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
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
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话说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外地视察，就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他在谈话中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1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1个，一般1到两个，至多3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多了冒进，少了右倾。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华北现有6000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在原有基础上，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将个体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农产品的供求矛盾。”“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李漱清的信中写道：
“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10月25日，毛泽东给唐家圫的表侄文九明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九明同志：
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杨林，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能于11月上旬到京为好。
文九明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就去找毛泽荣，和将要进京的毛月秋、文东仙一起，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及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的书面材料，准备上京。
10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10月15日关于建立合作社的谈话内容。与会者经过讨论，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5日才结束。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黄炎培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付给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光荣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从来没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例。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黄炎培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疑虑，他在已经拟好的1954年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喻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黄炎培把这份讲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即回信说：
“‘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有些幻想，而不去加强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
黄炎培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讲稿中有关“无痛分娩法”的提法删去了。
1953年11月初，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一行4人抵达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招待所，通知毛月秋等人去中南海会见。他们来到丰泽园门口下车时，毛泽东从屋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主席，您好!”
毛月秋等人见毛泽东迎上来，纷纷向毛泽东问好。毛泽荣则一口一个“主席三哥”的叫着，毛泽东也一口一个“逊五老弟”的回应着。亲人们20多年未见，今日一见面，显得格外地亲热激动。毛泽东客气地说：
“你们这么远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快进屋坐。”
说着把客人迎进会客室。毛月秋刚坐下，便问道：
“主席，您还认得我吗?”
毛泽东说：
“认得。你给我写过信，你是月秋同志嘛。”
“您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还带来了。”
毛月秋亮了亮手中的信，兴奋地说：
“要不是您的御书，我们可来不了啰!”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问道：“你是什么字派?”
“我是贻字派。”
“那你还是叔老子啰!”
毛月秋连忙说：
“不敢不敢!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介草民。”
这一天，毛泽东没有办公，专门同毛月秋等人叙说家常。他问道：
“钟鼎夷、毛吉臣、毛明德、毛棠困、毛鸿初那几个人还在吗?”
毛月秋说：
“有的还在，有的死了。”
毛泽东又问了这几个士绅后人的情况，接着向担任农业初级社社长的文九明问起了家乡的生产和建设情况。他还特地把秘书叶子龙叫来做记录。文九明汇报说：
“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干部们没有好多事做了，说要发展生产，这样，从县到区，由区到乡，再到村，发下来许多表格。表格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种了多少菜，萝卜多少，白菜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多少，架子猪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多少，人粪畜粪多少，到来年春插还能积多少。区干部催乡干部，乡干部催村干部，干部们捧着表格，一户一户追着填。我说，这么多表格要填，我每天就守着尿桶茅厕房，还有猪屁股牛屁股，什么也别想干啦!这话传到区干部的耳朵里，他们就找上门来批评我，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毛泽东越听越生气，说道：
“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他所说的中央指示就是他在3月19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专门解决“五多”问题，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
他指着叶子龙说：
“你要中央办公厅查一下，在对待中央文件上，看哪些人当了耳旁风!”
中午，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客人，嘱咐厨师按韶山家乡风味办了8大碗，有扣肉、肉卷子、清蒸鱼和茄子等，还有文九明从家乡带来的火焙鱼。毛泽东叫毛月秋坐上座，毛月秋不肯，他说：
“天地君亲师，除了父母就是皇帝为大。你是主席，好比皇帝老子，我们是小小老百姓，哪有老百姓坐上席，‘皇帝’反坐下席的道理!”
毛泽东对客人们说：
“那是封建社会，是旧习俗，现在新社会了。老规矩要改啊!”
“那你平日开会，出席宴席，又总是坐上席呢!”
“那是国家大事。在公开场合，我当然要坐上席。如今是在我屋里，你们是客，我是主，哪有主人坐上席，客人坐下席的道理!”毛泽东说罢，又抑扬顿挫地念道：“‘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你们看，连《增广贤文》上面都讲了，还不坐上头?”
毛月秋拗不过毛泽东，只得勉强坐了上席。毛泽东不停地给客人敬菜，他把扣肉一片一片地夹到客人碗里，说：
“这扣肉烂了，多吃几块啰!”
毛泽东爱梳头，饭后拿着梳子梳头，一边梳一边对毛泽荣说：
“逊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们也要保护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饮酒不能过量。”
毛泽荣本来以为三哥当了国家主席，生活一定很奢华，衣食住行都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哪知道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的是褪了色的布衣，衬衣还打了补丁;住的房子里面陈设简单，没有什么花草和书画;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美味佳肴。毛泽荣有些不理解，他说：
“三哥，你当了主席，时时要考虑国家大事，要保重身体，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生活也算不错，够得了中上水平了。”
毛泽荣不以为然，他说：
“听说当年慈禧太后的一顿饭要吃去800两银子，那当然要不得。不过，你也不要太刻薄了自己。”
毛泽东严肃地说：
“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很不富裕，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呀!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摆不起阔气。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警醒世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你想想，我们能不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吗?全党、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干部，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国家才能建设好。”
下午，李敏、李讷放学回来了，毛泽东把两个女儿唤到跟前，吩咐道：
“娇娇、李讷，快过来见见长辈。”
李敏、李讷朝客人鞠了一躬，便就进房里去了。毛月秋、文东仙等人很高兴，问起毛泽东的妻室。毛泽东用家乡话说：
“如今咯个堂客叫江青，她身体不好，长期在医院养病。”
“那你原来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原来的堂客姓贺，名子珍，在延安时患病，去了苏联，一直在那里治疗，解放前回国。如今住在上海。她走了以后，中央考虑我身体不能长期没有人照料生活，便批准我跟现在的这个堂客结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呼表兄王季范与毛月秋等4人合影留念。当天晚上，毛泽东留几位客人在家里歇宿。
第2天早晨，毛月秋等人吃了饭，才回到招待所。
文东仙的眼睛患了一种怪病，眼睫毛往里长，乡下人称之为“红领锁眼”。毛泽东安排他到医院治疗，开了刀，剪除了睫毛。他住院一星期，病就痊愈了。
文东仙出院这一天，毛泽东把他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寒暄过后，毛泽东问道：
“二十五表弟，还记得当年围炉向火的事情吗?”
“记得。”文东仙说：“当然记得!”
那还在1921年正月初八晚上的事情，毛泽东和两个弟弟、弟媳王淑兰、妹妹毛泽建在老家韶山冲围炉谈话，决定毁家兴邦，投身革命。表哥文南松和堂表弟文东仙当时也在场。
毛泽东又问起乡下的生产和医疗卫生情况，他说：
“韶山那边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文东仙回答说：
“有您和共产党的领导，贫苦农民翻了身，乡下的情况比起过去好多了。”
“乡下还有闹粮荒的没有?”
“基本上没有了。”
“不，我看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乡下还有缺粮户。湘乡平均每人有1亩2分田，韶山才只有9分，产量不高，面积又小，除完成国家征购外，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怎么没有缺粮的呢?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产量，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有五六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人民就要饿肚皮，我们就面临危机。”
文东仙认真地听着，他感到毛泽东身居高位，心系人民，体恤百姓疾苦，真是令人钦佩。只听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医疗问题。现在，据说农民生了病请郎中，要称肉打酒，送情送礼，花了四五块钱，药还没进口，还要花钱，这怎么行?今后，1个区要建1个医院，1个乡要有几个流动医师。”
毛月秋等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陪他们，或者派人陪他们游览了长城、十三陵、故宫、历史博物馆，北京的名胜、风景差不多都游到了。他们住了几天，觉得心满意足了，便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歉意地说：
“对不住，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们。”
毛月秋连忙说：
“快莫这么讲!我们住了咯样久，您咯里招待既热情又周到，我们都领受不起了。耽误了您许多时间，还花费您不少，我们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你们，就送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钱。”
毛泽东说完，叫秘书拿来礼物，送给每人100块钱，一套新棉衣裤，还有内衣、鞋帽、蚊帐;另外送给毛月秋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睛;送给毛泽荣青蓝色呢子大衣。
毛泽东最后对文九明说：
“这次你给我送来两份厚礼。一是唐家圫的火焙鱼很香，我感谢你。二是你那条好意见，更是金不换。这样的意见我如今难得听到，你要常来。”
秘书在送毛月秋等人回招待所的路上对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置衣服，都是主席自己出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哩。”
不久，毛月秋、文东仙、毛泽荣、文九明4人回到了家乡。
再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召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他在谈话中说：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误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笔者注)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会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定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2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为非法的。”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即增加2倍多。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11月5日，中央第3次农业合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与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发胖，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乘坐专列由丹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一路上，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均到车站迎送。
11月12日12时，金日成的专列驶出天津站，于下午3时整驶入北京站。在站台上欢迎金日成的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客人。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亲切握手。
11月13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对3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还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11月22日，周恩来、金日成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一律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将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了字。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
11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胡志明，他写道：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法国总理——笔者注)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毛泽东问李四光：
“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李四光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乐观和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特别是东部新华夏系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条件，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降物’。我不同意‘中国贫油论’，我们应该打开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大的含油地区。”
毛泽东听李四光这么一说，高兴地笑了，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中财委第6办公厅拟定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时，他说道：
“10年搞掉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天下大变。改造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10年，也许只要7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笔者注)，淹不死人’。”
12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起草的电报中，对刘少奇的提法提出纠正。电报中说：
“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中写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既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原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结果在提纲写出后几易其稿，他还是不太满意，看了第7稿才比较满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补，并把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写道：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关于过渡时期的开始时间，毛泽东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说明文字：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有两年至3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
毛泽东还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提法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又在提纲中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句话后面，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月13日，毛泽东给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静文同志：
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徐悲鸿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国第2次文代会上突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静文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泽东的奔马。画面是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的昂着头，如疾风闪电似的向前飞奔。徐悲鸿在画面的右侧，用苍劲的字题写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廖静文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泽东。
田家英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走出毛泽东的住室，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找在那里读书的廖静文。毛泽东又把他叫了回去，嘱咐他说：
“要告诉廖静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时，为了说明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是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他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
“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12月15日，苏联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苏联政府是在12月2日任命尤金接替库兹涅佐夫为驻华大使的。
尤金在致词中说：我将不惜自己的一切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
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中国一贯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向全国公布。
12月19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便将报告退还给了彭德怀。
原来在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10月份制定出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提出，要在1955年1月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看了计划没有立即表态，他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于是，张震便将他们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1、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便于集中使用;2、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的保证供应，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以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语是：“此意见可注意。”
1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有关部门关于攻打金门作战费用的预算，尔后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
此前，陈毅曾对该项预算提出了不同意见。彭德怀在将预算送毛泽东审阅前，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查后看情况再决。”
毛泽东在这份预算上写的批语是：
“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5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日甚一日，这才下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来在1953年9、10月间，4月份才由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在第2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进行了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饶漱石其人，身材短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眼睛小而明亮，留有上髭。此人话语不多，且言不尽意，常常是欲言又止，作人做事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
此时的饶漱石，他一面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一面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以此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
为此，毛泽东提出：立即停止组织工作会议的议程，把饶漱石反安倒刘的事，端到大会上去解决。由于周恩来的建议，后来只是在领导小组会议上，严肃批评了饶漱石。
而此时的高岗(一说在10月，一说在冬季)，也仍然把毛泽东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他到处找人谈话，曾经找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搞掉刘少奇。
高岗到陈云处去探病，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他说：
“毛主席现在正在考虑中央是否设总书记或副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陈云说：
“近来身体不好，主要任务是养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高岗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主张设立总书记，还是设副主席为好。副主席也不要总是刘、周，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说：
“这样不妥，副主席应该由政治局讨论，由全体中央委员投票选举。”
高岗又找邓小平谈话，他说：
“毛主席说党内要分一二线，他准备退到二线，你说谁到一线接班为好?”
“那还用说，不就是他们几位吗?”
邓小平指着挂在墙上的几幅画像说。此时党内规定，正式场合只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高岗指着刘少奇的画像说：
“他不行，他不成熟，拱倒他，我们来。”
邓小平说：
“你这种想法不对，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事后，陈云和邓小平都找到毛泽东，将高岗的这些活动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
此一时期，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他的会客室里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大讲刘少奇讲话稿中的那些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以及多次批评刘少奇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以后，高岗认为时机已到，特别是在毛泽东休养期间，党中央的工作按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对，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毛泽东虽然多次当面或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错误，但是，他还是要保护刘少奇的。
过几天，毛泽东就要去杭州了。他在临行前，开了一次会议，高岗、罗瑞卿都在场。毛泽东交代说：
“我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
毛泽东又说：
“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我们大家要注意。”
当天晚上，高岗打电话给罗瑞卿说，要到罗瑞卿家里看望罗瑞卿，罗瑞卿说：
“你不要来，有事我去你那里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奉命来到了高岗的家里，高岗说：
“要好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的看着。”
高岗反复强调，要注意主席的健康，不要马虎。高岗还说：
“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罗瑞卿说：
“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
罗瑞卿告辞后，马上将高岗的话报告了毛泽东。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端了出来。他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搞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北京，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中的3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
此时，姚淑贤刚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担任医务工作。毛泽东和卫士们聊天时，他漫不经心地伸出两腿，裤管有些短，长筒线袜上有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姚淑贤看着非常惊讶。
晚上，卫士封耀松让姚淑贤给毛泽东补一件睡衣。姚淑贤看看睡衣，臂肘处已经磨得很薄了，还有一个洞。专列上没有布，只有医用纱布，怎么好用纱布补呢?姚淑贤说：
“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封耀松却说：
“用纱布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长久了，你就明白了。”
姚淑贤只好用纱布给毛泽东补好了睡衣。没想到一直到1965年，姚淑贤在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还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姚淑贤在专列上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餐车服务员把辣椒摆在她面前，毛泽东比划着手势说：
“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那边。”
毛泽东吃着辣椒比吃水果糖还有味，他笑着说：
“敢吃这种辣子，世界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毛泽东吃罢米饭，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筷子没有夹碎酱豆腐，却把那半块一起夹了起来，他稍一犹豫，就全塞进了嘴里。姚淑贤看着说：
“哎呀，多咸呀!”
毛泽东边嚼边笑着说：
“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
姚淑贤说：
“快吐了吧。”
毛泽东嚼着酱豆腐，说：
“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0大寿，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秘密地准备着晚宴。
晚上7点许，饭菜端上了桌，6个热菜：木耳炒肉、牛肉炖萝卜、苦瓜炒肉、油菜、米粉肉、鱼;4个凉菜：雪里蕻、小辣椒，豆豉、咸鱼;主食是长寿面、花卷。
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他严肃地说：
“中央已有决定，不能祝寿。你们为什么还要为我祝寿啊?”
李银桥说：
“主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分，还是可以的。”
“银桥，又是你出的点子吧?”
“主席，这次你可说错了，这是大家想到的，我们集体决定的，共同来办的。”
“哎呀，是集体决定的事，那我就不好办了!好吧，我服从，那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吧。”
李银桥见毛泽东同意了，忙招呼了一声，卫士、机要、医务等各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高高兴兴地跑了过来，围在毛泽东身边。孙勇说：
“主席，祝您生日快乐!”
“主席生日快乐!”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祝贺着。毛泽东站起身，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谢谢同志们!拿酒。”
李银桥拿来葡萄酒，在每个人面前的高脚杯里都倒上了酒。李家骥也跑到值班室里拿来了6个蒸熟的大寿桃，一字儿摆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端起酒杯，说：
“谢谢大家，祝你们健康成长!干杯!”
他和工作人员们一一碰杯，干杯。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以手示意大家吃菜。他两边的工作人员你一筷我一筷地给他夹菜，毛泽东连忙说：
“好，好了，我自己来。”
酒过三巡，该吃长寿面了，毛泽东接过一碗，吃了两口，说道：
“吃长寿面能长寿吗?祝寿能使人长寿吗?我看不能。如果能的话，那就天天吃长寿面天天祝寿就行了。这样能调节气氛才是真的。”
是日晚，毛泽东途径上海，他向前来迎接他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人谈了饶漱石的问题。
此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鼎丞问毛泽东说：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2月27日，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齐白石的90大寿。毛泽东尚在去杭州的途中，他委派工作人员送上了4件贺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山参和一架鹿茸。工作人员还说：
“毛主席祝老人家福寿康宁!”
齐白石激动地说：
“毛主席今天给我送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
这一天，全国政协和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举行了祝寿大会，周恩来也到会祝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代表文化部，授给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后来，齐白石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毛泽东的盛情，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旭日老松白鹤图》，一幅是《祝融朝日图》，献给了毛泽东。旭日象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光明与温暖;老松白鹤是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祝融朝日是指红太阳出在湖南。齐白石还应曼顾的嘱托，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
且说12月27日晚，毛泽东到达杭州，换乘小轿车驶进西子湖畔的刘庄大门，开到1号楼前。这是一座位于丁家山半山腰的楼房，绿色琉璃瓦面，金黄色琉璃瓦翘角;楼房周围有回廊亭阁相护卫。毛泽东虽然是在建国后第一次来到杭州，但他下了车还是十分高兴地对卫士们说：“到家了。”
刘庄坐落在杭州西湖西岸丁家山麓，又名“水竹居”，因它最早的主人刘学询而得名。刘庄面对六桥，北仰双峰，囊括湖山胜境。刘庄的庭院景观全是民族风格，而且是依着《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的。建国后，刘庄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更呈现出楼台隐现、回廊曲折、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以后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请看本传第七卷：九天揽月。
东方翁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野战大军继续横扫国民党残军。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禁娼戒毒的果断措施;接着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继之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果真是五洋捉鳖也。禁娼戒毒，娼妓、烟鬼瞬间绝迹;土地改革，农民无不欢欣鼓舞;镇压反革命，数十万敌特束手就擒;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及其它“联合国军”俯首讲和;三反五反，大小贪官和“五毒”奸商纷纷落马。可以说，毛公领导的每一次运动无不是轰轰烈烈，旗开得胜。短短3年间，九州处处海晏河清，盗贼亡种。人民安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思公，奋发向上，营私为耻。真可谓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以其思想、智慧和凝聚力，能使数万万人民在思想上大一统，劲儿往一处使，步子往一条道上奔，有大作为之如此者，舍毛公其谁也!读史至此，岂不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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