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改革开放经济思想”实践的反思

对“一些改革开放经济思想”实践的反思　　

思想，应是文字、行为、结果三者的构成及其在时代中的展开，所以，对思想的描述尤须显现这些联系生成的事态，从理论-实践的模型理解思想的“是”。具体到对“一些改革开放经济思想”的叙述，现在几乎仅限于文字文本，解构了实践尺度，背离了真理-实践的检验关系，终于成了某些学者“真理的游戏”。这种情境没有真实再现“一些改革开放经济思想”中，明显存在的理论矛盾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本文的目的在于遵循思想描述的实践路线，对“一些改革开放经济思想”实践进行反思。　　

“一些改革开放经济思想”有五个要点。　　

　   一、“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思想，是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还含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但以市场经济为主，并确认这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可是，这个思想，把“市场”与“市场经济”等同使用，这就混淆了“市场”与“市场经济”的概念。根据西方经典定义，这两个概念不能同一。“市场”作为商品经过价格买卖的时空场所，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普遍存在着。“市场经济”，按斯密的叙述是以资本私有制产权为基础，以私人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以价格机制的调节为工具的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经济制度。按哈耶克的定义则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显然，“市场经济”是经斯密至今的200多年西方资产阶级定义内涵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其结构模型是：私有企业、资本家阶级、价格调节机制、利润最大化。正因如此，格隆瓦尔德（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才用 “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的提问方式，暗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私有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化，这两者的对立如何才能统一呢？　　

事实上，“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选择是对所有制的又一次革命。以市场经济为主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它固有的逻辑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和财富分配原则的重建，这些又反过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成为“很难解决的矛盾”，虽然说了许多“不可能”，又讲10个“如果”。但30年改革，描述了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逻辑演绎。　　

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计算，“2006年公私经济 GDP的比重为37%，63%”，“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李成瑞：《大变化》，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第16页，19页）　　

　  央视《今日关注》2006年12月20日播出的《从1%到65% 民营经济27年》，与李成瑞统计是一致的：1979年，中国的民营经济才占到GDP总量的不到1%，2000年，中国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 中所占比重约为42．8%，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比重约为12．6 %，二者之和约占GDP的55%。到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约为5O%，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两者相加占65%左右。 　　

据天健网2003-10-29登载的《中华工商时报 》消息，到2002年，外资企业已经达到33．4％。也就是说，中国1／3的工业产值是外资企业创造的。外资、国有、私营形成中国的三大支柱企业。　　

2004年私营企业法人单位198．2万个， 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的61%，加上个人资本占第一大比例的其它企业，如股份合作制、联营企业、其它有限责任公司、其它内资企业，比重达72 %；加上外商投资企业，则超过了80 %。另外，还有个体经营户多达3 921．6万户。2006年，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下降到44.3％（其中国有经济为32.0%、集体经济为12.3%）；非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则上升到55.4％（其中私营经济为33.0％、外资经济为19.1％、个体经济为3.3％），而且当年非公有制资产超过公有制资产的25％，其中私营经济总资产不仅超过集体经济总资产的1.7倍，还超过国有经济总资产的3 ％。　　

上述资料表明，1、在GDP的比重中，内资民营、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占65%左右，国有仅占35%；2、全国企业总数中内资民营、外商和港澳台占80%多，国有不足20%。3、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低于非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这是否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国家已经失去话语权？资本家已经不是“个别”，作为阶级又重新产生？由此引发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根本冲突？这些现实，使“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陷入极大困境。据现在披露的资料看，陈云等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始终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制度。　　

    二、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辞海对“富”的释义是财产多，财产则指拥有的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物资财富。所以，从资源稀缺规律上说，富，不属于劳动，属于占有。由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财产总是向资本集中，而广大的人民始终会处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社会主义实现了公有制，国家可以按照国强民富的意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分配财富，使人民逐步富裕。然而，先富政策实施于所谓“转型”时期，劳动者自然失去机会。在市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进程中，再加上全民（党政军民学）经商的政策，哪些可以富的一部分人结成各类联盟，基本上通过掠夺、瓜分，先富了起来。　　

众所周知，中国致富归类起来主要有：1、双轨制；2、股市圈钱；3、土地买卖；4、国企产权改革；5、占有煤矿等资源；6、房地产等。这些富人致富的速度和容易也许是世界少有。据权威部门透露，国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额资产流失。80年代每年流失500亿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亿元，21世纪每年至少流失1500亿元以上，2004年仅中央181家企业借改制就要核销资产4000亿元。按此推算，27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人均达1万元以上。大量国有资产被企业经营者、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侵吞。国资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国有小企业和70%的中型企业已改制成私营经济。全国绝大多数地市县一级已没有国有企业了。路透社上海2007年10月10日电，“中国亿万富翁人数现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人从2006年的15人猛增至108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上富润百富榜的中国人达800人，人均资产5．62亿美元。”其中“26岁的杨惠妍从其父杨国强（碧桂园董事长）得到175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中国首富。　　

在暴富们“朱门”一则，却是大量的弱势和贫困。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按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对世界各国包括非洲贫穷国家均按此标准），估算中国2003年有贫困人口214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6.6%。另据联合国数据，也按上述贫困线标准，2005年中国大陆有贫困人口2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8%。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从2001-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2006年2月26日《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美国在西方国家贫富悬殊首屈一指）、日本（同年的基尼系数为0.249）、韩国（为0.318）、及印度（为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 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基尼系数接近0.5。　　

问题在于，中国何以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显然，市场经济的资本私人占有制本身就存在着两极分化的固有趋势，“先富” 又似乎提供了不对称的政策内涵，二者在“初级阶段”的框架下嫁接。一方面说先富，另一方面也说贫难以避免。这样，可以先富的人和制定政策的人同时有了依据。推行中不仅没有预设政策限制，反而，还出台各类政策机会和政策帮助，使“固有趋势”变本加厉。与此相反，对“劳动人民”长期推行低工资政策。事实上，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分配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a、制造富裕；b、廉价劳力。这样，终于导致基尼系数接近0.5。中国富人多出在可以暴富的行业就足以证明此点。更严重的是，由于两极分化的暴富一极与政策、知识等资源密不可分，在公益行业正常工资性收入不高的境遇下，很难避免所谓权力、知识寻租，从而引发腐败。至于共同致富的构想，在国家仅存三分之一的话语权及私人资本占有制的情形下，很可能成为乌托邦。邓小平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三、用“小康”取代“四个现代化”　　

    用 “小康社会”替代四个现代化，小康的标准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目标。发展、速度、中心，都是为实现这个小康、翻两番，八百美元、一千六百美元等等。开始用钱的多少衡量国家实力，只要有钱其它矛盾都会好解决，只要人均小康，劳动者就会幸福、快乐。按公布，中国2000年实现了小康，但2005年仍有2.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人均值不是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即使2000年收入达到八百美元，折算人民币6400元，每月533元，其生活又如何呢？广大劳动者是小康，先富人的财产却千亿增长。人均资产5.2亿美元、10亿美元、175亿美元与年收入800美元、1000美元、1600美元积累起来的家产的差距又是多少？　　

这样，“以经济为中心”已成为以GDP为中心。这是美国人于1990年提出的测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概念。只看速度、只讲美元，不讲经济内涵与国家自主创新（核心技术）能力。在GDP掩盖下，小康替代四化，使中国资本唯利润、金钱是图，强力的去现代化，正如一些学者指出，中国面临拉美式殖民化道路危机。据现在披露资料，为了经济中心，中国国防现代化被搁置10多年，许多尖端技术被取消；为了市场换技术，科技现代化误入歧途（大飞机下马为典型案例），成了没有“心脏”的技术；为了农村承包制，农业现代化被小农经济消解；为了利用外资，工业现代化在衰败机械、装备工业的同时，失去“话语权”，一些国家关键行业被外资控制。　　

“小康”，指“可以维持中等水平生活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一个家庭生活概念，与“现代化”的指标、意义几乎完全不同。现代化的意思为，使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准，核心是科学技术，更为中国需要。a、中国一直是世界大国、强国、富国。1840年被西方打败，受凌辱百年；b、新中国结束了百年耻辱，但仍面临最危险时刻；c、还有台湾问题、海疆问题、边界未确定问题；d、1840年来，中国人民都强烈希望国家复兴。因此，现代化的强国富民之路，是中国人心底的呐喊。但这被认为是“开了大口”，于是“标准放低一点”，搞个家庭生活小康。按人均800美元，老百姓得不到实惠。如杨惠妍有175亿美元，另一人美元为零，两人按人均则有87.5亿美元，但美元还是姓杨，另一人一美元也用不到。还有，中国生产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包括福利) 与其它国家对比如下表：　　

　　单位:美元/小时 　　

　　国家        2003 　　

　　中国        0.80 　　

　　泰国        1.96 　　

　　马来西亚    2.09 　　

　　巴西        2.75 　　

　　韩国        9.99 　　

　　法国       17.77 　　

　　英国       17.87 　　

　　加拿大     18.44 　　

　　日本       20.68 　　

　　美国       21.86 　　

　　德国       30.60 　　

　　(资料来源: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　　　　　　

中国工人工资甚至远远低于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长期低工资政策（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也使“小康”只能成为一种“说法”。换句话说，低工资与小康意味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小康只是期许，换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先富才是事实。　　

现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了小康（800美元）。用美元衡量国家实力非常不科学。据资料反映，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　　

可这个人均美元世界第一的科威特，1990年8月2日凌晨1时至下午4时，就被伊军占领了全境。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也有很多美元，可仍被美国套住。　　

四、向亚洲四小龙学习　　

（一）“搞外向型经济”　　

从市场经济范畴描述，外向型经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西方模式。输出金融、跨国公司、技术、转嫁产业结构调整成本，以此控制输入国并获取高额利润。一种是第三世界模式。承接西方的输出，然后再把制成品从价值链的低端出口。新加坡等可算此类。这两种模式的现代化属性又如何呢？　　

现代化进程已历经几百年，世界各国（地区）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从国家关系考察，可以区分成三种属性：　　

a、自主型经济。主要依靠和创造本国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同时能取得对外交流主导权，并在一种巨大意志力的战略构想中自主发展，形成了超强的国家综合实力的属于自主型经济。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前苏联、中国前30年等。其特点是：领先（前列）的科技、强大的国防、核心的产业、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体系、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受控制、并具有政治优势。他们是世界的领袖，主流话语权。　　

b、半自主型经济。如印度、韩国、俄罗斯、中国后30年、中国台湾。　　

 c、依附型经济。新加坡、香港及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许多国家属于此类。外国公司占主导，基本受控于西方。或轻工业为主体，为他国生产廉价的日用生活品；或出口资源，成为廉价原料的出口基地；或为跨国公司提供土地（港口）。新加坡、香港虽人均CDP非常高，特别是新加坡人均GDP达到2万多美元，但经济本质是依附型的：厂是外国人的，新加坡得了财政收入和劳务收入（李光耀也说，新加坡吸收了大批跨国公司）。新加坡面积647.5平方公里，人口当时200多万（现在400多万），基本没有资源，称为“城市国家”。所谓许多“世界中心之一”，全是跨国公司的，本土基本没有实体经济，更没有核心的产业和真正核心的技术。新加坡选择这种发展道路也许没有错，但换成中国就错了。　　

造成不同类型发展模式的原因是国际分工，其趋势可叙述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显然，中国应该是自主型经济。可是，从后30年外向型经济的结果看，中国已降级为半自主型经济。　　

第一、中国1／3的工业产值是外资企业创造的　　

2003年10月29日天健网转载《中华工商时报》文章《外资国有私营三大支柱都是中国的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做了什么？》报导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答记者问较详细描述了外资情境：　　

　  据统计，上半年（2003-10-29）已达300多亿美元，全年可能超过600亿美元（去年是527亿美元），……中国正在成为最具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正在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世界市场”。　　

　   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比重， 1992年外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7．1％。到了2002年，已经达到33．4％。也就是说，中国1／3的工业产值是外资企业创造的，国有控股企业占38％；而民营企业（也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已经占全国的工业产值的29％。三家基本上共同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三大支柱。　　

   第二、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在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总体超过60%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安丰明研究表明，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万家（07年37871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477亿美元（07年783亿美元）。全球500强已有近490家在华设立了企业或机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超过1160家。73%的美资企业认为其在华赢利，37%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利润率。制造业一直是跨国公司对中国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1979-2006年间，在外商投资行业分布中，第二产业始终居于首位。其中，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在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总体超过60%，而制造业中的电子电气、汽车、化工、纺织服装、机器设备、通信设备则成为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对华产业转移较集中的行业。　　

第三、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　　

另据2004年5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反垄断处完成了一份名为《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报告显示，企业并购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在东道国市场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当前我国的软件行业、感光材料行业、计算机行业、手机行业、照相机行业、轮胎和软包装行业已经呈现垄断的趋势。如在感光材料行业，1998年以来，柯达出资3.75亿美元，实行全行业并购，迅速获取了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2003年10月柯达又斥鉅资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全面控制国内数码冲印市场。在软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基本控制了国内大中城市的饮料市场。　　

自1993年后，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国外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已达2/3，这些被外商控股的企业都是我国轮胎企业的骨干，其中包括为我国国防工业、飞机、装甲车提供配套轮胎的生产企业。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轮胎工业，多半失去了自主性，被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第四、跨国公司占据中国市场份额30%-90%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美国微软占有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 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 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富士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在手机行业、计算机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　　

    第五、科技创新能力低，尖端科技水平与西方再次拉大距离　　

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下，中国尖端科技发展被耽误。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典型叙述了中国尖端科技与西方差距再次拉大。运十大飞机下马，给中国航空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稍早于运十的空客在亏损200多亿美元后，终于与波音同占世界市场，而本应参与市场份额分配的中国，却戏剧般的上演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的悲剧。同时，国防建设也因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许多高精项目被撤销，耽误近20年。　　

（二）“从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资金周转快的显然是轻工业。为此，推崇三来一补。三来一补，确实来得快，但去得也快。　　

2009-12，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税务学会《深圳市宝安区“三来一补”优化发展策略研究》一文介绍，　　

宝安兴办三来一补1979年，实际利用外资349万美元。工缴费收入42万美元。到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4578万美元，工缴费收入1934万美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12.1倍和45倍，到1989年利用外资达23965万美元，工缴费收入达13700万美元，2000年至2009年，逐步衰落。　　

2010年07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一场企业身份的变革正在珠三角拉开》：1978年落户东莞虎门镇的太平手袋厂,竟然拉开了此后30年波峰竞逐的中国制造大潮。随后,这种“三来一补”模式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1994年2月广东“三来一补”企业出口额达150.8亿美元,占当年全省出口贸易额的30%,占全国该类出口总值的83%。到了2002年,“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盛极一时,仅东莞在册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达1.2万家。2006年开始，加工贸易受到质疑，纯粹挣劳务加工费肯定是有问题的，一系列的调控政策频繁出台以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为何去得快呢？弊大于利。　　

1）较多“三来一补”企业对中国政府“出口退税补贴”依赖较大而不注重外销利润的获取，如耐克鞋、阿迪达斯鞋的出口价格只有几十元人民币，而外商卖到国外市场后销售价达到90～120美元，巨额利润悉数由外商获得；　　

2）不少“三来一补”企业中的中方股东逐步将经营管理权放手交到外方股东手中，缺乏创建自主品牌和“本地化”“国产化”的动力；　　

3）企业在雇用员工方面违背中国劳动政策低价雇用员工，较多企业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劳动保护，使得大量内陆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年轻人身体得上“职业病”甚至遭受终身的损伤；　　

4）对环境的破坏严重；　　

5）“三来一补”企业将产品超低价销售给外商引发外国政府征收巨额惩罚性关税。　　

6）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1.77%；（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语）　　

7）“世界工厂”、“血汗工厂”，低端产业。　　

这个思想的要害，是忽视了对已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减缓了对新的重大项目的兴建。就在“三来一补”迅猛发展时，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却纷纷告急，许多大中型国企困境重重，或被跨国公司并购、或倒闭、或转制、或军转民、或苦撑。　　

（三） “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思想的要点是：1、吃点亏也干；2、不要怕动摇中国经济基础；3、用稀有金属，各种矿藏偿还（卖出廉价原料）；4、提高与他国争夺外资的竞争力，即利润空间要大于其它国家，使中国劳动力廉价。　　

截至2007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477亿美元。这些外资主要干了那些事呢？　　

第一、嫁接改造国有企业　　

跨国公司“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并非单独赚钱，更深的战略目的:1、改变国企的“国有性质”和“中国身份”，成为其子公司；2、把中国产业接轨进全球产业链，实现核心技术封杀与控制，使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无赶超的可能；3、垄断中国重要行业甚至战略行业，掌握产品价格定价权，形成垄断价格，既损害国内相关企业的利益。又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性。    　　

世界装备制造业巨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典型地表露了这些战略意图。它提交给国内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它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它的全球战略；它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我国的生产基地。另外，“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企业的基本原则。　　

第二、颠覆中国产业安全　　

关于这个问题在上文中已有叙述，现在进一步补充一些材料。　　

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称，近10年来，跨国公司对工业的市场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三分之一，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目前，中国的外资企业达60多万家，他们主要通过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等途径对中国的产业安全产生影响。　　

有数据显示，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中国工业品出口的55%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的87%以上由跨国公司完成，其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管道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　　

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获得了中国巨大的竞争优势和利益空间。例如在中国汽车业，由于大量的所谓“合资”，现在国内很难看到国内自主品牌的汽车，绝大部分都是“合资”的国外品牌，这些“合资”汽车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基本上是由外方说了算，这些车无论是品牌，还是核心零部件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而与外方合作的中资企业却没有什么话语权。　　

2008年07月17日，中国新闻网消息称：据中国产业安全中心发布的“2006/2007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指出，最近几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外资不但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态势，并且进入我国钢铁、金融、水泥等支柱企业进行并购，重点转向并购大中型企业或整体并购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我国产业控制力已被外资颠覆。　　

据专家分析，如此利用外资，不仅没有达到许多“有利于”预期，相反，危险极大。首先，外资可利用其优势产品和垄断地位操纵市场，左右价格，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将大量财富转移至国外。其次，压缩了民族经济生存空间。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第三，妨碍民族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使之在重要产品和关键技术上有可能长期受制于人。如果我国的一些关键装备部门如轴承、齿轮的骨干企业被外资并购，甚至还有可能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第四，外资对技术有强烈控制意识，并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现实情况说明，外国跨国公司投入或转让给我们的大多是所谓“适用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国际上往往是属于二三流甚至是已经过时的技术，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是很少在我国转让或投入的。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0年01月27日发表评论，美输出在线软实力占有中国互联网企业多数利润。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称互联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但目前国内互联网企业多数被外资控制。从计算机的英特尔芯片到微软的操作系统，从思科的路由器到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域名管理系统，互联网产业链上每个关键环节，基本上都由美国一个国家的公司主宰。从门户、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到博客、论坛，境外资本，特别是美国互联网资本几乎已控制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仅美国创投IDG参与投资的中国企业就有10家，许多项目是中国互联网各个领域的领头羊，包括当当网、金蝶软件、携程网等。负责控制互联网流量的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有10台都在美国，美国政府多次拒绝国际社会要求监督由美国商务部控制的ICANN。日本《选择》月刊称，互联网“秉承着基于个人同意的自治理想，却挂靠并受制于美国政府。”俄罗斯infox通讯社评论员诺维克夫对《环球时报》说，“互联网这条信息高速公路给全球参与者都带来了好处，而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当起了公路警察，企图只让符合美国价值的东西上路，还成立网络司令部来‘武装保护’，不禁让人联想起19世纪西方殖民帝国在世界争夺扩展铁路权时的场景。”目前，美国凭借在信息业中的主导地位和英语“网络第一语言”身份，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宗主国”。据统计，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有超过2/3来自美国，远远落在后面排在第二位的日本只有7%，排在第三的德国有5%。而网民人数达3亿多的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更只占0.05%。　　

第三、获取高额利润　　

过分复制新加坡模式，甚至作为国策，使中国招商引资失去理性，在提高竞争力的标签下，不顾代价地提供优惠。除放手让跨国公司并购国有资源，占据主要行业外，同样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更多的优惠条件。如税负。据税务总局调研，外资平均税负（占销售额比重）为11-12%，低于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则高达20%多。换句话说，国有企业不仅要遭受不善经营，效率低下的指责，让外资并购或控制，还要替外资缴纳一部分税，暗中补贴跨国公司。又如工资。中国工人的工资最低，仅能维持生存，简直就是17、18世纪西方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生活状况的翻版。这种赫然存在于20世纪、21世纪中国的“血汗工厂”，竟然成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再如土地。低价或象征性收点钱为外资提供土地，在中国沿海、内地比比皆是。国企、税负、工资、土地均为国家经济命脉，居然皆不顾牺牲。这些政策导演了优化外资投资环境，恶化内资投资环境的极不公平的竞争。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发展模式，使跨国公司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使命：控制关键行业，掌握定价权，挤压和弱化本土经济，迫使其接受西方一体化价值链的低端分工，以保持外资的高额利润。　　

——2001-07-11 据悉，近年来，在工程机械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了全行业的33.6％，企业利润占到了67.9％。(中国工程机械外资企业利润额已达67.9％) 。《中国橡胶工业年鉴2004》披露， 2003年轮胎行业，外资8家企业销售收入占25.94%，实现利润占65.08%；39家内资企业销售收入占74.06%，实现利润占34.92%。　　

——据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2月6日上海)报导， CEQ统计发现，美国在华公司从中国市场所获得的利润从1999年的19亿美元增长到了2003年的44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公司通过版税、授权许可、教育、咨询服务等获得的利润增长到82亿美元。2003年，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获得的利润为43700万美元。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调查，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比私营企业高3个百分点。　　

——《上海证券报资本周刊》 记者 童颖：中国酒店业外资赚了九成利润 。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0年01月27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称，美输出在线软实力占有中国互联网企业多数利润。这意味着，我国最优秀的互联网企业所创造的利润，有相当部分被美国投资者占有，极少与国民分享。　　

——香港商报报导，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是中国苏州企业贴牌生产的。这个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十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两美元。这两美元还不是最终利润，其中一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剩下的一美元中，零点六五美元用于支付来料费用，最后剩下的零点三五美元，才是中国企业所得利润。有人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百分之三十的资本，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拿走了百分之七十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对于OEM这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百分之八。报导说，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已经有舆论将中国企业比作“国际民工”。如果说中国企业仅仅拿到了最小的一部分，倒也罢了；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国渐渐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工业垃圾带来的污染，开始威胁着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对此，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中国大陆“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他说，一方面，是在国际化的产业价值链条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拿了最小的一份；另一方面，是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付出惨重的环境代价。　　

——外贸主导型的发展和外资在华势力的同步扩张，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愈益处于单纯的“打工者”地位。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等于为全球每人生产一双鞋），而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被拥有品牌和销售管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所有代工、贴牌、“三来一补”的工厂实际上都处于这一境地。在各国争相搞“出口导向”的竞争中，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实际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下降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节省近200亿美元。 　　

   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我国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比重。据有关分析，1990-200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从24%降到11%。中国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和1978年相同。显然，这仲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发展模式所决定的。　　

    现在，已十分清楚，利用外资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获得了“持续健康” 的超额增长，导致这一结果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比其它国家提供了对外资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这种“优越的投资环境”大大提升了外资的竞争力，削弱了内资的竞争力。后果是，在外资高额利润的同时，内资企业的利润却非常低，中国工人的收入也非常低，从而遏制了国内需求，使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外向型，处于附属角色。陷入这种循环的内资企业不仅学不到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还存在着丧失自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能力的危险。　　

但是，据专家研究，所有发达国家的开放都不是自由开放，而是选择性地开放，其诀窍就是要别国无条件“自由化”以打开市场，而对自己的核心利益寸步不让。美国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敏感行业”实行最严格的控制机制，直至提交参众两院审查。俄罗斯规定数千家战略性企业及国家战略资源，决不允许外资染指。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　　

（四）“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　　

这里的“经济方法”，不仅批判“行政方法”，也批判“政治挂帅”，其核心就是肯定 “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精英治理”这些西方经济管理的目标、手段和原则。“一些改革开放思想”，完全没意识到“鞍钢宪法”、“大庆精神”，这种被东方文化创新出的东方管理模式已处在世界管理思想的前列，甚至已超过当时西方管理思想和实践，所以，要求中国新建和原有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以这个观念为前提，其管理思想基本属于西方科学管理范畴：a、“经济人假设”，金钱是刺激人的最大动力；b、只重视“正式组织”；c、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规范管理和工资制度。这种管理思想只重视“物质”和“制度”，根本忽视人的精神和另一个生产主体——劳动者（见物不见人），逐渐被后来兴起的行为科学等替代。另从《工业十七条》看，对苏联的《马钢宪法》也十分赞同。当然，70年代后学习西方管理，客观上也会包含行为科学等的一些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在否定“鞍钢宪法”、“大庆精神”中国式的管理思想的前提下“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这样的学习根本丧失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流，实践中很容易诱发全盘西化。　　

其实，“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创立的管理精髓。“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下的批语：“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同样“工业学大庆”的一个重要内容， 即“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也已发展为现在的“精细管理工程”。　　

事隔30年后，引出下面的资料，再看世界对鞍钢宪法的学习与中国学者的感悟是非常有意思的。　　

许多学者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1994)明确指出，“毛主义”（指“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提高组织效率。崔之元（1996）指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而“鞍钢宪法”则是对这一逻辑的挑战，强调的是灵活生产方式，是对僵化的技术分工体系的改进。　　

“全面质量管理”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后来在西欧与日本逐渐得到推广与发展。全面质量管理的“三全”即内容与方法的全面性，全程控，全员性。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引入中国，后来管理学者们发现，这是中国的“鞍钢宪法”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后又回到了中国。日本人强调的“团队精神”以及全面质量管理的“全员性”是汲取了“鞍钢宪法”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后产生的。在全面质量管理中并没有提出“干部参加劳动”，但是它却着重体现了“工人参加管理”。重视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就是“丰田生产方式”。随后，在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后福特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是汲取了“鞍钢宪法”的精髓。福特公司在改变的管理模式中，把“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也注入了“团队精神”。此后瑞典的voi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开始，将“装配线”改造为“装配岛”，使工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装配在线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美国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美国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这些都是缘于“鞍钢宪法”的启迪。如果说西方在泰勒时代把劳工称之为“经济人”，资本家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而开设工厂，而工人则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来工作。那么提出“团队精神”之后的西方管理中则注入了“社会人”的概念，由此“社会人”的观点比“经济人”的观点有了很大进步。“鞍钢宪法”产生于中国，却在西方的现代管理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资料告诉，经过实践，全世界都承认“鞍钢宪法”是超越了“福特主义”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可在中国却遭遇否定，白白耽误30年，导致改革开放中的企业管理几乎就是“福特主义”的翻版，本来已走在前面，却再次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管理的距离。　　

（五）搞承包制　　　

承包制，即“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是把农村以单干为特点的包产到户直接嫁接到企业，它直接消解了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系统管理、组织管理和企业文化，对大中型企业冲击是致命的。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的陈寒鸣、欧阳万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与问题》（原题：《“鞍钢宪法”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对承包制的叙述如下：　　

国家决定从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到当年年底，全国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82%，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也达到60%以上。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一般是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或领导班子同企业上级行政机关签订承包合同。许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经职工民主决定。承包人一经确定，为了达到“优胜劣汰、减员增效”的目的，整个企业由承包人“重新组阁”、“竞争上岗”，企业原有干部、职工由承包人重新选聘、雇佣，许多干部、职工因此下岗失业。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职工的去留全由“老板”决定。谁上谁下，许多企业实际是由同承包人的关系疏密好恶决定的。一些企业实行全员抵押承包，或要求职工入股，职工只有缴纳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岗的权利，不然就不能上岗。职工们憾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业承包以后并没有搞好，职工们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冲击。　　

承包制从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间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显露了许多弊端，主要是承包是有期限、有指标的，承包者个人只有在承包期内获利才可以多得，这就自然地使承包者只顾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普遍地出现扩大虚假利润，以达到增加承包者自身收入的目的。此外，拚设备、拚材料、拚能耗、拚人员以求利润最大化，也是众多承包企业的常见行为，这对国有企业造或了毁坏性的重大打击。由于承包制存在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使承包制始终无法完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使企业越来越缺乏后劲。尽管改革献策者提出种种完善承包制的主张，却一无可取，完善承包制也因徒劳而告终。　　

五、结束语　　

思想包含着多少真理性，不是在理论中证明的。思想不是自然学科，靠套公式求出答案。思想属社会矛盾范畴，须用社会实践验收。为此，本文主要从后30年社会实践事实材料出发，检验“一些改革开放思想”的真理性。当然，30年改革开放按GDP衡量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2009年中国GDP总量335353亿人民币（49090亿美元），为美国GDP总量（139230亿美元）的35.25%，排名世界第三。但GDP总量并不说明国家的强大与领先，关键还要看GDP的“成分”和“质”。可以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GDP“成分”和“质”，是“小国道路”，与中国身份不适。　　

另外，这些成果又是谁享受呢？a、掌握了全国41.4%财富的1%的家庭；b、美国等。2009年中国产品为美国人节省了约1000亿美元的开支。中国加工企业接单生产后出口，只获得少数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环节的大量利润被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获得。2009年，中国对美有1400多亿美元的顺差，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同时，美国也从对华投资和服务贸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长期保持对华顺差，近5年年均增长35%。（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所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任仲平《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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