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各省1978-2008发展模式无法成为内陆各省2008后的发展模式
龙 斧 王今朝
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地大人多，各地区经济发展经常是不平衡的。改革开放初，广东、福建依靠沿海区位优势发展加工产业、两头在外、民营经济，加上向中央转移支付少，全国资金、人才东南飞，获得相对于中西部各省和东部其他各省的高速发展。随之，江苏、浙江、山东迅速兴起，大致采用广东、福建模式，减弱了后者的资本流入、人才流入等要素条件。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东、南各省的原有优势耗尽，廉价劳动力流入不再增加，甚至有所减少，世界发展中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度正在兴起，抢夺东、南各省的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各省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维持，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其中恐怕唯有上海，由于拥有庞大的科研力量，众多的国有高科技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独善其身，一枝独秀。于是，东南部的原有的产业出现向内陆各省转移的趋势。而内陆各省、市、地区不少提出承接东、南产业转移作为经济发展、自我升级的发展战略。那么，这一战略是否能够走通呢？
在我们看来，这种产业承接的发展政策仍然局限于“经济发展有多快、GDP增长有多大”的简单思维模式，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矛盾关系），没有根本结合自身地域、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必定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而从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看，它还反而增大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因此，各省必须重新思考发展模式。
二、东南各省发展模式中西部无法模仿
从东、南部模式本身看，一方面，当依靠国家政策、原有基础设施、资金、技术、劳动力、交通、通讯等国内“比较优势”发展起来后（可谓第一次优势发挥），内地成了它们资源、廉价劳动力、粗加工基地以及“先行者”的价值延伸对象，此为东、南部发展的第二次“比较优势”发挥。但另一方面，其发展主要搬套西方模式（私营经济、股票市场、原始工业化等），并未创造出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中国模式（这一点往往被GDP增长掩盖）。而从长远发展看，轰然而起的效益因市场规律等因素也必然降低；东、南部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增长空间越来越窄，而且还产生了致命的“内需不足”。由于多种原因，技术或市场结构优势（或类似优势）的价值创造周期也越来越短，企业效益从上升通道转向下降通道的速度越来越快，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人力资源稳定性下降而成本却不断上升。同时，由于沿海-内地自然资源的不对等价值创造率和技术差异性逐步缩小，沿海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在下降。结果，东、南部发展原有模式今天难以保持以往增长速率。因此，新优势（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独特优势）的创造也成为东、南部面临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
内陆各省既缺乏东、南部劳动力水平、技术，又在效益、效率上与后者存在差距；既没有“改革先行者”的相对优势，又无法获得这些优势产生的价值延伸效益；虽有丰富自然资源（从人均资源和支持自身工业发展支撑两个角度看），但无第三产业的领先优势（如金融、信息等）。再则，过去二、三十年，东、南部在人才战略、技术发展、市场扩张以及延伸价值利用等方面已在内地普遍实现，内陆各省如果亦步亦趋不仅无此相应“内地”市场与效益延伸空间，而且会致使一些原有区域优势和特色下降（如原来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第三，即使今天有些“中部崛起”的相对优惠政策，其程度难超当年深圳或浦东，全国资金和人力也不会像历史上那样地流向内陆各省。在这些宏观因素作用下，内陆各省如搬套东南部“比较优势”的传统模式和理念，不可能产生相同效率效益，惟有辩证运用现代前沿发展理念并科学结合各自优劣势条件，不断打造出有别于东、南部模式的“独特竞争优势”才行。
如果东、南部挟已有优势（从经济学看，纵然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再次率先创造出新竞争优势，中、西部将再次成为它们价值创造、实现和延伸的市场对象，内陆各省将失去改革开放中创造自身优势的机遇。因此，内陆各省的改革发展不应该被东、南部的轰然效应所迷惑（这里不是说不学习东、南部其他优势），不应走东部南部“比较优势”的老路，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不仅不会产生出那些产业在东部地区产生的经济效益，而且附加成本会高出许多倍，同时产生的腐败、环境恶化、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
三、东南各省与中西各省面临共同问题
东南各省与中西各省的差异性已如上述，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中西各省无法学习他们的经验。东南各省与中西各省还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中西部各省无需学习东南各省的经验。
1、“资源节约”问题。资源节约就是在相同资源输入量产出最大经济效益，这是经济效益、效率的根本体现。如前所述，东南各省由于有资金优势、人才优势、沿海优势，加上所谓“搞活”，经济自然快速增长，无需资源节约。以东南各省GDP占全中国比重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就是东南各省的弊病。所以，无论是可循环利用的矿产资源（一旦出口，就不能循环了），还是不可再生不可循环的煤炭石油能源，东南部各省的浪费都是首当其冲。中国中西部确实有一些能源优势，但能够利用这种优势继续搞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吗？能把宝贵的资源用于为少数人谋福利吗？劳动力自然丰富，但能否把劳动力转移为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力呢？在原始资本主义+劳动密集型技术生产模式下，这些劳动力的精力、生命在短短几十年就会耗尽，留给家庭无数的灾难，真的就成了人的生产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哪里体现以人为本呢？它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人为本还是以资本家的人为本呢？比如，温州模式不就是纽扣这样的小商品生产吗？那只不过是在中国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短暂的发展机遇，既不登西方的大雅之堂，也难说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各地能都生产纽扣吗？而温州人在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后，资本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还是用于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在欧美超级市场上疯狂扫荡呢？这是资源节约吗？这是资源的滥用。
2、重新打造各省重工业和研发机构问题。建国后30年（1950-1980），中央在各省进行工业（如湖北有武钢、武重、武锅、武船、二汽等）、大学和科研机构（湖北有华中工学院、师范大学、中科院分院等）等建设。而后30年，新的重工业、新的国家级重点大学没有建立，大学改革并没有达到应有目标，重工业发展乏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世界一流的距离尚远，钱学森、钱伟长对中国科技发展忧心忡忡。这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的综合大学模式放弃苏联的细致分工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缺少统一的产业和科技发展计划，把产业发展归结为房地产、汽车这样的简单化产品。它们很容易发展，但发展它们对社会无特别利益，对未来发展难以产生支撑，不过是看西方社会表面怎样中国就怎样罢了，根本不是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分析之上。
科学的社会发展分析结果必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大学结构的确立必须围绕重工业发展这一主题。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中国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有较高的产出水平，所以即使重工业优先发展，也不至于使普通的消费品工业和农业大受影响，不致于产生大跃进。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经非常宽松。但很显然，由于受到国家战略、区位优势、外部世界诱惑等影响，东南部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而中西部也没有很好延续这一道路。这恐怕就是中国不得不真正重视经济发展转型的原因。
3、人才使用问题。21世纪的发展竞争主要是“人才素质、结构、作用”与“优势不断创造”和“在其基础上的体制平台”以及因此产生的“决策科学性”这“四位一体”所产生的综合效益竞争。无论是恢复、巩固各省比较优势还是创造独特优势，无论是研发“资源-效益”规划还是制订“低输入、高输出”发展战略，无论是实现“资源节约”条件下的综合经济、社会高效益发展还是打造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友好环境”，都离不开高端科学研究力量的使用和发挥。
4、指导思想问题。上述建议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问题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以一些“精英”为代表的中国新自由主义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推崇在西方早已受到批判的“极端私有化、利润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与毛、邓一代人信仰、宗旨、价值观和终身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相悖，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民族素质、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行为和道德准则以及各级相关政策的制定都造成负面影响。他们一方面用GDP增长和改革开放来掩盖其价值观，另一方面对任何不同观点都冠以“否定改革开放”。他们所宣扬的“比较优势”其实是耗尽中国有限的宝贵资源+穷尽廉价劳动力从而换取剩余价值的原始积累和全面私有化模式（这和我们在这里所建议的“比较优势建立”有着本质上、性质上和决策科学上的根本差别）。当前在许多党政部门这种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并直接影响具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政策。因此，各省改革发展模式转型以在理论上消除上述影响为根本前提。
四、结论
本文分析表明，在今天中国必须进行的发展模式转型中，中西部不能通过简单承接东南部的产业转移实现发展。这是因为，过去30年的东部优势是建立在全国资金、人才、政策资源的倾斜之上。不仅这种优势中西部难以模仿，而且这种优势所产生的效果已经把中西部作为东部的价值延伸地，就如过去30年中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成为港台、日本、美欧的价值延伸地一样。结果，它们的发展至今都面临能源效率问题、重工业打造问题、人才使用问题、思想观念问题。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自己最辛苦，却让别人赚大钱，根本没有如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一代人那样想办法一举建立起自己与他国、他地区鼎足而立、平等抗衡的独特竞争优势，是一种看似聪明的蒙昧主义，带有香港、台湾一些人所带有的殖民地心理，而不是如毛泽东一代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力量、积聚自己的力量、锻造自己的力量。今天，中西部的发展战略设计不能简单地靠承接而沿袭东南各省的老路，必须走独特竞争优势道路。而中西部各地为了承接东南部的转移还彼此竞争，那就不仅是骑驴找驴，还会产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了。东南各省政府在对自己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应从源头防止这种对兄弟省市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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