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几件事的回忆，分析中国民主与美国民主在实践上的区别，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是具体真实的民主，值得我们去继承，去“去粗取精”，并将它发展创新，发扬光大。
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们这里是个很边远的山区小村庄，平时很少有多少人来，像模像样的人来到更少，而这一次却很特别，来了一个大军官。记得是上个世纪的七四、七五年，还是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期，初夏的一个上午八点左右，我和一群小伙伴们，在村口边的玩，忽然开来一辆小汽车（那时很少见到汽车，分不清型号，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黄吉普），上面下来两位解放军同志，其中一个年级大一点大约四十来岁，上衣有四个口袋，一个只有二十出一点头。一下车，年纪大的就在村口的大字报栏旁边看大字报，年纪轻的有时东张西望，看得不是很认真，但他腰间却挂着配着子弹带的不大不小手枪。我和小伙伴们都很少见过手枪，所以都一致认为那个年轻的带手枪的官大，但我心里还是犯嘀咕，那个年纪大的为什么当不上大官呢？大字报不多，不到一个小时他就看完了，走时那个年纪大的解放军同志说到：我是军分区的政委，是省委派我来看大字报的，了解群众所反映的情况......本来年纪就很小，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不清他后来说了些什么，不过那时候各级领导干部都对大字报很重视，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很快就有反馈，能得到及时处理，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就怕大字报。他们没有几个敢贪污受贿。那时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常见基层干部吃了地主富农的饭要挨批，甚至被撤职，所以那时的共产党政府清澈见底，透明度高，有凝聚力，有感召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时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日到朋友处玩，因为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喜欢先吃萝卜淡操心，谈起了国家的民主大事了。我认为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可行的，并且跟他举例说明。他却将我驳得哑口无言，他说，毛泽东时代有民主？那人们骂毛泽东为什么犯法，坐大牢？而美国人却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也不会追究法律责任，可以扬长而去，这种民主中国有吗，我实在无言以对，只好投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实践的摸索，我最终搞懂了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区别。
毛泽东时代的民主，老百姓是不能骂毛泽东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江山的化身，骂毛泽东，反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这道最后的防线就不攻自破了。毛泽东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同时，他对于这一信仰的追求，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所以这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破除，一旦失守，中华民族就要遭受大难。关于这一点，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一直到今天萎靡不振，乃至将来都难见分晓，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住人民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民主是具体的、深刻的、充分的、活生生的民权实践，而不是津津乐道的饭后谈资，更不是纸上得来的绣花枕头。也正是那个时代，我们除毛泽东不可以骂外，可以骂所有的共产党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工厂的工人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农民可以监督大队和公社干部，甚至可以监督县委干部。你的顶头上司你不但可以批评监督他，还可以随时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他骂滚蛋，骂下台，非常及时到位。今天你当领导的违反了党纪国法，老百姓一上告，或者你贴出大字报，明天就处理他，法办他，所以那时的干部很少有官僚，更难得见官僚主义。那时，包括县委书记以下的干部都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改河造田工地，我们县的县委书记就多次来到工地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干部要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这种方式与人民打成一片，与群众心连心，走群众路线，实现人人平等。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哪有腐败滋生的余地？社会表现出来的是：上下一条心，同心同德，向着社会主义的任务，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你说这种民主、这种监督，美国有吗？这才是具体的、真实的、活生生的民主。一千多年前，欧洲人从“茶”知道中国，可惜他们并不知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茶”的故乡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最高中枢政治局开会，成员喝茶是要付茶叶钱的。因此，工农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和吴桂贤开会时就甘愿喝白开水；陈永贵在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时还在大队里记工分、拿工分，不愿去享受国务院副总理的工资待遇。美国的高官，国会议员会享受这种待遇，过这种生活吗？为什么中国会这样，这都是人民民主的结果。美国人在资本家手里打工，你可以不干卷铺盖走人，但你不能批评监督资本家，公司老板，董事长，将他赶下台。美国人工厂的资本家，不能与工人一起共同劳动，不能“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那种天高皇帝远，那种甩石头打天的民主对老百姓个体来说有何益处？所以说美国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一点也不冤枉它。
更何况在美国骂总统，就是绝对自由的吗，就一定不受法律追究的吗？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下面有两个例证就证明了这种说法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就是反动派为了推翻毛泽东思想，为文革抹黑散布的流言蜚语。
第一个例子是：一名14岁美国少女于一年春天在个人网页上发布了威胁总统布什的图片和文字。美国特工处人员找到她，对她进行了恐吓，要把她送到少管所。
第二个例子是：2001年布什访问南达科他州期间一名叫理查德·汉弗莱的男子在酒吧里喝酒时与人说了“烧死布什”的话，被服务员听见告发， 12月6日就被美法庭判处37个月的监禁。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就能看到美国民主的真实面貌。许多人都以为美国特别民主，实际上我们的老百姓从改革开放之初就被一些包藏祸心的人欺骗了，这是个隐藏很深地的大阴谋。方励之、刘晓波等《08宪章》派们在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应该归功于这一阴谋巨大效应。
方励之、刘晓波等《08宪章》派们其实不过是唯美主义者，他们主张三权分立、普选不过是仿制美国的共和制民主。在中国追求美国式民主的第一人要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当年就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制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美国式的共和制才能救国、立国，但孙中山先生还是对美国共和制民主进行了改造，将它改成三民主义，而且制定了三大政策。这个治国方略在当年执行时失败了，后来在台湾有较大程度的实行。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大陆也可以与台湾一样实行，这是以偏概全，没有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台湾是个矛盾的特殊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台湾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人口，有多少民族？在面积上只大于海南岛，在人口上也是一个小省，在民族上更是远远不能与大陆相比，这样一个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与大陆相比的小省，怎么能与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一样呢？就是美国当年立国时由于具体情况不一样，不也是对反对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吗？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美国等霸权势力的四面包围，西藏、新疆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怎样保住中华民族这是个根本，稍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就可能步前苏联后尘，到时候比前苏联可能还要输得惨得多。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最好的见证就文化大革命。文革主干是好的，核心是金子做的。那时基层群众的贴大字报方法地地道道的能起到监督到干部的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四大都很管用，基层干部怕得很，他们难以绕过人民群众监督这个坎，套用毛泽东时代的一句老话，就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思想道德的蓄势，更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与引导，人民群众是非观念非常清晰，黑白是泾渭分明，本末是不会倒置的。我就多次与同事们交流过，毛泽东时代我们不能骂毛泽东，这是不错的，但我们可以骂毛泽东以下的所有的领导干部，更可贵的是我们能骂自己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他今天犯了错误我今天骂了、写了大字报，他明天就下台；他今天犯了法，我今天骂他、告发他，他明天就进监狱，立竿见影，好不痛快。当然也不是说那时什么都对，文革的枝叶有些问题，考虑得没有那么周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意外。毛主席也说：文革三七开。今天我们或许还能多“开”出成绩来，但不管增开出多少成绩，文革也是有缺点错误的，这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像那时高层存在一些坐江山的潜意识，存在官僚主义，还有走资派，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不太难理解，法国大革命时不也将革命最积极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吗？文革那样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尝试，又有中外反动派的干扰，有心怀鬼胎的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以及部分干部群众不理解，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不能因为它有小的、表面的混乱就否定它，事实证明它确实实现了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的“三十五年大庆”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辉煌的、最让人们心底里臣服的一次庆祝活动。可是谁想过这个成就与毛泽东时代的关系，与文革的关系？这个成就与其说是“拨乱反正”的成就，还不如说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惯性，文革的余波所形成。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力到了最后还能为强国民富做出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了，无论如何，中国的文革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创造，是一种民主的升华，它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去“去粗取精”，去发扬光大。文革的大民主解决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怎样保住人民当家作主，怎样有效的发扬人民民主，怎样“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的问题；它解决了如何按照马列主义的指引，人民的要求，按照党的指示建设社会主义，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它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它有显著的消除官僚主义效果，是将腐败消除在萌芽状态的经实践检验过的法宝。
当前中国缺少的就是民主，缺少的是人民监督共产党、监督政府。虽然有人说过要想方设法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但是终究难以实现。这种想方设法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实践中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是越来越监督不到政府，监督不到党。究其原因，当然是方向不对头，措施不得力。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才搞民主选举人大代表时，还在真做，还有点真抓实干，但后来就变形了，越来越装模作样，越来越流于形式。现在的基层民主选举基本是穷于应对，玩弄虚作假的游戏。我们这里的县人大代表的选举就是这样：选举时，本单位没有候选人，感觉不利，没有面子，就相中一个自己的忠实亲信，再安排二十个马屁精推举提名，最后把学生拉来选举，人多势众一选就成，而且以此为模式，连连运用，连连得手，届届入选。还有件事，也反映现在基层民主选举存在着很大问题。前几个月在网上看到一位广东的网友给我帖子的回帖，谈到他知道的一件事：有一个在雷州半岛的同行对他说到自己那里农村选举的事。有一个村委会在村民小组村长选举时，同姓的选票都是投同姓的。这些农村大部分是一个村子里不外就是五六个姓氏的人组成，一个村只有一两个较大的同姓群体，小姓群体在选举中根本无发言权，但也正是这部份小姓的中间群体起到决定选举谁胜谁败的作用，一两个大姓群体为争夺这部份小姓中间群体的票源，一张票出价就出到二万到三万元，到了投票当日，这个总人口才300多人的村子，竟要县有关部门——公安、派出所、民政干部、镇干部290多人带着装备去震慑、维持选举秩序，防止意外发生。这样的事件不一定是孤立的、独有的，这样的选举哪里能称得上“人民民主”？这种维稳的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谈起现在的民主监督基本上也是变味了。领导有缺点错误、甚至违法犯罪，你就是拿他无可奈何。你要是按照正常渠道反映情况或者上访，材料从上面又转下来，被反映的干部肯定能了解到是你反映了情况，那你倒霉的日子就会接踵而至，各个方面你都要准备他的随时打击报复。以教育上考试为例，现在的考试抄袭已经司空见惯，据我所知那高中拿毕业证和升学必考的学业水平考试，抄袭率要超过60——70%，高考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考点不抄，政府、教育部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我们这里的领导不止一次组织高考抄袭，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情况，实施民主监督，许多方式都采用了，就是没有反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无动于衷，而且反映者都或多或少吃了哑巴亏。你说这种民主是什么民主，老百姓拿它有什么用？王培荣举报现任徐州常务副市长李荣启长期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处理，王培荣本人身心受到极大地摧残，徐州当地党委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公信力受到广泛质疑，也充分证明当前的这种民主实在是无能、低效。赵东民的行为是在维护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精神，符合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符合法理的“合理性”这个基础和精神实质，完全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他何罪之有？这种人民当家作主在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遭受难以想象的打压，这是人民民主吗？这样做以后拿什么保证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说些生活中琐事民主效应问题。多年来，我的手机经常有短信或电话，说我中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奖，设的圈套叫人垂涎三尺。还有那网络糟粕，什么病毒、木马比人家国家多得多，我们的公安、监察、安全部门这些年也算发展壮大了，三公消费也不比人家少，这些案件在职能部门面前应该都是小儿科，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问题发生了十多年，越解决越多。我一年中多次接到这样的信息，相关的执法部门的人就没有接到这样的信息，这不符合逻辑吧？为什么他们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什么华佗无奈小虫何为何？这样的事如果换成毛泽东时代那是不可思议的，那种民主气氛叫你根本没有生成的余地，这不得不让你承认你的治理方式不够科学、效用低下。
当前，腐败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私有化已经与宪法严重对立冲突，分裂势力越分裂胆子越壮、目标越来越大。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用了三十多年的“制度化”，用了三十多年的“依法治国”，但实践证明了那没有正确处理好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不是“真理”，原因很简单，因为反腐败你越反越腐，你越坚持社会主义就离社会主义越远，这不就涉及到一个方式问题吗？改革三十多年，你越改革离你的目标越远，该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的时候了。赵本山不是也说过一句话，叫“不看广告看疗效”吗？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示吧，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行吗？
当前的“维稳”，不是从分析、查找和消除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入手寻求办法，而是围绕“无上访”“无投诉”的虚假目标，采取“壮大公安，增加警力”的肤浅措施，岂能取得实效？人民都到北京上访，谁造成的，谁知道到北京上访有多少心酸，多少艰难，家破人亡的日子好过吗？
现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尤其向美国看齐，地方上出了问题，要靠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派联合调查组来调查解决。说起来都口口声声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没有搞清楚，中国这方面的国情是经过多年的积累可以说是七出冒火八处升烟了，基层问题比美国要多得多，可能是多几十倍、几百倍，你中央、国务院派调查组派得过来吗？就是派得过来，那几千万的地方党政干部干什么呢，他们就蹬着茅坑不拉屎？不能通过基层的人民民主监督解决问题，造成了地方问题积累的，老百姓的权利没有基本保障，被侵害越来越多，老百姓在地方、在基层解决不了就上访，受着各种煎熬痛苦遭到各种打击报复，有些共产党干部还不理解。王培荣举报现任徐州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案子，一开始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访了几年才引起省有关部门的重视，这看起来很荒唐，但确确实实发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很是不可思议。一个这样简单案子如果需要几年，这是什么效率，这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吗？习近平副主席在浙江省委书记的位置上曾经做过一件事，就是把毛主席60年代给浙江的一个基层派出所的一个批示，搞了一个纪念活动，意在推广基层问题通过基层民主就地解决，这是一个依据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方法，也是一种民主集中制运用的有效模式，是毛泽东时代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的方法。有些人说要来“实践检验”，这不是已经被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了吗，为什么还磨磨蹭蹭的？其中的内因怕不是“检验”不“检验”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所以难以回头，还是照外国经验走下去，宁愿“08宪章”派们提供资改的主张，而不愿意让真理再次去实践，让真理被再次充分证明。
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的大民主才能保证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才能保住社会主义江山。现在搞大民主有市场、能形成很大阻力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保护伞、汉奸卖国贼、以及那些靠剥削压迫来掠夺财富的中等资产阶级，对付他们，我们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将他们批倒、打翻。
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应该是：“磨刀不耽误砍柴的工”的关系，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关系。由于“维稳”，中国人在民主意识上有些麻木不仁，中国的民主实践越来越穷于应付，这不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要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让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张夷 201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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