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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第226-227章

东方直心 · 2013-12-24 · 来源:
《毛泽东大传》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第226章

  “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

  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

  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

  话说西南战役的胜利,已经将西藏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

  这时候,西藏地方政府被玩弄“西藏独立”阴谋的上层反动分子所控制。

  1949年11月1 9日,西藏官员会议决定:派僧俗官员,去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和援助。同时,采取政治、军事手段,用“文武”两手,同中央人民政府对抗。他们在广播电台上用英、汉、藏语对外广播,谬称“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是侵略行为;并向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的“罪行”。甚至,以“外交局”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不要让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他们扩充军队,购买武器,囤积粮草,调整军队部署,企图以武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进军西藏;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毛远志来到双清别墅看望伯伯,毛泽东见她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心疼地说:

  “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毛远志说: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

  毛泽东让江青拿来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军毡帽给了她,还问她:

  “你丈夫哪里去了?”

  毛远志说:

  “他已经南下了,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毛泽东高兴地说:“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啊!”

  11月21日,毛泽东牵挂着任弼时的病情,他亲自给斯大林去电,请求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疗,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于是,任弼时赴莫斯科治疗。

  1949年11月,贺怡为了让姐姐贺子珍和毛泽东破镜重圆,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毛的下落。这一天,她找到毛泽东说:

  “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毛泽东听了贺怡介绍的具体情况和特征后,认为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

  11月21日,贺怡在去老苏区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时,为了抢时间,赶夜路,导致车毁人亡。毛毛没有找到,贺怡为了姊妹情谊,却在这次车祸中白白地搭上了一条性命。

  贺怡留下了她和毛泽覃所生的一女一子,女儿叫贺海峰,儿子叫贺麓成。贺麓成本名毛岸成,1956年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贺麓成在钱学森麾下,成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最优秀的导弹专家和航天专家。这是后事,按下不提。

  11月21日,自20日开始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聂荣臻为北京市市长。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关于统一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提案》、《关于开办业余补习学校的决定》和《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

  是日,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市长聂荣臻联名签发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下午5时30分,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部署出动干警和公安总队2400人,在市民政局和市妇联的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北京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抓获老鸨、班主454人,解放妓女1268人。毛泽东高兴地对聂荣臻说:

  “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此后,人民政府将妓女收容到8个教养院,“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者,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自此,北京市娼妓绝迹。

  11月22日,张治中由北京飞往兰州。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彭德怀说:

  “张治中于今(廿二)日上午9时由北京起飞,下午4时左右即可到兰州,请注意迎接。”

  此前,毛泽东在11月中找张治中谈话,他幽默地征求张治中的意见说:

  “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是希望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便说:

  “现在是你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做彭老总的顾问。”

  毛泽东笑着说:

  “你去做彭总的副手。你过去是西北4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张治中说:

  “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后来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任委员,张治中任副主任委员。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张治中也回到了北京。

  且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

  1、复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2、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族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它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你意见如何?盼告。

  11月23日晚,毛泽东在他22日起草给班禅的电报稿的最后,又加了一句话:“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然后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将电报发给了彭德怀。

  再说在大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于11月22日解放了广西省会桂林。此时,陈赓因与林彪在打白崇禧的广西战役计划上意见向左,便致电毛泽东、中央军委,报告了他的战役部署计划,他还在报告中说,各军正待命行动,准备随时执行4野的命令。

  原来,白崇禧坐镇南宁,决心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搏。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将13军放在廉江,示形于敌,诱敌上钩;将14军、15军和43军隐蔽配置在廉江以东及东北地区,以逸待劳,准备打白崇禧一个措手不及。陈赓将计划电告林彪后,林彪却要4兵团离开雷州半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只留1个师在廉江。

  事实上,白崇禧主力张淦的3兵团正在秘密地向博白、陆川一线集结,准备夺取雷州半岛,尔后逃向海南岛。而鲁道源兵团不过是向东佯动,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林彪是判断鲁道源的第11兵团正向遂溪以东方向逃跑,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极好机会。陈赓认为必须以第4兵团坚守廉江,切断白崇禧集团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否则,无异于放蛟入海,后患无穷。陈赓对副司令员郭天民说:

  “13军以1个师守廉江,便会受敌3面攻击,如果张淦兵团趁机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就有被突破的危险,白崇禧就会从雷州半岛逃入海南岛,后果不堪设想。”

  陈赓立即电告林彪说:

  “13军、14军自现在位置转入新位置,须3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的危险?为此建议,是否就现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

  林彪复电说:

  “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

  林彪态度如此强硬,陈赓为了大局利益,就发出了给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那封电报,并转林彪、刘伯承、邓小平。因陈赓是刘邓的部下,只是暂归林彪指挥。

  毛泽东仔细研究了广西战场的情况,认为战役的关键还是不能让白崇禧逃到海南岛。

  11月24日,毛泽东做出裁决,他在指示电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陈赓:

  根据4野22日谍息,白崇禧决于23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陈赓所率4个军,除1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人左侧背外,主力仍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

  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指示,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于是,陈赓调兵遣将,一举将白崇禧的3兵团和11兵团主力全线击溃。至此,白崇禧才发现自己上当了。陈赓此役活捉张淦等20名中将军官。12月1日,白崇禧乘飞机逃往海南岛。12月4日解放南宁。11日占领镇南关。

  在广西战役中,除少数敌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7.3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一部强渡乌江,合击南川,于11月24日攻占南川。11月25日解放柳州、梧州。至11月28日,将宋希濂部主力第15、第20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解放军另一路由贵阳、思南向宜宾、泸州方向迂回,至1 2月30日,相继攻占自贡、泸州、宜宾等地。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一部攻占重庆,蒋介石及其政府逃往成都。为了聚歼国民党军于成都地区,人民解放军分路急进。第3、第5兵团先后攻占简阳、仁寿、乐山、眉山、蒲江、邛崃、大邑等地,至1 2月21日抵近绵阳。至此,胡宗南部及四川境内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1 2月26日,解放军全线进攻,被围之敌除少数逃往西昌外,大部被歼,俘敌5万余人。12月27日,国民党第18兵团一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12月30日,解放军攻占成都。

  西南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0万人,攻占四川、贵州两省。

  再说11月24日,政务院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基地。

  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他访苏的时间问题以及在此期间国内的工作安排问题。会议决定:

  “毛泽东同志定于12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11月28日晚,毛泽东身着灰色呢子大衣,脚穿棕色皮鞋,与江青一起来到警卫连的营房,看望住在这里的毛泽连和李轲。

  此前,毛泽连二人在北京游览了名胜古迹。由于天气逐渐寒冷,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旧呢子衣服给了毛泽连,但两位客人还是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打算立即回家过冬。

  毛泽连见三哥又来看他们,就说:

  “三哥,我们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了,家里人一直在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想回家去了。”

  毛泽东说:

  “你们再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点再走吧。”

  毛泽连说:

  “麻烦三哥这么久了,不住了,我们回去。”

  毛泽东听堂弟这么一说,便说道:

  “也好。你们早些回去,免得家里人挂念你们,也免得你们挂念家里的事情。你们走的时候,替我带几封信回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挥笔疾书,首先给他小时候的塾师和堂兄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写给家乡亲友的第1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们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均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诗,是指毛宇居来信中所作的歌颂毛泽东的《导师颂》两首。后来,毛宇居先后担任了湖南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职务。

  毛泽东接着给八舅文玉钦的三儿子、比自己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信:

  南松兄:

  来示读悉,甚为高兴。

  祝你健康!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又给他的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信。毛泽荣,字冬青,小名逊五、宋五、胜五。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致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最后给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熊经春写了一封信:

  经春学兄:

  李、毛二位来,接到手示,极为感慰。尚望努力进修,为人民服务。敬复。顺颂

  学祺!

  毛泽东

  毛泽东将4封信分别装入信封,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闻讯解放南京时的照片,端详片刻,装入写给文南松的信内,派秘书将这些信件连同一些礼物送到警卫连营房,交给毛泽连带回家乡。礼物主要是皮箱、衣物和钱,分作几份,泽连母亲、泽荣、文家,还有李轲的母亲,都有一份。

  后来在12月上旬,毛泽连、李轲回到了韶山,在山区小村庄和唐家圫的轰动自不必说。此后,毛泽东每年都定期从自己的稿费中给堂弟寄去200元,帮助他解决困难。一直到1958年吃饭不要钱为止。

  在50年代,毛泽东把自己的全部稿费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隶属的中央特别会计室保管,未经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动用1分钱。

  再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首次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定由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是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湖南籍几个老人吃饭。符定一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

  刘斐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也到了。不一时,工作人员报说仇鳌老先生到了,毛泽东急忙迎了出去,搀扶着老人说:

  “先生一路劳顿,辛苦了。”

  原来在1949年9月和10月间,毛泽东曾两次电邀仇鳌来京,仇鳌感到盛情难却,只好与秘书陈曼若、莫均一及其侄子仇硕夫一起,在几天前来到了北京。如今他见毛泽东如此谦恭亲切,便说:

  “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

  “哦,与先生一别20多年,怎么忘了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主席哟!”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说,便笑了,说道:

  “好,好,我还叫你毛润之。”

  二人步入院内,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人也迎了出来,仇鳌与章士钊3人自然是老相识,还有两位不认识的,经毛泽东一介绍,才知是中共的著名人物林伯渠和李维汉。毛泽东将众人引入客厅,拉着符定一的手说:

  “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日请您坐上座。”

  符定一谦让说:

  “你是主席,还是请你坐上座吧。”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

  毛泽东说着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做的位置,符定一只得坐了。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今天我设家宴为你接风洗尘,特地邀请了我们这几位湖南老表作陪。我们湖南人和别人坐不来,比如周恩来,他们不吃辣椒。此味只有湘人知,人间能得几回闻哟!”

  大家闻言都笑了,接着便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他们从瑞雪兆丰年讲到几个人都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客人们如此议论,就有意的讲起了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从十几岁讲起,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稍停了一会儿,环视着大家,又说: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说话间,工作人员端上了酒菜,毛泽东亲切地给客人们夹菜斟酒,他自称酒量不济,偶尔呷几口,已是满面红光了。看看酒过三巡,毛泽东端着酒杯,起身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你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好事,我敬你一杯。”

  仇鳌说:

  “润之言重了,湖南和平解放,老朽不过是顺乎民意,效了一点顺水推舟之劳而已。你再三提及,老朽实在不敢当了。”

  毛泽东却说:

  “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当然有先生的大力支持。但是,我所说的,不仅如此哟。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先生赞助最力,为我们筹集了几千块大洋。对革命是出了大力,帮了大忙啦!这些事,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的。”

  他见众人面面相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便微微一笑,放下酒杯,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烟,将仇鳌在1920年如何帮助他创办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8月他又利用仇鳌的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讲述了一遍,然后再次端起酒杯问道:

  “大家说,我毛泽东这杯薄酒,亦山先生当不当喝?”

  “喝,一定要喝呀!”

  众人疑惑顿释,异口同声地说。仇鳌只得站起身来,哽咽着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席间,毛泽东提出要学贯古今的符定一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他说:

  “这个职务只要老而矣的文人当就可以了。”

  毛泽东补上一句:

  “还要才、德、望啰。”

  符定一只得答应了。

  这一天,刘斐等人听了毛泽东的那些话,都觉得他的用意是很深的;他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也是永记在心上的;由此深受启发和鼓励,同时又“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记忆力和过人的谦虚精神。”

  1949年12月间,毛泽东在和李达的谈话中说,希望他能够留在北京工作。李达却说他要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在离京前,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并由刘少奇作入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叫上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孩子们当然高兴了,一窝蜂似地跑向滑冰场。李敏和李讷争先恐后地换上爸爸买来的冰鞋,毛泽东穿着大衣站在旁边看着她们。

  一切都准备好了,李敏一起身,一甩手,还未迈开脚步,就听“啪”的一声,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摔倒在冰上,痛得她呲牙咧嘴。她回头一看,妹妹李讷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李敏咬着牙忍着痛赶紧站起来,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了个四脚朝天。她再一看妹妹,李讷正双手支撑着,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站起来,两脚往后一滑,又趴在了冰上。姊妹俩相视一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也正冲着她们笑呢。

  姐俩看到爸爸鼓励的眼神,就忍着疼站起来,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时间,谁也不许退场。“噗通”,李讷又摔倒了,她毕竟年龄小,疼得太厉害,受不了了,就哭起来。

  “好了,收兵吧!”

  毛泽东说。第一次滑冰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家里,毛泽东问:

  “怎么样?有何感想?”

  李敏说: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使唤,太难。”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李讷说:

  “摔得太疼了。”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才,摔摔打打长得快嘛!”毛泽东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继续练摔。”

  毛泽东不光是李敏、李讷姐妹和身边年轻人的良师,同时也是女儿和中南海里孩子们及他身边那些年轻人的益友,他慈祥、随和,爱和人聊天,更喜欢逗着孩子们玩耍,这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

  有一个周末,中南海又要举行晚会了,叶子龙知道毛泽东晚上没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又怕自己请不动毛泽东,就让他的女儿燕燕和二娃子把她们的好朋友李敏、李讷叫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孩子们。叶子龙对她们说:

  “等主席吃了晚饭后,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着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就忘了大事,8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我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8点钟就看你们的啦!”

  晚上,毛泽东一吃完饭,4个孩子相约来到他身边,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他到南海边散步。她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表,一看快到点了,拉着毛泽东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

  二娃子推着毛泽东的腰说。毛泽东问:

  “干什么去呀?”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她们怕说了毛泽东就不去了,只是拥着毛泽东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

  毛泽东说着,做了个就要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把4个孩子吓了一跳,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叫你跳舞去。”

  毛泽东一听,乐呵呵地笑了。

  “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

  毛泽东说着伸出脚来让她们看。孩子们见毛泽东答应去跳舞了,可高兴啦,跟着毛泽东回到房间,这个忙着找胶底皮鞋,那个忙着脱毛泽东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毛泽东穿上。

  毛泽东边走边问: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

  二娃子一时学不来她爸爸的话,就回头问她姐姐燕燕。李敏接口道: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了。”

  “呵呵呵。”毛泽东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在舞场里,大人们都随着舞曲跳起来。叶子龙高兴地冲着4个孩子直点头,几个孩子也冲着他笑了笑。孩子们看着大人跳得起劲,自己不会跳干着急,于是一商量,手拉着手也下了舞场。她们一会儿跟在毛泽东后面,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摆动式,一会儿跟在周恩来后面,学他潇洒自如的4步舞,一会儿又跟在朱德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她们4个在舞场里来回穿梭似地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不少的欢乐气氛。

  李敏的好朋友除了李讷、燕燕和二娃子,还有周恩来的侄女秉德。她们几个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块玩耍。

  她们的家离南海很近,几个人经常到南海边用手捞小鱼、小虾。大家捞到了小鱼、小虾,就想着煮汤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一讨论,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慈祥,说话又有风趣。于是,她们就风风火火地去找他,见到毛泽东就七嘴八舌地说:

  “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来好多小鱼小虾……”“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几个孩子又一窝蜂似地把小鱼、小虾送到了厨房。这顿饭,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又多了一盘苦瓜和一盆新鲜的鱼虾汤。几个小女孩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可就是谁也不去动那一盘苦瓜菜。毛泽东说:

  “你们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一个人去动筷子的。

  不光是毛泽东身边的孩子们这样随便,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和毛泽东相处得很自然、随和,他们好像是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充满着温馨,显得无拘无束。年轻人喜欢玩,喜欢动。只要不影响工作,毛泽东从不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

  “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啰!还是你们好哇!”

  卫士说: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

  毛泽东的一席话,逗得年轻人都笑起来,毛泽东也随着他们一起开怀大笑。

  毛泽东平时吃饭除了和家人一起外,还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他总要招呼身边一两个人,让随身卫士,或机要秘书,跟他一块儿吃,说说笑笑,边吃边聊。毛泽东说:

  “我一个人吃不下饭,和你们边吃边聊,我可多吃一点饭。工作时,我全部精力用在办公桌上。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没有人说话,我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同你们边吃边聊,我就换脑子休息。”

  所以,毛泽东身边的人,怕他吃饭时还在考虑问题,得不到休息,也就乐意陪他边吃边聊,让他心情愉快,“换脑子”休息休息。

  正是:忙里偷闲一伟人,难得一颗平常心。儿女后生常绕膝,新朋旧友性情真。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重要国事活动情形怎样?请看下一章叙述。

 

  第227章

  “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

  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

  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话说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中共山东分局协助办理访苏的礼品。他在电文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3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用“有困难的,有办法,有希望的”这3句话概括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他说:

  “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还说: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次会议还制定和通过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通则规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

  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和审查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和通过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这次会议及以后还分别任命5大行政区、10个省、自治区和市的人民政府委员,由他们组成该行政区、省、自治区和市的人民政府。

  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了各地的军政领导,他们分别为:

  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其武、马明方、邓宝珊、赵寿山、潘自力、杨勇、张云逸分别为绥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人民政府主席;

  傅作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兼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

  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聂荣臻、陈毅、贾拓夫、陈锡联分别为北京、上海、西安、重庆市市长。

  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书发表后,毛泽东约他去谈话,毛泽东说:

  “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

  毛泽东考虑到在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习仲勋有过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就特别关照他说:

  “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关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没有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你看怎样?”

  邓宝珊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他说:

  “我没有想到的,主席都为我想到了。我一定照办。”

  第二天,邓宝珊给彭德怀、习仲勋发去了电报。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宝珊表示祝贺和欢迎,辞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此时的张治中鉴于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便写成了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送给毛泽东,介绍了新疆的一般情况,就今后的长治久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推荐张治中到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彭德怀合作共事。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

  “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后来,张治中在西北与彭德怀合作得很不错。彭德怀率军去了朝鲜后,张治中又与习仲勋合作得很好。

  张治中虽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主要是在北京人民政府任职,这就需要在北京解决一处常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交代主管部门妥善解决。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来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可谓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马上叫江青带了他的亲笔信,到张家去慰问张治中。

  1949年冬,张治中向毛泽东建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毛泽东赞同张治中和平解放台湾的意见。

  且说12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土地改革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

  12月5日,毛泽东为了落实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对军队提出的“飞鸟尽,良弓变”的方针,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反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的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他选定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他到山海关。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有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冯纪等人。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1公里都设置了1个哨位。周恩来给各地党政军1把手打招呼说: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毛泽东此次的随员有:候补中央委员、政治秘书陈伯达,翻译师哲,叶子龙、汪东兴、欧阳钦和陈秉承、沈剑心和卫士李家骥、厨师田树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联在中国的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一起陪同前往。

  行前,毛泽东向随行人员和其它有关人员宣布了3条纪律:1、此次出访,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2、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的党政军领导2人到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3、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前来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

  毛泽东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边乘坐的是50个警卫战士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乘坐着50个警卫战士,装载着给斯大林的寿礼:山东大黄牙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还有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名烟等。主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有10节车厢,1个连战士在前几节车皮内警卫。毛泽东和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乘坐一节有4个房间的公事车厢,前边1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在中间的一间,其他几人用后边2间。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同车送行的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主列车还有餐车行李车等。

  专列经过天津时,沿途警卫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

  下午5时,毛泽东的专列缓缓地停靠在山海关车站。毛泽东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想下车看一看。他身穿呢大衣,脚蹬方口布棉鞋,手里拿着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地说:

  “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杨奇清说:

  “半小时。”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杨奇清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

  “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

  他又与滕代远、冯纪打了招呼,第一个走下列车。

  后来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请当地的负责人上车,做调查研究。在沈阳,高岗上车汇报工作后,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谢绝了。

  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满洲里市,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所以在这里需要换车。苏联迎候毛泽东的是一辆设备很好的高级专列,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时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

  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30分钟后,停在赤塔州奥特堡尔车站上,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苏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拉夫伦捷夫致欢迎词,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

  列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了弹香烟上长长的烟灰,口里喃喃自语:

  “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拿来西藏的资料,认真地翻看着。他不断抖落烟灰,构思着给中共中央电文的内容:

  “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就把毛泽东的电文传到了西北军区彭德怀手上。

  毛泽东与担任苏方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古典文学。他在谈到屈原时说: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但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等在雅安起义。

  当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过中共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宣布川西、西康起义。刘、邓、潘部师级以上军官也在彭县联名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

  不久,毛泽东、朱德便复电刘、邓、潘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8章”和第2野战军的“4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

  12月9日深夜,云南省主席卢汉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通过广播电台正式宣布起义,并发出通电报告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解放军边界总部。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电文中说:卢汉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电文中还要求卢汉接受第2野战军刘、邓的指挥,并指示他们说:

  “1、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2、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2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听候接收;3、逮捕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4、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毛泽东、朱德以真诚的态度向卢汉建议说:

  “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拟另发一通电,对过去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复电,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

  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指示,起义通电于12月20日正式发表。

  且说毛泽东的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他照例由师哲陪同下车散步,刚刚走到月台上,他忽然觉得头晕目眩,随即满头大汗,那高大的身躯即将倒向地面。师哲和其他身边的人急忙上前扶住他,将他搀回到车厢内。

  12月15日,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从莫斯科乘车到数百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毛泽东。

  12月16日中午12点,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除斯大林以外,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维辛斯基、孟希科夫、葛罗米柯、西尼洛夫等都在车站迎接。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表示对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崇敬。

  毛泽东在苏方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讲,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最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莫斯科的天气实在冷得厉害,令人难以忍受。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罗申把毛泽东一行送至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原斯大林战时别墅里,说了声:“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

  斯大林的战时别墅并不大,地上有3层,1、2层住人;地下室有住房、厨房、作战设备等。毛泽东和叶子龙、师哲住在1层。毛泽东的住房是1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会客室,中间是办公室。陈秉承、孙维世、李家骥、田树彬等人住在1层西边的3个房间里。陈伯达住在2层东面的1个大房间里,汪东兴和沈剑心住在2层的1个房间里。2层的其它房间留给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伸手按了按摆放着的一张高级弹簧床,皱着眉头说:

  “我睡不了这种床。”

  卫士说:

  “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说:

  “好,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

  卫士建议说:

  “我们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

  毛泽东同意了。不久,大使馆就派人送来了一块木板,大家一起动手,撤掉了弹簧床垫,换上了木板,摆上了毛泽东的书籍和用品。

  毛泽东一到苏联,就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建菠萝罐头厂的事。原来,斯大林有一次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说:

  “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尼.谢.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说:

  “斯大林同志,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泽东自然也不会忘记:1949年1月米高扬在西柏坡要吃活鱼的傲慢神态。本来吃东西并不讲究、连死鱼、剩鱼都吃的毛泽东,现在却对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说:

  “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出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的鱼全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给挡了回去。苏联人慌了,找来翻译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苏联人只好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马上抓活鱼送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晚6时整,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进入敞开着的门厅,斯大林便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上前去,毛泽东也快步走过来,同斯大林紧紧握手。斯大林说:

  “你好!欢迎你的光临!”

  毛泽东也热情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

  斯大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端详了一下,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想不到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壮嘛。”

  毛泽东说: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回过头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内围成一圈,互相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他说:

  “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在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而深感内疚,他赶紧截住毛泽东的话头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宾主在大会议桌两旁落座,双方会谈开始,一边是苏联有关领导及翻译费德林,坐了一长串,斯大林坐在中间。一边是毛泽东,还有翻译师哲。斯大林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的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含笑说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中国的战事是否会很快结束?”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上的作战非常顺利,很快就会把国民党军彻底逐出大陆。只是在海上岛屿作战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斯大林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斗,笑着问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你这次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不能空手回去,你有什么要求?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委婉地说:

  “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和苏方人员不懂毛泽东这种富有哲理又很幽默的语言,一个个目瞪口呆。毛泽东不愿意亲自与苏联人谈具体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惊讶地反问道:

  “周恩来是什么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请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不高兴地说: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的总理。他来了,就可以商量一些事情了。”

  双方会谈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想得到你的著作,可以把你的著作译成俄文。”

  毛泽东说:

  “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推荐了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哲学博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他还说:

  “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说:

  “这样的人最好。”

  双方会谈进行了2个小时。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详细介绍了他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的情况:

  “1、我们一行于16日上午12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10时谒见斯大林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4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二人当翻译。

  2、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

  3、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30年多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4、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鉴定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

  5、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

  12月1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4野司令员林彪关于进攻海南岛的指示电报,他写道:

  林彪同志(中央转):

  10月14日电悉。1、庆祝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2、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4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3、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1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个小时后第1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2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1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进攻、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3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海南之敌,可能较金门敌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邓(华)赖(传珠)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覆辙。……

  此时,林彪已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员,由他与15兵团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组成了渡海兵团指挥部。

  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是15兵团以李作鹏为军长的第43军、以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另外还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总兵力达到10万人。

  12月20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18日的电文精神,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21日凌晨才结束。

  12月21日凌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联名致电毛泽东说: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1日,这一天是斯大林70大寿诞辰,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里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毛泽东在王稼祥陪同下,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他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斯大林敬献了绣有“福如东海”的横匾;送上了中国精美的陶瓷、湘绣、茶叶、竹笋和山东出产的5000斤大黄芽白菜、5000斤大萝卜、5000斤大葱、5000斤大梨。

  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着自己并肩站在一起。按照祝寿活动的安排,在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后,将有13个外国领导人讲话。在这13个外国领导人中,毛泽东被排在了第一个。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及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与会者两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

  毛泽东最后高呼: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致辞一结束,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把大会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是日晚8点,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了各国来宾。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朱仲丽、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孙维世都参加了宴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菜肴、酒水和点心摆满了一桌子,凉菜很多,热菜只有3道。毛泽东首先向斯大林敬酒,各国代表也轮流向斯大林敬酒。

  席间,穿插着各种文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记等。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全场的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时才结束。

  毛泽东不习惯苏联这种马拉松式的宴会方式,宴会一结束,他感到很累。王稼祥安排他来到中共驻莫斯科的办公楼上休息。这是一栋旧式洋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毛泽东住在2楼,他说:

  “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一人一份,他们的服务员真太辛苦了。”

  12月22日5时,毛泽东回到驻地休息。

  12月22日下午4点30分,王稼祥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处。王稼祥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想和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说:

  “好啊,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3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和我们做。”

  毛泽东立即约见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来谈话,并要求他把这次谈话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商谈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还有拟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12月2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

  “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

  12月23日下午6时,王稼祥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苏共中央政治局及斯大林同志从明天开始同我们会谈。”

  毛泽东决定,由王稼祥、陈伯达参加谈判,师哲为中方翻译。

  12月24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2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其中写道:

  “昨(24)日晚11时半第2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5小时半,到今晨5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7为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关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事,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

  “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

  斯大林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没有实际外交经验,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事先未做具体研究和准备,苏联方面也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就无法安排下一步活动。此后,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到毛泽东住所,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但他始终也没有提到签新约的事,也没有再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此次访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签订新约,没承想竟然受到了如此的冷遇,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即便是斯大林,这也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12月27日,莫斯科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毛泽东起床后见雪下得很小了,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卫士们提醒他别感冒了,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走到外面去了。

  毛泽东轻轻地踩在雪上,顺着墙根走,裤腿上鞋里全是雪。他走了几步,便驻足观赏起来,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雪景之中。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几个卫士和俄文翻译们像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一个卫士用雪团打中了女翻译孙维世,孙维世一边笑骂他坏,一边抓起雪团还击。毛泽东扭头一看,孙维世简直成了“白雪公主”,便也笑嘻嘻地加入了战团,从侧面袭击她,竟然正好打在她的衣领里,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2月30日,印度继缅甸之后承认了新中国。

  此时,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12月30日下午2时,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他说:

  “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泽东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

  “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再说西北局的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指示后,立即着手调查入藏的道路问题,结果使他吃惊不小。

  12月30日,彭德怀根据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的调查结论,向中央和毛泽东据实禀报:

  中央并报毛主席:

  1、前电示准备1950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后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200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畜牧次之。后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甚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须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2、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经唐古拉山口(即青康藏3省交界上系雪山,须5天才能通过积雪),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须2天半,除接近拉萨之3天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3、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唯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唐、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4个月(即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4、兰州、西宁两处,现在藏民训练班共约300人(系甘、青两省藏民)。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2野随军入藏。

  彭德怀

  1950年1月1日,越南胡志明主席致电毛泽东说:

  “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元旦这天下午,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此时,他来到苏联已经十几天了,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其它外国领导人早已都走了,而他还在这里坐冷板凳,实在窝火得很。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的。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睡觉的吗?我现在的任务是3个:吃饭,拉屎,睡觉。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马上将毛泽东的谈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后来经过王稼祥的联络和说明,斯大林这才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实意图。马上同意让周恩来到苏联,进行中苏之间的谈判工作。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北京,他在电文中写道: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接到北京转发来的彭德怀12月30日的电报,连续看了几遍,心事重重。他相信彭德怀的调查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

  1月2日凌晨4时,警卫撤走第2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他又问汪东兴说:

  “2楼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说:

  “还有1间主房。”

  毛泽东说:

  “这间房留给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2楼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从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工作人员马上把毛泽东起草给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伯承、小平、贺龙3同志:

  1、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3同志研究。

  2、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3、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西藏。为此,建议:

  甲、请刘邓贺3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乙、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3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

  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戊、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己、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4、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1月2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在王稼祥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征求毛泽东对中苏新条约的意见,并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等具体事宜。在谈到中苏签订条约的事情时,毛泽东说:

  “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

  莫洛托夫说:

  “是新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约。”

  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给中共中央,通报了在莫斯科出现的新情况:

  “1、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3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3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

  2、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征求意见说:“有无叫李富春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关于贷款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数目是3亿美元。他说:“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在数年内,多贷不如少贷。”

  1月3日晨4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共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

  “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欲知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下一步活动情况,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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