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第255章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话说1954年10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4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其中，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

10月10日晚，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毛泽东曾经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画有横线和圈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有50多处。如今再看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自然有许多联想。只见编者按中写道：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开展。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在编者按旁用质问的口气一连批了3句话：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他还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些话旁边，批了一句话：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10月12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访问结束。

赫鲁晓夫是苏联方面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中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苏方把旅顺港和中苏4个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关于科技合作及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一系列问题的协议。

苏联还答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毛泽东深表感谢。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经常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边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事情，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见。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在势力感到惊恐，提出要与西德重修旧好，“共御黄祸”。赫鲁晓夫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为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他还在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又附上了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何以将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来，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在问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对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评价。《红楼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人们称之为“红学”。研究“红学”的学者先后有“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之分。“旧红学派”即为“索隐派”，他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事件。“新红学派”也称“考证派”，他们则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他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过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他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诗刊《诗》月刊。

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是《红楼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辩》一书，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早在1951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为了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国家出版部门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做为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将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进行了删改、增订，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来俞平伯还应报刊的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扼要总结，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4号的“新书刊”栏目内，对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作了简要报道，并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做‘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正是由于《文艺报》这样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绝刊登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蓝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为白盾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不但不予刊载，还在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红楼梦研究》一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所提出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后来白盾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1954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当然是在开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发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他也按耐不住了，于是就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10月16日的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此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以雷霆万钧之力，无疑给了周扬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10月1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说：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座谈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座谈会。当然，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是不可缺的，另外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共49人。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郑振铎、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都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也就是尼赫鲁即将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他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笔者注）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他接着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

10月27日，毛泽东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它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10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活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他修改完毕后，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通讯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得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政治秘书，新华通讯社决定由林克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英文老师。

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10月的一天，一辆小卧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2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2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生活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政治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说：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人就是要不断地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的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他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粟裕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一说11月9日，由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10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毛泽东在京广线上的专列上（林一山说在12月中旬，未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南下的记载——笔者注），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你的根据是什么？”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恩来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11月4日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地游了一番，尔后他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毛泽东淡淡地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居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毛泽东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他心中没底。于是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前往株洲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有查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返京。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泽东的秘书通知说：

“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文运昌和文梅清两位老人，请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书还告诉他说，要把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一起请去。

前文已经讲过，文运昌年已七旬，体弱多病，难以单独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儿媳萧凤林复信之故，加之天气渐冷，致使他二次赴京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泽东的许可，于是，3人结伴同行，于10月底到达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将近一个月来，他们依旧是游览名胜，参观首都这几年的建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文运昌、文梅清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异常兴奋，连声说：“好，好。”文静纯也满口答应了。

中南海来了两辆轿车，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静纯依次上了轿车，同去的还有章淼洪和两个女儿。

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的家乡客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邹普勋，堂弟毛泽连，老朋友谭熙春，叔祖毛锡臣。在京的钱希钧、毛远耀、胡觉民等人也应邀作陪。

毛远耀是在1953年由衡阳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

毛泽连、毛锡臣、邹普勋、谭熙春4人是在9月份来到北京的，他们抵京后，住在西郊宾馆。

丰泽园里车来车往，人声喧哗，好不热闹。毛泽东用韶山口音对大家说：

“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毛泽东询问了家乡土改和生产情况。毛锡臣和毛泽连说：

“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泽东说：

“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泽东说：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最好是从南方迁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

“他们不会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乡搞习惯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

“那就听他们自己的，我不勉强。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养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

“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还田。”

毛泽东摇摇头，说：

“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是自问自答：

“后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猪牛粪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些办法，多开荒，多积肥。田多肥足，粮食也就可以增产了。”

毛锡臣说：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籽、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过去熟悉的韶山几个头面人物：

“毛吉臣还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锡臣说：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搞回来了。其余3个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绅士毛棠圃。毛锡臣说：

“毛棠圃死了。”

毛泽东问到劣绅毛明德。毛锡臣说：

“也死了。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

“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利害，会讲，跟他们搞到一起。”

邹普勋在谈话中说：

“我姐姐毛邹氏到北京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她儿子毛泽全家，很想来见见主席，只是怕打扰主席的工作。”

毛泽东听了，连忙说：

“不要紧，我马上派人去接她来。”

毛泽东的秘书应命驱车前往后勤部大院，去接毛泽全一家人。毛泽全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个女儿，先后上了车。车子经新华门驶向中南海。叶子龙笑着对毛泽全说：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乡下来了好几位亲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星期天，也都回来了。（据此可知，这一天应是在11月28日——笔者注）”

叶子龙走进会客厅，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泽全同志全家来了。”

毛泽东问道：

“他母亲来了吗？”

叶子龙说：

“同车来了。”

“婶婶来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朝屋外走去。卫士长李银桥见毛泽东起了身，也跟着向外面走去。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里，已听见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

“婶婶您好！”

毛泽东迎上前去，朝着邹氏亲切地叫着；老太太颤巍巍地移动着缠裹的小脚，端详着毛泽东，激动地喊了一声：

“主席。”

“婶婶身体还好吗？”

毛泽东拉着邹氏的手问道。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说。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3个月了。”

毛泽东转身对毛泽全、徐寄萍说：

“婶婶到北京这么久了，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

毛泽全连忙解释说：

“主席工作忙，我们怕打扰您……”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邹氏说：

“不要紧。你叫泽全打个电话给我，我抽个时间见见你，不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着，双手搀着老太太走上屋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嘱咐说：

“慢点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脚，她倚着毛泽东，慢慢地移动着小脚，也喃喃地说：

“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屋里。客人还真是不少，除了邹氏和毛泽全一家人，还有先到的毛锡臣、王季范及其子女、文静纯、章淼洪和两个女儿、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谭熙春、邹普勋、毛泽连、钱希钧、毛远耀和胡觉民一众人等。众人相互打着招呼，笑语盈盈，好一场乡亲大聚会。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及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也都回来了。刘思齐和李敏非常活泼热情，她们的两条长辫子垂在两耳后边，笑眯眯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讷则不爱说话，她只是羞涩而矜持地站在一边。

吃饭时，客厅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宾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们一桌。

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毛泽东给客人们敬了酒，又劝大家多吃菜。饭菜虽然比较丰盛，却也还是二米饭和一般的家乡菜。

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癫子”，喝起酒来讲话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泽东心目中，十六哥是一个“不大老实的人”。所以，毛泽东也不多劝他喝酒。

叶子龙从一大盘红烧肘子里挑了一块肉，放到毛泽东饭碗里，毛泽东很快吃了；叶子龙又从青年人和孩子们的餐桌上，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毛泽东，毛泽东吃得特别香。

饭后，毛泽东又和文家表兄谈起在外婆家读书的事，还背诵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对联。文运昌把带来的几本线装书拿给毛泽东看，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徐寄萍拿过一本一看，只见书中每一页都用毛笔写满了蝇头小楷。毛泽东见到自己几十年前读过的书，如今还保存完好，很是高兴，他对文运昌说：

“十六哥，你还真会保存文物啊！你可当收藏家啰。”

“泽全，”毛泽东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婶母，让她老人家过一段好日子。”

毛泽东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我一直穿到广州。”

毛泽全听了，心头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没见江青，就问道：

“主席，怎么不见江青同志？”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她是候鸟，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运昌提出请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写一个条子，为他在湖南安排一个参事之类的工作。毛泽东一听，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了，他说：

“建国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是，1年不能来的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稿费支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许多麻烦。生活确实困难的，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毛泽东又指着毛泽全、钱希钧、毛远耀等人说：

“他们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组织闯出来的，我是从不干预。”

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说，就再不做声了。

“还有，”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旗号，找湖南当地政府的麻烦。这点请你们原谅，也请你们回去跟其他的亲友说清楚。”

这一次，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在北京住了1个月，毛泽连、谭熙春、邹普勋、毛锡臣也在京住了近1个月。毛泽连等人打算回湖南去，毛泽东就说：

“十六哥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文运昌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

“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啊！”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运昌没奈何，只好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

毛泽东在客人们离京时，给谭熙春、毛锡臣这些第一次来京的人，分别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裤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来京，以前已经添置了衣物，这次就免了。

邹普勋告诉毛泽全、徐寄萍说：

“这次来京的乡亲，主席为他们添置的衣物规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运昌听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虽然生性节俭，且有不少稿费收入，但开支大，经济并不宽裕，今后可不能过多地来北京打扰主席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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