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五）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5）

五、教条主义集团的阳谋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行动开始展开，即大跃进开始，整风运动结束。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第680页透漏“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用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说明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957年10月正是“57整风运动”时期，这也可以说明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推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落实，“大跃进“实际上就是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使是薄也认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

五六年就应该执行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一直拖到二年之后的五八年六月份才开始执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党内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刘、邓教条主义集团的力量相当强大。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的回忆录《忆毛主席》中透露。中央曾立下规矩，由刘少奇和周恩来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这种工作分配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才调整。五月下旬才在党内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后人所说的‘四五八计划’实际上就是指这条规划。六月份，刘、邓主导下的宣传部门又做了些什么好事情呢？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 早稻亩产一万五千斤”，据新华社武汉３１日电　全国最先大胆提出搞水稻亩产万斤试验田的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２９日收打了试验田的早稻，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划。他们在一点二一亩田里，收到了干谷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七斤，平均亩产谷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一斤。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0434斤。

距离五月下旬，一个月时间的6月23日，亩产量就由800斤吹到了4000斤。二个月时间的7月31日，亩产量就吹到了一万斤。三个月时间的8月13日，亩产量就吹到了三万斤。四个月时间的9月5日，亩产量就吹到了六万斤。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宣传部就这么落实五月份才通过的党内正式决议。这么明显的以极左的形式破坏党内正式决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否认？１９６０年３月２日，在环江县放了亩产13万斤卫星的洪华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洪华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１９８０年，邓上台后，洪华被宣布平反。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期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活动和不同表现。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8日，刘少奇在徐水视察了一天多时光。看过许多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少奇同志还向商庄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詹登科和陪同的人提议，要大家具体地算一笔账，比如说种高粱，是种一亩亩产两万斤的合算，还是种十亩亩产两千斤的合算。少奇同志说，大概是少种、多产的合算一些，不过这就要把上面的一亩和十亩所花的工、肥、水等等细致地算算并加以比较，然后得出个结论，才能说服大家。少奇同志说，“这就需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失败了也总是小范围的，失败了也不批评。西药六○六就失败了六百零五次。我们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试验成功了就推广，试验就是为了推广。”<<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康濯。见人民日报(1958.09.18)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上面这些是刘少奇破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粮食平均亩产量计划的情况。下面再说一说，刘少奇破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粮食总产量计划的情况。

我们知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可以看作“用12年时间，粮食总产量翻一番计划”，1955年粮食总产量为3680亿斤，那1967年粮食总产量的目标是7360亿斤。1958年9月30日新华社报导，中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7千亿斤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总产量基本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后的指标。（此条消息被〈〈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一文引用）。虽然这是一条牛皮消息，但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即大家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粮食总产量的认识也就是1967年的七千多亿斤。而这七千多亿斤还只是一个估计数字，并非一个确保完成的数字，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条看出。“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耕地都要完成“400斤、500斤、800斤计划”，以上列出的地区就要按照实际情况来确定增产目标，不需要按照“四、五、八计划”死搬硬套。那1967年粮食总产量的目标7360亿斤是否真的没有一点希望呢？也不是。要实现这个计划，每年的增长率需要维持在百分之六以上才行。那这个增长率是否可行呢？我们知道195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800亿斤，同年十月开始组织农业合作社，到195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680亿斤，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七（ 2800亿斤 X 1.07 X 1.07 X 1.07 X 1.07 =  3670亿斤）。根据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历史经验来看，百分之六的增长速度还留有一个百分点的余地。连续12年6%的增长速度，粮食总产量即可由3680亿斤增加到7300亿斤。“用12年时间，粮食总产量翻一番计划”并非高不可攀。那刘少奇又作了什么呢？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6-7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千亿斤到1万亿斤。此时距《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通过时间为三个月。而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的时间是1964年，粮食产量达到7000亿斤的时间是1966年。1958年10月，西安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到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必须保证1.5万亿斤,力争达到2万亿斤。刘少奇想用1958年一年的时间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应该用12年时间完成的任务，又想用1959年一年的时间在7360亿斤的基础之上再翻一番。毛主席总结为“形左实右”。个人看法，这已经不是工作失误的左、右问题，根本就是蓄意而为的搞破坏。现在，人们说到这些事情都栽到极左派的头上，栽到毛主席头上。真实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没有极左。这些“极左事件”只不过是右派和极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搞出来的而已。改革开放后，为了将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大跃进”歪曲成高指标、浮夸风的“大跃进”，有不少文章都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以此来将刘少奇人为祸害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毛主席。而实际上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农业十七条〉〉、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60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都没有关于粮食总产量的具体规定，只有不同地域的粮食亩产量的规划，57年、60年的纲要中更是加上了“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的内容。也就是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只是一个长远规划，具体目标应该看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１９５８年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中粮食产量为达到3920亿斤。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以1955年粮食3680亿斤为基数，12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平均年增长率6%来计算，1958年粮食产量的计划目标应该为4380亿斤，3680亿斤 X 1.06 X 1.06 X 1.06 = 4380亿斤。也就是说二月份批准的国家计划(1958年3920亿斤)还没有按照12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目标来作计划，三月份成都会议批准的国家计划(1958年4316亿斤)已经是按照12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目标来作计划了。但决不是按照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来作计划。如果按照这个目标来作计划，年增长率必须达到8.8%,那1958年的粮食产量目标应该为3680亿斤 X 1.088 X 1.088 X 1.088 = 4730亿斤。4730亿斤  -  4316亿斤  =  414亿斤。400亿斤的差距足以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按照12年翻一番的目标来作，而不是按照1967年1万亿斤的目标来作。改革开放后宣扬的此条信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967年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3652亿斤增加到1万亿斤”很有可能是农业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个是否能达到的目标数字，后来为了嫁祸毛主席而故意宣传为必须达到的目标数字。新出版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也对成都会议大肆批评，说什么生产指标，一涨再涨。涨得再厉害，也在十二年翻一番的框架之内。而对于刘少奇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6-7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则一句批评的话都看不到。高指标的责任也竟然全部推卸到十二年翻一番的计划上来了，推卸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了。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意气风发的向大家宣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要提了。对于这一决策，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提出质疑“《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农业说少了，以后究竟怎么干？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见《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这一句话又戳穿了刘邓教条主义集团精心编造的谎言。柯庆施一直被刘邓教条主义集团打扮成支持毛主席瞎折腾的极左派人物。而这个极左派人物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认识，对1967年粮食总产量的目标竟然只有区区6000亿斤，连粮食产量12年翻一番的认识都没有。面对刘邓教条主义集团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巨大压力，柯庆施这个极左派人物作出了让步“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达不到，5000亿斤总是可以达到的”,并希望能够保住农业大跃进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被废除。

农业合作社从1951年发展到1958年，经历过互助组阶段、初级合作社阶段、高级合作社。每一个阶段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能够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的管理制度。然而，在高级社向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能够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的管理制度却遭到了刘邓教条主义集团人为的破坏。我们再来看一看不同阶段合作社的管理制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给毛泽东的报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中就能够总结出组织农业合作社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即农业合作社要比单干农户多打粮食，多增加农民收入。这样才能吸引单干农户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面就说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主席在给《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的按语更是明确提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入股土地主要包括：①耕地；②经过户主同意入社的特殊土地（如藕池、鱼塘、菜地等）；③社员同意交社开垦的私有荒地。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等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合作社划出不超过总土地量5%的土地分给社员使用。合作社每年的收入实行统一分配，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外，还要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社员消费部分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并对社员入股的土地和尚未公有化的其他生产资料付给报酬。分配次序为：①交纳农业税；②扣除生产费；③提取公积金、公益金；④支付社员土地、林木、牧畜报酬和租种土地的租金；⑤扣除前四顶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按劳动日分配给社员。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粮食产量每年百分之七的高速度增长来看，初级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制度非常成功。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则要求在一九五六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第二条中白纸黑字的写明“初级社升高级社，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社员自愿，有较强的领导干部，并且在转为高级社以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都能增加收入”。对于社员来说，为什么要把初级社改高级社？就是因为高级社社员收入要比初级社社员收入要高。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进一步说明“要使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争取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按人口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配套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共有六十四条管理细则也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公布。请大家记住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草案只有大批量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划，没有组建人民公社的规划。即使是1960年4月1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最终正式文件也没有组建人民公社的规划，只有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并且规定了“现有的、数目不多的初级合作社，在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应当引导它们自愿地转为高级合作社。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的，听其自便”。

我们先要弄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初级社升高级社呢？其实，一开始搞高级社完全是社员的自发行为，这种自发行为给社员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毛主席只不过是提炼总结了这种自发行为并加以推广而已。我们知道，几千年以来，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盼望的是风调雨顺。然而，全国每年都有一些地区出现自然灾害。一般来说，北方缺水容易出现旱灾，南方水多容易出现水灾。一但出现大面积自然灾害，就会引起大饥荒，人相食，大批民众饿死，还会带发农民起义。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见焦国标：《时代》周刊与1942年中原大饥荒）。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岳池县，去年(1935年)至今仍无雨泽，粮尽食绝。渠县，全县去秋至今均遭亢旱，灾情异常严重。宣汉县，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巴中县，去秋至今，久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松潘县，连遭水旱，春无种籽，人无口粮。南溪县，水潦之后，继以旱灾，土地龟裂，无法耕种。蒲江县，水灾奇重，田庐人畜洗刷一空。新津县，河灾泛滥，街成泽国。新繁县，淫雨为灾，田亩冲刷，粮食损坏。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 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见网络文章《1936年的四川特大饥荒中的饥民》不详）这种饿殍遍地的惨象，电视连续剧《星火》中有过表现，可能“人相食”过于悲惨则没有表现出来。

如何解决这个大面积自然灾害呢？就是修建水利设施，一劳永逸的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建国之后，水利建设立即被摆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着名的佛子岭水库等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兴建的水库，为迅速改变淮河流域十年九灾的局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要完全依靠国家的投资来解决全国每一个乡镇、县的水利建设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有些地区的初级合作社就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修建水库，从而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然而，修建的水库不可能只灌溉二、三十户的农田，只能够灌溉二、三十户农田的水库修建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的水库也要灌溉几千亩、上万亩的耕地，大的水库可以灌溉几十万亩的耕地。而水库投资大、见效慢，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投资，依靠初级农业合作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可能修建起这样的水库，单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也没有必要独自来修建这样的水库。抱着这样的目的，很多初级农业合作社就尝试着联合起来修建水库。一开始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则闹出了很多得不偿失的笑话。“在兴修水利的高潮中，魏楼的先锋一社计划在流经乡里的小青河上修一座水库,拦住河水，变旱地为水田。可是库址会淹掉二社和叁社的几十亩土地。协商不成 ，一社只能降低围堰的高度。结果因为堰低蓄水少，种下了50亩水稻只收获3亩。 叁官庙村修了座水库，而地处上游的窗户台村又建一座，致使叁官庙水库滴水未有。更有下宋村的农民，因为下宋水库淹了该社上百亩土地，掂着木棍追打信阳地区的水利科长。”见之于<<农业合作化---马门列夫>>。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28页也讲叙了农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的理由。“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客观的记录了组建高级社最现实的理由，就是为了修建农田水利灌溉系统。

正是由于农业合作社联社依靠大社集体的力量，解决了国家无力投资、单个农户无力投资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难题，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实际上也就是解决了旧中国经常出现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引起大饥荒，人相食，大批民众饿死的难题。这才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并加以推广。我们以前的教科书总是把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然而依照中国人的秉性不到一大批人走投无路活不下去的地步，是不会聚众造反的。大面积自然灾害，政府又施救无力，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陕西李自成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赤地千里的旱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再回到农业合作社联社的组织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国家无力投资，单个农户也无力投资。那为什么农业合作社联社又有能力投资了呢？实际上农业合作社联社也没有能力投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之所以能够搞起来是因为社员劳动都是无偿劳动，不要钱的。由于需要社员的无偿劳动来解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缺乏的难题，这又导致了初级社土地入股制度的解体。

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修建水库必定会淹没耕地。被淹没耕地的社员怎么办？他的耕地都没有了，又如何来搞土地入股呢？就算给他空头股份，并按照空头股份给他分红，这也靠不住。因为初级社土地入股制度允许社员退田退股，如果有社员觉得合作社分配制度不合理，提出退股。耕地还在的社员自然可以退出，耕地被淹的社员就没有办法退田退股。耕地被淹社员的土地分红必须依靠没有退社也没有被淹耕地的产出来进行分配。这样一来，又会造成没有退社、耕地也没有被淹社员的收益比已经退社耕地没有被淹社员的收益要小，这样就会形成退社潮，最后就是被淹没耕地的社员无田可退而成为牺牲品。也有人会说，可以给那些被淹没耕地社员给予钱财补偿。那又怎样补偿才算合理呢？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他的子子孙孙都要靠这些土地生存。你一次性补偿他十年、二十年的钱，你出的起吗？即使出的起，这钱应该由谁来出呢？他会同意吗？二十年之后，他的儿子、孙子怎么办？如果每年按时来补偿，这个钱谁来出？难道是那些没有被淹掉土地却又享受到水库好处的人来出吗？要知道初级合作社的社员是随时可以退出来。如果初级合作社解体了，难道让那些被淹没耕地的社员到没有被淹没耕地的社员家里一家家的去讨不成？有人会说，你可以去卖水浇地赚钱。即使你有这个权力，风险也很大。如果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不买你的水，你岂不是要饿死。还有，要修建一个大的水库，按照中国人均才一苗多地来算，可能有上百人要靠卖水的这点钱来生活。能够维持吗？几乎不可能。前面说过，一个大的水库修建，依靠单个初级社根本就修建不起来，需要很多初级社联合起来，社员的无偿劳动才能够修建起来。大家都无偿劳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水库建好了，你就来卖水赚钱，可能吗？一个简单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把土地再集中起来，再重新分配一次，让那些被淹没耕地的社员重新分到新的土地。”

第二原因、土地价值并不是一样，有好地、差地之分。农田有高产田、低产田之分。好地能够达到亩产500斤。而差地只能达到亩产200斤，他们的价值肯定不一样。而在只有二、三十户的初级社，大家知根知底都很熟悉，还能够采取各种办法取得统一意见。一但达到上千户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土地入股根本就入不起来。即使是现在二十一世纪，如果要组建几百个人拥有股份的股份制企业，如果不是折算成现金入股，而是采用土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入股，而且股份都只占0.5%-1%左右,那99%的可能性是企业组建不起来。土地差异又是从何而来？这又是土地改革时，土地分配无法完全作到平等搭配好田、劣田引起。这种差异在农民没有土地到拥有土地的时候，农民之间不会有太大的矛盾。一但这种差异在加入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将会导致自己从此以后每年收益都会比别人低，这就会变得不可容忍。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创建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并非农民自身原因，而是由于政府土地分配不公而导致自己从此以后低人一筹，无论是谁都不会服气，也不会容忍。解决问题的方法何在？就是取消土地私有制，农户把土地都交给集体。集体经营这些土地，在支付土地经营费用之后，土地收益再平等的分配给每个土地入股农民。这样一来就可以消灭政府分配土地不均造成土地差异所引起的矛盾，不管高产田还是低产田，都由全体社员共同平等占有。

第三个原因、每户的土地数量与每户的劳动力不成正比。这个主要是由于我们土地改革分田时的政策引起，就是分田时是按人头分田，并不是按劳动力分田。比如：甲、乙两户人家，甲户有六口人，两个强劳动力，四个小孩，那他家有可能分到六亩田。乙户有三口人，两个强劳动力，一个小孩，那他家有可能只能分到三亩田。按照初级社的土地入股政策，甲户的土地股份就比乙户的土地股份多了一倍，收益也多了一倍。但甲户和乙户出的劳动力都是一样的两人，这样一来，乙户就会觉得很吃亏。网络文章《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满的农户就说怪话“解放前是受地主的剥削，现在则是受地多的剥削”。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把土地再次集中，重新按成年劳动力来分配土地。这实际上是新一次土地改革，把土地按人头分田（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有田）转换成按成年劳动力来分田,对于老人和小孩则给予其他的福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土地由私有制向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变。这种转换有几个好处。一、能够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利用社员的无偿劳动，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好，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的大面积自然灾害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饥荒，大批民众饿死的问题。二、农业能够实现稳产高产。现在有人统计：在水源充足的地区，种水稻亩产1000多斤不成问题；在能灌上水的地，种麦子每亩能打700斤；而靠天吃饭的地，正常年景还能收300斤，遇上灾年就可能绝收了。三、水田的产量和收购价格比旱田高出近一倍，水田的收益是旱田收益的三倍。这样能够迅速的提高农民的收入。见<<旱田盲目改水田的教训>> 高广志 孙英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 2008年1月7日 星期一。

哪些人会支持这种转变呢？一、经历过大面积自然灾害，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惨象的人会支持这种转变。特别是在解放前，家里还有几亩地但也饿死了人的中农，更加会支持。他们以自己的人生经历知道，仅有那几亩地而没有农田水利设施根本就没办法抵抗这种大面积自然灾害。二、了解历史的人支持这种转变。蜀郡守李冰的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平畴万顷，沃野千里，成为天府之国。李冰也被人传颂致今已逾二千多年。三、有全局意识的人支持这种转变。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总不能还象旧社会一样，每年都有人出去逃荒讨饭吧。政治影响多不好。四、有长远目光的人支持这种转变。这种人就想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农民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靠天吃饭问题。哪些人不会支持这种转变呢？一、家里地多，劳动力少但又有能力种好地的人不支持。他们的收入有可能会减少。向前面所说的甲、乙两户人家，甲户肯定不满意。他们地多的优势根本就没体现出来，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二、有副业一技之长的人不支持。《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里就有位会打铁的单干户就不愿意入社。现在要把土地重新集中，并按成年劳动力重新分配，他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必须参加集体劳动，才会有利益分配。如果他不参加劳动，那他实际上就是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如果他参加劳动，那他打铁的一技之长又没有时间为自己谋取利益。三、刘、邓教条主义集团的人不支持。四、目光短浅的人不会支持。吴思著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里比较详细的记录了陈永贵的大寨面对的困难，陈永贵如何化解矛盾解决困难，及最后大寨如何在谎言的攻击下死于刘、邓教条主义集团重要成员胡耀邦之手。由于吴思拥护刘、邓教条主义集团整垮人民公社的立场，所以他对大寨集体企业的成就一句未提。而这些成就被毛主席视为农民富裕的希望。《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仍然不失为一本好书，至少他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了毛主席同刘、邓教条主义集团反复斗争的一段历史。

可以说，土地由私有制向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变，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也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集体所有制可以看作是共同所有制，但还不能看作是共同平等占有制，但他同共同平等占有制已经很接近了。这种接近的速度实际上是同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民的富裕程度、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成正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机械化程度越高，粮食产量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越多，就越容易向共同平等占有制转变。如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机械化程度低，粮食产量低，农村劳动力越缺乏，就越难向共同平等占有制转变。农田水利设施对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有巨大的帮助。前面不是说过，水田的产量是旱田的一倍吗？修建农田水利设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的农村缺乏劳动力，所以不可能向共同平等占有制转变。一但农田水利设施完成，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那么大量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剩余，就会很容易的向共同平等占有制转变。到那个时候，有副业一技之长的人就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而他也可以不需要参加农业劳动单凭他入社的土地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支持“土地由私有制向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变”。

支持搞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利用集体的力量修建农田水利设施，迅速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代表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即使有一些土地向集体所有制转变过程中利益暂时受损的人反对集体所有制，但也够不成威胁。真正能够对土地集体所有制构成威胁的是刘邓教条主义集团。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对集体所有制的陌生，利用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利用人民群众在合作化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利用某些利益暂时受损社员的不满，把集体所有制混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全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混同于商品极大丰富下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制度，打击农业合作社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破坏农业合作社的劳动成果。目的就是要把农业合作社的巨大成果搞垮、搞没，使社员对农业合作社失去信心，最后就是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集体所有制经济，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然后给毛主席戴上一顶“不懂经济”的臭帽子，赶下台。可以说，这就是刘邓教条主义集团逼宫夺权的阳谋。

lujun1999
20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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