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奥巴马与美国金融危机
：马淑贞
国外理论动态
斯洛伐克政治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yoj Zizek)2008年11月14日于英刊《伦敦书评》发表文章，对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及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了评论，认为在当前的危机中，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而是归咎于它的偏差，即疏于监管、大金融机构的腐败等等，这是之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并不能有效地应对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诺姆·乔姆斯基呼吁人们不要抱有某种幻想而给奥巴马投票，我完全赞同乔姆斯基对奥巴马获胜的真实后果的怀疑。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奥巴马很可能只会做一些小的改进，成为“有人情味的布什”。他将以一种更吸引人的方式坚持同样的基本政策，从而有效地加强被布什时代的灾难所削弱的美国霸权。
然而这种反应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遗漏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奥巴马的获胜不仅是无休止的议会斗争的另一个转变，为争取成为大多数而进行算计和操纵，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一个不抱任何幻想的坚定的左翼，当奥巴马获胜的消息传出时，哭了起来。不管我们的疑虑是什么，在那一刻，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并且参与到了人类的普遍自由中去。
康德曾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棘手的问题：是否有真正的进步历史?(他指的是道德的进步，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他总结道，进步无法被证明，但我们可以觉察出某些迹象，表明进步是可能的。法国大革命正是这样一种指向自由可能性的迹象：先前无法想像的事情发生了，全体人民无畏地坚持他们的自由和平等。对康德而言，比巴黎街头发生着的流血事件更严重的是，发生在法国的事件引起了全欧洲乃至远及海地的同情者高度的热情，在那儿，它再度引发世界性历史事件：黑人奴隶的第一次起义。可以说，当由杜桑·卢维图尔所率领的海地代表团访问巴黎并且在人民议会中得到平等、热烈的欢迎时，法国大革命最辉煌的那一刻发生了。
奥巴马的胜利是一种康德式的三重意义上的历史符号：记忆、论证、预言。一种回荡着过去长期奴隶制的记忆和为废除这种奴隶制而进行的斗争的符号；一个表明一种变化的事件；一个实现未来的希望。站在紧闭的门后过多地担心进步的怀疑主义被证明是错误的。有关亨利·基辛格——这位最后的愤世嫉俗的真正的政治家——的一件有趣的事是，他的大多数预测都是错误的。例如，当1991年反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政变发生的消息传到西方时。他立即将新政权作为既成事实予以接受。而这个新政权在三天后就垮台了。这个典型的愤世嫉俗主义者偷偷地告诉你：“难道你没有看到它确实完全关乎金钱、权力和性吗?它的原则、价值信仰只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口号吗?”这些愤世嫉俗主义者不明白是他们自己的天真忽视了对权力的幻觉。
奥巴马的胜利产生这样的热情的原因不仅仅是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取得了胜利：它表明这样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发生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所有伟大的历史断裂时期——想想柏林墙的倒塌。尽管我们都知道东德共产党政权腐败无能，但我们和基辛格一样，并没有真正相信他们会解体，我们都是愤世嫉俗的实用主义的受害者。奥巴马的胜利至少在选举进行的前两个星期就清楚地被预见了，但它仍然让人感到意外。
胜利之后，真正的交锋开始了：即这次胜利究竟能带来什么?特别是在“9·11”事件和目前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布什总统“9·11”后对全体美国人民的演讲和金融危机后的演讲稿听起来仿佛同一个版本，两次都诉诸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威胁，要求采取快速果断的行动。他呼吁部分地中止美国式的价值观(保障个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拯救那些特定的价值观。这些相似性从何而来?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幸福的90年代”的开始。根据福山所言，自由民主已经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了。然而，在“9·11”那天，这一时代大体上被视为正走向终结。看来，乌托邦必须死两次：自由民主乌托邦在“9·11”中的坍塌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乌托邦，现在，后者已经终结了。
金融危机使得忽视全球资本的公然不合理性已经不再可能。在与艾滋病、饥饿或者全球性变暖的抗争中，我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但总是耗用太多时间来反思，从而推迟决定。在巴厘岛召开的讨论气候变化的世界首脑会议得出的被誉为是成功的基本结论是：他们将在两年内再次会晤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紧迫性却是无条件的，一笔超越我们想像的基金立即建立起来了。拯救濒危物种，拯救变暖的地球，寻找治疗艾滋病的方法，拯救饥饿儿童……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等一等，而“拯救银行”则无条件地成为当务之急，它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恐慌是绝对的。跨国和跨党派的团结立即建立起来，为避免灾难，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恩怨在瞬间被遗忘。一笔笔巨大资金并没有用在一些比较明确的“真正”的任务上，而是用在恢复市场信心上。难道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资本是我们生活的惟一现实?其需求甚至比我们在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中最紧迫的需求更绝对?
对比一下美国用来稳定银行体系的7000亿美元和较富裕国家向较贫穷国家承诺给予的用来帮助贫困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2200亿美元，其中仅有220亿美元已经兑现。不能将粮食危机仅仅归咎于腐败、低效或政府干预。甚至比尔·克林顿也承认：“我们都有责任。”克林顿非常明确地指出，粮食危机不是个别国家或政府，而是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所颁布、由美国和欧盟长期推行的西方政策造成的——它们将粮食看作商品而不是世界穷人的一项重要的权利。非洲和亚洲国家迫于压力向农民提供政府补贴，开辟渠道让最好的土地用来栽种利润更丰厚的出口作物。这种“结构性调整”的结果是把当地农业整合进全球经济体中：粮食出口了，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而被推入血汗工厂，较穷的国家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进口食物。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被困于后殖民性的依赖中，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飞涨的粮食价格(部分地由于作物被用作生物燃料)已经意味着饥饿从海地蔓延到了埃塞俄比亚。
克林顿声称粮食不同于其他商品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回到粮食自给自足最大化的政策上来。认为我们可以让其他国家实现发展，而不用提高它们养活自己的能力，这种想法是疯狂的。至少还要补充两点：首先，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最大程度地通过财政支持农民(农业补贴占了整个欧盟预算的将近一半)来保持它们的粮食自足。其次，这张列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物品的清单应当更长一些：除了粮食(以及所有爱国者都会意识到的国防)，还有水、能源、环境、文化、教育、健康——如果它们不能留给市场，谁将来为它们作出决定?正是在这儿，共产主义问题不得不被重新提出。
2006年6月5日《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是：“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关于过去十年发生在刚果的政治暴力造成400万人丧生作了详细描述。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的哗然紧跟其后，仅仅只有一对读者夫妇的来信。《时代周刊》选错了受害者：它应该选择穆斯林妇女。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的死亡，更不用提以色列人或者美国人，比数千英寸长的无名刚果人的死亡名单更有价值。为什么?10月30日，美联社报道说，洛朗·恩孔达，这位包围了刚果东部省省会戈马的叛乱将领说，他希望同政府直接交换关于他对于一份10亿美元协议的反对意见，这份协议让中国通过修筑一条铁路和公路为代价，允许中国进入刚果巨大的矿产区。我们先把新殖民主义问题搁在一边，这项协议给当地军阀的利益构成重大的威胁，因为它将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为一个正常运作的统一国家打下基础设施基础。
2001年，联合国一份关于非法开采刚果自然资源的调查发现，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五种关键矿产资源的准入、控制和贸易上，它们分别是矿石、钻石、铜、钴和黄金。根据这份调查，当地军阀和外国军队对刚果自然资源的开采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卢旺达军队在18个月内通过贩卖矿石至少获得2.5亿美元，这种矿石主要用于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制造。报道认为，长期内战和刚果的分裂为交战各方创造了“双赢”的局面，在这场巨大的商业冒险中，惟一的输家是刚果人民。在种族战争的表像下，我们可以辨别出全球资本主义的轮廓。
最大的矿产资源的开采者是卢旺达图西人，14年前那场种族屠杀中的受害者。今年的早些时候，卢旺达政府公布的文件表明，密特朗政府是这场种族屠杀的共谋：法国为了重获影响而不惜以讲英语的图西人为代价，支持胡图族的夺权计划，甚至为他们提供武器。法国对指控的反驳是认为其毫无根据。将密特朗送往海牙国际法庭，即便是其死后，这将跨越一条重要的界线：第一次将一位假装保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西方主要政治家送上审判席。
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特别动员在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出台，用以反击这种对当前秩序的威胁。例如，法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居伊·索尔孟(Guy Sorman)在阿根廷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这次危机将是短暂的。”索曼这样说正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需求：将局势重新正常化。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这种自身受到政策鼓励、由技术创新和企业化所推动的新与旧之间的不断更替带来了繁荣，尽管，那些因为这一进程使得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成为多余而流离失所者会对此表示可以理解的反对。”这种重新正常化与其对立面——恐慌共存。它由当局引起，目的在于迫使公众愿意将他们提出的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提议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案予以接受。索曼承认，市场充满了不合理的行为，但他很快补充，“用行为经济学来为恢复过度的政府管理提供合法性是荒谬的”。无论如何，政府不比个人更具理性，并且它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后果，他接着说：“民主政府与舆论制造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当面临经济周期和政治压力时，拯救和保护曾经很好地为人类服务的体系，而不是以它的不完美为借口改变它，并使之恶化。然而，这个教训无疑是最难用公众舆论所能接受的语言来表达的。所有可行的经济体中最好的一种事实上也不是完美的。无论经济学发现的真理是什么，自由市场最终只是人类属性的一种反映，它本身很难完美。”意识形态的功能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来描述：为了维护现有的制度，反对任何严厉的批判，就把这种制度合法化为人类本性的一种直接表达。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不可能使我们因祸得福，我们应当赶紧从梦中醒来，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资本主义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说辞或故事来伪装自己，如何对危机进行概念化。当事物正常运行的秩序被痛苦地打断时，这就打开了一个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竞争的领域。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德国，希特勒赢得了竞争，从而确定用哪一种叙述来解释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及其出路；1940年的法国，贝当的叙述在寻找法国战败的原因的竞争中获胜。因此，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在当前的危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是强加一种叙述，即不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而是归咎于它的偏差，即疏于监管、大金融机构的腐败等等。
要反对这种倾向，必须坚持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种体系本身的何种“缺陷”造成了这些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这里，我们首先必须铭记在心的是，这次危机的起源是某种“仁慈”：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为了促进房地产投资从而保证经济的发展和避免衰退，一个跨越了党派界限的决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危机是美国七年前避免一场衰退的代价。
因而危险在于，关于危机的主流叙述将不是试图把我们从梦中唤醒，而是让我们继续沉睡在梦中。我们应该担心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的后果，也包括重新发动“反恐战争”和美国的干涉主义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诱惑。奥巴马的胜利不能决定什么，但是它扩展了我们的自由，从而扩大了我们决策的视野。无论发生什么，它将在我们依然黑暗的世界里保留一种希望的迹象，它表明最终的发言权不在现实主义的愤世嫉俗者那里，无论他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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