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
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
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话说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4野林彪等人说：
“1、你们已抓住桂军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2、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一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依令实行。3、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等商电告。4、现至湘潭之2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10月10日，李宗仁宣布将国民党政府首都迁到重庆。后来，李宗仁在13日将国民党政府仓惶迁往重庆。
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将白崇禧部主力第7、第48军大部围歼，解放了衡阳、宝庆等地。
衡宝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桂系白崇禧部47000余人，解放了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10月11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厚禄。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曾问他：
“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说：
“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不会盲目服从的。”
这天晚上，黄炎培听周恩来说明来意，就说：
“1946年我才68岁，已经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
“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答复道，尚需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12日一早，黄炎培叫来了江问渔、杨卫玉和孙起孟等至交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应该接受政务院的职位。
12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见黄炎培，黄炎培高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们感到难以理解。黄炎培解释说：
“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此时，周恩来还在物色文化部长的人选，他动员沈雁冰出任这一职务，他说：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你为文化部长，特向你征求意见。”
沈雁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闻听此言，不觉一愣，思索了一下说：
“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恩来说：
“你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请你再考虑一下。”
10月13日下午，周恩来派人把沈雁冰接到颐年堂，他和毛泽东早已等候在那里，与沈雁冰握手后坐下来。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
“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你来商量。”
毛泽东也微笑着说：
“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所以想请你出来。”
沈雁冰说：
“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呢?”
毛泽东解释说：
“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顾不过来。”
沈雁冰见毛泽东如此说，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11日关于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的来电报告上批示道：“极为欣慰。”他又将这份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在批示中又写道：
“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冯友兰写了一封回信。
冯友兰，河南省唐河县人，1920年留美，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30年代，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1949年10月5日，时年54岁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过去的那套封建哲学、资产阶级哲学彻底决裂，“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0月14日，陈赓率第4兵团解放了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
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3野一部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海登上厦门岛，全歼守敌汤恩伯部27000人，其中俘虏25000余人。
10月15日这一天，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了婚礼。
原来早在9月末的时候，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过一些日子就结婚。他们征求了刘思齐妈妈张文秋的意见。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毛岸英在10月中旬又征求了爸爸的意见，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在星期六的下午结婚，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说：
“我同意，就这么定了，星期六下午结婚。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
“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为了不给爸爸增加麻烦，我们的婚礼在情报部举行，暂时也住在那里。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
“不花钱办喜事，这是喜上加喜。婚事简办，我完全赞成，就是要改一下旧习惯嘛。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都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在我这里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商量，就写了一个请客名单，有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人。毛泽东看了名单说：
“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朱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该请的人由岸英去请，打电话或亲自去请都可以。吃什么也由你们跟他们商量，最好是家常便饭，简单一些。”
10月15日这一天下午，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情报部机关举行了婚礼。毛岸英身着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思齐穿着灯芯绒布的上衣，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机关领导和同事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非常热闹。
婚礼结束后，他俩早早赶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打量着刘思齐，笑着说：
“思齐，你今天是新娘子，从今天起，你就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
毛泽东像是发现了什么大问题，他“咦”了一声，说：
“你是新娘子，为什么头上不插花儿呀?”
说得刘思齐不好意思起来。一会儿，张少华、张少林和李讷拿来了两朵鲜红的小绒花，插在刘思齐的头上，大家一齐拍手称赞：
“新娘子真美啊!”
晚上七八点钟，客人们陆续赶到菊香书屋院内，还带来了小小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两对枕头套。王光美送的是一件女式睡衣。
毛泽东自己出钱，在菊香书屋的西屋里办了3桌酒席。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拼盘，装着湖南的腊肉、腊鱼、腊鸡和香肠，拼盘四周是红烧肉和一些小菜，大部分是湖南的家乡菜。新郎和新娘被安排在正中的一桌，两边坐着周恩来、邓颖超和张文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坐在左边的一桌，其他客人坐在右边的一桌。大家欢聚一堂，非常高兴，祝贺小两口婚姻美满，也纷纷向毛泽东表示祝贺，说他找了一个好媳妇。毛泽东笑眯眯地致词说：
“今天是我家办喜事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看到儿子结婚，我非常高兴，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我的孩子，这些年来，在艰难困苦中，自己度过来了，今天终于结婚了。孩子长这么大，我没为他操过半点心。今天的这一切，也是在同志们帮助下，岸英自己筹办的，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对她说：
“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毛泽东又向各位客人敬酒。周恩来对张文秋说：
“你这个做母亲的，也得说几句话呀。”
张文秋说：
“我说什么呢?”
周恩来说：
“你如果一时想不出新词，把主席刚才说的话变成你的话，不也很好嘛。”
于是，张文秋也举杯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和岸英结婚，这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周恩来笑着说：
“这不是讲得很好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席间，毛泽东一边把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人碗里夹，一边说：
“孩子们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里去看看。”
饭后，毛泽东说：
“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因为这是岸英和思齐结婚的日子，这喜酒和便饭，是岸英自己张罗的，他办得还可以，我要表扬他。如果办得不好，我也会批评他的。”
毛泽东要卫士拿出他的一件黑色的礼服呢大衣，对毛岸英和刘思齐说道：
“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略表我的心意。以后，白天岸英穿也可以防寒，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儿。”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岸英和刘思齐同声说：
“谢谢爸爸。”
毛泽东的这件礼物非同一般，它正是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呢大衣。
大家说说笑笑来到毛岸英的新房，那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屋里有一张大木床，床上只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刘思齐带过来的嫁妆，其余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毛泽东对小儿子毛岸青的婚事也很关心。此时的毛岸青进步很快，除了正常上班以外，他翻译的俄文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反映很好。唯一不如愿的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毛泽东听了他在谈恋爱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就劝他说：
“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周世钊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将1946年写的《书愤》一诗抄寄给毛泽东，其诗云：
人士纷纷粉墨场，独惊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贻笑，载鬼同车亦自伤。
卅载青毡凋俊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惇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卫立煌复了一封电报。
前面已经说过，卫立煌是在1949年1月31日，和夫人韩权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离南京，寄居在香港的。10月3日，他在香港通过有关组织向毛泽东发来了贺电。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0月16日，是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日子，周恩来也将参加了递交国书仪式。
这一天，毛泽东为准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递交国书仪式，在接见前，他必须剃须整容。
毛泽东进北平以后，头发稍短了一些，他并不着意修饰，听其自然，只有在外事活动或是大型会议之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叫理发员王会给理理发。
王会已经50多岁，是一位“三八式”的老战士，大家都叫他老王头。他剃个光头，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老花镜，黑紫色的厚嘴唇，蓄着花白的长胡子，常常微笑着，露出的牙龈也是黑紫色的。他的右腮下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记，上面留着一小撮长长的毛。
王会不爱说话，他开心时也会冒出一两句话：
“在理发时，毛主席也得听我的。”
王会动作慢腾腾的，很不利索了。他在给毛泽东理发或是刮胡须时，往往是用左手按着毛泽东的头顶，右手拿着剃刀，架在毛泽东头上，伸长脖子，眯缝起双眼，左瞧右瞧，半天不动，连旁边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刷地刮一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担心他那不灵活的手，会在毛泽东的面部留下刀痕。毛泽东对于这些，似乎都已经习惯了。
这一次不同往常，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
“你快点。”
王会慢条斯理地说：
“别着急，着么急呀。”
他换个位置，把刀又架在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容易才“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像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要快一点么!”
毛泽东说着欠一欠屁股，却被王会从头顶上按住了，他依然慢声慢气地说：
“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
王会把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就那么扶过来扶过去，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右端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好不容易才刮完脸，毛泽东想抬屁股起身，又被王会按住了头，说：
“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在王会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说：
“我要你快一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您刮干净再去。”
王会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在场的卫士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也不发火，只是无奈地用力叹了口气。王会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还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说：
“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王会也不光彩么。”
后来李银桥曾说过：“在我印象中，王会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闲话打住。且说递交国书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
就在10月16日毛泽东接见罗申的这一天，尽管经过精心准备，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喜庆的氛围中竟然出现了不尽人意的事情。
原来，递交国书这还是自中方开国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仪式，由于没有经验，就采纳了苏方的建议，在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意在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当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经不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弄得大家兴味索然。自此以后，中国在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时，再也没有举行宴会。
这一天，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又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值班卫士王振海急了，就去把王鹤滨从睡梦中叫醒，王鹤滨问：
“什么事?老王”
王振海说：
“王秘书，你赶快起来吧，去劝劝主席休息一下，他工作快一个对时了，还没有出办公室哩，我们劝了几次都没有用。”
王鹤滨急忙穿衣下床，穿过澄怀堂前的大院，来到菊香书屋的过厅，见另外3个卫士正聚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张仙鹏见王鹤滨来了，就说：
“王秘书，你是管理主席生活的秘书，又是主席的保健医生，我们催了几次，请毛主席休息，都不行，这回就看你的啦!”
王鹤滨也不说什么，轻轻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站在写字台东侧约1米左右，只见毛泽东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的目光在文件上不时的左右摆动着，时而还在文件上写着批语，并未察觉有人进来。王鹤滨趁他手中的铅笔停止写字时，轻声劝道：
“主席，该休息一下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闻声侧过头来，看了王鹤滨一眼，微笑着说：
“知道了。”
话音未落，又转过头去看文件。王鹤滨只好退了出去。卫士们急切地问：
“怎么样?”
“主席答应休息了吧?”
王鹤滨摇摇头，简单说明了一下，就和大家一起等了起来。好不容易又过了个把小时，眼看已经过了子夜，王鹤滨轻手轻脚地再次走进办公室，走近毛泽东，径直轻声说道：
“主席，该休息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听到王鹤滨催请的声音，头也未动，眼皮也未抬，手中的铅笔也未停，就回答说：
“工作完了就睡!”
王鹤滨瞟了一眼他左手边那沓子文件，心想，这么多文件，什么时候办完呀!没办法，只好又悄悄地退了出去。王鹤滨感觉到了卫士们向他投来的责备的目光，他们似乎在说：
“原来你和我们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使毛主席休息下来，你这秘书是怎么当的?你这保健医生是干什么吃的!”
约摸又过了个把小时，王鹤滨重新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请毛泽东休息，他第3次踏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他加重了脚步，一直走到办公桌旁，刚要张口说话，毛泽东把他手中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放，随着转椅的转动，他把整个身子转了过来，和王鹤滨来了个面对面。看来他也下定了决心要排除干扰了，目光直逼着王鹤滨，严肃地说：
“你又来了，这工作是放不下的，我去睡觉，谁来替我办呀!”
毛泽东说罢，看着王鹤滨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脸窘态，就又用稍微和缓而又无奈的口气问道：
“你来替我办?啊?”
意思是你看怎么办?是你来办，我休息;还是让我继续办，你不要再来干扰。毛泽东这一招真厉害，有谁能代替他呢!王鹤滨没辙了，只好败下阵来。
这一夜，一直到东方泛出了鱼肚白，毛泽东还没有走出办公室。
10月间，毛泽东接到小友许志行从上海发来的信，许志行在信中说，新华社捎信的人，因上海尚未解放，慌慌张张把毛泽东给许志行写的信弄丢了。
原来，此前毛泽东曾经接到小友许志行发来的信，信中说，20多年未见面，现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毛泽东立即复信一封，让新华社的人带往上海。
毛泽东看了信，就又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工作。这封信直接从邮局挂号寄给许志行所在的学校。此后，毛泽东又和许志行通了3封信，都是他亲笔写的。
后来，许志行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岗位上工作。
10月中旬，毛泽东电令第4野战军12兵团司令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即刻进京。萧劲光交代完手中的工作，急忙启程赴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萧劲光询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说道：
“劲光同志，这次召你进京，是想借用你萧司令员哟。现在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很繁重，但组建一支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想让你当司令员。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萧劲光一听可急了，连忙摆手说：
“主席，这个使不得。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哩。”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个同志，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去当司令，又不是让你去当水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不错，20多年来，我们同日本人打仗，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可是现在要建设空军，建设海军了，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和刘亚楼都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又都在苏联学习过，有文化，懂俄语，比较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我看，中央选定你们当司令，还是合适的。”
毛泽东看到萧劲光不再推辞，就继续开导他说：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10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贺龙 刘伯承 林彪 陈毅 徐向前 叶剑英 聂荣臻 高岗 粟裕 张云逸 邓小平 李先念 饶漱石 邓子恢 习仲勋 罗瑞卿 撒镇冰 张治中 傅作义 蔡廷锴 龙云 刘斐，共22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 周恩来 刘少奇 彭德怀 程潜，共5人。
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他们是：谭平山 章伯钧 马叙伦 陈劭先 王昆仑 罗隆基 章乃器 邵力子 黄绍竑。
政务院副总理共4名：其中有董必武 陈云;还有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 黄炎培
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
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担任主要职务的是：
外交部副部长有：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何长工行代部长职务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后来在1954年，由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由董必武任最高法院院长
以下是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共计15个正职，他们是：
郭沫若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兼)
谭平山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
黄炎培 轻工业部部长(兼) 傅作义 水利部长
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 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
梁 希 林业部部长 沈雁冰 文化部部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马叙伦 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女)卫生部部长
史 良(女) 司法部部长 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
何香凝(女)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他在电报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是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当晚，王稼祥一行离开北京赴任。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1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院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10月21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份便函，他写道：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评论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3时
10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了新疆代表团。
新疆代表团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拟于明日返回新疆。毛泽东关切地问周恩来：
“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
周恩来说：
“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
毛泽东说：
“好。今晚和苏联专家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地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再起飞。”
他转向赛福鼎说：
“明天，你在未得到恩来同志可以起飞的通知之前，不要上飞机。你等候恩来同志的电话。”
赛福鼎听了毛泽东的话，极为感动。他拿出早在10月15日就已经写好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说：
“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指示。”
赛福鼎双手将申请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显得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了声：“好!”就把申请书装进衣兜。
第二天，赛福鼎和代表团成员起得都很早，一直等待着周恩来的电话。正8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
赛福鼎等人赶到机场，周恩来早来了，他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
周恩来从衣兜里取出批示，他知道赛福鼎读汉文还有困难，便左手拿着他的入党申请书，右手指着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1949年10月23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赛福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到了酒泉后，请将它交给彭老总。”
赛福鼎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衷心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给了我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还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全返回新疆，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周恩来说：
“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赛福鼎一行到了酒泉，王震、徐立清等人在机场迎接，将他们安置在招待所。不一会儿，彭德怀在王震和秘书、参谋的簇拥下来了。落座后，赛福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递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高兴地说：
“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
彭德怀叫秘书取出电报，接过来说：
“先给你念一下有关你入党的部分，‘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彭德怀刚读到这儿，王震就带头鼓起掌来。
毛泽东在这份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指示电中还写道：
“维吾尔族人口300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再说10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给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起草了一封复电稿，他在复电稿中写道：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民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还特意邀请了傅作义。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
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80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
10月24日至28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第28军和29军一部，在攻占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第12兵团部率第18、19军撤抵金门，守军总兵力40000余人。
此时，3野第10兵团的领导人正忙于接管城市，对国民党守军的实力估计不足，便把攻占大小金门岛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负责人。由于第28军在进攻前的准备不足，没有组织步炮协同，甚至连应变措施都没有，第一梯队82师244团、加强246团3营和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共计9086人，其中有船工、民夫35人，登陆金门岛，与国民党的2个军激战两昼夜。由于海上刮着3、4级东北风，通讯不畅，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更重要的是后援不继，致使进攻大小金门岛的指战员，在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的同时，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在解放军战史上是一个少有的重大损失，全军震动。
第28军领导人到厦门面见兵团司令员叶飞，他们面色苍白，失声痛哭。叶飞说：
“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这次攻金门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叶飞身材欣长，眉目清秀，理分头，戴眼镜。他虽是书生模样，然而举止刚毅，智勇过人。
叶飞随即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并报中央军委，请求给予处分。
军内有人对此次失利，议论纷纷。叶飞再次发电报给中央和毛泽东，请求给予处分。毛泽东说：
“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因而，必须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的把握，再行发起攻击。”
毛泽东的话极大地感动和鼓舞了前线的广大官兵。
欲知后来毛泽东如何处理金门问题，趣事尚多，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与理发员王会的故事，读来令人捧腹。毛泽东的自律与王会的自尊，可谓千古难得一见。这种领袖与工作人员的平等关系，堪为后来者的楷模。
本传在第二卷及本卷叙述毛泽东与许志行从初识到数十年间的相交，也是一个一代伟人与一个平民的非常感人的故事。从驱张运动开始，毛泽东在自身艰难困苦之际对许志行的竭力相助，倾心培养，直至大革命失败，终于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有志青年培养成为一位教育战线上的有用之才，真可谓是贫贱交，毋相忘。笔者写至此处，热泪难禁，叹为观止。
第225章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
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
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
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49年10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副政委。
刘亚楼第一次接触飞机是在1930年春。红军从国民党空军中缴获了一架美制“柯塞”式飞机，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列宁”号。时任红11师32团政委的刘亚楼听说缴获了敌人的飞机，特别兴奋，他绕着这个庞然铁鸟，前前后后摸来摸去，不忍离去，特意站在飞机旁留了影。
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各界复了一封电报，他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10月28日，毛泽东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已经死亡60余人，疫情严重地威胁到了京津地区，遂致电斯大林，请求他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份，血清10万份，到北京急用。并请求他派一支防疫队，来中国帮助防治鼠疫工作。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派遣一批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
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于他的慷慨援助表示“甚为感谢”。
10月30日晚，毛泽东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5省区，地形复杂，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且云南西南部约有3000余公里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毛泽东根据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准备逃至国外的企图，为解放军制定了分路进击，纵深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力争将敌军歼灭在川康境内。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以第2野战军主力配属周士第、王新亭的第18兵团及第1、第4野战军各一部，由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统一指挥，向西南进军。”
11月1日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发起多路进攻。解放军首先从两翼突破了宋希濂集团，攻占了秀山、恩施、彭水、酉阳等地，直逼乌江东岸。另一路则从湘西挺进贵州。
11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重申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关于新华社9月16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和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2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
11月初，周恩来和几位外交部副部长经过1个月的紧张筹备，报请毛泽东批准，外交部工作人员选调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些工作人员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主要来自4各方面：
一是原中央外事组主要人员。二是从全国各大军区、各大行政区调来的领导干部，他们有：第7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姬鹏飞，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飈，中央军委政治部第1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南宁警备司令彭明治，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军，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军委机要通讯干部学校校长曹祥仁，中南军大副校长倪志亮，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吉雅泰，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铉。中组部还从全国60多个军中各抽调了1名师级和2名团级干部，共计180多人，限期到北京报到。他们中有符浩、韩叙、余湛、朱启桢、李清泉、宋之光、康矛召、凌青等。三是从各文科大学选出来的毕业生。四是起义的旧中国外交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外交部担任专家或顾问。他们中有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梅汝璈。
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到京，分别住在新华饭店、解放饭店、方家胡同5号等处。他们先到中组部报到，中组部再把他们介绍到外交部，外交部人事处又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最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方能任用。
11月3日，当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交使节王稼祥向苏联领导人递交国书的时候，周恩来在这天下午1时，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正在召集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等人开会，研究外交部的机构设置。这是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外交部由苏东司、亚洲司、欧非司、美澳司、国际司、情报司及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组成。司下直接设科。外交部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机要处、人事处、总务处。
会议还决定于11月8日，正式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间，江青带着李讷从莫斯科回到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她在苏联治疗休养了6个月，还在苏联带李讷去割了扁桃腺。
那天江青一进家门，看到毛娇娇，就一把搂着娇娇，抱住她，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娇娇小时候跟着江青生活过，因为那时候她太小，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是她长大后第一次见到江青。江青满脸笑意，那股热情劲，显得比多年未见的亲生母女还要亲。江青又叫过来李讷，对她说：
“快叫姐姐!”
两个小姐妹免不了也亲热了一回。
12岁的娇娇和9岁的妹妹李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小孩子之间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摩擦。每当姐俩产生纠纷时，毛泽东从不问她俩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也从不会各打50大板，他总是说：
“当姐姐的要照顾小妹妹哟。”
“妹妹要听姐姐的话，要互相帮助哟。”
“你们要友好……”
“手心手背都是我手上的肉。你俩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哟。”
毛泽东说着，还把大手在女儿们面前翻过来背过去。小姐妹俩在爸爸的开导下，自然就会和好如初了。
后来，江青经常在人前夸娇娇好，说娇娇懂事，说她爱娇娇，说娇娇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江青还夸娇娇是个绘画天才，又夸娇娇四肢灵活，双腿又细又长，将来会在体育方面出成果。
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说：
“娇娃，你怎么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呢。”
娇娇低着头，不说话。毛泽东又说：
“她会对你好的。”
娇娇不抬头，还是不说话。
“你就叫她一声妈妈，这对你不会有损害嘛，怕么子喲!”
毛泽东有点急了。娇娇想起妈妈在她来北平的时候，一再嘱咐她，要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她就顺从地点点头，算是同意了爸爸的规劝。
据李敏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主持一次家庭生活会，江青和她的姐姐李云霞、娇娇、李讷以及警卫员、炊事员等都参加了。回到父亲身边时间不长娇娇，感觉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毛泽东在那里算账，一天饭钱多少，菜钱多少，劳动人民一天吃多少。江青未说话，李云霞也没有说话。而娇娇、李讷听了父亲的话，都哭了。
娇娇很不理解不满意父亲这样的说法，以至在多少年以后她还在抱怨说：
“那场面谁不记得呀?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去比，我有什么话说呢?当时李讷虽然只有8岁，也哭了，我13岁，才到父亲身边，还不是主要说给我听的?”
那时候，娇娇有一个比她小一点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她们两家的情况类似，她的妈妈也是后妈。她和娇娇在苏联一块学习过，现在又在一个学校学习，又都是住校，关系很要好。有一次，她对娇娇说：
“我回家后感到很苦恼，后妈不喜欢我，嫌弃我。我想我妈妈，觉得生活过得挺不愉快。”
娇娇劝她说：
“你最好不要老回家，咱们都住在学校，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很快乐。每两周或一周回一趟家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谁知那个同学回家后又遇到了不高兴的事，就说：
“还是娇娇姐姐的话对。”
她后妈听了，以为是娇娇在挑拨她们母女的关系，就找到毛泽东说了这事。毛泽东说：
“这事让江青去处理吧。”
她转身去找江青，说明来龙去脉后，又说：
“主席说让你处理。”
江青让人找来娇娇，说：
“当阿姨的面，说说你跟她女儿说了些什么?不许说谎。”
娇娇说：
“我没说什么呀!”
“你好好想想，没说什么，阿姨怎么会找到我们家来呢?”
那个同学的妈妈当着娇娇的面又把那话说了一遍。江青问道：
“是这样说的吗?”
娇娇说：
“是。”
“你说这干嘛?”
“她说回家后挺苦恼，挺不高兴，我劝她多在学校跟同学补补课、玩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回去，这样大家都高兴。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挺好。”
那女人一听，娇娇的话跟她女儿说的一样，没有挑拨的意思，就说：
“还是娇娇大点，懂事……”
江青也感觉娇娇的话有道理，就说：
“以后说话注意点，跟阿姨道个歉。”
娇娇心里想，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呢?就说：
“阿姨再见。”
转身走开了。
后来，娇娇小学毕业后，要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女儿起一个正式的学名。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
“我的娇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爸爸再给娇娃起个名字。”
娇娇不解地问道：
“爸爸，我有名字呀!我不是叫毛娇娇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
“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该给你起个正式的学名，而且这个大名要有深刻的意义。”
娇娇听了父亲的话，高兴地伏在椅子上，看父亲究竟怎样为自己取名。毛泽东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论语》，翻到《里仁》篇指着一句话念道：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接着他解释道：
“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
毛泽东又打开《辞源》，指着‘敏’字说：
“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敏。《论语.公冶长》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捷而通情达理。敏，还可解作灵敏、迅速。敏捷多智等;杜甫写思念李白的《不见》诗中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我想好啰，我的娇娃名字就一个单字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
“为什么呀?爸爸，我干嘛要姓李呀?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
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毛泽东用手拍拍女儿的头，说：
“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爸爸，你给我讲讲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给娇娇讲起了他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的由来，说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时期的“离得胜”的谐音——李德胜。
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个姓给了两个女儿。他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各取一个字，给女儿命名，小女儿叫李讷，大女儿就叫了李敏。
后来，毛泽东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李敏、李讷去师大女附中去报名，领到了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需要填写家长的姓名。王鹤滨不敢做主，带着登记表回到中南海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学生注册登记表上，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如何填写?”
毛泽东连登记表看都不看，就说：
“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
王鹤滨只好在家长一栏里，填上了他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虽然老叫李敏为“娇娃”，其实他对李敏的要求是很严的。李敏除了要学中国话，认中国字，毛泽东还要求她必须天天抽空练习毛笔字。为此，毛泽东为李敏写出了由浅入深、由易变难的仿帖，让李敏一笔一划扎扎实实地练习基本功。毛泽东写出的第一个仿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个数字;第二个仿帖是：“毛娇娇学写字”。可惜李敏没兴趣，她不但没有练好字，就连爸爸写给她的仿帖也没看住，不知道叫谁给拿走了，笔和砚也不翼而飞了。文房四宝丢了两宝，剩下的那两宝没什么用处了，李敏干脆就送了人，从此与文房四宝绝交。
毛泽东除了关心李敏在学校的学习外，还要求她在休闲的节假日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且，还不许她读俄文版的，这几乎是一道不可更改的命令。这对于李敏来说，难度可是太大了。
有一次，毛泽东问李敏：
“娇娃，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读了多少?读懂了多少?”
李敏知道，这是爸爸在检查自己的学习，就如实地说出了她读《三国演义》的感受，她既认真又带玩笑似地说：
“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不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加上，成了四国开战，就更乱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爸爸，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马吧!”
谁承想，毛泽东听了，并没有发下赦免令，他说：
“糊涂了，就先把这部著作放下，再看另一部吧。”
李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又读完了那本难啃的《红楼梦》。
毛泽东为了提高李敏中国古典文学的水平，专门为她请了一位老师，为她讲解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有关古典名篇名著。凡是初中生、高中生应该掌握的古典知识，毛泽东都要李敏学习掌握。
11月6日，在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在略事休整后，为了不使敌人获得喘息之机，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发动了进攻广西的战役。解放军在湖南西南部分三路直插广西。西路军迂回百色、果德、断敌入滇退路;南路军西进郁林、博白一线，阻敌经雷州半岛入海;中路军沿湘桂边南下。
11月6日，王明在呈送给毛泽东的声明中写道：
“遵示将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犯错误声明如下：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历史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对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做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
王明在建国后仍任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等要职，但他仍然不肯对其在历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做出深刻反省。刘少奇找他谈话，催他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写出声明书。他借故拖延了很久，才终于写出了以上的这份声明。
这才是：小子多翻决议案，嘴尖皮厚枉称明。精生白骨三遭逃，城下无计一声明。
永不翻案人知否?头上三尺有神灵。堪笑历史惊人处，翻云覆雨每相同。
再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国人民政府成立第2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说：
“我们已请科瓦廖夫(苏联驻中国经济专家组组长——笔者注)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9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随后，全国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均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刘亚楼为司令员的空军正式成立。
11月12日，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对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周恩来说：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啊!”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哟。”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
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抬头凝视着中南海天空中的一弯新月。
12日晚，毛泽东复电给斯大林，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科瓦廖夫同志与我一同去。
毛泽东
毛泽东访苏在即，为祝贺斯大林70大寿，他接受了江青的提议，为斯大林准备一批山东土特产——大葱、萝卜、白菜等，作为生日礼品。并决定筹备山东土特产这件事，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办理。
第二天，山东派人将给斯大林礼品的样品——大葱、白菜等，送到了菊香书屋的大院里，说是请毛泽东过目。王鹤滨等人一看，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山东的一棵大葱竟有2斤多重，一颗白菜也有20多斤。毛泽东看到这些蔬菜的样品，自然是非常满意。
王鹤滨是留苏归来的人，他说，为毛泽东献策的谋士，一定是一位苏联通。因为，他在苏联期间看到车站的铁路旁，一些妇女或儿童，手持筷子粗细的葱或加上小手指粗细的胡萝卜叫卖。他在列宁格勒见到苏联公民到医院探视病人，有的拿上两三棵筷子粗细的大葱，像中国人送水果一样，送给病人吃。
11月间，宋庆龄因事要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代表他为宋庆龄送行。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不错，她和别人谈起江青，说：
“有礼貌，讨人喜欢。”
11月14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西北局的信中写道：
“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力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
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1月14日，毛泽东给堂侄毛远翔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翔，字玄夫，他是毛智珠的第三个儿子，1924年出生。194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湘潭县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韶山解放后，他代表毛泽东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慰问人民解放军。此时他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
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10月15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11月15日，在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攻占贵阳、思南。至此，国民党大西南防线被拦腰切断。胡宗南部急忙向成都方向南撤;宋希濂则布防于南川及其以东地区。
11月15日晚，毛泽东给在辛亥革命新军中共过事的辎重营文书毛煦生写了一封回信，关切地询问他们辎重营营长毛子奇“尚在人间否?”
接着，他又给在西安市部队上做财会工作的堂弟毛泽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再说经济战线上，在“银元之战”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取胜的。所以他们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这时，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叫嚣说;
“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经过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
11月15日至30日，中央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
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全国各大城市在11月25日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11月26日，各大城市市场物价立即下降。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彻底破产，竞相抛售存货，可是此时的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有不少投机商人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其中有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纷纷倒闭。
“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从此很难再成气候了。毛泽东说，米棉之战“不亚于淮海战役”。
11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5次全国干部大会，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的共同纲领为农工党的行动纲领。
毛泽东决定在农工党会议休会的这一天，接见他们的与会代表。上午，一位农工党中央的负责人告诉大家说，下午有重要活动。
这天下午，一辆大客车把会议代表们从住地辛寺胡同接出。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在车上告诉大家说：
“我们去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大家。”
意外的喜讯，引得车厢里立刻腾起一片欢呼。
汽车驶进新华门以后，在一排平房前停下。这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几排长条桌，前面放着几把藤椅，桌上放着几包“海燕”牌香烟。
毛泽东来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轻轻地鼓着掌。农工党的干部们都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
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口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毛泽东：只见他满头浓发，宽阔的蕴满智慧的额头和慈祥的面容上，充满着微笑。
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黄琪翔，先后介绍了第5次干部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专注地听着，不住地轻轻点头。
毛泽东开始讲话了，他先朝大家扫视了一遍，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我在看你们过关呐。”
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话，引起一阵轻轻地笑声。
“我说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个三关。我说的第一关就是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这一关，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又恳切地说道：
“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多年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毛泽东把手掌使劲一劈，加重了语气：
“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1月18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向三立。
这天下午5时许，向三立刚下班，毛岸英就来了，二人一起乘车去中南海。来到菊香书屋时，正是夕阳西下，毛泽东外出散步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位工作人员。毛岸英叫向三立稍事休息，自己则去倒茶。不一会儿，江青回来了，她身后拥着李敏、李讷，还有刘思齐。毛岸英向江青介绍了向三立，并让李敏、李讷喊“表舅”。
毛泽东散步回来了，走进菊香书屋，来到客厅。毛岸英迎上前去，指了指已经站起来的向三立，对父亲说：
“爸爸，三立表舅来了。”
“主席!”
向三立激动地喊了一声。
“向先生。”毛泽东朝他点点头，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去，说道：“你是开慧的表弟，来北京多久了?”
“报告主席，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哪里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哦，对了!你会打算盘。”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听岸英和田家英秘书讲过，你擅长财会工作，便推荐你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你初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习惯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向三立说：
“工作愉快，生活也习惯。只是餐餐吃馒头有些不习惯，不过我想以后慢慢会习惯的。”
这时有人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东北有一位领导同志来看主席。”
毛泽东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同向三立拉家常。江青走了进来，毛泽东向她介绍说：
“这位是向三立同志，是杨开慧的表弟，是湖南来的。”
又对向三立介绍说：
“她是江青。”
江青说：
“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向三立连忙喊了一声：
“江青同志。”
江青笑着同他握了手。外面来人报告说：
“主席，开餐了。”
毛泽东说：
“吃饭去吧，等会我们再谈。”
众人来到餐厅，毛岸英、刘思齐夫妇正和妹妹李敏、李讷在说笑。李讷见父亲来了，就说：
“我们家院子里放了许多瓜。你们看，爸爸像个瓜吗?”
李讷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向三立暗暗吃惊，想不到孩子们在毛泽东面前竟敢如此放肆。没想到毛泽东依旧是满面春风，和蔼地说：
“瓜有许多种，有南瓜，冬瓜，葫芦瓜。”
李讷俏皮地说：
“爸爸的肚皮像南瓜。”
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向三立被他们父女之间的和睦、融洽、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晚餐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着。毛泽东对向三立说：
“今天是星期六，有客人来，特意让厨师加了两道菜。辣味菜你习惯吃吗?”
向三立也是湖南人，自然是习惯吃辣椒。
“吃吧。”毛泽东又说。他边招呼边吃饭，自己夹了一块红烧肉和几片鲜蘑菇。还嘱咐向三立说：“多吃菜，随便吃吧。”
又嘱咐毛岸英说：
“你照顾三立表舅一下。”
毛岸英要给向三立敬酒，向三立忙说：
“我不太爱喝酒，请上饭。”
毛岸英就让服务人员给向三立上饭。毛泽东已经喝了几口葡萄酒，见向三立如此，就向他敬酒。向三立连忙起身说：
“主席，我已用饭。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是用饭不再喝酒。”
毛泽东说：
“老习惯也可以打破呀!吃饭可以喝酒，边吃饭边喝酒也行。”
向三立只得喝了一口酒。众人吃完饭回到客厅，李讷端来两盘又红又鲜的苹果，送给向三立一个。毛泽东见了，就说：
“给客人吃水果要拣大一些的。”
李讷按照父亲的意思，选了2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送给向三立，说：
“表舅吃这个。”
毛泽东兴致依然很高，因为是周未，家里人都回来了，难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家人共度良宵。刘思齐给爸爸沏了一杯茶，毛泽东喝了口茶，就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两人都爱作对联，一见面就想对对子。有一次，两人又见面了，商定对对子，谁对不出就要受罚。李秀才先出上联：‘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秀才一看李秀才用了老子李耳的典故，心想：‘他要占我的便宜，没门!我也非损他一下不可。’于是，他略加思索对了下联：‘斩白蛇，兴汉室，高祖是刘。’刘秀才以汉高祖刘邦自比，来对‘老子’，高过李秀才一筹。李秀才不得不服，就说：‘高明，高明!你赢了，我服输。’”
刘思齐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称赞道：
“爸爸，那个刘秀才真有学问。”
毛泽东说：
“思齐呀，那个刘秀才是你的祖先，他崇拜汉高祖刘邦。那个李秀才可算是我的本家，因为我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但我不信老子的观点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你说得对，人家多有学问;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且一用就活。一下把人吓到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一旦灵活运用，就可以变成武器，用来保卫自己。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要学习历史和古典文学。
刘邦出身贫苦，没有多少兵力，没有万贯家财，却能称霸一方，统一天下，并且使汉朝长治久安。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用人，他手下两个重要的谋士，一个是张良，一个是韩信，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他所用。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却是个孤家寡人。当初，他的势力比刘邦大多了，拥有庞大的军队，统治着中国大块富庶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他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听谋士的进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当然，项羽心肠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却不肯杀刘邦，刘邦说了几句好话，他就心软了。范增向他进言，他却不杀刘邦，而把刘邦放了，等于放虎归山。项羽没有理睬他的话，结果被范增言中。刘邦逃走后，势力不断扩大，与项羽争雄，结果打败了项羽。项羽被围在垓下，只得别姬自刎。项羽也不善用人、招贤纳士。韩信去拜访项羽，项羽却看不起韩信，结果韩信却被刘邦所用，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毛泽东的故事讲完了，孩子们一窝蜂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向三立。毛泽东喝了一杯茶，询问了向三立的大哥向钧被捕和牺牲的经过，对向钧的牺牲表示惋惜。毛泽东又问道：
“明卿先生还好吗?”
向三立答道：
“身体还健康。”
“他如今还住在平江乡下吗?”
“是的，他还住在老家。”
毛泽东回忆起往事，深情地说：
“我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明卿先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常给我通风报信。有一次是他及时报信，才使我脱离险境。后来，我住在长沙清水塘，他常去看我，与我谈当时的局势，高谈阔论，给我以信心。”
向三立认真地听着，想不到叔父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停了一下，又说道：
“你叔父向明卿先生是个忠厚老实人，是个好人。过一段时间，我还想请他到北京来作客哩。”
毛泽东渐渐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
“我小时候在家里，母亲对我非常好，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同情穷人，常常和我背着父亲接济那些困难的亲戚和穷苦人。我离开家后，母亲得一种病，叫淋巴腺炎，脖子上长着瘤子，全身奇痒。这病现在并不难治，可惜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没有药物治疗，母亲就那样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似乎有些哽咽了，他继续说：
“我母亲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多好啊!她死的时候，才53岁，要是到现在，也才80多岁。”
向三立说：
“主席，您不必难过。您没有辜负您母亲的希望。您母亲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到他的父亲，他说：
“我父亲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善于持家。但他为人固执，严厉，吝惜钱财。他每天起早贪黑，自己推脚车，贩运粮食，为家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会做生意，那时候常贩卖谷米，运到湘潭、长沙去销售，运货回来，销售给乡亲们。赚的钱，用来买田，放高利贷。只几年我们家就发了，用几百银洋发展到十几亩田，几十亩田，成了当地的一个富户。
父亲对我们总是叫我们劳动，很严厉，不准我们躲懒，并说他辛辛苦苦地劳动都是为了发家致富，都是为了替我们兄弟造福。可我们都没有继承他的财产。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
毛泽东说到这儿，关切地问向三立：
“你知道韶山那边的情况吗?我家那座房子还在不在?是不是破了?”
向三立说：
“听韶山的人说，那房子还在。过去国民党没收了，现在人民政府又收回来了，并且做了一些修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家里过去很穷，祖父是贫农。到我父亲手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买了一些田，家里逐渐富了。我父亲可算是一个富裕中农。”
向三立说：
“主席家总不能划富农吧!”
“不好。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该划什么成份就划什么成份。”
毛泽东郑重地说着，又陷入了深思。向三立问道：
“主席是不是想家了?想回去看一看?”
“是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怎么走，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暂时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他是如何走出韶山冲的，怎样到长沙读书，受过那些老师的影响。他说：
“杨怀中先生其实是个伦理学家。他留学多年，在日本、德国读了不少书，治学严谨，在逻辑学、伦理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王阳明的理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向三立说：
“杨姑爷在世时酷爱读书、藏书，去世后没留什么家产，却留下了不少藏书。原来，1937年抗战之前，杨姑爷还留有不少书，放在板仓那座阁楼上。我过去到板仓去，常见到那些书，都是很有价值的书。”
毛泽东忙问：
“那些书还在吗?”
向三立说：
“解放后我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说：
“那些书如果散失了，多可惜呀!”
少顷，毛泽东突然问道：
“开慧是怎样牺牲的?她牺牲时，你在哪儿?”
向三立说：
“霞姐牺牲时，我才13岁，在板仓附属实业高小上小学。霞姐带岸英兄弟到我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30年。其间，何健又多次派人追捕，均摆脱了。她后来回板仓去了。不久就被何健逮捕了。这一年10月，被杀害在长沙浏阳们外的识字岭。”
毛泽东听了，不禁黯然神伤，沉默不语。江青见状，起身离开了客厅。毛泽东沉痛地对向三立说：
“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的啊!”
向三立也说：
“是啊，如当时霞姐不回板仓，继续在石洞住下去的话，多少受一些保护，不至于那么容易遭到何健的包围、逮捕，乃至杀害。可她不想连累向家，更不想亲戚为她而担惊受怕，毅然带着孩子回了板仓。”
毛泽东又谈到杨展，说：
“你在《新湖南》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和江青都看了，写得不错。看了你的文章，我对杨展有了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向三立在1949年9月2日发表的《悼念杨展》一文。向三立说：
“杨展到延安后常和我通信，谈延安的情况，谈对革命形势的看法，使我很受鼓舞。1941年后，我就没听到她的音讯了，我猜想她可能牺牲了。”
毛泽东说：
“杨展到延安后，我们不常在一起。后来，她去了华北抗日前线。再后来，听说她牺牲了。”
毛泽东深情地说：
“展儿是在华北抗战中牺牲的，她是一个好孩子，爱学习，向往革命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牺牲了许多同志，何止杨展一人呢?”
毛泽东见向三立流出了悲伤的眼泪，又安慰道：
“杨展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不要难过。只有好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也才是对展儿的最好纪念。”
向三立想起自己曾在穷途末路时去广州粤中盐务局谋职，感到内疚。他说：
“比起杨展来，我的思想落后多了，我曾为生活所迫去了广东，为旧政府做过事。这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说：
“这也难怪你呀，那是因为生活所迫，何况你在那里还学会了本事。要不，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从事会计工作?你不是先学农业后搞财会吗?如今你参加了工作，建设新中国，需要大批人才，你的那些本事不是都可以用上吗?”
向三立闻言，倍受鼓舞。毛岸英见父亲谈到了建设问题，就插话说：
“有一位中学老师，提出您的著作中的一些说法不一致，比如《农村调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一些观点不统一。”
毛泽东说：
“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化的，而且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我的那些文章不是一个时期写的。某些观点难免不一致。现在看来还要做些修改才行。”
欲知毛泽东后来与亲友们的密切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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