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瓶装旧酒”的图谋
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手，据说有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的这份近500页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就中国未来20年，开出了所谓的“世行药方”。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11年前的俄罗斯。当年威望更甚于佐利克的萨克斯向叶利钦推荐“休克疗法”时，叶利钦欣然笑纳，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几乎万劫不复。萨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样的普世心肠；“休克疗法”较之“世行药方”，同样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前者把俄罗斯导向了深渊，后者又将把中国导向何方？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药方的提供者，萨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还有微妙的区别。萨克斯只是纯粹的学者，他创造的“休克疗法”，早年在玻利维亚确曾取得不俗的业绩。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坑害了俄罗斯，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萨克斯是“有意谋害”，他只是食书不化，该承担责任的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但是佐利克却不同，这位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小布什“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秉承小布什“向专制宣战”的决心，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鲜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恶……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对于这一“未来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碍的中国，佐利克内心的看法和态度不言而喻。没有证据显示，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等职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观点不是出自内心，而只是应景之词；同样没有理由推测，佐利克在世界银行行长任上，就会改变他多年来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态度，毕竟美国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国，而世行本来就是美国控制的、通过迂回途径帮助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
应该说，还是美国人最了解佐利克，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巴里评价说：佐利克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美国国家利益才是佐利克心中左右切换的杠杆，“佐利克只把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旦美国短期利益甚至国内政治因此受损，佐利克就会放弃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转而倒向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佐利克之所以接受‘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只不过是希望更为睿智地使用美国的实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突然露出一副要“拯救中国”的嘴脸，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合作研究”的建议，并最终搞出个什么“世行药方”，又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他是试图用经济手段完成在副国务卿任上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未能完成的搞垮中国之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前科的人，作为中国官方政策研究权威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究竟毫无警惕之意就与其凑到一块，义无反顾地充当人家的工具和枪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家。当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年的俄罗斯也是因为有着盖达尔、丘拜斯等一批身居高位的官方经济学者与萨克斯配合默契，才会“休克”得那么彻底。今天的佐利克，完全是踩着萨克斯当年成功的脚印在走（俄之失败，即美之成功）；而今天的中国，盖达尔只会更多，绝不会罕见。
二，市场化的陷阱
“世行药方”的中心词是市场化，这对于它自己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词。遵循美国的意志，世行一直在给发展中国家开出同样的万应灵丹，其出发点正像汤姆·巴里评价的那样：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其效果更乏善可陈，搞垮了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这方面的工作经常遭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严厉批评，指责它为了美国或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过快地、不正确地、按错误的顺序引入或在不适合的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
虽然一次次地失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一次次地给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世行这些来自美国的历任行长们，却既不气馁，更不脸红，反而一次次都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疗效，而是它为治疗失败进行辩解的话语能力。现在，这个人又毫不脸红地跑到中国来了。虽然被他们奉为市场化样板的美国引发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奉行市场化理论的优秀学生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虽然近几十年唯有“半市场化”的中国一直保持着高效增长，而且最好地抵御了西方传递过来的经济危机，但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外这些人闭着眼睛大声合唱：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全市场化，目标是向欧美看齐——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利益，美国的或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书上是这么写的，在他们的眼中，书本重于事实。老师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基础条件要差得多的学生再学老师，能好吗？何况，实践证明中国现在这样适应性更好，为什么成绩好的，要学习成绩差的呢？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显然没有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重要。
三，国有企业的谜题
“世行药方”的一个重心，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促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引进外资。中国重点国企的高效率，是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而国企竟然高效，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相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话语强大的西方经济万金油理论对此当然不乏解释，他们的说法是国企效率好是因为垄断，因为享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就像从镜子里看某人，你说某人长得怎么样并没有错一样。但是，镜子中所反映的，只是某人的一个截面，而不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取任何经济现象的一个截面。但也只是一个截面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则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特定视角，而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从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的成功出发，来重新审视问题，就可能得出新的结论。国企今天在中国成功的理由，其实和私企当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设甲、乙代表了两种相反的机制，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应性，当大环境为甲时，如果乙的模式能够获得某种特殊的支持，从而得以在甲的环境中存活，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享有甲、乙两种机制的优点，克服两种模式的缺点。这就是当年全国计划体制下“深圳模式”能够突飞猛进，今天重点国企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企业能够表现优异的原因，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却不可能达到同等效果、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现的原因。
这就是国企成功的奥秘，也是“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体现。要说不平等竞争，确实存在，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对外企而言的。中国的国企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获得了相对于外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胜不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国企的原因。对于国内私企而言，国企的所谓不平等竞争影响不大，因为国企并没有涉足多少竞争性行业，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数几个战略性行业内。既然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赛，又何谈平等不平等竞争呢？国企领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间还很大。今天私企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国企垄断、挤压的问题，而是自我转型、升级的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国企是当下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说到国家竞争，人们总爱说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对于一个政权确实重要，但稳定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为什么西方大国能够左右一些小国的政权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掌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什么貌似民主的一些国家，政权实际上被掌控在资本财团的手上？不仅仅是因为竞选需要募捐，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这方面的利益交换、政策回馈只是小头。关键在于：当大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时，执政者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迁就和屈服于资本的意志。这才是最厉害的，资本家以脚投票的威力，远比选民选票的威力大，这就是财富阶层在民选国家能够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奥秘。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在开始品味：每当反腐的呼声强烈时，就有人出来说：可不能对贪官动真格的，否则当心人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当有人呼吁要对富豪加税时，也会遇到这种阻拦。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财富控制权力”这一步，迄今为止，权力还能够压住财富，原因之一就是有着强大的国企，经济命脉是掌控在政权自己手中，国外的财团不能遥控，国内的资本也不能左右。正因为如此，国企成了佐利克们的眼中钉，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资取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得逞、如愿。国企需要改革，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出路决不是所谓的打破垄断，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降低产品的价格。。佐利克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确实，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的经验曾揭示，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这只是根据某些现象提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某个天神或上帝颁布的不容改变的律法。当现象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时，结论就会改变；当观察的对象发生变化时，结论也会改变。中国的国企，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考察对象的新的市场主体。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监管，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要做到这些，以国企的性质而言，本来并不难。之所以现在成了难事，完全是因为前一步市场化的结果——通过国企海外上市，引入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成了国外投资者的钱袋，中国政府和民众反而享受不到多少收益。这些国企的管理者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以“股东利益”、“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规范”等等作为挡箭牌，抵挡来自政府的，涉及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指令，这也是他们当初极力主张国企“改革”、今天还鼓噪要进一步“改革”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国企改革，无论是为了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还是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方向都应该相反，前提应该是从境外的投资者手中赎回股份。佐利克不是说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吗？要实现这一点，到底是境外的股东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甚至是没有更好呢？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就要请问佐 利克 先生了：为什么给我们推荐一种与你自己所说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呢？
四，经济学需要变革和创新
人们有理由怀疑佐利克“难得糊涂”的动机，也有理由怀疑一些学者为虎作伥的出发点。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赞同和支持“世行药方”的人，都是企图搞垮中国以从中获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够参与核心分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只能赔钱赚吆喝。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只付出不收获，和革命烈士一样，只是因为理念。这些人从接触经济理论起，读的就是西方的书，上的就是西方的课，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他们经济方面的眼睛和耳朵，离开了这样的工具，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要他们怎么办？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经常失败，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说，用经济学理论预测，十次有九次错，对的那一次还只能归功于运气，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种强大的事后解释力，它是史上最强的“事后诸葛亮”。无论正确、失败，它事后总能得出一套说法，从而让其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就吃这一套。为了这种自慰式的满足，他们愿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考验。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国内外包括吴敬琏等人在内，这么多的经济学者谈论危机，探讨危机爆发、蔓延的根源，但很长时间内，谈的都只是表象，只是皮毛，谈不到根源与根本。反而是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一出言就直中源头。时到今天，几年过去了，当年王小东一个人的观点，已成为今日学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识，这时候，又有学者跳出来摘桃子，大言不惭仿佛这种观点原来是他独创一般——这些人就不能稍微让人不恶心一点点吗？
为什么国内外这么多的经济学者，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抵不过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王小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从他们成为俘虏的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经济现象和事实，而是透过厚厚的有色镜片来看待一样；得出的，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固定的结论。
立足于活生生的现象和事实，这本是亚当.斯密时代创造经济学理论时所秉持的基本方法，但经过这么多年逻辑和数学的繁衍，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许多方面却离基本的现象与事实越来越远；同时，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离经济学创立时代的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远。这就是经济学在今天适应性越来越窄的悲剧之所在，也是经济学急须变革与创新的原因。
当然，经济学在它原初的生长环境——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一些研究新现象和事实的成果，时有出现，甚至还获得诺贝尔奖。但一个同样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对于与西方土壤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显然缺乏跳出原来的立足点、从更根本处重新建构的能力。中国以一种西方理论明显不能涵盖的方式，横冲直闯30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够立足于中国成功的基本现实，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提炼出一套解释中国的理论——这么多的经济学家，这么丰富的事实和经验素材，长达30年几近一代人的时间，还不能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站得住脚的理论，我如果是搞经济理论的，早就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当然，从西方成形理论出发，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并非没有解释。因为必须服从于从另一种经验背景下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对于新的“不符合规矩”的成功者，只能否定。因此，中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的解释如出一辙：中国经济是不合规矩的，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它的发展是虚假的，或暂时的、偶然的，必须赶快 向西方 老师看齐，不然立马就会崩溃。这种“崩溃论”从20多年前唱起，一直没有停止，今天的演唱者所罗列的理由，和一二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区别。你们别看佐利克的“世行药方”说什么“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就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其实，这一二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嚷嚷的，没有半点新鲜。确实，今天的中国有问题（谁会没有问题？），经济需要转型，需要由依靠规模扩张向依靠技术创新转变，需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这些与佐利克们说的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五，中国的最大危险，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
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是反腐无力，以至于一些权贵家族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富。这些人拥有巨额财富后，贪婪不会停止，只会想要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权贵，希望跻身于巨富的行列，所以权贵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正因为如此，他们瞄上了现在看起来利润最丰厚的国企及其所在行业，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佐利克式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要一改起来，喝头口汤的总是他们，他们并不在乎为此将让“境外投资者”分走很大一块蛋糕。在此前的多项改革中，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实践已证明此点。
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正因为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使劲，站在台前的佐利克们和盖达尔们，才显得这么给力。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hold住中国经济的大势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势不可挡。
人们不难看到，从佐利克到中国的盖达尔，伎俩并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脚，从个人身份到药方，都有着不良前科。但是，为什么佐利克还敢于雄纠纠气昂昂地跑到中国，来兜售他的老鼠药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国的国情。他很清楚，他的对手将是谁，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盟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轻视、嘲笑他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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