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章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
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
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话说8月6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毛泽东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2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字
1955年8月6日
后来在9月间，毛泽东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
8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毛泽东根据8月1日省市区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
8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
同时，毛泽东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月23日，毛泽东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改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在全国农村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酝酿建社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舆论中心，而且成为广大干群的实际行动。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通知中说：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它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做准备。”
8月31日，毛泽东在转发安徽省委的报告时所写的批语是：
“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份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础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做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后来在9月7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中央指示下发到全国各地。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毛泽东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他们来，是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军服。
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大家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又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说：
“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少奇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
“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邓小平连忙都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少奇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恩来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恩来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9月10日，毛泽东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再说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10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大伯资助下入小学读书，后考入长沙师范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许光达到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即黄埔军校，1927年2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低为行政5级。
这个时候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再说毛泽东在中将问题上讲话说：
“中将定的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卢仁灿的名字从开始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立即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徐立清，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在军委研究中将、少将军衔时，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最初定为少将军衔。军委把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他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7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好了序言，他写道：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决定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印发给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与会者人手一部。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2日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检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
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一说是在1953年)，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暲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地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暲忌恨在心。
傅连暲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再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毛泽东又将勋章授予十大元帅。
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授勋典礼。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授衔命令。
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来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毛泽东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后来，陶峙岳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恩来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再说这次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
粟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赓 谭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 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王平 王震 王宏坤(海军) 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华 叶飞 甘泗淇 吕正操 朱良才 刘镇(空军) 刘亚楼(空军) 许世友 苏振华 李达 李涛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农 杨勇 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 萧华 萧克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宗逊 张爱萍 陈士榘 陈再道 陈伯钧 陈明仁 陈奇涵 陈锡联 周桓 周士第、周纯全 赵尔陆 洪学智 钟期光 贺炳炎 郭天民 唐亮 陶峙岳 阎红彦 黄永胜 谢富治 董其武 彭绍辉 韩先楚 傅钟 傅秋涛 赖传珠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至此，上将共计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丁秋生 万毅 王诤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辉球 王紫峰 韦杰 文年生 方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 甘渭汉 卢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明 朱辉照 向仲华 庄田 汤平 刘飞 刘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 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平 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静 李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 李雪三 肖向荣 肖望东 肖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福善 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震 张藩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琼 张翼翔 陈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 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 罗元发 罗舜初 周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 郑维山 胡奇才 赵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喆 贺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钧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勇 黄火星 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韩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健 程世才 傅连暲 温玉成 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 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 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 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
丁盛 马宁 王猛 王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砚泉 王蕴瑞 王耀南 尤太忠 邓岳 甘祖昌 叶运高 向守志 刘丰 刘镇 刘华清 刘振华 江腾蛟 李贞(女) 李觉 李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肖全夫 吴忠 汪洋 汪东兴 张廷发 张树芝 张耀祠 陈坊仁 陈其通 钱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后来，其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又晋升少将560名。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毛泽东从北戴河回京参加了庆典。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带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带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恩来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化。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计451人。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后来，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曾经接见了华国锋，他说：
“你是我的父母官呢!”
毛泽东的幽默语言，流露出了对华国锋的赞赏。
再说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少奇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 %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10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目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他非常乐观地说：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的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那么，再有3到4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我在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提出了防“左”的问题，他说：
“省(市、区)、地、县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刹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鉴于会议已经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说：
“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关于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用11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它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道：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3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又加写了一些话，他写的是：
“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
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就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真、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10月29日下午，因为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太多，会议改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陈云首先讲话，他主要是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即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工商业者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毛泽东还说：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1年几个亿吧，10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计，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复时期3年共18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做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李烛尘在发言中还说：
“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
工商联全体执委立即起立，高声欢呼。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后，再一次讲话说：
“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搞共产了，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小越好。”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
“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写道：
“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尔后，毛泽东就陈嘉庚的来信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陈嘉庚在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中，叙述了他9月再访延安途中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时看到的情况，提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黄帝陵庙。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此件阅后，请提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这天晚上9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视察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及城市工商业等情况。11时50分，专列抵达天津，停车1小时。毛泽东在车上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听取了汇报。
11月2日清晨6时58分，专列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毛泽东召见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上午10时43分，专列抵达济南。毛泽东召见谭震林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到下午1时结束。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
晚11时56分，专列到达泰安。毛泽东在专列行进中，与被召上专列的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到达兖州，毛泽东结束了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2时25分，毛泽东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
凌晨6时45分，专列抵达徐州，停车1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到达符离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小时又10分钟。
11时45分，专列到蚌埠，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到滁州。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到浦口。25分钟后，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及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7时21分，专列到镇江。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上午10时45分，专列到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
中午12时47分，专列到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
下午4时25分，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抵达上海。毛泽东下车到游泳池游泳1小时候后，上了专列。柯庆施、许建国随毛泽东继续前行。
11月5日晨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吃过早饭，又谈到9点40分。
中午，毛泽东下车游泳1个小时。
下午2时45分，专列到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
下午7时，毛泽东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杭州。
从北京到杭州不过区区4000余里，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整整4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见了省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领导人。一时间，空中电波频传，地面上有关人员闻讯奔走，你来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为奇观也!
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连夜日。宵旰为底事，专列人如织?
11月7日，毛泽东与警卫一中队的江苏、浙江籍7名战士座谈，了解农村情况。
11月10日，毛泽东与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座谈，了解他们家乡农民们的情况。
这一天，毛泽东在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召集华东、中南地区9个省市委书记和有关人员柯庆施、陈伯达、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决议做准备。
11月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杭州会议经过讨论，搞出了一个《农业十五条》。
同时，毛泽东和陈伯达、柯庆施经过讨论，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区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毛泽东在游杭州五云山时，写下了《七绝.五云山》一诗，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代表会议，准备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7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他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3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18日或19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回了一封信。
原来，此前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动手术，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安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
11月20日，毛泽东抵达天津。他立即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会议讨论了在杭州搞出的《农业十五条》，又加写了两条，使之成为《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包括：
1、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级形式。2、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地荒山。3、12年内各地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给。4、12年内粮食亩产，秦岭、黑龙江和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黑龙江以南达到800斤。5、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若干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消灭老鼠、苍蝇、蚊子等四害。6、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修好各地必要的道路，并建立有线广播网和乡社的电话网。
《农业十七条》是毛泽东南下视察的主要成果，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形成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此是后话。
是日晚，毛泽东由天津回到北京。
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议顺利结束。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准备。
11月2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的现象，他说：
“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他还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
“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恰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么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欲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后，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们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之际，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这一话题终于可以暂且放一放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几千年军人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们也不例外。从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到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到志愿军，经过了数十年的国内战争、民族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那些领导者们多少年浴血奋战，可谓是九死一生。如今大家早已从被统治阶级转换为统治阶级了，坐在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是这样办理的。
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甚至在这支军队中，他始终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要“划分等级”了。可现在毕经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他亲自领导和培养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功臣们的要求，他已经再没有任何托词了。毛泽东的事业按照他自己的理想，目前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于是乎，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了出来。但可以肯定，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是要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请看他在1965年是如何取消军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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