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
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
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
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话说1950年1月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江青发了一封电报。
原来，江青在1950年1月1日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她在电报上提出请求，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毛泽东历来是遵守党纪的带头人，并且对家人要求特别严格，他在解决了中苏准备谈判的问题后，在给刘少奇转江青的电报上这样写道：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院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做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4时
江青这次出行，据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当她乘坐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很明显他们已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上海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由他们安排她的所有活动。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饶漱石坚持陪她去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陪同，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坐在江青对面，在介绍时戏谑地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它文化活动。”
后来江青在上海期间，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然后返回上海。不久，江青又到了武汉郊区进行考察。2月初，由于天气寒冷，她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患了感冒，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江青不得不从武汉近郊农村回到武汉治病。在武汉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怎么好，她终日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江青只好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济南时，她乘便下车回到故乡探望亲人。这是她自从去延安之后第一次回老家。令她最为痛心的是，母亲栾氏已经在1948年年初病故了。江青对她的母亲感情很深，她在哥哥李干卿和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大哭了一场。
李干卿在和妹妹闲聊时说：
“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
江青说：
“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
回到北京以后，经医生会诊，江青得的是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自此以后，她便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且说1月6日，政务院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
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在重庆西南军区所在地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由18军担任入藏的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疆、青海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原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
此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适合入藏的是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贺龙的62军，可是，毛泽东已经点明2野是主力，总不能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推出去吧!而在2野3个兵团9个军中，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最合适，可是，10军军长杜义德身体差，进藏有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来商量去，颇费脑筋。邓小平说：
“让‘地主’去吧?”
刘伯承被邓小平说糊涂了，问道：
“谁?”
“张国华。”
张国华因为他的18军以前的随营学校干部多，被战友们戏称为“地主”。经邓小平点明，刘伯承才醒悟了，笑着说：
“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以及赖亚力、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王勋、聂春荣、罗维、何谦，还有新疆的赛福鼎和邓力群。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西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1、完全同意刘邓贺1月8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3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3、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4、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5、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查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毛泽东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1950年1月11日”。
毛泽东的随同人员有：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孙维世、李家骥。
这一天，毛泽东还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1月12日，苏共在《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塔斯社记者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访问》的新闻报道。
原来，前一段时间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消息见诸报端，英国通讯社便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苏方建议说：
“是否可以用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
苏方表示赞成这个办法。于是，斯大林根据双方的意见，拟定了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报道内容，这就使“斯大林软禁毛泽东”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内容如下：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主席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主席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记者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主席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城市和地方，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这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高兴地说：
“今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我的《答塔斯社记者问》，现在那些不知我去向的人应该明白了。我曾讲过，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1月12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命令，正式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1月14日晚10点，毛泽东在王稼祥及其他随员陪同下，乘火车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到了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市委书记利亚诺夫等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感谢。库兹涅佐夫等要安排毛泽东到著名的斯莫尔尼宫休息，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时间，不要太麻烦了。还是多看些地方才好。”
毛泽东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那艘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他站在巡洋舰前，非常感慨地说：
“伟大的10月革命从这里一声炮响，革命的潮流从此不可阻挡。”
毛泽东一行回到市内，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晚上8点，毛泽东一行出席列宁格勒市委招待会，饭后去基诺夫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在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演员们在掌声中6次谢幕。毛泽东派王稼祥登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毛泽东离开剧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毛泽东向观众们挥手致意。
第二天，毛泽东表示要去看看波罗的海。汽车来到波罗的海，毛泽东看到大海与陆地已被厚厚的冰层连在一起，分不出界限了，他下车后，在冰层上踱步，举目眺望，激动地说：
“这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朋友告诉他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有1米至1.5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
“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们听到毛泽东如此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纷纷鼓起掌来。
毛泽东提出要去看看列宁曾经在芬兰湾住过的茅草房。汽车开到了茅草房附近，很遗憾，茅草房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看不清楚了。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列宁格勒，下午5时回到了莫斯科。
1月17日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复电。
原来在1月15日，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向周恩来发来照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这份照会由在京的刘少奇转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和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火车站，与毛泽东电话联系，商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说：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的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籍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就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将此视为最大的支持，后来他们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
1月18日下午，莫洛托夫来看望毛泽东，并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个长篇讲话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艾奇逊在讲话中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说：鉴于艾奇逊的谣言，中、蒙、苏3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予以驳斥，以正视听。毛泽东表示同意这种做法。
1月19日晨5时，毛泽东就1月12日艾奇逊的谣言，亲自起草了一个1500字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他写道：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种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立即用电报将稿子发给北京“刘少奇同志并告乔木”：
“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还特别注明，要求工作人员：
“1、用密码，不可用明码;2、精密校正，不要错字;3、今(19)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1月2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这篇谈话稿;1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谈话稿的全文。
1月20日这一天，新华社还因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称：“西藏将派出亲善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一事，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说：
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拉萨当局无权擅自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所谓“亲善使团”表明独立，我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任何接待拉萨“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敌意。
1月20日晚，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共西南局和西北局关于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指示，对进军西藏的时间、军力配备、藏族干部训练等问题，都作了具体安排。
后来在2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向进军西藏部队发布了解放西藏的政治动员令，担负进藏任务的部队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西南军区还成立了支援司令部，着手修筑公路，运送物资。
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苏方把周恩来一行安排在莫斯科东北郊，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远。
下午5时，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1月21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散步的谣言。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要向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纪律：1、所有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2、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3、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
1月22日下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第3次会谈。中方人员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苏方人员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和翻译费德林。斯大林问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回答说：
“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
“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
“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听了非常不满意，他当面指责中方只发表了一个“一文不值”的个人谈话，他还说这打乱了苏方的步调，“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孔子”。
斯大林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激怒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周恩来向斯大林作了一些解释。
接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就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斯大林说：
“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同志可以谈一下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曾经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根本变化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中苏两国的合作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说：
“我同意谈判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说：
“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
“可以。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就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说：
“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毛泽东说：
“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联方面请斯大林同志指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同中方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会谈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进行得比较顺利。
两个小时后，会谈结束了，斯大林邀请中方人员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毛泽东毫不领情。双方的气氛依然很沉闷，中方翻译师哲为了打破尴尬，自作主张提出请斯大林访问毛泽东的住处，斯大林表示以后可以去。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他对师哲说：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晚餐也进行得很沉闷。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晚餐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被毛泽东拒绝了。主人和客人全都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甚至几次生拉硬拽，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是始终不肯离开座位。
1月23日，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华北局的报告作了批示。
华北局因为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组织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答复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华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1月23日这一天，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苏方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把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马上译成俄文，交给他们。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已经译出来的条约文本，一边修改。
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另一间房子里，将毛泽东修改的文本译成俄文，打印出来。
周恩来于当天将毛泽东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给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他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胡志明是在元月份徒步自广西进入中国的。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刘少奇和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他。
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胡志明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并获准在会上发表演讲，由李富春任翻译。胡志明所说的另一个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枣园。后来，中共中央按照他的要求，安排他以中共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考察。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边境被国民党逮捕;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获释，随留在广西活动，直到1944年9月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运动。
且说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了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2月6日凌晨，上海市遭到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飞机轰炸。
原来，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我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美蒋飞机“二.六”轰炸事件，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严重破坏了上海重要的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炸伤一千余人。
毛泽东鉴于国内的防空力量薄弱，立即向斯大林提出请求，由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他同时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它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
按照毛泽东的个性，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对主权带有限制性的交换条件的。但是考虑到此时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这一特殊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了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他还是做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个《补充协定》。
斯大林非常高兴，他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财产，全部交由中方接收，由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给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在签约的同时，双方还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中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应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
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地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在毛泽东访苏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双方曾经有过误会，有过一点点不和谐，但这次访问毕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希望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但不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举行，而是在像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不解地问。毛泽东回答说：
“你看，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
斯大林说：
“对。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不!”
毛泽东说：
“但是我国招待会没有你出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恳切要求你，请同意出席。”
斯大林只好说：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你这样希望，我去参加。”
宴会时间很短，中午12时后，毛泽东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他耽心斯大林出席酒会的承诺再变卦，又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郑重地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是日下午6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站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客人们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500人。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也准时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把他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主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他致答词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就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斯大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地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斯大林意在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始终还是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地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1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地将话切入主题，他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说：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地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斯大林在谈话中，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解释说：
“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原来，这封信是高岗在建国后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他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高岗在这份材料中，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派，某某某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
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
“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再说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大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毛泽东要求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4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笔者注)暂缓发表，待他回国后再做决定。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是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毛泽东在归途中，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工厂、集体农庄等。他在即将到达满洲里时，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一行预计2月26日到达满洲里。而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铁岭各停车1至3小时，到沈阳拟停留1至2天。请通知各地注意保密，不要公开发表消息。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外人士(100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
2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了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斯大林、维辛斯基发出了致谢电。为毛泽东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人，将火车上的东西移送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嘱咐满洲里负责人，要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第229章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对吃喝风已经三
令五申，我看要坚决刹住，可有的领导同志就是听不进去。我们
国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的作风永远不能丢，特别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同志首先要做好表率。”
话说胡志明随毛泽东在回中国的途中，又向毛泽东提出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
胡志明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
2月27日，专列在东北境内行驶。毛泽东的情绪格外好，他一会儿往左看，一会儿往右看，从客厅到走廊，从走廊到客厅，来回踱步。这是毛泽东考虑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毛泽东活动了一阵子，回到他的位子上，稍微平静了一些，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
“还是家乡好。过去听说东北是个好地方，真是名不虚传啊!”
毛泽东突然转过脸对李家骥说：
“家骥，你看这里多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林业、畜牧业、工业方面的种种设想。
2月27日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的专列开进了哈尔滨火车站，他把毛巾递给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把材料收拾起来，我们下去看看。”
这时，随行人员也都过来了，汪东兴问：
“主席，车已停，是否现在下车?”
“恩来知道了吗?”
“总理已下车了，正等您。”
“好。”
毛泽东精神抖擞地向车门走去。早已在站台上恭候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杨奇清、汪金祥和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长饶斌等人，急忙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问候。
毛泽东在高岗、罗瑞卿、张策、饶斌等人的陪同下，乘车经月牙街、红军街、邮政街，来到颐园街住所。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毛泽东下车时，看着身边的司机有点胆怯，就搭话说：
“司机师傅贵姓?”
“主席，我免贵姓崔，叫崔洪松。”
“谢谢你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下车后，径直向大楼门口走去。不少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在门口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他说：
“同志们辛苦了。”
一位高个子青年很有礼貌地说：
“主席旅途辛苦了，请您到客厅休息。”
毛泽东由饶斌引领来到会议室，稍事休息。又由王化成陪同到2楼休息。汪东兴介绍说：
“王化成同志是从延安来的，现任市公安局长。”
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乘车去哈尔滨车辆厂视察。途中，毛泽东看着路边的市容，问身边的饶斌：
“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
饶斌说：
“没来得及。”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
4点左右，毛泽东来到了车辆厂。这个车辆厂是沙皇时期俄国建立的工厂，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视察的第一个工厂。
毛泽东在厂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锻冶分厂。5吨汽锤正在锻压一个车辆大轴，烧得通红的钢锭，在工人的操作下，翻来翻去，五六分钟就变成了大轴。厂方领导费立人说：
“这个工厂建厂早，设备陈旧。”
毛泽东说：
“设备虽然陈旧，但很重要。你们要保护好管理好这个工厂。”
周恩来说：
“在苏联，2000人到3000人就是大厂，你们5000人就算很大的工厂了。”
毛泽东说：
“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个好样子。”
毛泽东来到机械分厂，他看到地上配料摆放整齐，通道干净，对周恩来说：
“你看，这里的文明生产搞得好。”
周恩来转过脸对费立人说：
“其他分厂也应这样。”
毛泽东在机修分厂，主动和一位60岁的老工人握手问候，他说：
“你好啊!”
老工人说：
“毛主席，您辛苦了。”
毛泽东笑着说：
“咱俩都一样。”
毛泽东出了机修分厂，问费立人道：
“工厂还有附属机构吗?”
费立人说：
“有，厂内有卫生所、食堂，厂外还有俱乐部、厂办技工学校。”
“俱乐部干什么?”
“开会，演节目。”
“你们办不办职工夜校?”
“没有职工夜校，但工厂办了很多业余政治学习班。”
“政治是要学的，工人还应多学点文化知识。”
周恩来问道：
“你们厂技术人员从哪里来的?”
费立人说：
“多数从老工人中选拔出来的。”
“对，应该从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将来从大学生中培养技术人才。”
毛泽东问费立人：
“你懂不懂管理工厂?”
费立人不好意思地朝毛泽东笑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不懂。我是新调来管业务的。”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好学会管理工厂。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做好。”
周恩来补充说：
“要管好工厂，培养人才，多出产品，多出干部，为全国的车辆厂树立个榜样。”
5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在返回途中，登上哈尔滨国际旅行社5层楼楼顶平台，俯瞰全市，毛泽东问道：
“哈尔滨市有多少外国人?”
饶斌说：
“全市60万人口，外籍侨民1万多，分别属于40多个国家的侨民，其中苏联侨民最多。”
毛泽东说：
“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教育干部进城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又和1938年曾经到过延安的李延禄攀谈起来。那时，李延禄向毛泽东汇报过东北抗联的情况。毛泽东对李延禄说：
“抗联开展游击战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你现在可以写一下抗联史，成绩不能抹煞，缺点也要写，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好处。”
李延禄听着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
毛泽东回到住处，已经是6点多了，他和周恩来与张策、饶斌以及副省长李延禄、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进行了座谈。张策说：
“主席这次行程万里，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我去的时候是坐老牛车，前边拉后边推，才上了兴安岭。”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请毛泽东对松江地区的工作指示方向。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镇压反革命。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点是重点。一定要发挥你们自己的优势，把粮食抓上去。黑龙江是个好地方，过去只听说过，这次在火车上亲眼看到，果然名不虚传。你们要把这个自然优势利用起来，特别是荒草原、森林等资源，把他们改造成为畜牧基地、森林基地、粮食基地，那就太可观了。当然，这需要做很多工作，克服很多困难。”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大家一眼，问道：
“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张策等人都说有决心。毛泽东说：
“对，应该有个雄心壮志。”
周恩来说：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要有个计划，把新的建设统筹考虑进去。”
这天晚上，省市领导为毛泽东、周恩来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毛泽东、周恩来请同车回来的胡志明主席一起共进晚餐。
宴会由张策主持。毛泽东一看满桌子的菜肴这么丰盛，立时一肚子的不高兴，只是碍于胡志明在场，没有说什么，他只在3个蔬菜盘子中夹了一点菜，吃了半碗大米饭，便放下了筷子。
晚餐结束后，毛泽东回到2楼办公室看报。此时，松江省市负责人都来了，毛泽东放下报纸，非常严肃地对饶斌说：
“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饶斌连忙说：
“请主席放心，今后我们一定照办。”
省市领导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满口应允了。王化成很快找来了毛笔、宣纸、砚台和墨。毛泽东问张策：
“你们让我写点什么?”
张策说：
“省市委请主席指明今后工作方向;松江日报请主席题报头。”
毛泽东站在长方桌旁，拿起两只毛笔说：
“这支斗笔太大、太重，用不着，就用这支大羊毫吧。”
于是，他放下斗笔，手执大羊毫，在砚台墨池蘸蘸，先为省委题写了“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3幅字;接下来为市委题写的是：“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正在召开的第2届团代会题写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一气呵成，书写了5幅题词。其中的“学习”、“奋斗”两幅，被人们视为绝妙的格言楹联。毛泽东最后又为《松江日版》题写了报头。
省市领导看着这些珍贵的墨宝，都很高兴，还有再让毛泽东题写几份的意思。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意思，笑笑说：
“能把这些做好就很好了嘛。”
晚上休息时，毛泽东走进省市领导为他准备的卧室，看看房间里豪华的摆设，又看看高级沙发床和新被褥，感叹地说：
“噢，这么漂亮!”
他用手按了一下床，是弹簧软床，就笑着对李家骥说：
“还是换我们的东西吧，这些让他们拿去，睡硬板床。我没有这个福，享受不了这些东西。”
李家骥马上让服务人员重新进行了安排，他又把火车上毛泽东用了多少年的2条白被子、2条灰毛毯子和毛巾被、荞麦皮枕头都抱了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按规定，毛泽东一上床，周围的人员就可以撤下来。可是，公安局长王化成安排的是：由4个人坐在大门口警卫，他自己则守卫在2楼毛泽东卧室的门口。
2月28日早上，毛泽东一觉醒来，情绪很好，高兴地说：
“睡了5个多小时，太好了。”
毛泽东、周恩来简单地吃了一点饭，由省市领导陪同回到专列上，离开了美丽的哈尔滨。
毛泽东一行到达长春市火车站后，稍事休息，换乘汽车沿着斯大林大街，向地质宫前的新民大街缓缓行驶。毛泽东手里拿着地图，一边看市街两旁，一边询问。车子来到长春市银行，毛泽东下车与欢迎他们的长春市党政干部一一握手。毛泽东在银行会议室里，听取了市委领导关于长春市遭受战争破坏的情况、以及政治情况、经济恢复和城市管理工作。毛泽东听说有的房屋因为没有保护好遭到破坏，就说：
“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进城后要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人民的财产一定要保护好，现在房子多用不着，将来还不够用呢。”
毛泽东问长春市银行行长高翔：
“你多大了?”
高翔马上站起来说：
“虚岁26岁。”
毛泽东示意他坐下来，笑着说：
“还是一个娃娃行长。”
在座的人都爽朗地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东北国营经济是占优势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银行要支持国营经济。”
毛泽东询问了银行的职工情况，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他说：
“要加强思想工作，教育、改造留用人员。”
他又问：
“你这个小鬼，领导这么大的银行，怎么领导法呀?”
高翔思索了一下说：
“根据主席的教导，坚决依靠群众。具体的业务多是留用人员在做，我们一边领导他们，一边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我们有马列主义，他们有技术，把马列主义和技术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统帅技术，就能把这么个大银行领导起来。”
长春市银行的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伪满中央银行，毛泽东指着房舍说：
“这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建造起来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
高翔介绍说：楼内的设备有的用了，有的用不着，留作参观展览。毛泽东说：
“过去那一套，我们不要全搬用。进城了，还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现在不用的那一部分，作为橱窗展览展览也好嘛。”
2月28日，由毛泽东批示、周恩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改及征收公粮的指示中要求：
“如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及反对农民运动、破坏土地改革的分子，省县人民政府应主动地适时地加以逮捕，送交人民法院或组织人民法庭依法审判，并处以应得之罪行，不得怠慢。”
“但必须严格禁止乱打、乱杀、乱逮捕、乱处罚及戴高帽游行等行为。”
2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春没有多停，又乘专列于傍晚时分到了沈阳，住在和平宾馆。
毛泽东、周恩来在会客厅会见了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向大家说明了毛泽东在沈阳的活动安排，宣布会见结束。毛泽东来到2楼会议室，一位领导干部上来报告说：
“饭已准备好，是否……”
叶子龙马上说：
“主席要休息一会儿，等等再吃饭。”
那人走后，叶子龙让李家骥去看一下饭菜准备的情况。李家骥来到食堂，说明来意，服务员对他说：
“都是东北特产，不用看，差不了。”
李家骥走进食堂一看，已经备好的饭菜非常丰盛，比北京政协开会还好。他心想，这么干要坏事，非挨批评不可。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在高岗等人陪同下来到食堂，一进餐厅，李家骥就发现，毛泽东的脸沉了下来，因为胡志明在场，他也没说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向胡志明让座。就餐开始后，毛泽东只吃了面前的空心菜等几种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又吃了点饭，并礼节性的请胡志明多吃多喝，不大一会儿，他就放下了筷子，点着了烟。
整个晚宴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宾主之间始终没有出现欢声笑语的高潮，餐桌上剩下了不少的菜肴。饭后回到会议室，毛泽东一脸不高兴地对高岗等人说：
“今晚菜太多了。这比我一贯主张的4菜1汤的标准超的太多了，我看这就是大吃大喝。别忘了，我们的国家刚解放，家底还很薄，现在还有不少老百姓连饭都没有吃的，我们却在这里大吃大喝。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不但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我们的国家还可能会吃穷、吃垮台。你们应该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这顿饭菜是高岗交代安排的，他看毛泽东的脸色很难看，也不敢解释什么，只是连声称是。叶子龙看毛泽东说得这么重，怕众人搁不住面子，就借故小声问毛泽东：刚才收到的那封电报怎么处理?这样，才算把话头岔开了。
1950年3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讲了3个问题：一是恢复经济建设;二是肃清反革命、国民党残余势力;三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在讲到第3个问题时，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
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说起这几天的切身经历，他说：
“这次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就说过不要大吃大喝，饭菜不要搞得太多太好，谁知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比北京开全国政协大会还搞得丰盛。这就是比吃喝的苗头，这个风气很不好。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
毛泽东越说越生气，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捻，愤愤地说：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对吃喝风已经三令五申，我看要坚决刹住，可有的领导同志就是听不进去。我们国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丢，特别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同志首先要做好表率。”
这天晚上，东北局在和平宾馆举行了文艺晚会，请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等观看，表示对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的祝贺。
3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到沈阳市橡胶厂视察。这个厂子远在沈阳郊区，路也不好走，毛泽东一行人4点多钟才到达。
橡胶厂是个大厂，是东北地区的骨干企业。厂长曹为东率领干部和工人对毛泽东一行热烈欢迎。
毛泽东在曹为东陪同下，来到炼胶车间。工人们一见毛泽东来了，顿时欢呼起来。毛泽东来到工人孙元庆身边，仔细看他进行如何操作。毛泽东说：
“你工作很认真，很熟练，祝你进步!”
说着就伸出手要与孙元庆握手，孙元庆手上沾了油泥，正想在工作服上擦擦，毛泽东已抓住了他的手。
毛泽东视察了每个车间，就要告辞了，曹为东说：
“请主席、总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做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为化工行业做个榜样。”
5点钟，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开了橡胶厂。
是日晚，毛泽东在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的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州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1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它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登上专列，告别了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
毛泽东回到山海关，杨成武上了专列，他是专门来迎接毛泽东的。叶子龙对杨成武说：
“司令员，主席请你去谈谈。”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在谈话中问他说：
“你们华北部队，对使用傅作义系统的干部有意见。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和思想啊?”
杨成武说：
“有。不光华北有，西北和东北以及西南的部队也都有。”
“什么意见?”
“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
“哪个讲的哟?具体点。”
“1军军长贺炳炎。说傅作义又升官又发财，既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是什么水利部部长，老子革命一辈子，什么也没有。”
“这话怎么传的?”
“到处传的，不止一个人。”
“成武啊，你可要做工作，这是个大政策。”
“不那么好做呢，过去傅作义太猖狂。集宁战役没打好，聂老总叫我率3纵队和独1旅、2旅、4旅赶去张家口，保护中央局的退路。3纵队政委胡耀邦，他看到敌人进张家口，一个劲哭。”
“胡耀邦还哭?娃娃。”
“他就是那种性格，爱哭，感情丰富，好事坏事动情就哭。那时傅作义撒传单，叫主席毛润之，问：你是先生还是我是先生?说我们较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较量之后我输了，就叫你毛润之一声先生。现在我占了张家口，你输了一场，该叫我一声先生。如果你在全国输了，我就永不会叫你先生了。这些传单撒得满世界飘，他也太狂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对他印象极深，现在他彻底输了，反而受到重用，所以大家都有牢骚，说革命不如反革命。”
毛泽东凝神片刻，慢条斯理地说：
“成武啊，我们全国胜利了，就比方呢，我们建起了一座非常高大的非常雄伟的大厦，这个高楼大厦里边非常宽敞亮堂，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你就要挂上一些字画，摆上一些古董，养些漂亮的花。牡丹花，芍药花，各种花，不能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派，特别是知名人士，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为建立起新中国就要享福，还要和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把中国从睡狮变成雄狮。你今天同我谈话谈得很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国家，不要那么简单，那么单调，清一色。你现在通不通?”
“通了。”
“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都是你的老对手，我讲的你真通了?”
“是真通了。”
“那好，你回去要向聂荣臻汇报，要开会，把我讲的都要传达。你还要在华北解放军报上发个社论，教育全军。”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一起到车站迎接。
梁漱溟也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早在开国大典上，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曾对各方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也想起了这位老朋友，就发出邀请，请梁漱溟到北京来。于是梁漱溟就在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武汉来到了北京。
且说毛泽东见到梁漱溟很高兴，说道：
“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来了吗?改日再约您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这个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各打50大板”以示中立和公正、奉劝中共不要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梁漱溟，见毛泽东如此礼贤下士，和蔼可亲，不忘旧情，一时激动得除了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摇动外，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950年初，京剧高派须生李和曾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他清唱的是《辕门斩子》。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打着节拍。李和曾唱完以后，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请您多多指教。”
“你唱得很好。”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又问他：“你参加党组织没有?”
李和曾回答说：
“1949年参加党组织的，年限很短。”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
“要好好学习。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
1950年初，毛泽民的第一任夫人王淑兰与朱丹华一起，带着毛远新来到北京，把毛远新送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原来，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知道了毛泽民还留下了毛远新这条根，心情特别激动，她立即主动到江西和朱丹华、方志纯商量，让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学习，恢复毛姓。朱丹华深明大义，自然就同意了老姐姐的意见，她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就把王淑兰和毛远新送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家——菊香书屋。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对侄儿说：
“你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对伯伯说：
“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北京。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学校是专门为中共高干及烈士子女创办的学校。
后来每到星期天，毛远新和姐姐李讷、李敏一起回到毛泽东、江青身边。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叫“小豆子”，毛远新喊江青为“妈妈”。一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派人把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毛远新于1954年小学毕业，考入北京101中学。
且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见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斐。刘斐对毛泽东说：
“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4路纵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是的。不过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来了，还有将要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也来了。原来，毛泽东是让刘斐与邓子恢见面的。邓子恢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刘斐到中南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委主任。毛泽东指着邓子恢对刘斐说：
“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
刘斐说：
“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正说话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仇鳌老先生来了。毛泽东闻言，便起身出门相迎。他握着仇鳌的手，一面寒暄一面搀扶着老人走进客厅。邓子恢、刘斐等人与老人一一相见。仇鳌刚一落座，就微笑着问道：
“润之，你今天接我到这里来，一定有事吧?”
“是啊，无事怎好叨扰先生呢。不过不忙，我们好久不见，一会儿再说。来请喝茶。”毛泽东说着，将刚沏的一杯茶放在仇鳌面前，又挨着老人坐下来，接着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茶叶。这还是我们一位湖南老表送给我的，虽然说不上好，可它是家乡味呀!民以食为天。有关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我们太需要了，但我们太少了。国民党给我们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一下子挺难对付哟。”
仇鳌说：
“老朽以为，时下物品匮乏，的确是治国之一大难题。但是，物是死物，人是活人，人可治物。所以，目前国家最亟需的应是人才。”
毛泽东微笑道：
“亦山先生所言极是。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但我们和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要搞国家建设，过去的经验用不上了，所以，单靠共产党人恐怕是不行的。”
“你说得很对，现在国家必须广纳人才，发挥社会各界贤达的力量，让国家机器尽快运转起来。”
毛泽东兴奋地拉着仇鳌的手，笑着说：
“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我请先生来就是为了此事。我们想请先生出山，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之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这个……”一生无意于仕途的仇鳌颇感意外，他说：“老朽无才，恐怕难以当此重任。况且我年事已高，老病缠身，是否……”
“这个不足为虑。你老的身体我是知道的。人们不是有句口头禅，叫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吗，你老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我看先生就不要推辞了。”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诚恳，便不好再推辞了，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说道：
“好，承蒙共产党这样瞧得起我，我就豁出这条老命了。”
是日晚，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后，在送仇鳌上车时，又回头叮嘱刘斐说：
“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呀!”
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要让刚刚选拔和培训出来的十几个新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到勤政殿，躲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面，利用屏风的缝隙偷偷观看递交国书仪式。
递交国书仪式开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毛泽东坐定之后，对周恩来说：
“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预备大使说：
“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
毛泽东说：
“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一样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现在你们去的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要担心。”
有人问：
“是不是可以像改造旧工商业主一样，改造利用旧外交人员，让他们出使?”
毛泽东坚决地挥挥手，说：
“新中国外交官将不利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
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答道：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说：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毛泽东大手一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诵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节：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一定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有人提出对实际的外交活动不熟悉，周恩来说：
“让你们来，就是要你们观看一个外事接见活动。”
递交国书仪式就要开始了，十几位预备大使匿身在屏风后，只见毛泽东大步走到地毯的一端，鲁登科大使手持国书庄重地走上前来致词。5分钟后，毛泽东接过国书，对大使致答词。最后，双方寒暄几句，握手告别。
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走，预备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耿飈大发感慨：
“这滴哩咕噜一大堆，哪个记得住呀?”
黄镇说：
“反正是事先写好的，多花点时间背下来就是了。”
姬鹏飞出了一个主意，他说：
“我看关键是要翻译同志练得熟，我们到时候照那意思随便说几句就成了，反正人家也听不懂。”
袁仲贤是个急性子，他说：
“干脆咱们就在这儿趁热打铁演习一番，如何?”
大家听他如此一说，无不抚掌称好。袁仲贤自告奋勇演印度人，王幼平演驻罗马尼亚大使。大家各就各位认真地演练了一番。后来，袁仲贤果然去了印度，耿飈去了瑞典，姬鹏飞驻民主德国，王幼平驻罗马尼亚，韩念龙驻巴基斯坦，黄镇则去了匈牙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对张治中为和平解放台湾所做的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电文中写道：
“寅微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对台统战工作——笔者注)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3月11日晚，有关部门为毛泽东设宴洗尘，祝贺他访苏成功。胡耀邦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他说：
“来团中央多久了?”
胡耀邦答道：
“半年了。”
毛泽东说：
“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哇!半年不行嘛，要两年才解决问题，不要怕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提名胡耀邦到北京工作，任团中央书记，不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才37岁。有些人不服气，毛泽东有所耳闻，他的这个话就是讲给在场的老资格的人听的，目的是支持胡耀邦的工作，树立胡耀邦的威信。
这次宴会，梁漱溟也应邀出席。毛泽东特意到梁漱溟的座位前打招呼，他见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道：
“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
毛泽东还邀请梁漱溟明晚到中南海颐年堂做客。
欲知毛泽东在中南海如何接待梁漱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人对事，历来是见微知著，他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是超乎常人的。无论是他的部下或是他的对手，对方的优点缺点他都了然于胸。毛泽东对于他的部下，尽管知其所短，但从来都是用其所长，不计其小节，做到了知人善任，在使用中教育，在教育中使用。这一点，不少人包括后来反对他的人都忽视了。纵观毛泽东和高岗的交往，高岗的才干和缺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当斯大林将告洋状的信件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一眼便看穿了党内高端存在的矛盾，可他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也并没有追究高岗的责任;他回到东北，高岗一路陪侍在侧，破规格接待，毛泽东一忍再忍，终于在忍无可忍之时，呵斥高岗等人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毛泽东的训斥既是对高岗的严重警告，也是对高岗的耐心教育。可惜高岗对毛泽东的话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腐化变质，权利欲膨胀，争权夺利，最终变成了刘宗敏，死于对手之手，岂不是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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