把38幅国旗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由于在国徽、国歌应征稿件中没有满意之作，评选委员会决定再进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
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又从评审委员会提供的38幅图案中，筛选出3幅，由毛泽东主持各界人士座谈会，作最后定夺。
8月20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傅作义向毛泽东汇报了绥远的情况，他说：国民党政府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拨来黄金1900两。董其武当即电告傅作义说，要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
“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说罢，便将他关于“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一封亲笔信交给傅作义，亲切地说：
“宜生，绥远的问题，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由你去解决为好，有劳你和邓先生走一趟，你们去了，对董其武也是个帮助。”
毛泽东转对陪同的薄一波说：
“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他还交代薄一波，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给傅作义大洋15万元。
傅作义、邓宝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携带15万银元和大批慰问品赶到绥远，慰劳将士。
董其武等人拟写了起义的通电稿。傅作义看后，通过电台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复电说：
“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董其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通电稿中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
8月21日拂晓，西北第1野战军以9个团近万名兵力猛攻兰州。由于这次攻击准备非常不足，仓促投入战斗;还由于指战员中轻敌思想严重，不看地形，不明敌人兵力火力部署，连爆破器材和炸药都没带，更不用说组织步炮协同，致使严重受挫，死伤惨重，在几十里的战线上，整整打了2天，连敌人的一个口子都未撕开。
8月22日黄昏时分，1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进攻。彭德怀非常不安，他在这个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着首攻受挫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轻敌。
8月23日，第1野战军兰州战役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也感到吃惊，他琢磨了好一阵子，亲自草拟了电文，吩咐值班人员，立即发电给彭德怀。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贻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查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1次打不开而用2次、3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毛泽东所说的3个兵团，除了电文中提到的王震的第1兵团外，另外两个是许光达的第2兵团和杨得志的第19兵团。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他一看毛泽东起草的电报，认为毛泽东的提议需要时间太长，于是就在24日发报给中央军委说：
“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第120军)，黄祖塤(第91军)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该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2兵团和第19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毛泽东一看彭德怀这份电报，就皱起了眉头，他不停地吸着烟，说：
“彭德怀是不是过于急切，过于自信呢?投入的兵力也不足，25日就发起总攻，时间上是不是也仓促了一些?”
周恩来说：
“是有这个问题。兰州现有守敌5个军，而我军仅用5个军去打，兵力太接近嘛。”
毛泽东又点上1支烟，猛吸几口，说：
“我看可以给德怀同志发个电，指出这一点，有必要将王震兵团投入兰州方向的作战。”
朱德许久才说：
“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把握的仗，他不会去打，应该相信他。”
周恩来犹豫了一阵，也说：
“朱老总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既然有七八成把握，25日总攻未尝不可。”
毛泽东见他二人如此说，踱了一会儿步，扔掉烟头，就说：
“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8月25日黎明，第1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兰州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事开始了。
8月26日中午，一直牵挂着兰州战役的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一份电报说：
“如你们25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为侦查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查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如25日不得手而宁马来援，则请照你们24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也就是在此时，即1949年8月26日12时，第1野战军攻占兰州，全城宣告解放。此战也，第1野战军共毙伤守军12000余人，俘获14400余人。
第1野战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数千名指战员负伤。在兰州城西面，黄河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华林山，在华林山的半山腰，有一片约百亩大小的荒芜坡地，经过清洗和整容的数千具烈士的遗体，被排列、安放在这里。
可怜见：一将功成万骨枯，东方既白壮士死。
倘使截断青新路，圈住马儿又何如?
彭德怀来到了这里，吃力地下了马，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军队的伤亡比列一直是国民党方面远远大于共产党方面，像兰州战役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双方伤亡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
再说8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文中写道：
“美国过去100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5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杜鲁门政府发表这本白皮书的初衷，当然想掩饰这个事实，却得到了欲盖弥彰的结果，把上面这个事实反映得更为清楚。”
8月23日这一天，黄炎培也撰写文章驳斥“白皮书”，并以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近百年史中最黯淡的一页，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
8月2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这一天，黄炎培怀着深切的知遇之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并说：“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8月26日，毛泽东二次致书黄炎培，他写道：
任之先生：
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再说此时的阎长林在天津已经住了十几天，准备明天回北平了。这天晚上，贺子珍对阎长林说：
“娇娇说了，她想早点回到主席身边去，好好复习语文。她在国外光学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呀。娇娇还小，她在主席身边，给你们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麻烦，请你转告大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她还说：
“希望主席保重身体。娇娇还小，希望主席有时间了多关心一下娇娇的学习。”
阎长林又带着娇娇回到了北京。毛泽东正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见女儿回来了，非常高兴。他对阎长林说：
“你到屋里坐一坐吧。”
阎长林随着毛泽东来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毛泽东问道：
“贺子珍同志的身体还好吗?”
阎长林汇报说：
“她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们谈了3个晚上，她最关心主席的身体。我把延安撤离后的一些艰难紧张情况给她说了，她也很愿意听。她说，那个时候，她也为主席担心。我告诉她，现在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还好呢，她听了很高兴。贺子珍同志很关心娇娇的学习。她说，娇娇在苏联主要是学习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她希望主席多关心娇娇的学习。”
毛泽东说：
“是呀，星期六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既是欢乐，也是督促检查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别的时间我就顾不上了。这些孩子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帮忙呀。”
阎长林说：
“贺子珍同志也讲了，主席的工作忙，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多照顾娇娇。”
“她没有谈别的事情吗?”
“贺子珍同志还谈到过去因为一些小事，曾经与主席争吵过几次，事后很后悔，感到对不起主席。贺子珍同志还问了许多事情，我不好回答她，我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他站起身来，握着阎长林的手说：
“谢谢你，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一下吧。”
后来，贺子珍由天津前往杭州。1950年，贺子珍和她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及贺子珍工作安排的事。毛泽东在回信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市妇联副主席。从此，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又先后到了南昌，到了上海。她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提前起了床，洗漱后就开始吃饭。李银桥已经把他要换的衣服准备好了，还是只有在迎送知名人士的时候常穿的那一身浅色中山装，那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
毛泽东吃过饭，就急着赶往前门火车站，他今天要迎接的是从上海来的宋庆龄。这也是他第一次到车站迎接客人。
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人，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聂荣臻、蔡畅、柳亚子、康克清;还有手持花束的洛杉矶幼儿园里的少年儿童。毛泽东一下车，站台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向人们招手致意，亲切地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握手问候。
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尚未进站，毛泽东在站台上信步而行。负责摄影的吴立本将镜头一直对着他，不停地拍摄着。毛泽东见吴立本如此，便径直地向他走去。吴立本见毛泽东大步走来，急忙后退，一直退到了道轨旁不能再退了，只好放下了机器。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工作很忙啊!谢谢你。不要光拍我嘛，要多拍拍其他的同志!”
吴立本只好将镜头转向了其他的人们。
不一会儿，火车进站了，缓缓地停了下来。毛泽东立即扔掉手中未吸完的香烟，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欢迎的人群也立即拥了上去。吴立本为了抢镜头，挤上去举起镜头。可是他的个子不高，只好将镜头举过头顶，将胳膊架在旁边一个人的肩头上进行拍摄。
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车厢里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黑色旗袍，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纱巾，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发髻，显得朴素整洁，端庄大方。吴立本拍摄完了，扭头一看，站在他身旁一动不动的人竟然是毛泽东，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朝他微笑着点点头，尔后朝宋庆龄走去，伸出双手和宋庆龄紧紧握手，连说：
“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说：
“谢谢你对我的邀请，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宋庆龄说：
“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恩来也握着宋庆龄的手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宋庆龄说：
“谢谢你派你的夫人去接我。”
朱德和其他人士一一和宋庆龄握手，表示欢迎。少年儿童向宋庆龄献上了鲜花。
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他举着酒杯向宋庆龄敬酒，说：
“欢迎你这位在中国革命中劳苦功高、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杰出的女士宋庆龄先生，欢迎你与我们继续合作，共商建国大事，为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东方，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过上美满的生活而共同努力。”
宋庆龄非常受感动，她说：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派邓颖超同志到上海去接我，感谢今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车站去迎接我，感谢设宴欢迎我。今后，我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奋斗。”
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放，战友欢聚，欢迎宋庆龄前来共商国家建设大计，大家互道阔别后的情形，畅谈甚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宋庆龄在新中国的职务?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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