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方励之和秦晖的"社会主义失败论"是欺世之谈

赵紫阳、方励之和秦晖的“社会主义失败论” 是欺世之谈　　

——苏宝钧的《〈也谈战后中日经济发展之比较〉》一文读后随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中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方励之（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公开鼓吹“全盘西化”时向学生这样说：“从可耕地面积来算，中国每平方公里可容纳750人，可是日本比中国高一倍，日本为什么会成功？而且当时的起点也是差不多的。我曾经去过日本一段时间，他们战后和战后初期，跟我们经济方面相类似，为什么日本上去了？我们没有上去？”所以“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 。也是这个方励之，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幕后策划、台前煽动，上跳下窜，后来见势不妙躲到美国大使馆，最后跑到美国去拿美金、啃面包去了。　　

而由于支持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分裂党而下台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下台后竟也敞开心扉跟其走卒宗凤鸣说了如下一些话：　　

“马克思对社会的发展，只限于他逻辑思维的一条道路，没有预见到社会的发展还有其他道路，也能促进社会现代化；而他设想的这条道路，实践证明也走不通。他设计的这个模式行不通，应当跳出这个框框。”（见宗凤鸣整理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P176，下同）　　

“现实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P23）“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例外地走到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统治人民”。（P32）“无论在苏联或中国，过去在长期执政中，实行的封闭极权统治比国民党还厉害，人民什么自由也没有”（P25）　　

“迄今为止，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P169）　　

“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P171）　　

“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要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P121）“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P157）　　

“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P129）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P2）　　

“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这就自然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P184）　　

……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先生本是历史专业出身，前几年突然热心研究起经济史来，并写了一篇中印经济比较的文章，也来论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和方励之的上述高论有异曲同工，前呼后应之妙。　　

为什么赵紫阳和方励之，秦晖之流都唱“社会主义失败论”，并以此作为他们鼓吹“全盘西化”的根据呢？　　

究竟在实行市场经济前，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建议大家认真读一下苏宝钧写的《方励之的“社会主义失败论”是欺世之谈——也谈战后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一文（附后），该文通过对大量翔实的资料、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和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的比较中，仍然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4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百多年来任何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新中国成立后30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而且因为是在底子薄、基础差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等种种困难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而显得更加辉煌瞩目！（注：这篇论文在1991年广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征文评选中，荣获优秀论文奖）　　

赵紫阳、方励之，秦晖之流之所以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故意抹煞事实、全盘否定建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否定了社会主义实践，才能为随之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完全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最后全盘西化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口中的“深化改革”、“推行政治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完全排除“四个坚持”这个“改革”的障碍，以便最后实现所谓“现代化”即“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所有这些，赵紫阳在他上面所说的话里，不是说得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　　

赵紫阳说，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人民什么自由也没有”。这是放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颁布了一部《〈婚姻法〉》，宣布废除封建买卖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这难道不是世所共知的事实么？难道在你赵紫阳过去担任领导的地方当时没有实行婚姻自由？古今中外在有阶级社会以来，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象中国毛时代中，有那么多人民群众享有如此充分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难道在工人农民占人口约80%、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青年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农民可以担任政府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的社会里，反而“人民什么自由也没有”？赵紫阳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反人民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是反人民的专制政权。赵紫阳口中所说的“人民”占中国人口多少？5%？总之不会是大多数。　　

事情是最简单明了不过的了，凡是实事求是地基本肯定建国30年社会主义实践并以此为前提进行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凡是抹煞事实、完全否定我国30年社会主义实践并以此为借口推行的“改革”，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和平演变，是要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搞全盘西化。要取消“四个坚持”的“改革”是违反宪法、党章的，也是不合民意党心的，对这种违反宪法、党章的所谓“改革” 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违宪责任，应当依照党纪严肃处分。　　

高唱“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先生们，你们不妨认真研究苏宝钧的《方励之的“社会主义失败论”是欺世之谈——也谈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一文。如果你们能够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百家争鸣” 方针的前提下，写出你们的反驳文章，则是我们十分希望和欢迎的。经常发表“社会主义失败论” 文章和言论的〈〈炎黄千秋〉〉的主编先生和编辑先生，如果你们肯把本文和苏宝钧的《也谈战后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一文全部转载，则至少说明你们多少还是有一点胆量和雅量的。先生意下如何？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是经过历史与现实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证明的真理。而真理不是谣言，诽谤，污蔑所能淹没的。　　

谨以此文纪念一百一十七周年。　　

附《方励之的“社会主义失败论” 是欺世之谈——也谈中曰经济发展之比较》一文　　

方励之的“社会主义失败论”是欺世之谈　　

              ——也谈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　　

方励之在向学生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鼓吹“全盘西化”时，是以二次大战后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来作为他立论之根据的。他是这样向学生说的：“从可耕地面积来算，中国每平方公里可容纳750人，可是日本比中国高一倍。日本为什么会成功？而且当时的起点也是差不多的。我曾经去过日本一段时间，他们战后和战后初期，跟我们经济方面相类似，为什么日本上去了？我们没有上去？”所以，“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方励之仅仅根据可耕地面积、人口密度就片面地断言中日两国经济“起点差不多”，仅仅根据他到日本一趟看到的表面现象，就臆断中日两国“经济方面相类似”，而且他在不具备比较经济制度学的常识，不掌握充分事实和数据并据以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的情况下，就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妄言日本资本主义成功了，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这那里像是一个学者在谈论问题呢？在这么一个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相攸关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蛊惑人心的做法，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和有爱国心民族感的中国人所不能宽容的。问题还在于，如果你肯下些功夫对战后中日经济发展进行一番认真的客观的比较的话，你说会发现方励之上面宣扬的这番“社会主义失败论”乃是欺世之谈。本人不揣浅陋，拟在本文谈谈对中日经济发展比较的一些粗浅认识，请大家指教。　　

一、从1950年中日两国经济情况的比较和外部环境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看中日是否“起点差不多”？是否“经济方面相类似”？　　

美国保罗·R·格雷戈里教授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教授在他们合著的《比较经济制度学》一书中指出：“成就的比较要求其他条件都不变这个假定保持有效，即被比较的这些经济除了他们的经济制度外，在所有其他方面均相同，”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除了经济制度外，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还有诸如外部环境，原有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等等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在比较中日经济发展的实绩时，有必要首先弄清两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原有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方面是否相同，是否如方励之所说的“起点差不多”、“经济方面相类似”。　　

（一）1950年中日两国同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根据中日两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和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以及日本财团法人矢野恒太纪念会的《从数字看日本的100年》、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国势总览》等历史统计资料得出如下比较结果：　　

1950年我国人均社会总产值33.23美元，人均国民收入18.36美元，钢年产量61万吨，年发电量46亿度，水泥年产量141万吨，化肥年产量1.5万吨，分别为日本同期的25%、19.7%、12.6%、10.2%、31.6%、2.4%，都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以前的水平。1950年我国铁路网密度为23公里/万平方公里，不及当时日本的5%，相当于日本1887年的水平；1950年我国的货运总量为11306万吨，是日本同期的27%，若按每平方公里的货运量比较，还不如日本1893年铁路一项的货运量；1950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就业人数的51.6%，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4%，而我国则分别为91.4%和58.2%（1949年数字），农业产值比重之大，与日本1910年以前的情况相类似；1949年日本每个劳动者人均国民收入为211美元，而我国同期仅为54.75美元/人年，为日本的26%，相当日本1920年131美元/人年的41.8%；1950年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7人、中学生895人、医院病床35.6张，而我国则分别只是2.2人、23人、1.5张，为日本的几十分之一，相当日本1902年和1913年的水平；1921年日本城市职工家庭年均收入为572美元，1952年为576美元，而我国1952年城市居民年均消费为148元，折66.5美元，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515元，折231美元，由此推算，1952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日本1921年的生活水平还低。　　

从上面的比较看，我国解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与日本相差30年，与日本1920年前的经济情况相类似。　　

（二）外部环境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基本上处在被帝国主义封锁、威胁的国际环境里，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而日本在战后则得到美国的保护和扶助，并利用美国推行冷战的机会，充分依靠世界自由贸易市场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外部环境的差异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分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在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当代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科学技术。五十年代未期开始，世界上出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抓住这个极好机会，拼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工艺，仅在1960-1975年日本就引进了二万多件技术专利，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物力。苏联阿·米·沙尔科夫在《日本和美国现代经济关系的分析》一书中估计，日本买进这些专利权和许可证的代价以及推广费用约为60亿美元，而产生这些专利权和许可证的科学研究和间接费用则高达1800-2000亿美元。由于日本运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来重建工业及建立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迅速得到提高，日本经济企业划厅的《经济分析》介绍，在1955-1968年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而劳动、资本、技术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的是技术进步，占60%。日本的经济学界也普遍认为，推动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革新”。（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语）　　

而我国在六十年代开始，在受到帝国主义封锁的同时，又增加了霸权主义的封锁，因而更难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总共引进的技术和专利仅十几件，而且都是二、三流水平的，我国是依靠 自力更生来建立自已的工业体系和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几乎样样都要独立开拓，从头做起，与直接引进相比自然耗费更大，花时更多，从而影响劳动生率的迅速提高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罗伯特·索洛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仅仅靠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要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比较中日的经济发展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日本在战后恢复重建阶段，能够大量利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来重建它的各个工业部门及建立新兴的工业部门，而我国在白手起家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时却因被封锁而无法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这将对两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因为一个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在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一些时间内，是不轻易耗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来进行更新的。这样，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在我国的老企业中，设备、工艺落后，生产率低、物耗高、产品竞争能力低的问题就会日益突出。（云鹤注：这些问题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长期封锁而带来的，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本身带来的问题。）　　

2、在军事开支、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即面临国内外敌人的颠复和破坏，长期遭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和战争威胁。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我国政府不得不拿出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加强国防建设。1950---1979年我国国防开支累计一千多亿美元，几乎是同期建基建投资的一半。这笔较大的军事开支，从对保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这方面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军事开支属非生产性开支，军工生产占用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但生产的产品不能参加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从而削弱了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妨碍了民用工业的发展；而军事工业又自成系统，比较封闭，生产单一，技术保密，在八十年代以前实际上对我国经济发展也起不了多少促进作用。其次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威胁，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的方针，以便建立自已的工业体系和增强国防力量，从“二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在我国工业基建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一直高达89.46-92.16%，投资方向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相对于轻工业来说，重工业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而且消耗能源大，1980年由于能源供应不足，就使我国工业30%的能力不能发挥出来；同时由于轻工业得不到协调发展，也导致人民生活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供应经常出现紧缺，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云鹤注：有些人却把这些问题归罪于毛主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问，过去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封锁，造成抗日根据地粮食短缺、食盐、药品、布匹奇缺，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比沦陷区还困苦，难道根据地人民要责怪根据地政权实行中共的抗日主张而不实行汪精卫的与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政策吗？），因而也影响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再次是从备战出发搞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按照“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进行，因此工程建设难度大、周期长、造价高、交付使用率低，建成的项目经济效益也较差，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它的27个分厂散布在22条山沟里，增加了不合理的厂内运输，从而提高了汽车制造的成本。不少项目建成后也不能正常生产。在“三五”、“四五”时期，为了备战，我国一工把建设重点移到内地三线地区，如1970、1971年的基建投资中，大三线地区分别占了55.3%和55.5%，而经济基础好、技术水平高、投资效益好的沿海地区却得不到必要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布局，发挥不了经济优势，从而延缓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战后特定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决定了日本走非军事化的道路，日本把它的国家安全交给美国保护，而集中全力于民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军事开支很少，长期在国内生产总值1%、国民收入1.5%以下，1960-1979年日本的军事开支约是同期固定资本投资额的3%。日本战前的军事开支约占国民收入的7%，据日本经济学家推算，假定这笔节省的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建设，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就约提高2%。　　

此外，日本经济还从五十年代美国的侵朝战争和六十年代美国全面扩大侵越战争中得到许多好处，日本为美国生产战争的“特需”物资就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外汇；而我国在这两次战争中，承担了援助朝、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国际义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仅是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就超过200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无偿的。 　　

3、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的影响。对外贸易是日本加速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从1948年到1970年，全世界的食品和原料的出口价格下降2%，燃料出口价格下降4%，工业产品出口价格上涨20%，在初级产品交易恶化的条件下，按国际分工进口初级产品越多越有利，进口初级产品比率越大越有利，所以日本通过世界自由贸易市场大量进口廉价的初级产品，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1970年日本的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84%，出口商品中，加工工业产品占98.3%；到了八十年代，日本90%以上的主要工业原料、燃料和60%以上的粮食、副食品都是从海外进口的，获利之多可想而知，如1960-1972年日本进口廉价的中东石油约15亿吨，实现“以油代煤”，仅此一项，至少“节省”了300亿美元。廉价的初级产品特别是廉价的石油，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而“出口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语）。1950年-1979年日本对外贸易额增加了168倍，其中出口贸易增加了216倍。出口贸易为日本资本家创造利润和提供购买大批技术专利与大量廉价初级产品的外汇，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本家对出口企业和与之相关企业的投资热情，从而带动了出口企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所以日本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出口贸易成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此外，据《日本统计年鉴》（1986年）介绍，1950-1979年外国在日本投资累计达1085亿美元。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大臣》一书中承认：“战后，日本经济能够完成惊人的复兴，外国资本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至七十年代中期，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禁运，我国对外贸易数额少、发展慢、获利微，1950-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仅增加6倍，外贸部门每年平均上交国家的利润仅3亿美元左右，而同期我国能够利用的外资很少，除五十年代苏联向我国提供19亿美元的贷款外，在1960-1978年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因此，我国建设资金的积累，长期以来主要都是依靠国内市场和人民的节衣缩食；财力不足，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上面比较分析说明，不同的外部环境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从战后中日经济发展实绩比较，看中国上去了没有？　　

西方的学者如前面提到的两位美国教授也认为，把中国和“经济方面相类似”的印度进行比较则合适些。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最快的，把中国和日本比，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如前面所述那样，把双方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国际条件等等非经济制度的因素进行客观的历史分析，并在对经济实绩比较时结合考虑。　　

如何对中日两国不同的经济制度的经济发展实绩进行比较呢?目前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尚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美国比较经济研究学会执行委员费德里克·L·普瑞尔教授和前面提到的两位美国教授在他们的专著里均主张把下列五个方面作为比较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指标：（一）经济增长；（2）经济效率；（3）经济稳定性；（4）、收入分配的公平性；（5）发展趋势。我虽以为他们提出的这些指标不是很全面，不过也有其道理，而且可以进行具体的比较，因此本文拟按上述五个指标来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实绩进行比较。　　

在进行经济实绩比较前有一个说明，鉴于日中两国的币值和汇率在几十年中有了较大的变动，如日元1980年币值只相当于1950年的16.4%，而对美元的汇率又升值了58.6%，这样，同样数量同一品种规格的产品按195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产值为100美元，而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产值则为967美元。为了便于比较并让比较尽量的符合实际，下面各种经济指标，均按195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平均增长率用水平法计算。　　

（一）经济增长方面　　

1、1950-1980年中日两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1951-1980年中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2%，1950-1979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4%。而根据联合国、欧洲和苏联的统计资料，日本1951-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2%，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1.1%，农业生产年均增长2.1%。　　

分析看法：（1）1951-1980年两国工业生产增长率差不多，而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中国是日本的一倍多，但由于中国农业比重大，在1979年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占22.2%，（日本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林渔业产值的比重仅为4%）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比工业低很多，所以综合起来算，就导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均比日本略低；（2）1950-1980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威胁这么一个国际环境，如前面分析，经济发展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可以作这样比喻，中国1951-198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是一个运动员逆水游泳的成绩，而日本1951-198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则象是另一个运动员顺水游泳的成绩；（3）、假如日本也受到封锁呢？目前日本国内石油消耗的百分之九十几是依赖进口。1973年中东石油提价后，日本社会陷入一片混乱，1974-1976年工业生产分别下降4%、13.4%.4%，连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发出哀叹：“日本的崩溃不需要原子弹爆炸，只要停止石油供应一个月就行了！”这说明中国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比日本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2、外部环境相类似的两个时期的比较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2-1957）与日本“经济起飞”头一个五年（1956-1960）经济增长的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即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但在五十年代，我国与苏联、东欧仍有经济贸易往来，并得到他们的技术援助，因此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日本有些“相类似”。“一五”时期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长18%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5%，职工工资增长31.5%；而日本1956-1960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3.6%，农业生产年均长0.77%，职工实际工资增长22.6%，均低于我国的增长速度。　　

（2）八十年代中日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1981-1989年我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3.2%，农业产值年均增长6.3%，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1.2%，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1%；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1981-1987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3.4%，农业生产年均增长1%，国民生产总值均增长3.8%，美国《华尔街日报》1989年1月23日介绍，1981-198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9.2%，日本为3.9%，美国为3%，欧共体为1.5%。也就是说，连西方也得承认，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包括日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中日两国几种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排列位次的变化　　

注：①为1949年排列位次    ②为1988年排列位次　　

③为1957年排列位次    ④为1981年排列位次　　

⑤为1990年排列位次    ⑥1958年才始生产200台　　

                         1978年居世界第8位　　

4、近40年经济增长的比较。根据中国统计资料和日本南洋经济统计月报等资料，扣除物价和汇率变化因素，日本1951-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中国1951-1989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7%。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100多年，按李琮等学者的说法，日本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五十年代开始进入了高级阶段。据日本大川一司教授等人推算，日本在1870-1913年44年间经济年均增长2.4-3.6%，在1914-1938年25年间经济年均增长3.9-4.6%,又据英国学者A·麦迪森提供的资料，在1870-191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是美国，年均增长4.3%，在1914-1950年间经济增长快的也是美国，年均增长2.9%；再据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1年10月）和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0）介绍的资料，在1951年-198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7%，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4%,西德分别为5%、5.1%，法国分别为4.5%、4.6%，意大利均为4.8%，英国则均为2.4%；在1982-1986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长最快的是荷兰，年均增长5.66%，其次为日本3.55%；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一书中指出，“战后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大约分别相当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2倍或3倍”。这样比较起来，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尽管基础差、起点低，而且曾长期处在外部受封锁、威胁、国内政治经济一度出现失误的情况下，4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来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发展方面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　　

（二）经济效率方面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益》一书中介绍，1951-1980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中国同期劳动者年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7%。　　

分析看法：日本的经济效率比中国高，原因有几点：（1）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构成是一个全面渗透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体系，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效率的提高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日本战后经济效率增长较快，主要由于大量引进和应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结合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一五”时期我国工业由于从苏联、东欧引进不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因此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7％，高于五十年代日本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的速度。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被封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很少等原因，1957—1975年18年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2.6%,而日本在此期间则总共购买了二万多件技术专利，所以在1955—1973年18年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了9.1％；八十年代我国在对外开放中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所以1980—1988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4.6%；比六、七十年代有了很大提高，（2）我国劳动者人均拥有固定资产价值一直比日本少很多。1980年我国劳动者总数是日本的7.65倍，而日本1960—1979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是我国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44倍（按1950年价格），苏联经济学界认为“日本1960—1975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全是（92.7％）由于基金装备率的增长；“基金装备率的变化是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现以农业为例，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生产年鉴》提供的资料，1980年日本平均每百个农业劳动力拥有拖拉机20.8台，联合收割机14.7台；而我国仅是0.23台和0.007台，分别为我国的90倍和2100倍；日本在进入七十年代后，农业机械已经普及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和农活的全过程，1951—1980年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而我国大量的主要农业劳动长期都是靠人力进行手工操作，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20年间每个农业劳动者年均产值总共才提高了5%；（3）中国劳动者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一直很大，1980年占75.15%，仅比50年减少18%，1989年仍占60.15%；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比工业低很多，1989年我国工业劳动者人均国民收入是农业劳动者的5.5倍，而日本1980年农林渔业劳动力占就业人数的10.4%，比50年减少了80%，而同期工业等其他产业的就业人数大大增加。1951—1980年日本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7%，农业年均增6%，日本实行产业结构改革，使“就业向生产率增长速度日益提高的部门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提高”。（4）劳动者的素质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因素。日本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熟练程度比中国劳动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如1977年日本就业人数中，具有中专、大学文化的技术、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就占42%，而在生产职工中、受过12年教育、中专、大学教育的也占55.4%；而我国农民中，小学文化和文盲占大多数，职工中中专大学文化的也很少，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职工中，技术人员仅占3.9%。（5）其他如我国的经营管理落后等。　　

（三）经济的稳定性方面　　

1、价格方面。根据日本方面的历史统计资料，日本的消费物价在1950—1985年间上涨了6倍多，年均上涨5.7%；而我国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在1952—1985年间上涨了68.2%，年均上涨1.6%。　　

2、劳动就业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介绍，日本1950年失业人数44万，失业率为1.2%；1970年失业人数59万，失业率为1.2%；1980年失业人数114万，失业率2%；1985年失业人数156万，失业率2.6%；1987年失业率为2.9%；从1950—1987年，失业率一直上升。而根据我国的统计数字，我国1952年待业率为13.2%，1957年为5.9%，1978年城镇待业人员530万，待业率为5.3%；1980年待业人数541.5万，待业率4.9%，1985年待业人数238.5万，待业率1.8%，待业率基本是下降趋势。　　

美国保罗·R·格雷戈里教授和罗伯物·C·斯图尔特教授在《比较经济制度学》一书中承认：“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我们可以得出那些一般结论呢？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这样的传统标准看，在计划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作更有保障，企业风险更小，消费物价也更为稳定”。　　

（四）分配的公平性方面　　

1、日本的分配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少数资本家的收入和广大工人的收入十分悬殊。以日本制造业为例，1974年日本30人以上企业每个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5.96万日元，根据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1976）介绍，1974年日本制造业337家主要企业当年税后利润9390亿日元，平均每个企业资本家的利润收入为27.86亿日元，是一个企业工人年均工资的1498.7倍！其中以少数垄断寡头的收入最大，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临时增刊《企业系列总揽》（1981）介绍，1979年度前十名大股东占了制造业全部股票的39.7%。也就是说前十名大股东年攫取了日本制造业一千多万工人一年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每个大股东一年获利数千亿日元，为一个工人一年工资的二三十万倍！（2）日本工人阶级的相对贫穷越来越严重。根据日本大藏省《法人企业统计》提供的资料，1953年企业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与工人工资总额为2.39:1,到1967年剩余价值率又提高为2.71:1；1970年日本制造业工人工资占他们创造的增加值的60.9%，到1982年则降为49.7%；而企业盈余在增加值中的比例却由1970年的18.8%上升到1982年的28.1%，增长了50%。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分配公平么？美国著名比较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L·普瑞尔教授也不得不认为：“衡量经济制度优劣的另一种尺度是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如果占人口5%的富有阶级获得全部收入的95%，这种分配是不公平的”。比较经济制度优劣“还要看是否存在剥削”。日本这种“按资分配”的分配方式和剥削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　　

（2）我国的分配情况。在我国，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不存在剥削。（近年政策允许私人企业雇工，但从整个社会看，雇工的数量仍属微小）从我国现行工资制度看，工人与企业管理人员或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存在“平均主义”的弊病和“脑体倒挂”的现象。我国政府正通过工资制度的改革，进一步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病和“脑体倒挂”的现象。　　

有些人在比较中日经济发展时以生活的绝对水准来衡量社会制度的优劣。这显然是不对的。中东产油国的生活水准高，并不能说明那里的社会制度优越。美国保罗·R·格雷戈里教授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教授认为：“人均消费的绝对水平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仅仅因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准较高就认为该国的成就比其他国家大，这是一种以假定作为论据的狡辩”。我国人民在解放后40年，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1952年农民每人年均消费62元，1980年为173元，1989年为630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长2.3%，1953—1989年均增长3.4%；1952年城镇居民每人年均消费148元，1980年为468元，1989年为1387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长2.8％，1953—1980年年均增长3.2%。而我国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在1953—1980年年增长2.7%，在1953一1989年年均增长3.7%，略高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因此从4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是适应的。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计算，1951—1980年日本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3%，而同期职工实际工资只年均增长3.9%。　　

(五)发展趋势　　

(1)日本的经济在1951—1960年均增长8.9%。1960一1970年年均增长11.2%，可是从七十年代起即明显下降。1970一1980年年均增长只有4.8%，198l—1987年又降为3.8%；日本的失业率从战后开始至1970年基本稳定在1.2%。但从七十年代开始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如前所述均逐步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材料，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在1960—1970年为年均5.7%，1970—l 9 7 7年上升为10．7%；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进口物品价格下跌才和缓下来。所以国内外经济学界如日本的都留重人和我国的李琮等学者认为日本经济在中东石油危机后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在进入“滞胀”时期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呈下降趋势，据日本1979年《劳动统计调查月报》，1973—1978年工资物价年增长率（%）如下表：　　

我国的经济在1951—1980年年均增长7.6%，增长速度不低。但仍有大起大落现象。进入八十年代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全面协调增长，1981—1989年年均增长11.2%，呈上升趋势；在1987—1989年一季度由于新旧体制并存和政策失误等原因，一度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认真整顿治理后，近年物价基本稳定，市场繁荣，商品丰富，购销两旺，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明显的改善，1981—1988年另售物价上涨了60％，而同期职工的年均货币工资则增加了130%。我国的综合国力1949年排世界第13位，1980年升为第8位，1990年又跃升为世界第6位。　　

(2)美国“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在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对1990—2010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作出的予测是：中国将年均增长4.6%，日本将年均增长2.7—3%，美国将年均增长2.5%。这个予测表明，连西方也认为199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仍将超过日本和美国。　　

从以上五个方面经济实绩的比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和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的比较中，仍然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4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一百多年来任何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面对这样事实，方励之仍说什么“日本上去了。中国没有上去”、“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存心欺骗青年学生又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主义40年的巨大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底子薄，基础差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等种种困难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而显得更加辉煌瞩目！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它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现实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健康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将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一步发挥出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将取得更加辉煌的发展！　　

苏宝钧1988年9月初稿　　

                                      1991年5月修改稿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　　

         (美)弗雷德里克·L·普瑞尔著　　

《比较经济制度学》（美）保罗·R·格雷戈里　　

罗伯特·C·斯图尔特合著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　　

         (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八位教授、副教授合著　　

《日本和美国现代经济关系分析》  (苏)阿·米·沙尔科夫著　　

《苏美经济比较》  隋启炎著     湖南大学1987年3月出版　　

    《从横向比较中看中国社会主义》扬千里著　　

　1990年12月14日　《人民日报》载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李琮主编1989年出版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日)都留重人著　　

《日本经济图说》  (日)大内兵内著　　

《近代国际经济要览》  (日)官崎犀—等编　　

中国财政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　　

《国际经济组织和日本外贸实务》(日)森井清著　　

《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　　

                       (苏)伊·普·法明斯基著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益》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1989年9月北京版　　

《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美）马宾·吉·沃尔夫  著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陶大镛   著　　

《日本的崛起》周武  著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的几个问题》　　

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室编写1975年版　　

《从石油问题看日本经济的发展》顾纪瑞   著　　

《日本实现工业化的重要经验和做法》日本经济讨论会工业组写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我国经济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　　

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中国经济发展40年》谢明干、罗之明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纯馨   主编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姚雪荫  著　　

　1987年7月13日　《人民日报》载　　

《苏联和主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研究室编1989年10月版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1987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研究室   编　　

《当代世界经济应用大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世界经济手册1988》世界经济手册编委会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国际经济与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外国国民核算统计资料汇编》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和外事司编1987年出版　　

《中国统计摘要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8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献资料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材联合编写组1983年出版　　

《中国统计年鉴》1981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　　

《国家予算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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