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中国要走出危机，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片面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公然决裂。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实与展望
文/岳健勇
《南风窗》（独家策划）2009.4.22-5.5 第9期
本文为未经删节的原文
2009年4月初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作为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币值不断下滑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周小川提出，IMF的特别提款权应当根据各国GDP的权重，以各自现有的外汇储备规模为准备金来发行。然而，除了俄罗斯和巴西在会前支持中国的主张外，主要大国对此建议反应冷淡。美国、欧盟和日本均明确表示反对动摇美元的地位，欧盟甚至指中国提出的增加在IMF表决权的主张不切实际。鉴于此，中国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没有进入此次G20伦敦峰会的议事日程。
中国在过去30年，埋头于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事务中一向低调，此次高调提出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主张不同寻常。而且，中国提出改革主张的时机又恰逢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全世界似乎都在翘首以盼一个崛起的中国拯救世界的时刻。但是，在超主权储备货币之说无疾而终后，中国在G20峰会上没有就挽救世界经济提出任何可行的政策主张，因而完全没有展现出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的领导世界的能力。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接受，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非常不合理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是否意味着中国有意图挑战美元霸权，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NIEO）？
事实上，中国提出该项主张是源于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不满。中国担心，美国政府通过印钞方式回购国债，将造成美元的“无序大幅贬值”（余永定语），从而使中国在美国的外汇资产进一步缩水。但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提出要改革国际储备货币，另一方面却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中国官员一再表示，购买美国国债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中国不打算改变现行的外汇储备政策。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林毅夫也认为，中国并无意挑战美元的霸权。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上将扮演何种角色、并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NIEO：失败的挑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曾在1980年代支持和声援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含义是构建民主的国际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建立公平的贸易体系，以及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从二战结束前的帝国主义时代延续而来的，在前殖民地国家战后陆续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实现独立，到19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发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时，占全球人口70%的发展中国家仅占有全球收入的30%，这种贫富差距被认为是一种不正义和不平等；而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下，北方工业化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财富分布不合理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加剧。因此，从1970年代初开始，发展中国家发起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史称“南方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把世界贫困问题纳入了国际议程，但是南北方就贫困责任的争论迄今没有终结，究竟是发展中国家应当为自身的贫困负责、抑或发达的北方国家应对此承担责任？无论如何，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大批新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适当关注。新的国际机构的建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1963年），无论在话语还是在国际制度上，都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构成了挑战。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累进税制，要求发达国家建立全球发展基金，并无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等等。著名的“依附论”则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想，“依附论”强调外部因素，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并强化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国际分工，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不发达”的根源所在。基于上述理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必须争取发达国家在国际制度和政策安排上进行调整，向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必须部分隔断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联系，通过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受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强烈抵制，但毕竟在战后主权平等的时代，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组建国际商品同盟（卡特尔），提高初级商品的出口价格，改善贸易条件，并迫使发达国家做出一定让步。例如，1973年欧佩克石油提价就直接冲击了西方经济。与此同时，战后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外交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社会主义阵营不同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不相互隔绝，而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经济政治关系。但是在西方眼中，与苏联的竞争事关西方世界的存亡，因此，南北关系受制于冷战的国际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东西方关系。在1970年代初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之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如放宽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欧共体给予非加太国家普遍优惠制待遇等等。
从根本上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成功。但困难在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受到国内购买力不足的制约，由此不可避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失业等社会政治问题。解决需求不足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给予市场准入的特惠，同时被允许限制来自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口，以便完成本国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但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条款否定了这种可能，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关税减让上争取到一定的差别化待遇。东亚四小龙是唯一的例外，其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成功，得益于美国对其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提供大量资本援助和技术转让。这是美国的冷战政策使然——即在中苏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周边树立起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样板。尽管作为冷战特殊产物的东亚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难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但东亚模式的成功大大降低了“依附论”的影响力，使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上陷入迷茫。
其实，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最终失败还有更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如普遍的政治腐败，管治能力低下等等。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重重，缺乏共同利益，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要求杂乱无章，缺乏连贯性。此外，发展中国家与大国的关系各不相同，甚至彼此间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调和，因而形不成团结统一的共同体，而是分化成各怀心腹事的诸多小集团，从而便利了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化瓦解。
进入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预示着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全面复兴，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日趋强硬，对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越来越不妥协的立场。此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已告失败。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全球化随着兴起，美国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再有任何障碍。1995年，世贸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美国主导建立了更加严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制度的规则框架，发展中国家遂面临来自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要求其全面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在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上处于全面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的角色和责任：搭便车还是另起炉灶？
冷战终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另类现代性选择的失败，还在于这种全局性的失败使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地遵照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在21世纪初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实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这对于西方来说，不亚于在南北关系的“冷战”上赢得了重大胜利。中国的经济奇迹被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引证为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逻辑结果，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发展中世界仅仅是个特例，撇除中国之外的全球基尼系数自1990年代以来大幅升高，表明除中国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变得更加贫困。中国对于全球自由经济制度（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的热衷，使得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说辞言不由衷，且流于空谈。而且，即便对于中国来说，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工业化自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就徘徊不前，众多行业被外资牢牢控制，中国对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达到惊人的程度。
笔者曾多次以“无技术工业化”的概念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无技术工业化”是冷战后西方对中国在发展战略的自由主义取向上进行诱导和施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度政治化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所谓“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中国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国内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构架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中国在本世纪初正式放弃“反霸”目标，继而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说辞，已清楚地表明中国无心挑战造就了“中国奇迹”的现存国际体系，相反，中国希望能够继续搭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便车，通过与西方世界保持稳定和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维持既定的发展路线和利益分配格局。
然而，“无技术工业化”因制度性内需不足以及资源和市场的瓶颈，本身就酝酿着内生型的经济危机，并随时通过外部危机的输入被进一步放大，从而使神话般的高速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中国要走出危机，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片面依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公然决裂，那样不仅吓不倒西方，反而会使中国付出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代价，甚至可能大大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难度超乎想象，但是，中国作为经济规模世界第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着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决不在于能否延续“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路线，而在于，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市场的激烈竞争，以自身大国规模为筹码，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如西方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时，不失时机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对国际规则的修改，那将是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方式。
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无法回避的前提条件，和必须争取的外部环境，更是中国为自身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