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演进及传播
朱安东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是用各种新的名词术语和方法重新包装过的新古典经济学。
这个学派的核心组织是于1947年4月在瑞士成立的“朝圣者学社”，其成员主要来自两个学派，即以哈耶克为首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二战结束后不久，哈耶克从英国来到了美国，后来加入了芝加哥大学。风靡转型经济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也于1960年代初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由此，芝加哥大学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
极端保守的立场
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任何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他们无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顽固地坚持新古典的学说，认为政府只要提供国防和法律体系就行了，其他事情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处理，而且市场能够处理得很好。同时，他们把危机、萧条以及其他市场失衡的情况都归因于政府政策失误等非市场的、外生的因素，坚持认为，“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为严重，政府应当尽量少地干预经济。
由于他们的这种极端保守的立场不为绝大部分学者和公众所接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当时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影响不大。甚至到了1970年代初，弗里德曼（以及共和党籍的总统尼克松）甚至还宣称自己也是凯恩斯主义者。
鼓吹“智利奇迹”
1970年代滞胀的出现严重打击了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派，同时也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机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极大地增强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经费被投入到芝加哥大学等相关机构，资助新自由主义学者作研究、办杂志以及开研讨会等。媒体也适时跟进，进行相关报道。当时美国主流媒体不断宣称“凯恩斯已经死了”，以至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专门撰文进行反驳。
有意思的是，为了支持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分别访问过智利并与皮诺切特面谈。虽然这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了不少非议，但随着媒体大肆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到1980年代初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已经从意识形态变为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当然，这时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新添了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的学术流派。
利用转型萧条
到1980年代后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正统。19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令人失望的表现严重损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誉，许多人以为它将很快失去主流地位。但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转型及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增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并巩固了其主流地位。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更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了相当的霸气，以至于在1992年，包括萨缪尔森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40多人集体签名，专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在下面签名者，担心经济学受到了垄断的威胁。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强力推行一种方法或核心假设的垄断，并宣称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总在口头鼓吹自由竞争，却不愿意在观念的市场上实践它。”在指出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号召建设一个多元的和严谨的经济学。
但是，在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收敛。凭借着国际组织的支持和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新自由主义成了许多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大部分苏东国家陷入了所谓的“转型萧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矛盾也更加激化，以至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百姓近年来用选票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送进了总统府。这些情况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学界。
莫忘《通论》的警告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起凯恩斯在《通论》第一章给我们的警告——“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他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三化”
人们一般把新自由主义政策总结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反凯恩斯主义政策而行之，通过紧缩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以压低通货膨胀为名，制造并保持高失业，迫使雇佣劳动者接受低工资。
第二，取消和修改各种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限制工会权利。政府直接打击公共部门的工会，并纵容资本家打击私人部门的工会，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工会的衰落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斗争力量。
第三，用自由贸易冲击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经济，使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领更多的市场，攫取超额利润。
第四，资本自由流动方便了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通过所谓“威胁效应”，大大加强了各国资本家在工人面前的谈判地位。资本家可以随时以将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相威胁，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也使金融资本在面对各国政府时谈判能力大增，哪个政府的政策让金融资本不满意，就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金融资本就会对这个政府采取“纪律”措施，以资本外流来惩罚它，直至它屈服为止。
第五，私有化和解除对垄断行业的管制，使私人资本能够既在原来不能进入的行业赚取垄断利润，又为腐败、权钱交易和国有资产流失大开方便之门。
第六，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也叫金融自由化，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泡沫铺平了道路，使金融资本得以从中牟取暴利。麦多夫事件是金融欺诈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而其实它也只是冰山一角。
第七，发达国家政府把通过减少各种公共开支“节约”下来的钱，用来为富人减税，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
向第三世界传播
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主导制定并推行到世界的，他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销这种政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是通过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年来，这些国际组织已经成为迫使第三世界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急需贷款时，毫无例外地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而所谓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通过双边谈判。当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谈判的时候，总是迫使他们接受这套政策。
三是通过对第三世界的精英进行各种培训，然后再把他们派回国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在1970年代后期，美国从拉丁美洲国家招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把他们送到芝加哥大学，交给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培训，然后再把他们送回拉丁美洲，后来这些人纷纷成为本国经济界的精英，比如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中央银行行长等。而我们知道，最后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是通过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那些能够从新自由主义政策当中获利的集团，通过这些集团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发生影响。这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这些集团往往在第三世界国家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的意志往往能够变成各国的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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