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外交斗争的战略反思
郭海强
正当海峡两岸政府及民间相继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之际，日本政府悍然挑起了“9·7钓鱼岛事件”，再度引爆了这个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定时炸弹”。而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历史渊源，在今天已经无须赘述。此次事件的关键热点，在于日方不仅如以往般扣留中方渔船渔民，还首次企图引用“国内法”及启动“司法程序”逮捕、起诉中方船长，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更首度指称日本与中国在东海“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意即钓鱼岛已是日本毫无争议的“固有领土”。日本政府此番“史无前例”的举动与表态，显示日方对于钓鱼岛已由过去的模糊战略及实际控制，冒进为明白的“官方宣示”及刚性的“法理领有”，此举无疑意味着日本对中国领土领海进行赤裸裸的侵略与霸占，亦彻底粉碎了中日两国在钓岛争端方面的战略回旋空间。
目前，在中方持续加强的政治及民意压力下，日方不得不放还被其非法扣留的14名中国渔民和渔船，但仍然“依法”扣押中方船长。然而，即使日方在“10天拘押期满”后终于释放中方船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在此次钓岛事件中“大获全胜”？或者中方是否就此“鸣金收兵”而重新谋求与日方“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历来主张“理性应对中日冲突”，但他在评论此次事件时不得不承认“日本没有诚意理性解决钓鱼岛问题”，同时亦指出“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问题已发生质变”，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战略议题”。
笔者认为，在当前美国刻意制造东亚紧张局势、强力压制中国国力发展的背景下，日本此次“钓岛法理化”行径不仅意在“合法占据”钓鱼岛主权及其周边资源，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野心与图谋。因为钓鱼岛位于东海大陆架上，如果日本能够越过琉球海沟占据钓鱼岛，自然为其所主张的东海“日中中间线”争得法理地位，也就打破了中国方面以东海大陆架划分中日经济专属区的法理依据，日方就此“合理合法”地从中方夺得一半的东海权益。另一方面，钓鱼岛归属台湾省宜兰县行政管辖，而美国及日本右翼势力根据所谓《旧金山和约》及《台日和约》片面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钓鱼岛成为日本的“合法领土”，这就为未来日本介入台湾事务乃至干涉两岸统一埋下“伏笔”。尤为严峻的是，日本针对钓鱼岛主权争端所采取的“实际控制—模糊争议—合法占据”此一渐进型侵略模式一旦成立，则目前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有关国家势必效尤，甚至以之反驳中国的主权要求，被韩国侵占的苏岩礁以及被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的南海诸岛也将相继成为“合法事实”，从而形成严重冲击中国领土主权及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骨牌效应”。不久前，中国政府将南海列为国家“核心利益”的宣示，更将沦为一句笑话。
鉴于上述分析，此次钓鱼岛事件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外交事件，将对今后的中日政治走向以及东亚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更对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及发展战略的多个政策层面提出了强力挑战。在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从钓岛争端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中国安全战略及对日外交中的各种深层问题。
其一，战争与和平的常识问题。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方面坚持奉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战略判断，除1988年较为果断地夺回数个南沙岛礁外，在处理所有领土争端或边界冲突时，基本是通过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指导方针的外交谈判（亦即和平手段）来予以应对。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从今天的现状看来，“和平谈判”与“外交抗议”的效果可谓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有关各国纷纷以中方的“和平发展”作为它们侵占中国领土领海的“战略机遇期”，得寸进尺地大肆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及掠夺中国海陆资源。如日本这个“先进国家”，已经“先进”到了“合法占据”的最后冲刺阶段。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可欺之以方”，意指君子因固守规矩反被那些不守规矩的小人所欺负，中国自己单方面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在遭受外国侵略时是选择战争还是维持和平？这当然是任何一个国家最为根本的重大国策，亦是涉及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命题，但事实上又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常识问题。战争的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区别，侵略行为属于非正义战争，反侵略行为则属于正义战争，这个判断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和平高于一切”（亦即‘稳定压倒一切’）的实际政策使得这个常识判断变得模糊不清、混沌不明，以致提倡打击侵略的爱国者反被诬蔑为“破坏和平”的“爱国贼”；而在国际上，中国政府一旦在某个方面采取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立场，就会被西方国家指责为“国际安全”的“威胁者”。
《联合国宪章》在“宗旨及原则”一章里明文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似乎就是那些“和平理论”的法理依据，但此处的“国际争端”其实只是一个泛指，它包括由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等各种因素所引发的争端，而非专指“领土争端”。涉及国际间领土争端的条文则应适用这一款，“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根据此一条文，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究竟谁是“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的侵略者，可谓一目了然。
此外，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贯主张，“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五项原则的内容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但在实际运用中，“和平理论”总是片面强调末后两点，而对前三点基本上视而不见、忽略不提。实质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必须建立在“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这个最根本的前提原则之上。当一国对另一国已经进行实质性的侵略行为，试问还有何“和平共处”可言？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起的多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上述前提原则就是明确的、严正的法理依据。反观甲午战争之前的李鸿章、七七事变之前的蒋介石、二次大战之前的张伯伦，他们的“和平行为”最终收获了何种结果？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就不会有“永恒不变的和平状态”。由此可见，无原则的“和平行为”必然导致非正义战争，而有原则的正义战争才能切实地“维护和平”。这既是“战争与和平”的常识判断，又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其二，主权与经济的主次问题。一国领土决定了一国生存所必需的空间及资源，因此“维护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即为一国最根本的主权，也是一国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之后，“维护主权”就莫名其妙地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促进与维护中美日经贸关系”似乎成了中国外交的最大任务和最高原则。一旦中国与任何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或边境冲突，利益集团及其控制的主流舆论随即大唱“弱国无外交”的老调，同时极力鼓吹中国必须“对外妥协”以便继续“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力，似乎今天的新中国仍然是那个老弱病残的“东亚病夫”，似乎今天的新中国只要一搞“维护主权”就会马上亡党亡国。
对于这些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可以请教他们一个小问题：如果有人患了癌症，他应该选择马上治疗还是继续赚钱？或者是否应该等赚够了钱再去治病？事实就是，一旦拖到癌症晚期，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你的命，命都没有了，再多的钱又有何用？常识告诉我们，不论任何性质的国家、不论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发展经济以谋求生存。因此，“发展经济”只是一国生存的必要手段之一，亦只是一国政府的正常职能之一，而不可能将之无条件、无原则地拔高，使之成为国家与民族至上的生存目的以及唯一的发展目标。质言之，“发展经济”是为了有效地“维护主权”，而“维护主权”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主权与经济并非截然对立，而应该是有机结合，两者的主次关系，可谓不言自明。这同样是“主权与经济”的常识判断与辩证关系。
其三，政府与民众的合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这说明，任何中国公民都拥有参与外交事务、反对日本侵略的合法权利。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辨证的”（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2页）。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密切交往，中国广大民众亦已能够通过移民、留学、经商、劳务、旅游等多种途径“走向世界”，因此也对中国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及公共外交提出了时代要求。事实上，新中国历来就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而民间外交在较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政府外交的补充和支援，“官民合作”的新外交形态必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外交利益。
在维护钓岛主权方面，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港澳台同胞及全球华人就已积极开展“保钓运动”。随着大陆地区的社会发展，大陆方面的民间保钓团体也陆续组织起来。近年来，两岸三地的保钓行动可谓前赴后继，香港的陈毓祥烈士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由于两岸政府出于“对日外交大局”的利益考虑，对于保钓推行“消极不作为”政策，致使民间保钓行动至今未能取得实际成果。日本方面看到中方此一“软肋”，自然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实施“合法占据”钓鱼岛的战略进程。换言之，钓鱼岛之所以一步步落入日本魔掌，除了“兄弟阋墙”、两岸分裂而外人得利的历史客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大陆政府不仅自己“不作为”，反而多方压制民间保钓力量所造成的恶果。相反，如果两岸政府都能抛开私利而积极保钓，采取海警护渔、海军护航的“官民合作”模式联合进行对日斗争，则完全可以夺回钓岛的实控权，或至少可以有效遏阻日方进一步的侵略行径，从而避免出现目前的危急事态。实际上，日本政府最为忌惮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如果中国政府能够通过积极保钓来凝聚全球华人的团结力量，必能以代价最小的方式夺回钓鱼岛。
其四，军事与外交的互动问题。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军队无疑就是一国内政与外交的安全保障。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军事与外交是维护本国利益不可或缺的两个拳头，两者必须相互配合、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不过又是一个无须辩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次保钓行动及对日交涉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弱小的中国渔民，孤立无援地与强大的日本海警进行徒劳的搏斗，或者是外交部发言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强烈抗议”，而中国海军却总是“袖手旁观”，仿佛钓鱼岛与他们毫不相干。
当然，人们都明白，这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的需要，或者不愿因此引发“中国威胁论”，更为了避免在东海区域造成“国际冲突”而引致美军介入，故有如此“忍辱负重”之举。当然，中国政府自然有其更为长远的战略考虑，平民百姓难以置喙。但军方连一次积极的尝试都没有，实在难免让人质疑，更无法令人心服。07年8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关”；“全军同志要忠于使命、献身使命、不辱使命，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希望在此次钓岛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解放军对胡总的上述指示作出一个积极实践。
其五，实控与法理的矛盾问题。目前，在中国与邻国所产生的领土争端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别国实际控制着原属中国的领土领海，而中国方面往往是引用历史依据及国际法则来重申自己的“领土主权”，结果是别国根本不予理睬。别人的理由简单明了，就是“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碍于“和平发展”的战略判断，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中国政府不愿采取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但完全依靠外交谈判却根本毫无成效，这就突显出实控与法理之间的矛盾对立。当你长期不能对自己所主张的某一领土进行实际控制与行政管治，哪怕拥有再充足的法理依据也是无济于事。国际社会也会质疑，既然你说这是你的领土，那为什么不动用国家力量予以收回呢？而且时间拖得越长，此类质疑就会越大，你的所谓“法理依据”的说服力就会越小。因此，中国在未来若要切实解决领土争端，不能偏重历史因素及法理依据，更须考虑如何对被占领土实施有效管治，在实际控制的现实基础上，“法理依据”才能发挥实际效力。事实上，这正是日本逐步侵占钓鱼岛的历史进程所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结语：综上所述，面对此次钓鱼岛危机，如果中国方面仍然只是满足于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一个各自妥协的暂时解决，或者在一个司空见惯的中日关系“冷冻期”后再度与日本“和好如初”，那么，中国必将永远失去钓鱼岛主权。而中日关系将因此永无宁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成为一个泡影，这亦正是美国当初蓄意制造中日钓岛争端的用意所在。笔者认为，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存在两个策略性错误，一是对日本民族性格以及美日同盟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过于迷信发展中日经贸的战略作用；二是以儒家伦理的人际关系代替国家利益原则来处理对日外交，过分强调“友好合作”而刻意回避必要斗争。当然，这两个错误其实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一体两面”。鉴此，我们有必要针对中国传统对日外交所产生的策略错误作出一个初步反思，同时为了适应今后对日外交斗争的形势要求，中国方面亦有必要对现行对日政策作出相应的、适切的战略调整。实际上，如同治疗癌症一般，中国政府只有积极有效地解决中日钓岛争端，才能促使中日关系得以健康发展，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区域的安全与发展，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长远的战略保障。
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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