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
计划的建设了。我们要争取10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
话说毛泽东时刻密切关注着各地“五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对一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出现过“左”倾向，非常重视。此时，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另外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对资本家腐化生活的不适当的口号。
1952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写道：
“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括在‘五反’的各项对象，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3月1日，毛泽东将李富春这一天送给他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的报告，当即批给周恩来，要周恩来酌处。他还批示说：
“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3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五反”情况的专题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上海市的专题报告中称，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支持乱斗资本家。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毛泽东在批示中还要求各地借鉴上海经验。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是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点10分才休息，大约有20个小时。他在晚上11点50分起床后，又开始继续工作。
叶子龙为了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和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
3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写道：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5类。”“这5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
“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禁自杀现象发生。”
“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过去的一个警卫员翟作军来看望毛泽东。江青正在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她马上放下手中的牌，热情地欢迎翟作军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见面问好。
吃晚饭时，毛泽东为招待翟作军加了几个菜。李讷来了，站在毛泽东的后面，搂着他的脖子说：
“爸爸，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呀!”
说着还得意地瞟了母亲一眼。毛泽东闻言，也高兴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
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还是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
3月8日，政务院第127次政务会议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的标准和办法》。
1952年初春，北京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在中南海大院内南海北岸的向阳处，柳树的梢头已经略略现出鹅黄色，可是，3月的西北风刮在人们脸上，依然有一种刺疼感。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已经是上午11时了，这是一个特例。毛泽东通常是晚上工作，早上才睡下，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要到外面去散步，快!”
汪东兴没有通知到摄影师侯波，摄影的任务只好又落在了叶子龙身上，叶子龙已将照相机挂在了胸前。
汽车开出了中南海，向德胜门外开去。穿过德胜门不远，毛泽东示意周西林停车。他下车后沿着街道东侧人行道向北漫步，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不算太拥挤。王鹤滨跟在毛泽东身后，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毛泽东看到右边一个敞开的大门，门旁挂着“德胜门外区政府”的牌子，便走了进去。值班室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毛泽东一行人走了进来，急忙出来，站在毛泽东面前打招呼说：
“同志们都下班吃饭去了，就我一个人值班，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他们。”
看来，他没有认出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用了，我们是随便来走走的。”
毛泽东上车后，周西林继续往北开，向前走了五六里，毛泽东看到大道左边有一片用高粱秆子夹成防风墙隔住的菜畦，示意停下来。
北京北郊的大地尚未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片片残雪覆盖在地上，北风带着哨音迎面袭来，毛泽东不得不眯起双眼，向着两块菜地走去。汪东兴、叶子龙、王鹤滨和卫士王振海跟在后面。菜地的主人见有人来，就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毛泽东，非常惊喜。
这是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大约有60岁左右，中等身材，身穿一身青布棉衣棉裤，黑色的棉鞋，裤腿还用黑色的带子缠扎着，显得很干练。
毛泽东走上几步，伸过手礼貌而热情地握住了菜地主人的手，问道：
“贵姓?”
“不敢当，姓吴。”
“这是你家的菜地吗?”
“是，是我家的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里来了客人，我就急忙赶来了。”
“生活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
“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有老伴和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我是光荣军属哩!”
“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哟!”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道：“村里搞三反了吗?”
“搞了，我还是村里的监委会主任哩。”
“区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负群众吗?”
“没有见到区政府干部欺侮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脚不太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
“听讲话，你不像农民?”
“啊，是这样，我当过兵，上过军官学校，时逢军阀混战，当过几年见习排长，在二十年代初，就解甲归田了。”
“啊，你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有知识，有见地，有经历。你我都是国家的干部，要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是，毛主席!”
吴姓老农显然又露出了接受任务时的军人风度。毛泽东在告别的时候，以夸奖的口吻笑着说：
“你种了不少菜地呀!可称是吴家菜园了!”
“是，是，吴家菜园，吴家菜园!”
老农高兴地笑了。
1952年春，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钟期光。
钟期光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儒将，有才学。他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乳名钟昱明。钟期光家是佃农，由于家境不好，5个姐姐和2个妹妹都是很小就出嫁了。钟期光父辈是兄弟两个，因伯父没有儿子，父亲就将钟期光的一半过继给伯父。所以，钟期光刚满4岁，父母和伯父就倾其所有送他去读书。钟期光聪颖好学，10岁时曾作了一首《燕子歌》的诗，诗中说：“喜燕来时乐汝居，忽闻门外一声叽。呢喃恰恰山人意，汝筑新巢我读书。”
钟期光12岁考入平江县天岳书院，经教师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钟期光义愤填膺，参加了湖南农民义勇军平江第1大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钟期光从小酷爱书法，学赵孟頫甚有功夫。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直至晚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书写。
钟期光和刘伯承等人一起筹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毛泽东在接见钟期光时，意味深长地说：
“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他把南京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为军事学院的题词是：
“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毛泽东还为军事学院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他们工作。
3月11日，毛泽东给程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程潜将他3月6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研究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联席会上的发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发言材料后，很受启发，他在回信中说：
“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
不久，毛泽东在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送给工程处一面大锦旗，他在锦旗上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后来，在1952年汛期到来之前，30万军民通过75天的奋战，将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以震惊中外的空前的高速度顺利地建成了。这一工程在1954年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3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15日，毛泽东邀约黄炎培到他的住处晤谈，对民建会的工作相互交换了意见。
此前，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耽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建议中央领导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
此次晤谈，据黄炎培的日记记载：“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3月21日，政务院举行第129次会议，通过《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规定要求：在工商户违法案件较多的城市，设立人民法庭，负责处理工商户违法案件及其他案件。
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中写道：
“1、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2、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3、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也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收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4、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5、清楚‘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6、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7、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8、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领导。”
3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为此，众人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保健医生王鹤滨去向毛泽东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的门口，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毛泽东，合适吗?正在此时，毛泽东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泽东问：
“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王鹤滨只好说：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王鹤滨：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在一旁的江青插话说：
“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月初，毛泽东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的值班卫士通知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
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
王鹤滨说：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毛泽东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孩子：
“小娃娃，你几岁了?”
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4个手指。毛泽东又微笑着问：
“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毛泽东又把头更靠近了孩子，问：
“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
毛泽东问完了，又忙着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毛泽东加来的菜，他也不顾了。毛泽东看见了，高兴地说：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
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
“主席，不要给他吃。”
毛泽东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泽东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
“主席，不能给他吃!”
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看着他爸爸。毛泽东第2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签署了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
不久，数十万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奔赴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原“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4月底，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他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2年4月20日
毛泽荣兴奋不已，逢人便说：
“我三哥给我来信了，我要上北京。”
4月30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到达拉萨……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的问题，彼此作了友谊交谈，从而使我坚信今后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电奉闻。谨祝
身体健康!
班禅额尔德尼
1952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中写道：
“‘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000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必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5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5月16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他还给陈嘉庚写了一封回信，亲切地问候道：
“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5月23日，班禅额尔德尼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国首都胜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辕全体同仁……得以光荣而安全地返回西藏，和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地晤面，和西藏人民亲密地团聚了，使西藏民族内部将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从此团结起来了……西藏僧俗贵族官员和广大僧俗群众从实际行动和生活中认识到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纲领，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现!这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际此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班禅谨以特别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致以崇高敬礼!
班禅额尔德尼 敬上
这一天，达赖喇嘛也同时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
5月23日晚，毛泽东复电给达赖和班禅，他在电文中写道：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5月23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不久，班禅一行在6月间离开拉萨，返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实现了第9世班禅生前的最大宿愿。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道：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
“对于工商户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为了更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消灭‘五毒’、改造工商业者和在消灭‘五毒’之后顺利发展生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地降下来，即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
政务院的指示对工商户分类处理、核实定案和退财补税等具体政策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
荣毅仁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他们的表现，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长陈毅认为，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好。他们将此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由此，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上海大康药房反动资本家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3亿元，而且竟丧心病狂地把失效药品供应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他还先后用金钱、美女腐蚀了25个机关的65名国家干部。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结果，他被处以极刑。
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2届代表大会及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
此前，大会秘书组在会议筹备期间，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傅作义身边小声说：
“宜生，到外面走走吧!”
两人步出会场，走到祈年殿前，毛泽东指着大殿一角经过了修补的地方，漫不经心地问：
“还记得吧?”
傅作义当然记得，那还是在194年初，解放军为阻止蒋介石从天坛临时飞机场抢运武器和亲信分子，不得不炮击临时飞机场，不慎将殿角炸掉了一块儿。毛泽东拍着傅作义的肩头，笑着说：
“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如何?”
傅作义连声说：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了。”
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补也补不得喽，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啊，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连忙说：
“哪里哪里，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从朝鲜回国任职。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
6月23日，陈赓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亲切地会见了他。毛泽东握着陈赓的手说：
“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
众人在沙发上就座后，周恩来朝陈赓扬扬手说：
“陈赓，你从前线回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陈赓汇报了朝鲜的战事，又说：
“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而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现在最急需的是要培养前方已有的部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炮上坏了个螺丝，在3个连队找不到一个会修的技术人员。”
毛泽东凝视着陈赓，又转向周恩来、朱德说：
“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勇敢的人民军队，只可惜技术装备太差。我去苏联访问时，斯大林曾向我建议说，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一定要办，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毛泽东转对陈赓说：
“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那个草案你看到了吧?谁来办?你来办吧!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陈赓说：
“这个我可是隔行，恐怕办不好。”
“你隔行，你说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办学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总理，找我，还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凭你陈赓的才智和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啦。”
周恩来也说：
“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红军干部团不是很出色吗?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你刚从前线回来，了解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你对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的悬殊差别是有体会的吧!”
陈赓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说，便说：
“好吧。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月23日，毛泽东给毛泽连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润发贤弟：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病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1952年7月7日，毛泽东在给少年时期的朋友张有成的信中写道：
“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诉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
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7月1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他写道：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这一天，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金日成并转李克农的电报，电报中说：
“接受敌人13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说：
“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7月间，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任上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副主任、交通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长。
1952年8月，毛泽东指示朝鲜前线指挥员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说：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就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以极大杀伤。”
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在谈到朝鲜战场上的斗争策略时说：
“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关于国内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宣布说：
“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我们要争取10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
在政协会议上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在谈话中饶有兴趣地问道：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说明。
8月7日，毛泽东召见了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是年8月，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欲知江青在苏联的医疗结果如何，且看以后慢慢叙述。
第243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大约用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不是10
年或者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
话说1952年秋的一天，毛泽东把程潜接到菊香书屋，招待他吃午饭。饭后，毛泽东说出去走走，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南海边。毛泽东提议划划船，游览一下中南海。警卫员扶着船，照顾毛泽东和程潜上了船。毛泽东坐在艄公的位置上，程潜说：
“我来给主席划船吧?”
毛泽东说：
“岂有此理，你是客，还是由我来划。”
毛泽东看看程潜已经坐稳，便轻轻地摇动双桨，漫游在水面上，他边划船边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说道：
“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1952年9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把他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讲话稿，他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毛泽东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
毛泽东还在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改完了讲稿，又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列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应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需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当晚，黄炎培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的感谢!”
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于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会后，黄炎培的讲话稿又印发给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后，李达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9月11日寄给毛泽东审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爱晚亭题字。
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3个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8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2版时，已将这8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联合国军”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接着，第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使“联合国军”大为震动。
9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协商，争取苏联的支援。周恩来在访苏中，就苏联帮助中国今后5年如何进行经济建设问题，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大约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不是10年或者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其参加。”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振奋。他们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也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做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
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就此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发现了罗瑞卿的做法后，对他进行了批评。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后来于11月13日在给周恩来等十几位领导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此是后事，请看后边详述。
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划去，他又在旁边批示道：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7点左右，正是机关里晚饭已过的时候，毛泽东要吃“早点”了，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去陪毛泽东进餐。王鹤滨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见毛泽东正在洗漱。
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火锅，木炭已经把火锅里的水煮沸了，放在火锅周围的蔬菜中，最惹眼的是一碟子洁白如雪的长长的菊花瓣。王鹤滨感到很新奇，心想：
“菊花瓣也能吃吗?”
毛泽东从起居室走了出来，用手示意王鹤滨坐下，他见王鹤滨不住地用目光好奇地瞟着那碟菊花，就说：
“王医生，吃吃看，咱们不赏菊花了，来吃它吧。”
王鹤滨用筷子夹起一些菊花瓣，在翻滚的火锅里一蘸立刻就软了，吃在口中嫩而可口，清香中稍带一点甜中有苦的菊香药味。
“王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咱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
毛泽东说罢，也夹了一筷子向火锅伸去，煮了一下，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味着，说：
“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个时代吃菊花，大概寓意着高洁、清贫之举。我们也来个夕餐秋菊之落英。这菊花瓣是工人同志从栽培的菊花上特意采下来的，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
毛泽东说着，又夹起一些花瓣伸向火锅的沸汤中。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因堂弟毛泽连来信说他家生活困难，就给东茅塘的堂兄、少年时代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100万元为六嫂葬费，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200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苏联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3日是中秋节，下午，中南海派来一辆小轿车，把毛泽全夫妇和母亲毛邹氏及3个女儿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共度佳节。
毛泽全是在前些时候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到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他的爱人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工作，居家迁到了北京。
毛泽全一家来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身着旧衣和布鞋，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泽全老远就叫了声：
“主席!”
毛泽东见叶子龙领着客人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拉着毛邹氏的手，亲热地叫道：
“婶婶!您老人家好!”
毛邹氏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女儿，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帮助过毛泽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把儿子毛泽全送到了延安。
毛邹氏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也激动地喊道：
“润之!”
毛泽东双手搀扶着毛邹氏，又问候说：
“婶婶身体还好吗?”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回答着。毛泽东看着他们全家人，笑盈盈地说：
“泽全，你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赶紧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孩子们也走到毛泽东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
毛泽东高兴地应着，引着客人进了客厅，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员端上茶水，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泽东问起徐寄萍的家庭情况，徐寄萍说，她是1941年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两个妹妹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现在带着母亲在上海工作。毛泽东听了，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话头一转，又问道：
“你是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泽东就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毛泽东又指着徐寄萍说：
“看上去，你身体比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说：
“没大病，只是常头疼。”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候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疼了。”
毛泽东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抢着说：
“我在十一小学读3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接我们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笑了，说：
“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此时，叶子龙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又从中联部招待所接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的遗孀王淑兰。
王淑兰和儿媳韩谨行这一次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媳治疗支气管扩张。韩谨行出院后，韩谨行对婆婆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说：
“那就写封信说一下吧”
于是，韩谨行以婆婆的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王淑兰的近况，又说：
“现在儿媳韩谨行来北京治病，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很想见见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见一下吗?”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娘俩的信，很高兴，就派叶子龙去接她们。不巧的是，韩谨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均未找到。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的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见王淑兰来了，问她说：
“你儿媳怎么没来?”
王淑兰还在生着气，说：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人民政府委托，来请毛泽东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泽东幼年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也是邹氏的胞弟、毛泽全的亲舅舅;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京叙旧并汇报乡情的。
毛泽全、王淑兰见乡亲们都来了，十分高兴。毛泽全这才明白毛泽东是要他们在佳节里和乡亲们会会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谈笑风生，十分热闹。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毛泽全一家、弟媳王淑兰和几位乡亲。叶子龙进来说：
“进屋吃饭吧。”
“慢。”毛泽东指着毛远慧姐妹3个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他特别交代秘书说：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王淑兰吃了一点饭，就急着要回招待所。毛泽东问道：
“怎么你就走?他们都不走哩!”
王淑兰说：
“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还没见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泽东就派叶子龙送王淑兰回招待所。
众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厅围坐着，毛泽东抽烟，客人们吃苹果。5岁的远玲天真活泼，自保奋勇地对毛泽东说：
“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好。”远玲一边跳一边唱，毛泽东轻轻地拍着手，和着节拍。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毛泽东笑着指一指远平，说：
“你们看着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
说话间，远平就睡着了，徐寄萍连忙对毛泽全说：
“远平睡了，先把她抱进汽车里吧。”
于是，毛泽全向毛泽东和其他客人告辞。
再说叶子龙刚到中联部，正碰上韩谨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赶紧叫儿媳上车去了中南海。后来韩谨行从中南海回到招待所后，王淑兰问道：
“你是怎么称呼主席的?”
韩谨行说：
“喊主席。”
“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
王淑兰忍不住把儿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期间，齐白石邀同几名著名画家，共同绘出一幅《普天同庆》图，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复信中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一幅毛体珍品。他写的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10月6日，志愿军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 军7个军参战。
这一天黄昏，当紧张防守了1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1个班到1个营兵力的防守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10月10日，毛泽东因收到宋庆龄的赠书，就亲笔复了一函，他写道：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0月14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地区开始发起空前激烈的所谓的“金华攻势”，目标是夺取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再夺五圣山。
10月20日，刘少奇在苏联受毛泽东委托，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征求意见。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代表团，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的电报，对持久阵地战进行了总结。他写道：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后来在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发起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到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
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志愿军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使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近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毁伤270余架飞机以及伤亡250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达到夺取上甘岭地区的目的，“金化攻势”这才不得不作罢。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自此以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起过什么像样的攻势了。这是后话。
再说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三反”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廖鲁言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正式结束。后来在1954年，中共中央曾对“五反”遗留问题再一次进行了调查处理。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领导人有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还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此外，还有王敬先、罗光禄和李树槐、李银桥、孙勇、马武义、张木奇几个卫士，以及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及其夫人。
毛泽东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们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街上包子铺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这一名吃的名称，源自包子铺老板的雅号“狗不理”。
原来，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时候，穷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简单，大多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许多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给他们起一个“狗不理”的小名。没想到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长大成了人，而且还因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个大名人。
毛泽东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张有关他们伙食标准的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下：
客人名称 职务 日伙食标准
毛泽东 干部 15斤小米
随行人员 干部 10斤小米
毛泽东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正患病，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黄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泽东，向毛泽东介绍了黄敬的病情。
毛泽东在化学家、国家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的陪同下，参观了天津轻工业展览，视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泽东一行驱车到了秦皇岛市一个玻璃器皿制造厂，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
工作间内，光线很暗，毛泽东仔细地观察工人的操作，工厂领导不时在旁边介绍。只见工人双手持定一根近3米长、拇指粗细的钢管，将钢管的一端伸进融化玻璃的钳锅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样，用管头粘起一团红红的玻璃熔球，用口含着管子的另一端，将气吹进玻璃的熔球内。随着气体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渐膨胀起来。再将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转动管子造型，并用长长的火钳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皱褶的边缘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状。下一道工序，则是一些工人用砂轮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纹。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工厂领导介绍说：
“英国皇家有名的高脚玻璃杯，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英国人花不多的钱，把我们制作的高脚杯买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线，就变成英国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泽东听后，不由得沉思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又参观了厂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览。
之后，毛泽东一行人从天津出发，要南下视察黄河，李烛尘也应毛泽东之邀随行视察。
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山东，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2次去山东。途中。他全神贯注地读一本小说。直到深夜1点了，卫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却头也不抬，仍然在看书。卫士把饭碗摆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泽东光顾盯着书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动。他左手按着厚厚的书本，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毛泽东根本没听见，继续翻着看。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
卫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泽东说着，嘴慢慢靠近碗边，眼睛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此时，毛泽东因几个字靠近书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边握着书，一边让书展开些。卫士看在眼里，赶紧上前帮忙。他不明白，什么书使老人家这么专注。他趁机扫了一眼，噢，原来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在济南车站停留，他计划见见山东有关领导人就继续走。
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要来济南，十分高兴，早早和省公安厅长李世英及省市领导在火车站等候。罗瑞卿向毛泽东通报后，即请众人上车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里与许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泽东说：
“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
许世友说：
“主席，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山东的指战员盼你来，山东人民群众想见见你。你路过济南，应当下车看看。听说你还没来过济南，更应该看看，这里有很美的景观，有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北极阁。”
许世友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挥攻城。毛泽东听许世友说起北极阁，自然就想到了济南战役，问道：
“北极阁，就是王耀武指挥部的那个北极阁吗?”
许世友说：
“是的。”
毛泽东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笑着说：
“许司令这样留我，我就盛情难却了。好吧，许世友同志，明天我们看北极阁、大明湖。”
于是，许世友就扶着毛泽东下车，乘车到了省交际处招待所。毛泽东简单吃过晚饭，就让许世友去给他借地方志。许世友很快就给毛泽东拿来了好几本书。
10月27日，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车，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谈笑风生，他说：
“你们知道山东、济南的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吗?”
许世友虽然熟悉山东和济南的地理位置及现状，但他对其历史却是一窍不通，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见没有人回答，就说：
“山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也就是在今天的藤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山东的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藤、齐、鲁等国。但主要是齐鲁，这就是山东也叫齐鲁的原因。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
齐鲁因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的则是山东六国。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在金代开始的。山东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和众多的名人志士，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他们为山东争光添彩，也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毛泽东侃侃而谈，许世友听得直眨眼。他是一员猛将，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这些历史知道的并不多，毛泽东所讲的这些历史，在他听来，很是新鲜。趁着毛泽东吸烟的功夫，他问道：
“那济南又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济南也是个古老的地方。为什么叫济南?原来古代这里有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王屋山，从山东半岛入海，名叫济水。古时候济水、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中国4大江河。后来，济水上游发生变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然称为济水。清朝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夺河床入海，以后并称为黄河，济水的名称也就没有了。现在济南北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济水的旧河床。因为济南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所以从汉朝起就叫济南。
汉代的济南国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天济南市东郊龙山镇东北。
西汉时，济南一度改为郡，后来又复国。曹操曾任济南相。到晋朝，济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转到历城，就是现在济南市内的旧城区。现在的济南市区从此才正式成为郡所在地，经扩大修整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而原来的平陵城逐渐衰颓。东晋时，济南郡隶属青州。隋文帝时，济南改为齐州，不久又改回来。唐朝济南属于济南道。宋朝把政区分为路，济南属京东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府，对城市建设有过卓越贡献。明朝初年在山东设省，省会在济南府历城县。而后济南一直是省会城市。”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北方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来过济南，而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则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济南自古就有‘诗城’和名士多的美誉。”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补充道：
“要说济南名称的来历，其实在称济南之前就有别的名称了，它就是历下，由历山而得名。历山就是千佛山，在秦时，这里叫历下邑。济南郡由东平陵搬到历城后，历下就成为济南的一部分了。历下就是济南老区，很多著名景观，如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重要的文化区。”
说话之间，车子已经来到了趵突泉。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园内，主人用煮沸的泉水，招待了毛泽东一行人。之后，又安排导游人员引导众人一边参观，一边为他们讲解。讲解员：
“《老残游记》中说，济南‘家家有泉，户户垂杨’，确实如此。根据泉水出露的集中情况，出露处的地形，流出的特点和汇流的状况，可分为4大泉群，即趵突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
讲解员指着马跑泉说：
“传说这个泉，与宋朝济南名将关胜有关。在金兵攻打济南时，知府刘豫准备投降，其部将关胜则主张出战。关胜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他的马看到主人死亡，仰天长啸，前蹄刨地，于是刨出一湾清泉，就是这马跑泉。”
毛泽东来到号称“第一泉”的碑刻“泺源堂”前，仔细看了那几个雄劲的大字，问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这泉水古代叫什么吗?”
一位地方领导人说：
“叫泺水。”
毛泽东说：
“对。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泺，是个水名，这是2600多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又看了漱玉泉，这个泉是为了纪念诗人李清照的。毛泽东称赞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
中午，毛泽东返回住地，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和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聊了一会儿。此时，已是下午2点半，毛泽东说：
“走，我们看大明湖，看北极阁，看王耀武的指挥所。”
毛泽东等人分乘轿车朝大明湖驶去。毛泽东对同车的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很重要，粟裕和你都指挥的不错。你们提出的‘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很好，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得好，思想明确，方针对头;二是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
毛泽东说：
“你许世友也是有功的呀!听说最后攻城门时很激烈?”
许世友说：
“9月23号晚，我们对内城发起总共。内城是济南军事的核心阵地，城墙又高又厚，又设有明碉暗堡。东西两大集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内城发起突击。各部英勇作战，相继突破城墙，但守军依托坚固的城墙阵地顽抗。我9纵队第25师第73团，在团长张慕伟带领下冒着炮火越过护城河，连续爆破，曾4次登城受挫，但他们越挫越勇，终于在24日凌晨占领突破口，首先登上城头，击退国民党军敢死队多次反扑，又在突破口左侧炸开约6米宽的豁口，为友邻部队开辟了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这个团攻入城后大胆穿插分割，又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问：
“是不是授予称号的那个团?”
“对，我们马上上报这个团的事迹和整个战役的情况，中央军委当天即授予该团为‘济南第一团’的称号。那个团的7连，被纵队领导机关授予‘济南英雄连’的称号。”
毛泽东问：
“听说王耀武差一点跑了?”
许世友一激动，摘下帽子，说：
“我们在9月24日下午，全歼内城守军，解放了济南，却没抓到王耀武。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下令全军必须严密把守，认真查询。不久，来了报告，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化装混进难民群里，准备沿胶济铁路逃向青岛。28日早晨，王耀武在4个卫士保护下，到了长剑桥头，被我公安人员查获。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经审讯才供出了自己的大名，并请求送往华东军区。”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们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了!整个战役歼敌10万，不简单!这次战役，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经验和条件。”
说话之间，小车已经到了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济南市的偏东北方，它的西北岸，是明清两代城墙的遗址。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洼，众多泉水大都流向了这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域。在这一水域的旁边因建有大明寺，所以，北魏时这里就被称之为大明湖。
毛泽东一行荡舟大明湖，登上了湖心岛，观看历下亭，匾额“历下亭”3字是清代乾隆所书。服务人员介绍说：
“历下亭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即北魏的‘客亭’。以后历下亭数易其地，宋朝以后，亭阁已经迁到大明湖畔。到了清代康熙32年，才在此地重新修建而成。
历下亭闻名天下，主要是得益于大诗人杜甫的诗句。745年，杜甫到齐州临邑看望其弟杜颖，而后他到了济南，与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相遇，二人宴饮于历下亭下。杜甫挥笔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其中的名句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后，杜甫的这句诗就成为历下亭的联语。现在的这副联语，又改成‘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了。”
毛泽东看过历下亭，便前往斜对岸的北极阁。北极阁耸立在大明湖北岸的高台上，在整个大明湖园区内非常显眼。毛泽东来到北极阁前，笑着说：
“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
毛泽东又介绍说：
“这北极阁又叫真武庙，是道家的庙宇。据说，在金元之际，济南道教兴盛，全真教的祖师邱处机就曾在济南传教。北极阁始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级石阶，内有真武帝塑像。”
不知谁人插了一句话：
“全真教也没有帮上王耀武的忙。”
众人一听忍不住哄笑起来。罗瑞卿问毛泽东：
“主席，还看什么?是否到此为止?明天再看千佛山、金牛山?”
毛泽东突然说：
“我们去看泺口大坝。”
罗瑞卿闻言不由一愣，事先没有这个计划，怎么做保卫工作?于是他就劝毛泽东不要去，无奈毛泽东坚持要去。他只好对司机说：
“走，去泺口大坝。”
车队向泺口大坝驶去。毛泽东问许世友：
“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
许世友说：
“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
毛泽东说：
“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市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黄河。”
许世友说：
“对，主席的记忆真好。”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兴致勃勃地登上大坝，看看泺水入河口，远眺着滚滚的黄河，问道：
“你们知道黄河在山东段的情况吗?”
众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研究黄河的第一站，加之大家对黄河都不甚了了，只好说：
“关于黄河问题，回去请水利专家专门汇报吧。”
此时，天已黄昏，毛泽东只好默默地步下大坝，回到住处。毛泽东立即叫来了一位负责水利的领导人，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一边吃一边谈，谈了很长的时间。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视察何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济南的人文环境，许世友和其他的地方领导人，只要看一看地方志，是不难了解的。特别是在泺口大坝上，当毛泽东问及黄河在山东地段的情况时，他的部下们竟然一无所知，还要让毛泽东去问问水利专家。毛泽东在济南让许世友借来地方志，实际上就是为了备课，他作为一位导师，也是需要不断地充电，不断地补充、丰富、扩大他的知识面。毛泽东不厌其烦地讲述济南的人文知识，并不是有意炫耀自己，而是有意识的启发他的部下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济南是这样，到其它地方也是这样。他始终认为：作为一方“诸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对你自己管辖的地方什么都不了解，又怎么能够治理好这个地方呢?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倡导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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