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
诉苦，看看你们的喜欢，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
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年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
看。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
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
话说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中南海颐年堂会晤。邵力子、傅作义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颐年堂。傅作义先行下车，然后扶着邵力子下车，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迎上前来，和二人一一握手，说道：
“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邵力子说：
“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
“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就让我们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3人来到客厅门口，主人示意客人先进，客人谦让着，毛泽东朗声一笑，说：
“客人不进，只有主人先行了。”
宾主落座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有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未干透，就问道：
“主席正在写字?”
“是啊”毛泽东神秘地笑了一下，他看着邵力子。邵力子望了望毛泽东的表情，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又接着说：“我刚才作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
毛泽东说着站起来，拿起宣纸递给他。邵力子双手接过，只见宣纸上面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
“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毛泽东说着，拿起一支烟，用火柴慢慢点燃，又悠然地吸了一口。他见邵力子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便朗声大笑起来，说：“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说着用手指着放满文房四宝的书桌。邵力子顿时大悟，也笑了起来，说道：
“方案!”
“对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
“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生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嘛。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
邵力子说：
“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
毛泽东说：
“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果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
“行，行，可以去考察。”
邵力子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转过脸对傅作义说：
“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然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
再说11月9日，宋时轮奉命率第9兵团开始秘密入朝。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审阅电报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11月14日上午10时，毛泽东致电湖北省武汉市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
陶铸同志：
为防止台湾蒋军可能会乘机向我广东沿海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这一方面因为广西匪患到目前为止，仍在以更加嚣张的势头继续发展，而无丝毫减弱之表现，确已十分令中央担忧;另一方面，只有先肃清广西匪患，才能从广西抽出部队增强广东，以应付广东方面可能的事变。希望你接电后，迅即前往广西帮助工作一时期，全力以赴，限期肃清广西匪患。
毛泽东
11月17日，也就是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他开始掌管全藏政教事务。达赖喇嘛亲政后，写信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侣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却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1月19日，宋时轮的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朝鲜战场，并在东线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
这一军事行动，美军竟一无所知。美方在战后承认说：“这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第9兵团入朝后，志愿军在一线的总兵力增加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此时的敌人却低估了中国在朝鲜的实力，他们认为至多有6万到7万人。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于11月1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军队的入藏行动是“侵略”。美国又在11月15日怂恿萨尔瓦多住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所谓“中国入侵西藏”的提案。
11月22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简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它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一次或两次会，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
11月24日上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发表讲话说：
“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1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1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萨尔瓦多提出的所谓“中国入侵西藏”提案。
这一天，麦克阿瑟发出了“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的命令。“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撞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
同时，美军侦察机也两次飞临驻扎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金矿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侦察。此前，司令部曾多次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洪学智副司令员安排1个工兵连，在大榆洞附近山坡上挖了个防空洞，达到了可以工作的程度。
11月24日22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其中嘱咐道：
“3、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4、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这天晚上，司令部做出决定：一是明天天亮前吃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人员进行疏散。
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西线将敌军诱至预定战场。
上午，工作人员在志愿军总部作战室里将第2次战役所有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衣躺在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毛岸英还在作战室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3个“A”的加急电报。
大概在11点前后，有3架美军B-29型轰炸机嗡嗡震响，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美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并不十分在意。彭德怀的警卫员成普却是十分上心，他匆忙走进彭德怀睡觉的小屋，喊道：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德怀睁开惺忪的睡眼，虎着脸，呛了成普一句：
“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在此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美机后过来叫彭德怀的。成普就像遇上了救星，他喊道：
“副司令员，快把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掀起彭德怀的被子，伸手就去拉彭德怀：
“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德怀笑骂道：
“你这个娃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呀!”
洪学智说着一把拖起彭德怀，又在他后面推搡着，绕过毛岸英身后，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成普终于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完了电报，他不吸烟，伸手从子弹箱子里抓了一个大苹果吃起来。没想到美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这一次还是美军那3架B-29型轰炸机，它们飞临志愿军总部上空后，一瞬间便向总部所在地投下了100多个银白色的亮点。这就是凝固汽油燃烧弹，它是用铝作包皮，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
“不好!快跑!”
他的话音未落，炸弹已经下来了，房顶上落了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腾空而起，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冲了出去，没有来得及撤出总部作战室的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被困在火海中。
彭德怀和副司令员们以及参谋、通讯、警卫人员，站在火海外围急得直跺脚。火势中心温度高达800度，别说冲进去，就是站在外围都感到一种难耐的灼烫。
“毛岸英!高瑞欣……”
嘶哑的呼唤，在群山中回响。
成普被医生包好烧伤后，赶到作战室一看，毛岸英和高瑞欣的遗体已经被警卫排的战士们从灰烬中清理出来了。毛岸英时年仅28岁。
下午，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的气氛。彭德怀趴在一张小木桌上，正要起草一份电报，手中的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毛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太大意啦……怎么向主席交代呀!”
许久许久，他才在上面写道：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彭德怀站起来，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说：
“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大吃一惊，决定暂时压下这一电报。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杨尚昆和叶子龙，还叮嘱他们说：
“告诉主席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暂时不要告诉主席。”
这一天，叶子龙给毛泽东送文件，在办公室门口碰上了王鹤滨，他非常郑重地低声说道：
“鹤滨同志，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毛主席尚不知道，还瞒着他哩，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
王鹤滨闻言非常震惊，问道：
“岸英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叶子龙说：
“司令部的同志们正在用饭，突然发出了警报，敌机飞临上空，其他的同志都迅速地躲进了防空洞，他没有去躲避，结果，一颗炸弹下来，正落在他所在的房上，爆炸了……”
是日晚，恰逢月圆之夜，志愿军西线的两个军分别在德川和宁远突然向南朝鲜的两个师发起猛攻，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2次战役。
11月27日，第9兵团冒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在东线发起了反攻。
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大会致电毛泽东说，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训练部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还针对有些领导机关漠视群众来信的态度，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
1950年12月1日，战斗在东线的志愿军第27军全歼美军第7师32团，成为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成建制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这次战斗结束后，致电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说：
“27军的一个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名通讯员之外，全连设伏准备攻歼美军，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成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和血迹。”
毛泽东阅读电报后，脱帽默立良久。他在复电中写道：
“第9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12月1日这一天，彭德怀因为第38军113师在第2次战役中打得很出色，亲自写了嘉奖令：
梁、刘并转38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38军万岁!
彭、邓、洪、韩、解、杜
12月2日，毛泽东复电给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他写道：
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先生、朱继圣先生、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42989位爱国同胞们：
你们在10月30日给我的电报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0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
12月3日，麦克阿瑟在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
“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
尔后，他马上命令东西两线军队向三八线总退却。
毛泽东闻报，立即命令西线志愿军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来到北京的金日成，宾主落座后，研究了中朝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决定成立中朝联合军政司令部。
金日成在谈话中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作战英勇。毛泽东则感谢英雄的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他又说：
“志愿军是中国先进阶级的部队，当他们明确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
说着，他习惯地把手有力地往前一推，接着说：
“战士们是为祖国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金日成说：
“对!志愿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气概。还有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的正确指挥。”
“还有朝鲜人民军嘛!我们是并肩战斗。”毛泽东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闻言，激动地说：
“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太巨大了，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道：
“我们是战友嘛，一家人莫说两家话。倒是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到了美军的底子——无非是纸老虎。”
他还分析说：
“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至少准备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
果不其然，美国在11天后就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关于停战的决议。
这正是：决胜于千里之外，强虏丧胆;运筹于帷幄之中，料事如神。
12月4日，周恩来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传达了上述毛泽东和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12月6日，西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12月9日，朝鲜人民军在东线收复元山，切断了敌人陆上退路。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个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新解放区先后展开了。
有一天，毛泽东接到了家乡韶山乡政府的一封来信，他拆开一看，才知道是乡政府因为给自己家划成份的事而犯难了。
原来，韶山乡的土地改革也到了划分阶级的阶段，韶山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颇感为难，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份呢?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可是，把富农的成份划在一个革命领袖家，又于心不安。于是，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现在已经到了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9分3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郭秘书看到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就提醒说：
“那成份的事，还没讲呢。”
毛寅秋说：
“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毛寅秋果然料得不错，毛泽东看信后，就派次子毛岸青回到韶山，传达毛泽东的嘱托：
1、定为富农成分。2、将所有财产和全部土地给农民。3、带来300元，作退押金交给乡政府处理。
另外，毛泽东还让毛岸青交代毛寅秋乡长说：
“人民的政府要实事求是办事，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寅秋乡长听了，十分感动，都一一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了。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1、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2、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的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地区，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12月14日，美国鉴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失利，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各方“立即停火”。
这一天，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
张干在10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惇元诸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42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岁秋征(实收谷182石，征去了77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方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6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2月16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呈，敬希钧鉴。未此布谢，幷颂政祺。
张干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次崙先生：
10月30日惠书及为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50年12月14日
张干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后，全家传阅，欢庆殊荣。他对家人说：“这是一字千金呀!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才不记前怨啰。”
且说12月15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研究后正式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因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足的困难，打过三八线去。
12月18日，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陈叔通鉴于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状况，直接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敬问
安好!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黄克诚的电报中，对黄克诚反映的湘西地区镇反情况写了一个批语，首次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作了这样的表述，他写道：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50年这一年，新解放区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3000多名干部被害。
12月19日，西藏上层分子由于在神前打卦抽签决定达赖出走，于是，达赖任命大堪布本珠仓.罗桑扎西、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而达赖喇嘛自己则于深夜2时换上普通衣装，悄然离开拉萨。
后来，达赖在1951年1月2日抵达与印度只有一山之隔的亚东，在那里组成临时政府，主管西藏内外的政教大事。此事后事，暂且按下不表。
12月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12月22日，周恩来奉命就联合国14日通过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声明中说：
“决议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做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1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卫士李家骥已经给他倒了两缸烟灰了，可他还在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会儿坐在沙发上，一会儿站起来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李家骥知道他正在思考重要问题，就不敢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李家骥见他站了起来，嘴巴动了几下，像是想吃东西的样子，就赶紧凑过去说：
“主席，该吃饭了。”
毛泽东看都没看他一眼，来回踱了几步，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铅笔飞快地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稿。他在电文中写道：
“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38度至37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原定人民军第2、第5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
他写完了，放下笔，让李家骥叫来秘书，将电文交给秘书，交代说：
“马上发出，等候回电。”
李家骥见秘书转身离去，趁着这个机会劝道：
“主席，利用这个间隙吃饭吧。”
“好，吃饭。”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李家骥很快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端了上来，毛泽东实在是太饿了，他抄起筷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李家骥忍不住劝道：
“主席，你慢点吃。”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问道：
“怎么还是你值班?”
李家骥说：
“主席，我这是又上一班了，你已经两天两宿没有睡觉了。”
毛泽东吃完饭，一抹嘴，又来到办公桌前。李家骥劝他睡一会儿再工作。他说：
“唉，没办法，还有事没办完。”
他一边看文件，一边问：
“几点钟了?”
“快8点了。”
李家骥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
“又过了一天。”
其实是又过了一夜，他把白天和黑夜弄颠倒了。李家骥刚收拾完碗筷，叶子龙来了，吩咐李家骥说：
“聂代总长要来，你安排一下。”
李家骥满脸的不高兴，埋怨说：
“主席两天两宿没睡觉了，怎么还安排事?”
“你懂什么，不安排行吗?”
叶子龙不客气地说。
不一会儿，聂荣臻匆匆来了，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时，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问李家骥说：
“主席还在办公吗?”
李家骥回答说：
“正在接见聂代总长，研究朝鲜作战问题。”
江青有点着急地说：
“你们怎么不劝呢?”
李家骥说：
“我们怎么劝也没有用。江青同志，我们说话不好使，还是您说说吧!”
江青停顿了一下说：
“你叫子龙和王医生来。”
聂荣臻走后，江青和叶子龙、王鹤滨几个人轮番做毛泽东的工作。李家骥去为毛泽东收拾烟灰缸和换茶的时候，见江青和王鹤滨正在劝毛泽东休息，毛泽东生气地说：
“我还有事，你们去吧。我也不想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呢?是他们逼得我这样，你们要劝就去劝他们吧!”
江青只好退一步说：
“我们不是不让你工作，是怕你累着，那就处理完手头的事再休息吧。”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你们走吧，我会安排好的。”
江青和王鹤滨退出了办公室。王鹤滨回到卫士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今天生谁的气?”
李家骥说：
“主要是太忙太着急。”
“不对，他怎么说谁逼他，让我们有本事劝他们?”
李家骥笑笑说：
“那是让你劝劝美帝国主义别侵略我们，这样主席就不用忙于考虑打仗的事了。”
王鹤滨拍了拍脑袋，猛然醒悟：
“哎呀!我好糊涂!”
这天上午，机要秘书来过多次，传送电文。大约在10点多钟，毛泽东处理完事情后对李家骥说：
“好，我睡觉吧。”
毛泽东和往常一样，来到院子里，要活动一下再睡。李家骥马上叫来了王鹤滨。毛泽东见李家骥和王鹤滨都在院子里陪着他，便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还陪我呢?有你安排，我一定能睡个好觉。”
王鹤滨说：
“主席，您太累了。”
毛泽东会意地笑笑，说：
“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能睡好觉吗?”
王鹤滨说：
“主席您说得对，工作已经处理完，该睡了吧。”
“好，睡觉去!”
毛泽东一扬手向卧室走去。又一个3天两宿的连续工作终于结束了。
12月24日这一天，志愿军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2次战役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共歼灭敌军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此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评价两次战役的：
“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
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他写道：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嘱写的字(为一师书写的校牌“第一师范”——笔者注)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做大事，不看做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呈交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把“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这是军队中第3次提出划分等级制度，毛泽东再一次把它压下了。
12月31日，在《瞿秋白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毛泽东读着杨之华请求题词的来信，沉思良久，提笔写道：
“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留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2月31日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在约2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第3次战役，志愿军39、40、38、42、66军于上半夜突破了“联合国军”防线纵深15至20公里。
1951年1月1日，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等人。
之后，昌都地区又成立了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为主任。
1月2日，“联合国军”为了避免其10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被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开始了全线撤退。
1月2日下午，叶子龙来到毛泽东办公室送文件，他尚未离开，毛泽东指着材料带着怒气说：
“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调不回来了。叶子龙见毛泽东发脾气了，不好再隐瞒下去，只得说了实话。他沉痛地说：
“主席，岸英同志已经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同志写的。”
毛泽东突然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感到万分震惊。他双眉紧锁，眼睛盯着叶子龙久久不动。老年丧子是人生的巨大不幸。毛泽东久久沉默，陷入极度的悲痛中。
叶子龙也不敢劝说，赶紧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来去找江青，正好遇到了王鹤滨，他忧郁地说：
“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
王鹤滨急忙问：
“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叶子龙就把他如何送文件，毛泽东看了材料如何不满，自己不好隐瞒，便把毛岸英牺牲的事说出来的经过，简单叙述了一遍。
叶子龙急忙找到江青，商量如何去劝毛泽东。二人来到毛泽东身边，室内非常静，几乎连呼吸声都能听到。江青和叶子龙简单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毛泽东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江青也不敢多劝，垂着头，满面悲凉。好一阵，毛泽东轻轻欠身，那身子好像突然沉重了许多，似乎支撑不起来。他又抬抬眼皮，痴呆的目光慢慢地移向茶几上的香烟。他想去拿烟，颤抖的双手几次都抽不出一支烟。李银桥慌忙上前，帮他取出一支烟，又给他点着。毛泽东慢慢地深吸了一口，然后又把烟从口和鼻子里慢慢地吐出。不知是烟熏或是过于悲哀，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他没有哭出来，只是“唉”了一声说：
“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嘱咐了一句：
“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思齐。”
周恩来马上获悉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立即把彭德怀1950年11月25日的电报送往毛泽东的办公室，给毛泽东和江青看，他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它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叶子龙将彭德怀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面呈给毛泽东，电报和信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只说了一句话：
“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毛泽东强忍住了，可是，儿媳刘思齐每周末都要回家看望老人，每一次回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给我来信?翁媳间的每一次见面，刘思齐的每一次发问，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感情的再一次创伤。毛泽东不忍心让年轻的儿媳遭受这残酷打击，为了让刘思齐安心学习，他总是强颜欢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宽慰她。有好几次，毛泽东板着指头，向刘思齐讲述革命先烈的事迹，讲述他们家有5位亲人为党为人民壮烈牺牲，叙述5位烈士生前的经历和牺牲时的壮烈情景。可是，刘思齐毕竟是个才20岁的孩子，她根本领会不到爸爸的深意，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所以，毛泽东就始终没有说出他们家的第6位烈士，他不忍心亲手把这一层包含着噩耗的薄纸撕开。
毛岸青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苦。他想起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大哥，一起流落上海街头，一起携手在苏联学习进步，从今以后，再到哪里去找多年形影不离、关心他、爱护他的大哥呢，毛岸青悲痛难抑，他的精神分裂症又严重了。
有一天，王鹤滨走进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岸青与几位卫士在说话，毛岸青说：
“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
毛岸青这些病态的语言成为年轻卫士们取笑的话题。王鹤滨作为医生，则感到心情很沉重。毛岸青见王鹤滨来了，高兴地说：
“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对我都不说真心话?”
此时，毛岸青尚能清楚地回答医生的问话，可是不久，情况又严重了。一个护士告诉王鹤滨说：
“他没有病，他告诉我，这些病都是他装出来的!”
毛岸青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他在中南海的岸边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跟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王鹤滨问他：
“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怎么能往水里跳啊?”
毛岸青认真地说：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我没有办法摆脱掉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没有他我也感到寂寞，又离不开他。”
说完，他马上又侧耳在听什么，眼神固定在空中的一个地方。
后来，毛岸青见了王鹤滨也不再理睬，完全被他脑子里“小家伙”控制了，他看王鹤滨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就好像是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一样。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岸青的病情怎么样?”
王鹤滨说：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毛泽东忧虑地问：
“那怎么办?”
王鹤滨果断地说：
“需要送医院治疗!”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手里拿着的一支烟，在指间滚动着。自言自语地说：
“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那里好呢?”
他又思考了一会儿，对王鹤滨说：
“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
毛泽东又顿了一下，接着说：
“我再考虑一下……”
结果，毛泽东不得已，还是送这唯一的儿子去了苏联。毛岸青在苏联一直待到1958年6月以后才回国。之后又到青岛去疗养。
毛泽东对李敏说：
“我爱岸青，也非常同情他。他很小的时候就跟岸英一块流落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与折磨，曾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这些摧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他要搬出去了，要离开我了。我很难再常见他的面，更难再照顾他。以后，你就要代我多多照顾岸青吧!”
李敏知道，这是爸爸第一次托自己代他照顾家里的亲人，尽管自己的能力有限，也不愿意让爸爸忧伤，不愿意让爸爸为二哥难过，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再说1月4日，在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解放了汉城。
1月5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1月6日，毛泽东派人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所属党委的关于土改的指示送给黄炎培看。
原来在1950年底，黄炎培收到江苏许多地主写来的告状信件，信件中说“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
黄炎培看了毛泽东送来的文件，提出要亲自到苏南去看一看。毛泽东十分尊重他的愿望，同意他去做实地考察。
1月7日，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
1月8日，中朝军队收复仁川。第3次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敌军近20000人。中朝军队在追击战中虽然没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却迫使“联合国军”退守至“三七线”附近。
1月10日，毛泽东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共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在黄炎培临行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告诉他说：
“你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3方面的意见。对于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后来，黄炎培到了苏南，经过半个月的考察，心里亮堂了，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说：
“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1月间，毛泽东在第2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同参加会议的各中央局、大城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谈话说：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抗美援朝这个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毛泽东在谈到土地改革运动时说：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你们的喜欢，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年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欲知毛泽东后来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如何?请慢慢往下看。
第237章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
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
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
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话说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他写道：
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就可以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目前的客观形势也可能要迫使中朝军队在2月间就要再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1月15日，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央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1月17日，毛泽东将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47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18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袁仲贤向中央报告说，在亚东滞留的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有到北京谈判的动向与要求。
原来，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毛泽东通过袁仲贤转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的信使达赖及其大多数随员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达赖喇嘛在1月18日这一天，派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由亚东赴印度，给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3封信。达赖在信中说：
“过去，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力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素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2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1条，上等地毯1床。”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高级军事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道：
“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尔后，毛泽东还特意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给志愿军党委。
1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张澜副主席，并手书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中说：
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1月25日，毛泽东接到袁仲贤关于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愿意来北京谈判的报告，他确定了“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的方针，立即复电给袁仲贤。
13天后，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从新德里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信中说：
“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1月25日，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在1月14日电报中的估计果然应验了。“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中朝两国军队立即组织了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4次战役。
1月26日，毛泽东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第4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收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张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80余万，缴枪40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4万，两三个月内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1年2月初，春节快要到了，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
王鹤滨说：
“冀中军区，白洋淀。”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又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地区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
“1949年的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了。”
毛泽东认真地说：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哟!”
王鹤滨心想，这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哪能离得开呀?就说：
“主席，工作离不开。”
毛泽东说：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王鹤滨说：
“主席，那我明天就走。”
“好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是年2月，毛泽东在谈及纠正文句缺点时写道：
“一切较长的电文，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2月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毛泽东提议由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担任中联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有一天，中南海派人来到中联部招待所，告诉在招待所工作的王淑兰说：
“王大姐，主席要接见您。”
王淑兰急匆匆赶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她呢，见她来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王淑兰亲切地喊了一声：
“三哥。”
“四嫂，请坐。”毛泽东依然按老习惯招呼着弟媳，说：“请坐。在北京生活得习惯吗?”
“习惯。托主席的福啊。”
“想家吗?”
王淑兰摇了摇头。问道：
“三哥有什么事吗?”
“回韶山去如何?”毛泽东说：“听说韶山已经修复了我们家的房子，准备对外开放，屋里有很多客人，你回去帮我去招呼客人，莫怠慢了客人。”
王淑兰听三哥如此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毛泽东又嘱咐她说：
“据说当地人民政府还准备为我修一栋房子，并修一条路通韶山。你回去后了解一下，看是否属实，马上写封信告诉我，并叫他们立即停止此事。”
王淑兰说了一声“好!”，便回到了招待所。几天后，王淑兰离开了居住将近一年的北京，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接待和解说员，接待了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
2月5日是农历除夕夜，北京到处回荡着喜庆的鞭炮声，中南海怀仁堂里欢声笑语。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亲自请昆剧演员韩世昌、白云生去怀仁堂演出《游园惊梦》，而且点名要“堆花”。
著名昆曲演员丛兆桓后来回忆说：“看到毛主席那样喜欢昆曲，重视祖国传统艺术，我们感到，昆曲的春天来到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逢过春节，毛泽东都要看昆曲。
再说是日晚，梅兰芳剧团也在怀仁堂参加了春节晚会演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梅氏父子演出的《金山寺》、《断桥》折子戏。
2月6日是正月初一，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家里设宴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两位老人的手，面朝其中的一位老人，向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新和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我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湖南湘乡十四都。没有他，就没有我。”
不少人听了，都感到惊讶。这位老人就是王季范先生。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都称“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2月6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春节团拜会，周恩来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见政协委员张恨水穿着一套很不像样的藏青色中山装来了，就上前握着张恨水的手，问道：
“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
张恨水闻言一愣，说：
“没有哇。”
他见周恩来一直盯着自己的衣服看，这才恍然大悟，笑道：
“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时，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生产的粗毛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儿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褪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他说：
“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没有忘旧哇!”
团拜会开始了。周恩来拉着茅以升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这位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同志。”
“知道，知道。”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握着茅以升的手，借“毛”与“茅”姓读音相同，与茅以升开玩笑说：“咱们是一家人嘛!”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16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得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8月，年仅37岁的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并任工程处处长，1937年10月建成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早1949年9月，茅以升在新政协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是造桥的专家，很好嘛!这是为人民做好事呀。”如今茅以升见毛泽东还是这样亲切和蔼，诙谐幽默，便提出请求说：
“主席，我们北方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都万分渴望您为我们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我给清华大学题的字，有个同学来信说，你写的算个啥，有的字，我就认不清楚。山东一位老先生，给我一封信，说我有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用的不恰当。一字之师嘛。”
话尽管如此说，毛泽东在几天后，还是让铁道部转送给兼任铁道研究院院长的茅以升两幅在军委信笺上写着的“北方交通大学”墨迹。此后，该校的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一亲笔题字。
且说毛泽东在团拜会上谈笑风生，与各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亲切交谈，他对梅兰芳说：
“昨天看了《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朵红绒球。”
梅兰芳回到家里，高兴地对夫人福芝芳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是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从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沿着京广线铁路向南驰去。毛泽东此行是要去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稿件。
此前，毛泽东交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中的是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
专列到达保定车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视线缩得很小。毛泽东欣喜地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大片雪花在橘红色的路灯光前漫舞，闪着点点反光，纷纷扬扬。
专列驶过保定车站，并没有向石家庄开去，却驰进了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这里停了下来。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大雪纷飞的美妙夜景，他决定在专列上过夜。
毛泽东夜宿旷野之中，随行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忙乎起来。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叶子龙、汪东兴，他们必须把专列的行踪告知北京，还要通知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布置好夜晚的警卫工作。专列上的警卫如同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专列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借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罗瑞卿带着汪东兴冒着大雪走下车去，检查地方警卫的布置情况。
许久，罗瑞卿、汪东兴回到专列上，罗瑞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汪东兴路过王鹤滨等人的车厢时，见他们尚未入睡，便坐了下来。他大概是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再加上检查警卫工作，显得有些亢奋，已经毫无睡意，想找人聊聊。汪东兴说：
“一个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置警卫哩!”
王鹤滨趴在被窝里，听汪东兴一说，瞪大眼睛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啦?”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跟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一下警卫布置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搂扳机了。”
原来，汪东兴下车看到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专列，对专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便问陪同检查的一位连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保卫首长!”
连长立正报告说。汪东兴说：
“对!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关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
“哪……”
连长回答不出来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汪东兴说：
“列车上由我们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
连长顿时醒悟了过来，他立刻指挥战士们将枪口转了个180度，指向了漆黑的田野。解除了对专列的“包围”。
故事讲完了，汪东兴又说：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
说着，起身向他的卧铺走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在春雪的陪伴下，都渐渐进入了梦乡，只有他那节车厢里的灯还一直在亮着，从车厢里射出来的灯光，撒在寂静雪夜的旷野里。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
2月7日清晨5点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石家庄市，早有市里领导人员前来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排在西郊的一所大院内，这处建筑就是汪东兴选中的解放后新建的保育院。毛泽东的居室在院子北侧，是一座青砖红瓦房，中间有高高的砖砌拱门，两侧是窗户。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小白楼，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里。
安排已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返回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王鹤滨、李银桥、孙勇和中央警卫团的张木奇等几个卫士。
2月7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拉到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
2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立即让值班卫士去找王鹤滨。毛泽东一见王鹤滨就说：
“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不得了啦，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使劲挠痒，还把睡衣撩开，让王鹤滨看他身上被臭虫咬的手指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
王鹤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居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臭虫，为自己没有事先检查一下感到内疚，他马上用碘酒涂在毛泽东身上被咬的部位，一是防止被抓破的皮肤感染，二是也能起到止痒的作用。王鹤滨又叫来卫士们，把床铺和家具抬到院子里，放在阳光下晒，用开水浇，用针尖把隐藏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挑出来。臭虫的数量可真不少，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战士们把这些臭虫一个个碾得粉碎，替毛泽东报了一咬之仇。王鹤滨又把门窗关闭，在室内喷洒了杀虫剂。众人好一番忙活，终于把毛泽东的居室重新整理好了。
2月8日晚，毛泽东在一份批件中写道：
“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次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王鹤滨又来了，他问：
“主席，怎么样?还咬吗?”
毛泽东说：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说挨咬的事了。
毛泽东每天埋头审阅稿件，批阅文件。白天有时在院内散步，有时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田野散步。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2月10日，毛泽东、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示中说：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2月l7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对镇反问题作了重要解释。
原来黄炎培在苏南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立刻写了一个《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肯定说：“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黄炎培也坦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在报告中还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依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它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8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镇反的报告中批示道：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做坏事，或未做较大的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刑;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做出了明确指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他写道：
“积极创造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勉强去做。”
他还提出了一个“3年准备，10年经济计划建设”的规划。
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毛泽东写道：
“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格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此前，罗瑞卿受命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送交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同罗瑞卿连续3天边议边修改。其间，毛泽东亲笔改动了3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方针，从而使镇反工作有法可依，量刑有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2月21日这一天，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听说毛泽东正在西山，他又驱车赶往西北郊的新6所。在毛泽东住处前，彭德怀被工作人员叫住了，说：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
彭德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的卧室。就在此时，卧室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
彭德怀进入房间，毛泽东正披衣下床，还笑着说：
“大将前方归，理当即召见。”
二人落座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况，他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的问题。他还说，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必须在2月15日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的第50军，撤回北岸。
毛泽东说：
“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他还风趣地说：
“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都是石头。”
彭德怀说：
“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起扔向杜鲁门，一起扔向麦克阿瑟!”
彭德怀最后谈到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还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
“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点燃香烟，一支支地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那萧疏的柳条，轻轻地念叨着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念罢，又自语道：
“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他一家为革命早已牺牲了5位亲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四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如今，自己年纪大了，大儿子毛岸英却又为中朝革命事业而捐躯——他已经是毛家的第6位烈士了。
毛泽东默默地掐着指头算了算，又自语道：
“岸英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彭德怀看着毛泽东那痛苦的样子，暗暗吃惊，心想：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他只好硬着头皮负疚地说：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痛、缓缓地站起来，望着彭德怀，说道：
“你莫要讲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要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每个战士不都是父母所生的吗?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很好。”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叮嘱说：
“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1000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走出毛泽东的房间，一方面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恼火。他感觉毛泽东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误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消息的人。他气得连连跺脚，心想：
“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2月21日晚，毛泽东就符定一来信中所说他乡里减租退押及房契等问题复了一封信：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顺颂日安。
毛泽东
信中所说章先生即章士钊，他曾写信给毛泽东推荐民主人士，由符定一转交。
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写道：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就在这一天，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郑维山、张天云率部奔赴朝鲜战场。
郑维山，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郑国棋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士。郑维山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不到20岁的他担任红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是红4方面军出了名的“夜老虎”。1947年6月，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年仅32岁的他带领的3纵，被誉为“华北劲旅”。后任第1野战军第63军军长。
张天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时，担任红25军第78师2团政委。
彭德怀此次回国往来7天，很快就回到了朝鲜战场上。
2月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策(草案)》，草案中写道：
“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乏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强调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
1951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中写道：
“这种打法好。这叫做‘零敲牛皮糖’。如此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迫使敌人妥协，最后结束朝鲜战争。”“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
“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的1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允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技术消耗我军。”
“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的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方能解决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的方针，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他写道：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电报中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电报稿时，在彭德怀的要求前面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国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做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于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就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3月1日电报，复电给毛泽东，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两军节节抗击。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中写道：
“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陈赓司令员率第3兵团开始入朝参战。第3兵团下辖12军、14军、15军。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是在3月13日的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的。经查，这名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他在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出来后，便行凶报复。
毛泽东在通报中要求党和军队各级领导务必注意：1、严防反革命报复。2、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3月18日晚，毛泽东电示饶漱石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写道：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就召开中共第1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指示，他写道：
“1、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5天，否则不要延长。2、理论教育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3、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3个问题，是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后来在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此前，邓拓在1944年5月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毛泽东在向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转发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明确写道：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李达写出了8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毛泽东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极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辨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
3月27日
《实践论》中将天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3月29日，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信给胡乔木说：
“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中批示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1951年3月间，毛泽东和少年时期的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1951年3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士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还在军委筹建工程兵时，把陈士榘和陈伯均都作为司令员人选上报中央。毛泽东对他亲自培养出来指挥员们了如指掌，他看了军委的报告，就说：
“陈士榘的祖父克山、叔祖父克水，都是出身于清朝行伍，他的父亲、叔叔均为清朝新军16协统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毛泽东一锤定音。自此，陈士榘就成了“工兵大王”。
这个时期，“工兵大王”陈士榘还有一段掉牙的故事，顺便说来以飨读者。
早在1930年12月，陈士榘在争斗中牙骨被打伤，痛不堪言，牙也让医生拔掉了。1938年，陈士榘请毛泽东批了3克金以补牙。他先后到西安、北平，均未补好牙。1946年陈士榘在重庆时，好不容易由邓颖超介绍一位名医，总算补好了金牙。谁承想在解放后的某一天，他的金牙竟然不翼而飞了。后来在“三反”、“五反”时，警卫员交代，是他偷金牙换了75元钱。陈士榘闻之，顺口自嘲道：
“1颗牙，补了16年;3克金，卖了75元。”
1951年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道：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4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宇居写了一篇《毛主席轶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数年，略解文字，最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后到省求学，知识日开，大有世界观，各师友无不爱赏之。有次由省归来，吾房祖简臣公与之戏问道：你读书将来做何事?他应声答道：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并交报社发表。毛泽东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细看了，觉得以不发表为宜，就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毛主席轶事》终究没有问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终被锁在湘潭档案馆里。
4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
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1、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2、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3、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游览十三陵，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毛泽东对故人情深，很重旧情。此前，毛泽东曾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写信，说衡山县一位姓王的老人，给他写信，请求照顾生活。毛泽东还将王的原信转给程星龄。毛泽东在给程星龄的信中说：
“此人是我辛亥革命时当新兵的副目，1924年在广州东山时还见过一面，此后，就没有见过面了。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是比较老实的。现在来信给我，要求照顾生活。此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你们对辛亥革命人员订有照顾办法，请按统一的办法办理。如无统一办法，请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照顾。”
毛泽东还在“副目”二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即现在的副班长”。
再说毛泽东和程潜等人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由十三陵护林工王富有当导游。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指的是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包括成祖朱棣的长陵、会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稠密的人口区。
毛泽东一行人先看长陵，王富有走在前面。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毛泽东一行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他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出了长陵，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车。毛泽东一行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遥看德陵旁的双锁山峰，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毛泽东走出永陵，说：
“去定陵看看吧。”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毛泽东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
毛泽东回到定陵门口，问道：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地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活动?且待下一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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