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
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
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
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
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话说1956年，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势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到1956年底，中国在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1956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没有造成生产力破坏的前提下，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的胜利，使中国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议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
1956年岁末，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视察时，与和他同行的周恩来一起，乘一辆小轿车游览长沙市容。车子行驶到橘子洲，毛泽东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回忆起青年时代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洲头……’”毛泽东深情地吟罢，又对周恩来解释说：“这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水鹭洲，长岛。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洲之名写过一幅楹联。”
说罢，他不由得灵机一动，便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恩来，我出一上联，你能对下联吗?”
周恩来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吟道：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周恩来一听，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诗，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与千古不移的江洲自然融入一联，自己一时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正在思索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他看到天心阁石桩上镌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周恩来顿时高兴起来，心想：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将下联易了5个字作上联，我何不将上联易1个字来对你的上联呢!想罢，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的下联有了。你的上联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我的下联可对：‘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也正在观赏这一楹联，听周恩来如此一说，甚是佩服他的机巧灵敏，二人会意地相视而笑。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56年冬，原对联的刘策成得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视察长沙时的这一趣事，便非常兴奋地给他的朋友柳明泉写信说，周恩来总理赞扬了我的对联。
1957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这次裁军的重点是陆军，陆军中又重点裁减步兵部队，以及技术兵种中尚未装备起来和装备陈旧的部队，还有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通过裁军，到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总定额已经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第3次百万大裁军。
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
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恩来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恩来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臧克家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详和蔼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说：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地点点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于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来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他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一见赫鲁晓夫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恩来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也没想到赫鲁晓夫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就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道：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周恩来的当头一棒，不得不转换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1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人们习惯地把这次会议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关于思想动向问题，他说：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做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大学学生闹事，有些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斯大林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
“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180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说：
“1、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2、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3、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里的杂草作斗争。”
“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
1月27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他一共讲了7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治问题;农业问题。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点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
“依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统统捅出来。”
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作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分析了一年来国内的形势变化，又说道：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内容，除了国际问题以外，不久就成为他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的主要内容。
1月2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就处理在押病残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考虑到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毛泽东批示道：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方案送中央审阅。”
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写道：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2小时漂30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泳侧泳，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毛泽东是在1956年12月将《水调歌头.游泳》书赠黄炎培的，黄炎培收到赠词后，在给毛泽东的来信中曾问及何以用“极目楚天舒”一词，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故有是答。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说：
“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说：
“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说：
“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到了高级机关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
原来早在1954年，领导上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向邓拓和周扬表示，愿去文学研究所。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接着表扬了姚文元，他说：
“最近姚篷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父名姚梦生，笔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文中魁元”。
再说2月下旬，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夕的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卫士封耀松还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泽东身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纲，毛泽东早先已经修改了4遍，后来经过7次征求意见，他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现在依然在修改着。
毛泽东每临大事，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便毫无规律可言。卫士长李银桥交代封耀松说：
“你得想个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老人家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这两天两夜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喝过两茶缸麦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去打扰毛泽东。过了许久，封耀松见毛泽东放下笔，身子靠着椅背，将头往后一仰，两只手在额头上揉了揉，捏了几下，又打了个哈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抓住时机，赶紧走上前去，问道：
“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又作了一个深呼吸，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勉强说：
“不用搞别的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封耀松赶紧来到厨房，向侯师傅说明了情况。侯师傅一听就不高兴了，他嚷道：
“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烤几个芋头?”
“主席说让烤几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没办法，只好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封耀松端着碟子回来了，谁知他一进门，就听见了响亮的鼾声，近前一看，毛泽东斜靠在床垫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封耀松不敢打扰，便把碟子轻轻地放在暖气片上，退到门口坐下等候。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了一声。封耀松忙进屋去，手捧碟子小声说：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
“噢，想吃了，拿来吧。”
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地剥着皮，自得其乐地吟诵起他很早以前写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封耀松在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噜声，他蹑手蹑脚地进屋，见碟子里只剩1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睡着了。封耀松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盘子准备退出，突然感觉到毛泽东的呼噜声与往常不一样，就探过头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毛泽东嘴里竟然含着半个芋头!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不住地颤抖着!另外半个芋头还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地大声问：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声“主席”，就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唉——”毛泽东看着封耀松，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说：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着封耀松，说：
“好吧，小封，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后来，封耀松曾经回忆了毛泽东的生活情况，他说：
“毛主席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饭盒提来，2菜1汤，1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酱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饭总是手不离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饭时，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两眼紧紧盯着报纸，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盘子和嘴之间来回运动，筷子始终落到盘子的一个位置上。那是一盘空心菜，他已经夹走了半边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夹不住了。我悄悄转动盘子，让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没有感觉到菜盘的变化。停了一会儿，我又将荤素两个盘子调一个位置，毛主席依然没有察觉到饭桌上的变化。
‘嗯?’毛主席嚼了几口，突然一怔，说：‘味道不对呀?’
说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赶紧说：
‘是我把两盘菜调个过儿。’
‘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说：‘我说不对劲儿。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得那么软绵呢。’
人们都知道，毛主席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汤;差了么，1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1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酱豆腐喝下去。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当时情况确实完全如此。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边的十几年中，他老人家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了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渡、饥饿感强烈时，必定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说过：‘唉，我经常一顿饭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有脸去见他老人家啦!’”
再说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上就他整理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先讲了一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这天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需要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讲到第7部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专门讲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6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此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解决失业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说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15分钟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人民日报》关于这天的会议报道所发表的照片中，既没有刘少奇的，也没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员的。
2月28日，出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1957年3月1日，这一天是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3月1日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针对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毛泽东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如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们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毛泽东还谈到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30万份，并且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
“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衷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再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则在与会者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5个座谈会。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棵、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扫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曰白的一首诗——笔者注)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
毛泽东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共讲了8个问题。关于整风问题，他说：
“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党内的整风已进行了两次。现在共产党中央做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提出了辨别正确与错误、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他说：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泽东就整风的方针说：
“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同时，一定要防止思想上的绝对化，片面地肯定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毛泽东还说：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他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地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再说3月1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也在座。
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来得比较晚，他一走进接见厅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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