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有企业就被赋予一种万众期待的伟大历史使命:建设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然而,自改革开放以 来,35年来的国有企业发展整体来说却是一个不断私有化,不断消失和灭亡的历史过程。未来十年已是最终决定国有企业发展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的党和国家、人民不能对国有企业的 历史发展和本质意义有一个清醒、深刻的认识,必将给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带来极大危险和危害。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们一直把“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当作克服私有经济弊端的根本方式。这根源于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然而,其实人们都忽视了马克 思的这种设想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条件,就是:严格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
马克思这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设想的失误之处在于:依靠某个计划中心、协调中心的科学计算,在没有商品和交换的前提下,也是不可能准确计算出那个劳动者贡献了多少 劳动量,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期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设想而设计实行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等都没有科学、合理、准确地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要求,结果都导致一种“苏式社会主义”的局面和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垮台和失败。毫无疑问,如果人类社会要想摆脱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弊端的 折磨和制约,就必须认清国有经济的本质与不足,找到真正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才行。
事实上,按劳分配作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体现、要求和结果,只有在市场经济,在商品和货币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以有效实现的。因为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的辩证统一,本身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没有产品交换,也就没有产品价值,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按劳分配。
但是,按劳分配与雇佣劳动又是格格不入的。雇佣劳动的本质是按资分配,产品的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资本没有任何理由占有产品。在产品生产中,资本的作用不过是投入了生产资料而已 ,资本家凭此仅应得到一种利息收入,而不是利润收入,根本没有理由占有整个生产成果。企业家的才能,绝不是资本的职能,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产品,在生产完成 之后所形成的价值增殖,都不可能像魔术那样凭空产生,都是生产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结果。把劳动者生产创造的产品,归劳动者所有,而不是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就是符合马克思 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要实现的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目标。遗憾的是,马克思主 义的这种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和目标,却从来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过!
我们具体分析一个国有企业,在基本生产方式上其实与私有企业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对于一个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劳动成果也是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而不是归劳动者所有,这与 私有企业一样。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也是一种雇佣劳动,只不过雇主、资本家不是私人,而是国家,这个虚拟的共同体而已。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论证过国有生产的资本本质问 题:“无论是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称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是雇 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显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国有生产只是一种过渡上需要,并非是替代私有经济制度的理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用国有经 济来克服或替代私有经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求的,不是正确合理的扬弃私有经济弊端的生产方式。
私有经济的根本弊端在于雇佣,而不仅仅是私人资本家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不足。资本存在的基础是雇佣劳动,而不是私人占有生产和私有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制的概念和内涵虽然有极大交叉 ,但并非是同一事物。私有财产在没有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同样可以存在;而私有财产一旦以雇佣劳动相结合就转变为资本。因此,雇佣劳动才是私有经济、私有制的弊端和命根所在,才是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扬弃的对象。显然,股份制无法克服私有经济的弊端,国有制也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私有经济的弊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常识告诉我们,要彻底解决私有经济的弊端,唯一的出路在于发展建设出一种劳动者无须出卖自己劳动力,也可以自由生产与生活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社会经济, 即通过某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实现按劳分配。恩格斯早就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明确指出:“所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否则,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存在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才能生存的劳动者,那么私有财产就会无限制地雇佣工人、变为资本,资本就会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获得无限增值,进而就可以征服国 家政权、民众福利、国有经济和法律、文化等等的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名的金钱社会、商品社会,之所以如此,全是由资本主宰一切的本质和力量所决定的。而资本的生命则在于雇佣劳 动,在于社会存在大量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因此,只要中国不能建立起劳动者无需出卖自己劳动力也可以自由生产与生活的生产方式,那么私有资本就将主导和决定一切,国有经济和 党的领导将被迫取消,社会就没有办法克服和解决私有经济的各种弊端,中国社会就必然要经济危机不断、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重重、人民贫穷困苦,中国就不可能崛起,人民就不可能 富裕起来。
显然,一种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要建立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经济制度不可能实现让中国长久、可持续地稳定发展的目标。中国35年来改革 开放的成功,关键不在于国有经济对私有经济的这种初步的弥补上,也不是私有经济没有了缺点弊端,而是资源与劳动力的超级低廉。在今天,劳动力和各项资源都已不再廉价,这种以雇佣 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明显将再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长久而言,中国必须在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逐渐创新、发展出一种可以让劳动者无须出卖自己劳动力就能 自由生产与生活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社会经济来,才可以从根本上克服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这种雇佣弊端,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中国崛起和民众富裕起来的目标和希望。
现在,一些人对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仍然抱有极大希望,希望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可以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并争取有一天仍然可以通过某种国有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但笔者以对社会主义问题20多年的研究为基础,认为这种把一切的希望寄托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存在上的思想和作法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
国家在理性上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诉求和目标的,国家以国有经济、国有股份、国有资本等的方式参与企业生产,的确可以一定程度上中和私人资本经济的不足。但由于国有经济仍是以 雇佣为基础的,同时国家作为企业所有者具有一种天然的不足,因此既无法有效克服私有经济的弊端,也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和人民群众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 理想和要求,同时还会制造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实是一种无法寄予希望的,早晚会被淘汰的社会生产方式。
一、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是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中国的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制定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改革政 策,主要就是应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国有市场经济”的矛盾与问题所在。要真正做到“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必须割断政府与市场中的企业的隶属关系,变国有经 济为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有两种,一种是私有经济;另一种是所有权归职工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因此,这种改革的目标和结果是很明显的:要么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要么实现真正的 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一次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所有国有企业的所有者都是国家,国有经济整体上实际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垄断企业。三中全会确定“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无疑就是要依靠这种方式,在“中和”一部分私有经济弊端的 同时,来“中和”国有经济的另一种弊端。但这种做法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有弊也有利,利在这的确可以初步弥补一下私有经济的不足;弊在这会制约市场竞争,影响市场活力,使市场经济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微观而言,国家比私人多了一份理性,却少了一份灵活和自然。以国有经济的形式去弥补私有经济的不足,实际上是以国家的理性和长处,来约束私人资本家的非理性和不足。私人资本家的 目标在于自己获利,为此可能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私人资本家的实力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容易被吞并。国有经济的参与,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但是,国有经济由于其所有者的特殊性,无疑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使市场竞争失去公平合理性,从而使社会经济失去活力而趋于僵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通过各种反垄断方式 ,来促进生产竞争和经济发展的活力。
国有经济的益处一般只有在少数、偶然的范围内存在,而且通过私人资本之间的股份制联合也可以初步弥补。但是,国有经济垄断的缺点却是时时刻刻的。资本主义经济一般长期处于低迷时 期,主要问题是缺乏增长活力。因此,长久而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最终必将会放弃这种国有经济,从而增加经济的灵活性,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将逐渐取消或降低 国有经济的比例,国有经济最终将被社会发展所淘汰。
而且,慢慢我们会发觉,在这种国有股份公司的“混合所有制”中,国有股份的存在毫无疑义。他既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也不能帮上国家的什么大忙,不但阻碍私有经济的发展, 也给国家的管理带来诸多麻烦和问题。到时候,人们就会发觉保持国有股份的存在实无必要。
国有股份的存在,在国家不能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只能为国家带来一些股息收入,利润分红。国有股份公司的其他私人股东会也觉得这不合理,会要求、排挤国有股份退出,使其可 在市场上流通,变成私人股份。而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了国有股份的私有化,进而是完成了整个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在西方国家,私有股份制企业是非常反感国有股份在其企业中存在, 与其争利的。
国有经济显然无法实现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必须改变国有经济发展的目标、价值和意义,让其真正为人民服务,去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理想才行。
二、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不过私有企业。党中央之所以在三中全会上确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也是想通过私有经济的活力来带动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从另一个方面表 明了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合理性。国家一方面不能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方面作为所有者又不得不承担国有企业的民事责任和盈亏责任。显然,只有通过这样股份制的方式来实现其尽 可能的有效经营与保值增值。
但是,关键在于,由于其所有者的特殊性,国有经济自身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没有办法在与私有企业的公平竞争中取胜。私有经济有私人资本家的努力争取,而国有经济的经理们却倾向于国 有资产的私有化。国有经济就像一块监管不利的肥肉,包括监管者自己在内,每个人都想吃上一口。
而且,一直以来,国企的利润都是归企业自有的。一旦把国企利润上缴数量多到30%,那么国企将被迫减少资本积累,进而导致国企经营困难。近年来国企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投资来维 持和推动的。但是,国家的投资显然不可持续。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持续投资,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国企由于自身竞争力的问题将纷纷破产倒闭。
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那国家就不能对国有经济的发展予以特殊照顾。因此,“混合所有制”下的国有经济,长期而言的发展趋势就是国有股份的退出或减持,就是私有化,就像改革以来其 它国有股份公司遇到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只要存在商品和货币,国有经济都将趋于逐渐灭亡,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三、国有、私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无法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福利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官民对立等等。把国企的利润拿来一部分分给社保基金,用来提高民众的福 利和社保标准也于事无补。
这不,国家在此基础上,在存在大量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利润分一部分给社保基金的情况下,也不能解决中国养老金的问题,也要延迟退休年龄,民众相当不满!即便国家把国企的利润分一 部分用以解决民众福利问题,中国人民的福利与社保标准也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甚至远远不如印度。而且,国企的利润支持只能是暂时,只解决暂时的问题,长远来说连国企都可能会消亡 。
这种“混合所有制”不能解决这些涉及民众根本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仍是建立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仍是一种资本经济。在这种雇佣经济制度下,一旦人民富裕起来, 劳动者对工资的要求就会提高,从而就会导致资本生产的利润率降低,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所谓“福利陷阱”的实质就在于此。正因为如此,政府就不敢对资本征税,就不得不 对资本百般谦让,否则资本就拒绝投资,社会经济就停滞不前,政府也没有钱做任何事。显然,西方国家的福利陷阱,实质是制度陷阱,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所导致的一种不可调和的 结构性弊病。这种“混合所有制”也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其结果和局面和西方国家将是一摸一样的。
四、国有经济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无法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控制。国有经济本质上也是资本经济,只不过以国家为资本家而已。而只要中国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允许资本购买产权, 那么中国经济就不可避免受到国际资本的控制。因为国际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只要中国也实行资本经济制度,那中国就根本无法抵御国际资本的最终控制,中国最终都要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从而最终会被殖民化。现在的世界,就是国际资本的世界,只剩下中国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而已。而国际资本是不可能让中国富强起来,从而影响其对世界的控制能力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制度和发展道路,就是其最大障碍和敌人。在混合所有制下,国际资本甚至可以通过控制国企官员、政府要员、私人资本家的方式,控制、调整国企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经济、 社会、政治的殖民化。
11月12日,草根网登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一篇文章《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尚存疑》。本文指出了中国即便在2020年实现本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目标,其所确定的实质 为“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也是有问题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姚洋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即便国企上交的利润到2020年要达到30%,国有经济在市场份额上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走势大概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的走势”。同时,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 不得不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再加上政府缺乏监督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一种“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最成功的就是新加坡,但新加坡很小,政府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国家 的经济信息,但中国“政府要掌握所有的信息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这种经济模式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显然,姚洋的逻辑是对的,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实际的。到一定时候,为了促进经济的继续增长,国家和政府势必要对剩余的国有经济做自行消亡处理,以通过满足资本家利益的方式,来鼓 励资本家进行生产投资。而资本家对利润的要求却是无止境的,进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切弊端都将统统来临,中国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届时的中国显然只能如现在的拉美阿根 廷、巴西、智利等国家。
如果中国要想克服私有经济的弊端,从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文明的发达国家,就必须在国有经济的生产方式之外寻找克服和解决私有经济弊端的新的出路和 办法。一种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相混合而成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显然是不成立、不现实、不符合逻辑的,纯粹是懵人的东西。权贵和国内外的资本家阶级们想以来迷惑13亿的普通劳动人 民,我们劳动人民自己却不能自欺欺人。在国有经济之外,找到一种更为科学有效,既能克服国有经济的不足,也能克服私有经济不足的全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13亿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
必须赋予国有经济以正确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策略。国有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必要的过渡,却不是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国有经济在克服私有经济的一部分弊端的 同时,自身也有致命的缺陷。因此,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必须尽可能的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在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要创新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 ,克服私有经济弊端的新的生产方式。一方面,确保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一定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又需要国有经济的普遍发展不能建立在国家的特殊照顾和干预之 下,一切需要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显然,只有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求,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既可以克服国有经济的弊端,也可以克服 私有经济弊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中国才有前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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