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境的突围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民间投资开放了80个示范项目。这些项目原由国家投资，现在转为让民间投资。据说是为了让“市场”发动机更强劲有力。
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些项目是否赚钱?
如果赚钱，国企为什么不保留?难道是又一次侵吞国有资产的狂潮?
如果不赚钱，谁会来投资一个不赚钱的项目?是国际资本?还是大型民营企业?还是一般民众?
假如说，三十年改革中类似做法曾带来过繁荣，那是因为巨大的市场和民生空白给了外资、民资重大的机遇。再加上贱卖国企时有发生，使一部分民资、外资获得了巨额暴利。
有一种说法，前三十年进入市场的一部分人几乎是空手套白狼，只要搞到项目就赚飞了。既不是因为民资有钱，也不是因为外资有钱。而是中国经济和市场在国退浪潮中让渡了巨大利益。
这里可以举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高盛被引进为工商银行上市的战略投资者。以每股1元价格持有了工商银行7%的股份，在股价5元附近全部出清，获利72亿。同时，在连续6年时间里，工商银行分红所得还不少于50亿。
这意味着高盛以25亿的投入，赚走了120亿的收益，六年收益近5倍。
这种生意任何一个股民都会做，何用高盛焉为?
第二个案例是房地产。在计划经济时代房子十分紧张，社会急缺房子，国家又拿不出大笔投资。
改革的措施就是1995年起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年均名义投资率20%，实际投资率33%。而无论土地购买、开发设计、建筑承包、购买装修，没有哪一个环节的资金不是主要来自银行贷款。
薛暮桥云：“我国住宅建筑是最赔钱的行业”(见《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p537)。
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在计划经济下赔钱，在市场经济下也同样赔钱。2013年房地产实际投资12万亿，产出仅仅3万亿。
因此，作为一个行业，房地产业并不因为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下就改变了投资收益属性。
房地产业在中国是如此，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两房”也照样破产。
那么，像房地产这种赔钱行业靠什么发展?靠什么回收投资收益?
答案是靠大规模金融投资来支持发展。不投入巨额资金，房地产业无法发展，中国2013年规划投资8万亿，实际投进去12万亿。
若要收回投资，只能靠分期偿付，并且依赖经济增速提供更高收入来维持个人收入的生活改善。
所以，经济要繁荣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把钱送给别人，如工商银行上市模式。送钱给人，大家掏钱只是掏个门票钱，拿回去的是高额利润。
贱卖国资、出让市场在一般意义上都属于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收获当期出让未来，姑且称之为经济管理学的第一型模式。
另外一个办法是大规模金融投资，如房地产行业。
这种行业在当期投资收益模式上是赔钱的，只能依靠大规模巨额金融支持，然后依赖长期的分期付款回收投资收益。
这个模式是出让当期收获未来，相对应地称之为经济管理学的第二型模式。
而无论经济管理学的第一型模式还是第二型模式，本质都是经济(产业、项目、产品和服务)发展需要金融投入。
只不过第一型模式的投入来自他方，第二型模式的投入来自自己。
那么我们再来回头看国务院常务会议开放的80个项目：
假如属于第一型模式，那么对不起，此路不通，贱卖国资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假如属于第二型模式，那么道路很清楚，国家自己投资，特别是宏观项目类型，并不适用自由市场的逐利。
在经济管理学中，经济类型有三种，自由市场型、宏观调控型、安全战略型，相对应的发展手段分别是自由竞争、计划调控、垄断控制。
依据国家财政目前的状况，依靠国家自己高投入解决问题，恐怕是目前国家的困境。财政有困难，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解决这个困境的药方按李克强总理的理念就是所谓的“向市场要动力”，也是李总理在会议上所说的“改革红利”。
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并不是所有项目和产品服务都适合市场自由竞争。
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看看所谓的“市场动力”是否存在。
二、私有制市场道路的衰败
市场经济理论来自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私有、自由、市场，国家财富就会增长，可以达到国强民富。
其实这仅仅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宣传，是误导和骗局：
亚当斯密以前的英国财富是依靠海盗劫掠、黑奴贸易、殖民、鸦片贸易得来的。
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英国1588年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
就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当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囤积大米，饿死孟加拉1千万人(1770年)。
古印度的香料、丝绸、大米、棉花被源源不断运进英国(不是购买，是抢掠)。并摧毁印度占据优势地位的棉纺业，大量种植鸦片。
从1600到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英国已经洗劫了印度170年。
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已经洗劫了印度240年。
这还不包括英国之前劫掠西班牙金银船和之后的美洲金银、黑奴、蔗糖、咖啡收益，也不包括在非洲获得金银和其他收益。更不包括全球开矿铸币收益。
因此，无论是亚当斯密以前还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的财富从来不是来自什么“市场”、“自由”，而是来自对殖民地的武力无耻掠夺。
诞生自由市场理论和信奉私有制的英国从1900年就被开始衰落，一战以后一蹶不振，二战以后沦为一般国家。如果国内市场是发动机，为何英国会沦落?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在1848年就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以英国本土为主要考察对象，于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以一系列著述论证了私有市场理论会带来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私有资本主义体制的灭亡。
再来看信奉私有、市场、自由的美国。
美国是靠战争夺取了今天一半的美国国土和世界殖民地。修筑铁路、开凿运河、兴建公路使美国各州负债高达120%以上。到1835年各州基本破产，并扬言不清偿债务。
但是机遇来临，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加州总督报告，发现的金矿足以支付百倍以上军费。
1847年美国产金1.2万吨，1849年美国产金55万吨，意味着美国贵金属货币增长45倍。黄金开采拯救了美国。至1855年，美国产金占世界45%。美国因为占领加州的金矿开采清偿了欧洲债务，成为贵金属时代的富国。国家建设再也不用依赖欧洲金融借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制造业机会。1939年，二次大战美国再次幸运地赢得了机会，并把德国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洗劫一空。
没有战争打败墨西哥，何以有黄金矿藏?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分红和洗劫，美国何以有繁荣?
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始终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至1991年美国显性负债已经高达10万亿美元。到2014年的今天，美国显性总负债高达20万亿美元，远超出其一年的产出，再次进入破产周期。
美国已经破产，一国之内私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早已破产。
美国目前明言重返亚洲，实则在战略后撤，退守欧洲(中国应该做好接收美国土地和企业资产的准备)。
难道一国之内私有自由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国家的衰落和破产吗?
现实很冷酷，英国如此，美国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早已指出了其理论缺陷并预言了其灭亡的途径。
但是换个角度理解，亚当斯密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自由是指对他国乃至世界自由进入权;市场是指他国乃至世界市场;私人乃是指全体国民，包括国家级的东印度公司和军队。私有是指利益归一国和一国公民所有。
全体国民和其组织自由进入他国乃至世界市场，并把所有利益归于一国或一国公民所有是增长一国财富的根本，这就是上帝之手。是上帝赋予的神圣权利!
我们看到了什么?不错，正是一国国民和组织在军队的先导下潮水般地占领世界。并且在宗教上是正义之举!
也正因此，英国、美国对私人、私有、自由、市场的上帝之手推崇备至。因为《国富论》把侵略、掠夺美化得如此巧妙，乃至于可以推销到全世界。
《国富论》发表230年以后，有着一万年智慧的古老东方可以把《国富论》奉为圭皋。但是，却用反了。因为我们的教授就是被这么教导出来的。我们的这些教授和智囊还不时地去充电，以便应对新的经济情况。并时不时地举办“中美新的特别培训班”。
《国富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世界性全球理论。
就一国内部经济而言，在1820-18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于马克思以一系列著作对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了反击，论证了“后起工业国幼稚工业保护论”。后于马克思的列宁在一国范畴内建立了公有制理论和制度。
既使是先起工业化国家的英国，在亚当斯密以后的1780-1820年代，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严禁技师、机械、图纸“闯关”出境，违者处以严厉的刑罚!
美国也同样奉行这一严厉管制政策，高技术决不允许出口，并把他国的高技术人才列入考克斯名单。
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内市场的动力发动机，一国之内的发动机只能是“幼稚工业保护论”、“技术出口控制论”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信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对他国乃至世界市场进行全民性、征伐性占领。这才是私有自由市场经济本质。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
中国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公有制力量，三年恢复时期一面抗击美国一面建设，就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的国民产值。从1953到1978年，年均增速在8-12%(一般认为在8%左右，笔者考虑了通货紧缩因素认为在12%)。
改革开放最大的功绩是激发了活力，不再僵化，但绝不是出卖资产和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共和国历史是65年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有效探索。绝不是偏离根本道路而转向马克思诅咒的私有制。
既使我们在近30多年里使用了所谓资本主义的手段，也是在政治稳定、公有制占主体核心地位的条件下使用资本主义手段。
必须清醒地估量政治稳定和公有制占主体核心的史无前例的中流砥柱作用。
若论失误，都有失误。前30年计划的过全过死、积累太高、套马克思本本;后30年灵活的过度甚至出圈、消费太快、套资本主义的本本。都没有从理论根本上总结社会主义新规律、认清资本主义旧规律，造成对道路和信念的摇摆，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赌博。
因此，深化改革是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容量和优势，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
1，保持目前经济增速7%的水平
现在全世界都在盼望中国经济高速飞腾，希望中国再次提供市场和出让利益，以便搭中国经济快车摆脱困境。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和东南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都曾昏厥过，是中国改革开放出让市场救了他们。
因此，在目前环境下必须控制中国高增速的溢出效应。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
很多短、平、快、过剩项目要压缩投资;只维持物价稳定、保障物价没有大波动;要继续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及相关产品、技术。
2，转变金融投入方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管理经济发展无论是采用一型模式还是二型模式本质都是金融投入。金融投入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财政扩张，实质是产出积累模式。就是把已经产出的价值投入再生产;这适合于市场需求稳定的简单再生产状况，特别是在短缺经济市场。在饱和经济市场，财政扩张会导致过剩。
第二种是信用扩张，实质是货币逐利模式。就是扩大金融借贷规模，增加货币收入。这适合银行资本产业。信用扩张衍生财政扩张，导致产业投入增加，拉动个人、企业、国家财政扩张。信用扩张在进入实体经济中遵守边际效益理论。边际效益越高的产业领域，金融资本越集中。如房地产业。
第三种是货币计划注入，实质是货币战略投入、直接扩张和优化经济结构。就是扩张非商业银行第三方产业资本，出让资本权利，构筑新的经济结构和形成新产业资本。
第一种财政扩张适合家庭、私营企业，但不完全适合国有企业和国家。
因为未来收益归属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来说并不归当期企业劳动者支配。产生的后果是扩大了经济和消费的非公平性。
第二种信用扩张只适合银行资本家和商业银行，这是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的主要来源。
资本主义私有银行和社会主义商业银行都是这种模式，信用扩张会产生巨大的资本垄断利润和实体产业的逐利边际效应，从而导致国家整体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失序。
第三种计划注入只适合社会主义体制。
因为这种模式是出让资本、让渡资产权利、构筑经济新系统。只有在战略上必需和优化系统缺陷时才可以使用的战略投资手段。
这种货币计划注入模式并非新鲜事物，从古代就有而且遍及全球。因为社会主义体制并不是有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才有，而是有了利益共同体以后就有，譬如家庭、家族和氏族内部。
在家族分房头的时候，一个大家族对新立房头提供资本;后辈成家单独立户;上一辈对下一辈的财产继承。都属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货币计划注入。只不过货币计划注入没有上升到更大的组织规模。
在国家层面的货币计划注入见诸史籍的，并且有国家铸币做支撑的，只有中国古代周王朝的“散鹿台之财”、“颁宝货”给新封诸侯国，属于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战略投资。
中国前30年的“拨款制”看似计划货币注入，实际是财政扩张投入。
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在政府层面应该消减财政扩张的力度、稳定信用扩张、定制完善的货币计划注入来深化金融投入体系改革。
3，目前可实行的货币计划注入领域和项目
A，教育经费：
教育以培养人、提升公民素质和技术、工艺能力为目的。从经济学的投资收益角度而言，属于纯投入，根本不存在当期收益。无论是财政扩张还是信用扩张都不合适，属于战略投入的必需项目。既然属于战略投入，那就不能使用当期收益，也不能使用信用借贷。
2012年教育经费总投入2.7万亿。对于教育本身而言，投入不高，但对于国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而言已经是大头了，占比23%。
依靠财政投入的结果是，一方面教育经费不足、质量不能持续改善，一方面国家、个人压力巨大，另外一面是企业税收沉重，还有一方面是地区差异严重非均衡。因此，教育投入模式应改为国家层面的货币计划注入。
B，科研经费：
科研能力是提升国家和产业技术、工艺水平的关键。国家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端赖于科研能力的高低和规模大小。要追赶和引领工业革命发展浪潮必须加大投入。
2012年，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刚刚达到1万亿，这对当时总量52万亿的经济规模可以说影响有限、杯水车薪，难以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换代升级。
大部分科研项目的攻关，不是一年、二年能成功，往往动则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跨度展开。况且，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攻关都能成功、都能达到预期目的。
所以，科研投入连产生短期收益都不可能，更遑论产生当期收益。用财政扩张投入压力巨大，用信用扩张投入则难以确定信用主体。因为科研开发者、实验者、研制者、生产者和使用者是一个庞大的时空链条。科研作为战略产业链只能使用计划货币注入。产生的效益是国家整体利益的收益和国家产业进步的领先收益。
C，国防经费：
国防关乎国家安全和国家及其公民的世界自由权。
没有强大先进的国防，国家利益、公民利益就没有保障。国防落后，既使富甲全球，也仍然是国际竞争中待宰的肥羊。
中华近代屈辱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全球军事安全、全球情报能力、全球自由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战略投资，只能使用计划货币注入模式。目前的投入是8千亿，尚不足1万亿，完全有必要加大投入。
上述三项投入，合计不足5万亿。应该说对于使用者而言，绝对不足。但转换投入手段和模式，对于减轻财政压力、强化民生而言绝对是巨大的释放，相当于增长50%的财政能力。而5万亿的分期、分批试点注入，对于110万亿的货币流量而言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其外溢效应可以几乎没有。既使有外溢效应，也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加以解决。
计划手段、战略手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经过探索十分成熟的经验，可以继续发挥其强大国家、富裕民生的重大职能。只有谋万世才可以某一时。
计划、战略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计划和战略手段取得成功以后，计划和战略也被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学术范畴而深入研究。
大集团公司治理的战略管理已经成为学说，并且已经发展成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学要广泛深入地对计划、战略进行研究，形成学术理论支撑，继承传统，发挥优势。不能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4，金融安全是国家关键的安全领域
就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而言，经济管理学两型模式的本质都是金融投入。
通过第二型模式，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在三千年历史上长期处于一个农业社会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缺少第二型模式的发展支撑。
既使是在今天，农民建筑住房、发展农业、渔业、木业、果业、林业经济仍然缺少第二型模式的有力支撑，更不要说发展村镇良好的卫生和公用设施。
不仅仅是农村，缺少第二型模式支撑的还有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城市危旧城区改造。
国家全国性路、电、气、信管网的建设也同样缺少第二型模式的支撑，致使全国有建设能力有技术条件上马的工程迟迟不能建设完善。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十足可恨，给予严肃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问题。但是铁道部把高铁建设起来则利在当代、功在久远。不仅有民用经济价值，更有战略经济价值。
高铁建设成功，正是采取的第二型模式，没有第二型模式就没有高铁的建设和发展。
经济管理学的第二型模式就是出让当期、收获未来，有负债是必然的。因有负债而解散铁道部是失措之举。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高铁建设是经济管理学采取第二型模式在国家层面的两项创举，突破了小农经济发展资本全额自有的认识论定式。
第二型模式在微观层面的现代企业运营中是普遍的模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有一项科目就是负债。
在国家层面，各级财政部的负债也都属于经济管理学中第二模式所产生的项目。
这种负债就金融投入三个手段来说，都属于依赖财政扩张手段所产生。
财政扩张对于金融资本来说则必然产生信用扩张。
在现代经济中，任何财政扩张都导致信用扩张。也必然产生实体产业对金融产业的拉动效应。
因此，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如美联储)必然地依赖国家、企业、个人的财政扩张。像美联储这样的资本主义核心机构极力鼓励国家、企业、个人扩张财政，直至其边际效用为零。
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本质是财政扩张，但衍生的信用扩张效益却不在国内金融业。获益的是国际银团。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市化建设都属于对经济管理学第二型模式的运用。
但是有大量财政扩张所衍生的信用扩张收益并不在国内，有必要进行清理和规范。
改革开放30年在本质上就是经济管理学第二型模式的广泛学习和运用。而且依赖前三十年打造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良好基础。
前30年则主要是第一型模式的广泛运用，并且主要是国内生产协作的第一型模式。国际协作也是以国民产值交换的方式进行，并不存在信用扩张手段的使用，也没有扩张其他国家和组织的信用，奠定了后三十年腾飞的基础和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的超越。
因此，在全球性、开放性发展的今天，经济管理学的第一型模式和第二型模式作为金融投入都需要纳入金融安全的管理和控制范畴。
第一型模式的发展要严格控制财政利益外溢(譬如高盛的获利);
第二型模式的发展要严格控制信用利益的外溢(譬如国际银行的获利);
无论是第一型模式的财政利益外溢还是第二型模式的信用利益外溢都必须纳入外交利益范畴，作为国家利益进行管控。
作为出让资本权利、扩大非银行第三方资本、建立新经济结构的货币注入的第三种金融投入方式更需要根据国家安全、国家战略进行严密计划和战略部署，作为金融安全纳入战略管理中。
货币计划注入即影响信用扩张也导致财政扩张，更影响国家战略经济体系的配置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调整。
就可行性而言，货币注入作为金融投入的第三种手段，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体制条件下存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银行制不存在出让资本权利、扩大非银行第三方资本，建立新经济系统的可能性。
因为出让资本权利、产生和扩大非银行第三方产业资本，这等于资本统治权的出让。
私有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资本统治地位必须把没一分钱管控在私人自己手里，否则就丧失了对全社会的资本统治权，同时也产生巨大的异己力量。这比调整赋税还要困难百倍千倍，是私有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灭亡因素。
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和本质是金融资本权利归特定的私人集团所有和垄断，是最大的垄断，操控着国家的命运!
除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投入和利益归属问题，还有一个金融自身整体安全的问题。
1991年底，苏联解体。
1992年2月，欧盟签订条约。
1992年9月，美资阻击英镑。
公开资料显示，索罗斯赚走10亿美元、卡瓦纳赚走3亿美元、约翰赚走2.5亿美元。摩根和化学银行赚走8亿美元。美资合计阻击赚走不少于30亿美元。
英格兰银行被打垮，利率提高到15%，汇率下跌20%，动用了150亿英镑。
最终迫使英国退出欧盟汇率体系。起到了打击了欧盟和英国，削弱欧盟和英国力量的战略目的。
1998年金融危机，马哈蒂尔说，那个家伙(索罗斯)来到我们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几十年的奋斗化为乌有。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子女被迫出售公司，颗粒无收。
这更是直接打击了一国的实体经济，阻断了经济发展。
整体金融利益在全球的布局和金融权力的争夺是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头戏，完全有必要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内。
以要言之，经济管理学的两型模式、金融投入的三种方式、国家整体金融利益安全必须作为“金融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管理范畴。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
深化改革要从保障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本身要方法和手段，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容量和优势，而不是错误理解经济学理论和错误地使用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是说明和解释经济现象，管理经济建设和发展是经济管理学。二者并不在一个层面。
经济管理学要全面权衡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利弊和使用范围，并不断总结、归纳和探索经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
社会主义公有制自身理论、制度和实践的不断探索、创新、完善才能带动国家的创新和经济创新，才能长治久安、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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