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华国锋1978年3月在工业负责人汇报会上讲话摘录 ），受到非常的启迪！正像伟大的革命老前辈邓小平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社会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证明了华主席33年前讲话的正确性！所以，“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证明了华主席不愧为是毛主席老人家选出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华主席所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鞍钢宪法、大庆精神，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有亲身的体会。而这种精神，恰恰是现在所缺乏的！
“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从今天社会所发生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来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他老人家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文革后，一些人借机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极右”的浪潮。从今天来看，邓小平老人家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的、1989、6、4、“民运分子” 围攻中央政府的政治阴谋，实质就是打垮了一场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操纵的“颜色革命”。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无论怎么看，它的巨大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局势不容乐观。紧接着就是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信仰动摇，对资本主义产生幻想。于是，在党内外国内外又掀起了一股“否地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 “否定社会主义”的浪潮，“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市场经济万能论”、要实行“休克疗法”的浪潮，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忽悠了党内外许多人，势头很大，在1992年以后，可以说这是支配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方向的“主流声音”。
江总书记就是在这种国内、外党内外、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纭，十分特殊的政治气候中走上党的领导岗位的。正当要针对当时国内的混乱局面着手整顿时，不仅受到了这种极右势力的冲击与掣肘。同时，还有党内“大跃进式的急于求成”的权威压力。与1958年大跃进一样，一些老同志太着急把社会主义经济一下子搞上去，太着急让人民一下过上好日子，担心因为经济上不去，造成苏联解体的局面。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人民怎么要求就怎么做，不让思考讨论，不让搞清理整顿，命令不顾一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要彻底放开，跟不上形势就下台！借着这个机会，党内外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新自由主义极右势力，又掀起了私有化、卖办化和全盘西化的浪潮，使社会主义经济没有了防火墙，陷入对西方过度依赖的开放状态，发生了许多原来予想不到的严重问题。
但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又一次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的智慧与意志，中共不是苏共。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李鹏写文章说：“在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协助下，邓小平坚定了对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 新中央领导班子的信心。实践证明，老一辈的选择是正确的”。
江总书记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处理了各种复杂的局面和问题。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 89 事件危难之际，他和李鹏稳住了政治大局。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５日，在江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下，又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操纵的第二次“颜色革命”——“法轮功”邪教组织围攻中南海反动事件。继邓小平老人家之后，再一次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无论怎么看，它的巨大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他和李鹏总理冒着被撤职的危险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休克疗法”之路的压力，他和朱镕基总理保住了金融经济的最重要的底线，即金融安全防火墙：“外汇管制”。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大崩溃。当然，此时也有一些不得已的妥协。如果当时不做某些暂时的妥协、如果 江李体制下台，新自由主义上台，中国不知还要糟糕到什么地步？
第三、胡锦涛总书记的为政风格是刚柔相济，但柔中带刚，有大战略有大智慧处理问题当机立断。他和温家宝总理在坚决执行江泽民李鹏朱容基的“要讲政治”“三个代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前提下，又根据当时新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改变发展模式”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扭转着以往的失误和偏差，用最小的代价平和地引导社会主义经济 正确转向新的发展模式。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委员长作工作报告，郑重表态说，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则”，以及对革命对人民的负责精神。使中国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胡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都能不惑其间，克服种种乱象，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使中国成功度过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尽管现在有许多失误有许多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党中央领导我们努力地进行着各种纠偏和调整，但是由于党内外右翼势力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制肘，还一下子难以取得理想的实效。可是，正向毛泽东教导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我感到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高铁！
一、是党把他从一个铁路养路工、一点点一级级地培养到到铁道部长的刘志军，他在部长位子时，坚决不搞铁路股份化！堵住了一些人用操纵购买股票，最后占优势股的手段，把国家铁路外资化、民营化、私有化，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本色！决不能因为他犯了别的错误就否定了这个根本原则和正确立场！
二、他当部长时，不搞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按毛泽东制定的“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自主创新了高铁的核心关键性技术，使中国的高铁形成了世界性的技术优势与规模，掌控了国际话语权，进军国际高铁市场。这叫原来高价待沽的日德法美高铁垄断集团后悔与恐慌！
三、用一个中国共产党退下来资格很老的老首长的话 ：中央以高铁作为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突破口，搞中国自己的高科技高铁，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一下子拉动了中国的经济，促进了民航、航空制造业、机械工业、电子自动化控制产业、高新材料业的发展、交通现代化、以及人民生活的质量提高。而且，突破美国在海上的封锁，打通了中亚的通路。
四、 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2010年12月7日至9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这不仅是该大会首次离开欧洲举行，也是默认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高铁发展最快、运营里程最长、运营时速最高、在建规模最大、拥有系统技术最全的国家的有力证明，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这个事实证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再一次证明了华主席那时 所讲的所执行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正确性！
大会期间，泰国和老挝官员透露，中、泰、老三国已签署合作协议，将修建一条连接三国的高速铁路，计划在2015年建成。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泛亚铁路的东南亚走廊部分已经定型，而且是中国高速铁路伸延出国的第一个具体事例。围绕泛亚铁路的兴建，一场波涛汹涌的「高铁外交」战仍在进行之中。日本曾经承诺，将协助东南亚国家修建新的铁路网，但一个个国家已婉拒日本的「好意」，这使日本尴尬无奈。越南今后何去何从，从高铁外交已经显现端倪。高铁外交似乎是一面倒地倾向中国。大会前后，中国铁道部同多个与会国，特别是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4国政府签订高铁建设合作意向书。而世界顶尖的高铁企业，如法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等，也跟中国签署了发展高铁的战略合作协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与中国南车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定，在美国成立合资公司，在美国本土制造高速列车、中速动力组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合资公司极可能成为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两个高铁项目提供高铁技术的唯一制造商。 中国位于计划中的新亚欧铁路网的核心位置，地缘优势明显，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意义。而中国在高铁技术领域的领先无疑加强了这一优势。
五、中国高铁是改革开放30年来，是中国工人阶级靠自己搞出来的过硬的领先国际水平的第一个高科技大项目，自主创新了高铁的核心关键性技术，使中国的高铁形成了世界性的技术优势与规模，掌控了国际话语权，进军国际高铁市场。获得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中国人都要以此为骄傲，并爱护她！这可叫原来高价待沽的日德法美高铁垄断集团后悔与恐慌！为了控制中国的铁路，就必须打破社会主义中国对铁路的垄断。搞掉刘志军，精英们开始行动了。很快网上就出来刘志军的东西了：“中国高铁不安全，高铁工程师不敢坐高铁”“刘志军是买办”、“刘志军抗拒改革开放”、“据传刘志军有18个情妇”，“刘志军贪污8个多亿”云云。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暴露了两条政治路线和两个阶级斗争的大问题。
六、自刘志军下岗后，原来生气勃勃的高铁事业已成“烂尾楼”。人为造成的所为“7、23、高铁事故”，使世界许多国家急于和中国合作开发其本国的高铁项目泡汤，20多个中国 “国外高铁工程签约”工作组无功而返，使中央利用国外合作力量，打通到中亚（伊朗、阿拉伯）铁路大动脉的战略成为泡影。查清真相 ，保护不可多得的人才 ，才能发展好高铁事业。“刘志军案”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贪污腐败案”，还有可能兼负一个政治阴谋案件！
请看看现在的影视剧“国家机密1部、2部，是中国反经济间谍 片子。根据一些案件素材编成此剧。一、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尽管一些人不愿意承认。二、对中国目前在矿山、铁路、国防军事航天中出现的重大事故，不仅要考虑管理上、技术上的问题，更要深入一步调差，是否内外间谍与坏分子的有意破坏！而这种破坏，又伪装成 以管理上、技术上的形式出现！例如，把木马病毒嵌入到火箭发射指挥系统软件里，在火箭发射后木马病毒启动，减弱火箭燃料室的燃烧能力。表面上是火箭推力不足，卫星送不到预定轨道而自毁，从而破坏中国 北斗卫星通信与定位系统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中国高铁也是一样。
虽然，我已经调离铁路30多年了，但是，我对中国的铁路有着不可割舍的感情！关心着她的每一步前进的步伐。60年年代，我曾和各个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来到铁路工程队，和铁路工人师傅们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每一寸铁路、每一座桥梁，都有我们的辛勤汗水和劳动。看到一列列奔驰的列车，看到车上老人和孩子的笑脸，我们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对华主席所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鞍钢宪法、大庆精神，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有亲身的体会。1975---1976、10、我有幸参加了铁路系统“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列车轴温红外线自动探测器与预防切轴事故处理中心”的研制工作。那时，在国际上红外线探测还是一门先进技术，美英法德日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闯关！此项目终于成功。1978年，获邓小平老人家主持的全国科技大会集体一等奖。经过历史上”二七铁路大罢工“考验 磨练 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是孬种，不是无能之辈。从1905年北京---张家口人字形铁路线的创造成功，列车间的挂钩创造成功，世界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就是与中国铁路工人劳动在一起、依靠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已经形成一支具有铁路管理、运输和工程技术丰富经验的工人阶级主力军。在邓小平指导下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中国高铁的建设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掌握铁路高科技 核心技术的主要力量，他们顶住了外国资本和精英们对他们的引诱和收买！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像钢铁一样坚定。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面对铁路私有化提案，拍案而起，怒斥乱改，瞎折腾！吴邦国委员长也在这次人代会上再次强调：不许搞私有化！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他们像钱学森、华罗庚等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生活的简朴，事业的伟大”才是人生的真正追求！
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代表中国、不能代表中国铁道部。中国铁路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少数精英、私人老板和资产阶级的！
必须实行“鞍钢宪法”，必须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阶级才是铁路的当家作主、真正说话算数的主人。我国铁道部人才济济，都不是无能之辈！只要权力掌握真正共产党人手里，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前途是光明的！
近3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以及我们国家发生的内政与外交的严重问题，再一次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自私性、虚无性。这些先天不足，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中国革命和独立富强的领导者。
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作出的论断。因老人家“文革”中的失误，一些人而对毛泽东思想失去信心，转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抱有幻想的党内外人士，在这30多年来的实践中再一次受到教育，又重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不可动摇性。
胡锦涛、习近平今年7·1讲话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再“不提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人民通不过，就是社会实践也行不通。离开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年，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生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18大后中国会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句话：关键在于18大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经30年的改革失误， 不知道毛泽东的伟大。
明年18大就要到了，关键的是，要像对待10年文革那样，要思想解放，要敢于对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绩与问题要做一个分析总结，该肯定的可定，该放弃的放弃，也要让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回归。首先在社会主义企业中，要恢复“鞍钢宪法”。不能再模糊下去啦！人生还能有几个30多年？大家在翘首以待！人民坚信、党中央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卷，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你是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而来。你化为“神”后，还坐落在神州不肯离去。因为你的心愿还没有最后了结。你不甘心，你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你深深爱着的中华。每一次在影视中看到你的身影，我们都热泪满面。每一次看到你的微笑，都有一股暖流涌进我们的心窝。每一次听到你的淳淳教导，我们有多少心里话儿要对你讲。您的思想，穿越历史时空。看到你的预言正在今天的社会上变成现实，再一次感到你的思想是多么的正确！神州大地掀起了毛泽东热，浪潮一次高于一次。茫茫黑夜寻北斗，你是照耀中国前进的红太阳。2011、9、26、
附件一、
《华国锋同志1978年3月在工业负责人汇报会上讲话记录》摘录
过去二十九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是世界公认的。我们的农业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的工业发展，用二十九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二十九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靠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生产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 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就是乞求外国资本家，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了什么名堂？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 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依靠洋人，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变成原始资本主义，变成外国的附庸和殖民地。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第三世界掠夺，一手又向西方乞讨，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跑，这是苏修搞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一大特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乱讲什么，经济和技术要和先进的西方接轨。毛 主 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 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的各项原则，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同办社会主义工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在企业中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实行毛泽东生前领导全国人民制定的“鞍钢宪法”，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有利于改善企业领导和工人群众的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鞍钢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调动工人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民主与监督作用。例如，发挥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党走群众路线、依靠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接受苏联领导阶层由官僚主义蜕变成官僚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教训，时刻警惕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的产生，铲除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分配关系这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劳动过程中人和人关系的革命，还大有文章可做。大庆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好文章，形成和发展着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要求。大庆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庆的工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积极参加企业管理，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团结战斗，确实成了企业的主人。大庆的干部，艰苦奋斗，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疾苦，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大庆的科学技术人员，走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有所发明创造，受到工人的欢迎。大庆的家属，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成为建设大庆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庆还根据自己的条件，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逐步扩大集体的福利事业，建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矿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助于防止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志们，过去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建立起一种革命的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和发展那样一种关系。大庆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都能象大庆那样，保持和发展劳动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那就一定能够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大大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而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大庆通过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猛促生产的发展。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苦学苦干，一举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结束了中国人用“洋油”的历史，高速度地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油田。十七年来石油产量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的速度持续上升，现在的一个大庆等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九六五年的六个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吸取了外国的某些科学技术，又不走他们的老路，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在许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了外国最先进的水平。这个事实证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同志们，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建设的。总的说来，现在我国的工业和经济还比较落后，物质基础还不够强大。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工业部门，象大庆那样做出伟大成绩，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想跟着洋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 那些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洋 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长期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最早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自私性，虚无性，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但又有妥协的一面，他不可能是让中国独立强大的领导阶级。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与诱惑。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想搞私有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要与美国和西方搞合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向资产阶级搞阶级妥协，对外必然要向西方搞外交妥协和民族投降。我们一定要遵照毛 主 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阶级投降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附录二
鞍钢宪法简介
苏联的《马钢宪法》是建立在“专家治厂”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是对专家权威和一长制的肯定。这种把专家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义结合后的所谓苏联模式，则完全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广大基层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对社会上盛行的长官意志，专家制、一言堂，不尊重科学，浮夸蛮干等官僚主义行为产生反感，尤其对苏联式“壹长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一种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毛主席批准的《鞍钢宪法》就是对苏联《马钢宪法》的否定，也就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否定。《鞍钢宪法》的尝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模式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上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抗衡。《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改革。因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人们之间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前苏联以为完成了前两方面的变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但在第三个方面却仍然维持了（甚至巩固了）资本主义体系所遗留下来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例如《马钢宪法》的“一长制”。中国《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一长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巩固工人在企业主人的地位。
毛泽东代表中央写的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按一些学者的看法，《鞍钢宪法》具有经济民主的倾向，而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时政治民主的诉求在特定的经济空间里的释放。《鞍钢宪法》的实质是毛主席肯定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对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也是对人(主要是工人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力)的价值的肯定，更是对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管理的一次革命性的改革！
鞍钢宪法”施行的重心在于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的主体地位，而工人们也可以通过力所能及地参与企业管理，逐步具备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素质，如果这一目标能够达成，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就不可撼动了。施行“鞍钢宪法”的意义和重要作用是深远的，既避免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可以提高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进行“全面质量管理”，一举两得。既有利于祛除官僚主义作风，又可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对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企业生产与管理模式的早期的成功探索。独具慧眼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还在它的萌芽状态就发现它的重要作用与价值，而及时地肯定和发展为“鞍钢宪法”，并向全国力举推荐实行。
1、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
”对毛泽东这一批示的鞍钢宪法，后来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叫罗伯特。托马斯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的鞍钢宪法精神。
日本丰田的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推崇，其价值就在于打破了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企业传统的分工理论及福特主义对分工理论的运用。
2、毛泽东批示全文
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22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3、鞍钢宪法在国内
A)三十年来无重大科技奖
《鞍钢宪法》在其诞生后的大约20年间指引了并鼓励了群众性“双革”的积极性，但在“正式改革开放”之后却被冷落下来。你去查“百度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是在哪一年将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的？答案是：“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1】”
的确，邓小平是在1988年才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12】。但在这之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却持续下滑，到2000年国家设立“最高科技奖”之后，才发现十年间所能颁发的获奖者成果无一不是在“科技、教育、文化改革”之前的。在16名最高奖得主中，王选的成果最晚，但那也是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通过方案论证、1979年7月27日（华国锋主政时）通过样机鉴定的，那时“科技、教育、文化改革”还远未启动！至于最高奖其他得主的主要成果，则无一例外是毛泽东在世时完成的！再考虑到“最高科技奖”的候选人已经排除了钱学森这样高级别的学者，排除了华罗庚这样的已故学者，这改革开放前后的反差就更大了！
B)周总理评价群众创造力
改革开放成果卓著，但为什么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却日益下滑了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改革精英们”迷信奖金、忘掉了《鞍钢宪法》。他们的逻辑是“有钱能叫鬼推磨”，却不懂得“鬼”是搞不出革新的。有人说，《鞍钢宪法》讲的是群众性双革，最高奖都是“专家们”的成果，二者没有直接联系。但《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就包括了与群众相结合的专家，甚至包括像钱学森和最高奖得主中的大部分专家。他们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就不可能从群众的积极行动中汲取营养（我前面所说的“欣赏能力、切磋奥妙”），也就不可能干出什么高水平的大系统来。君若不信，就看看周总理是怎样讲的。
就在批转《鞍钢宪法》的大约半年之前，周总理在他的长文《伟大的十年》中写道：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
这里周总理说“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完全没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思。尤其要注意周总理给“人”所加的几条定语：
o 劳动者
o 生产工具的创造者
o 生产工具的使用者
你想发明技术，却又不肯和这样的“人”结合，那就无异于闭门造车，就不可能创造出可以使用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得上什么“生产力”！这就是周总理对《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最好诠释！
改革精英们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们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实际是自己去“恩赐”群众而不是真心诚意地依靠群众。他们应该看看周总理是怎样讲的：
“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
改革精英们从第一天就摆出来“我改革、恩赐你”的姿态，首先是暗暗抛弃《鞍钢宪法》，实际上是抛弃群众，闭门制定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改革方案。实在玩不转了，就干脆自吞国家资产、大面积私有化，还打着社会主义的高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
C)胡锦涛加快改变发展摸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3日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全篇竟然用了50个“加快”来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刻不容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我们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自主创新以及一切其它“改变”，统统都需要群众的创新能力。我们如果还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就必须以《鞍钢宪法》的原则将群众再次发动起来。为什么？因为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改革精英”要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他们绝无能力实现这五十个“加快”【13】！
因篇幅限制，我未能讨论本文所涉以下议题，但愿另寻机会与感兴趣网友交流：
【1】欧美“后福特主义”是在这些国家自70年代进入服务贸易时代、“福特主义”开始动摇之后，甚至于90年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才明确提出来的。它在发挥员工积极性方面、强调扁平式管理（与一长制相反）等方面确与《鞍钢宪法》有些类似。但“后福特主义”主要是适合欧美国家全球定位的，而《鞍钢宪法》是源于中国国情、依靠群众发展“社会主义企业”的，其内涵远远大于“员工积极性”。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还应该坚持《鞍钢宪法》的原则？我认为这不是个简单问题，各方都不该回避，而要严肃讨论、认真回答。
说到服务贸易，我们又是“后知后觉”。在自2001年底进入WTO，我国的官员和专家们都在论证“服务贸易狼来了怎么办”？意思是欧美国家服务贸易领先，我们如何在国内市场挡住它们。五年之后，胡锦涛、温家宝先后明确提出中国企业要在服务贸易领域走出去，官员和专家们才开始讲话、写文章，说我们也要借WTO在全球开展服务贸易。但谈何容易呀？
【2】“马钢宪法”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见物不见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些经济学公式（例如坎托洛维奇的“资源配置方程组”）是否漂亮、是否吓人，而在于其数学模型建立得是否正确、是否能正确地反映“群众参加管理”这一积极因素。如果不能，那就不要拿来证明“马钢宪法”优于《鞍钢宪法》。
【3】本文局限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层次纪念《鞍钢宪法》，但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群众性双革的范围。就在批转《鞍钢宪法》之前，毛主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写了这样的批注：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现在看到几千万工人下岗，我们有理由在毛主席的批语后面再加半句：“……就连就业的权利都无法保障”！因此我认为要引申《鞍钢宪法》的意义，看到它在避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倒退方面的重大作用。事实上，改革精英们也是从抛弃《鞍钢宪法》起步的，最后实现了他们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大面积复辟。
【4】……………………
【5】……………………
【6】我认为文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又是一次值得的失败尝试。文革十年形成的很多原则极其有益，突破了中国传统中的糟粕、甚至人类传统中的糟粕。这在任何常规发展社会中都无法实验；相比之下，文革的破坏远没有“十年浩劫”那么严重。文革结束后说什么“积重难返”，不是三年就“返”了吗？相反，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自然是因为以前的那些年不科学。但七年过去了，不是还没有“科学”吗？而且GDP、房地产、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不是正在“更加不科学”吗？你是否也想说多少多少年浩劫呢？
文革失败后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主义复辟，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正是有了这样的反面教材，广大民众才搞明白了，原来中国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因此我说，文革是一次值得的失败。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值得同情的，他们也应该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一定的贡献。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蒋介石时代不行，现在仍然不行。无论是走“中美国”之路（那需要的是“买办阶级”领导）还是随世界性社会主义潮流再兴起，民族资产阶级都不中国的合适领导者。
【7】……………………
【8】我们在1989年“转让”的是核软件技术的使用权而不是产权。我本人和南开大学母国光校长是技术转让协议的签字人。我们坚持：这项研究工作曾经获得国家的资助，我们无权签字转让其产权。这也是我后来能在美国的法律斗争中赢得整个公司和全部无形资产的关键法理依据。
【9】前面我说“将创新动力保持至今”，所指的实际已经远远超出纯技术的范围。自1990年带队出国、技术转让以来，我很快意识到：中国人如果只拘泥于纯技术问题，那就避免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实际上，从1992年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开始，我就再也没有阅读科技书籍，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科学、文化历史、法律法理、全球定位、商业模式、契约关系等等，其核心问题是“中国人在国际市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实践派，要真实地解决这些“创新问题”，那可比本文所回忆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些只能另辟话题讨论。
【10】在领导中美混成工程队的过程中，我观察到了这两大民族在教育上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理解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为何这样难。英语语言根本不算困难，年轻人现在的英语比我们那一代好多了，为什么企业国际化还是那样难？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国人如何取长补短，我愿意和感兴趣的网友认真讨论。
【11】我本人既在高校工作、培养人才，又在企业兼职、使用人才，深感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失败，毕业生的“能动性”一代不如一代，或如大家所说“高分低能”。尤其是发展“学位教育”之后，家长、学校和用人单位普遍看重学位，甚至连官员提拔也要看学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科考教育思想可谓全面复辟，教育又回归到科举考试。真是“十年寒窗苦、暮登天子堂”，其要害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离，致使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饱受苦难。难道21世纪的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学子真正站起来吗？
【12】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谁也没有说过是“第一”生产力。本文引用了周总理的那句话，也是明说“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这第一不第一绝非咬文嚼字，它是改革开放到底是依靠“从外国引进科技”，还是依靠“自己人民创造力”的分水岭。
【13】即使如“改革精英”的愿望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当今服务贸易时代也必须实施类似美国人“后福特主义”之类的东西。但我们的改革精英们和企业家们连“福特主义”都不肯实行：
福特主义主张“工人通过集体谈判来获得消费能力”，中国企业家允许了吗？
福特主义主张“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中国这边国民消费从GDP的50%多降低到了35%，连印度、巴基斯坦都不如，这和福特主义沾边吗？
福特主义主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后变WTO）”纯属欧美国家设计的、盘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但改革精英们可曾设计过什么应对手段吗？他们今天又能拿出什么绝招吗？
面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谁还相信中国能够走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呢！
最近“左派”和“自由派”争论不休：现在是（或者应该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其实这样争论失去意义。因为现在的国有企业大都实行“一长制”和“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因此，这些“国有企业”在生产关系中就只剩下“所有制”一条还没有变色；而这一条也不难改变。只要政策上风吹草动，那些董事长、总经理们就会完成最后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国有”就立即改变成私有制。它们急需回归、急需恢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真实行工人阶级的“鞍钢宪法”。我的希望是，胡锦涛所提出的50个“加快改变发展方式”也能合理地、巧妙地涵盖这一回归。而且说到底，这种恢复社会主义的变革才是那“50个加快”的根本保障。所以，阶级、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能回避的！
4、鞍钢宪法在国外
四十多年过去了，《鞍钢宪法》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渐渐认识到了它的价值。而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初历辉煌，随遭右派质疑，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些对中国早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在国外正好相反。
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用眼下流行术语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团队合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的鞍钢宪法精神。日本丰田的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推崇，其价值就在于打破了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企业传统的分工理论及福特主义对分工理论的运用。
现在的欧美经济，现在已经不是纯粹的、完全的百年以前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了，这一点必须要明确。它已经有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象8小时工作制，就是与资本斗争的结果。再如，德国企业董事会中，必须有1/3的工人代表，这些有些类似中国的“鞍钢宪法”的管理模式。
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公平和福利，那么，今天地欧美的社会就已经向社会主义方向改良的了。这都体现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扶贫、退休劳保、等社会福利上，以及民主监督和罢免各级官员的政治制度上。朝鲜“四免”的普遍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与“福利国家橱窗”北欧四国有着惊人相似！而在有些方面比如朝鲜的免费住房，就是“北欧福利国家”也不能做到的，因为朝鲜社会制度与北欧四国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北欧四国，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列世界前茅，而朝鲜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如果看到在如此之低的人均收入下的高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何种评价？朝鲜为何能够在低收入的水平下达到如此之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政府为何具备强有力的社会公平、社会有序、社会保障的建设能力？从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我们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社会结构特征、政策模式与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就连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再搞原始资本主义，例如，泰国，也向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靠拢。
泰国货币泰铢和人民币的汇率目前大概是4.7比1。泰国的最低收入标准是6500铢左右，约合人民币1350元。这个是最低标准，不管你在泰国什么地方，雇人必须执行这个最低标准。一般便利店收银、超市员工等这类工作的薪资是8000-10000泰铢（人民币1800-2100元）。公司普通职员是12000-15000泰铢（人民币2500-3200元）。作为泰国的中下阶层百姓，还有很多的社会福利。例如每月用电量在九十度以下，是免费的(你没看错，免费);全国的所有公路都是免费的（你没看错，免费）；中小学生每天免费（你没看错，免费）提供大约半斤牛奶…… 在泰国比中国贵的几样东西其中之一是大米，超市的大米折合人民币4块多1市斤，原因是泰国go-vern-ment保护本国农民稻米种植利益，从而保证不让人任何一个泰国人吃到外国的转基因大米！新上台的英拉总理宣称还要提高本国稻米收购价和出口价，不准进口外国稻种和大米。泰国的快餐价格是30-35铢（人民币6.4-7.4元）一份，全国基本是统一价格。不论你在偏远地区的小镇还是超市的食物广场，或者首都曼谷机场的餐厅（你没看错，机场餐厅），都是这个国家统一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偏离。可是在曼谷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学生餐厅吃的快餐，价格30铢 100人民币可以吃15份泰。国有的大型超市都是国家自有品牌：易初莲花、BIG C、罗宾逊等。很少允许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外国超市进泰。（中华网有空遛遛秋草玩 2011-08-24 ） 。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其实，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当然，这个过渡，也是需要工人与资本进行斗争，只靠妥协是不行的。可是，今天中国精英们却抛弃先进的社会主义，还要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把欧美都已经抛弃的200年前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当做宝贝捡回来了，把中国变成了血汗工厂，“富士康13跳命案”，黑窑奴包身工童工，暴力拆迁强征土地，不择手段的竞争，巧取豪夺，贫富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有资产外流，不只官吏贪腐，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腐败，黄赌毒嫖娼卖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吃喝玩乐闹，歌手的声嘶力竭的喊叫，女人们穿的越来越少，道德伦理丧失，黄色腐朽倒退的文化，超过中华历史上任何时期，偷盗抢劫欺诈绑票杀人走私越货，假酒假药假证件有毒的食品转基因粮食------可是，欧美却在同苏联的斗争中却吸取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不断修补着处在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企图延长它死亡的命运。
中国那些所谓的“改革开放斗士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们，你们打着改革开放的红旗反红旗，急切地丢掉社会主义，热衷地搞起原始资本主义！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搞倒退！绝没有好下场！
附件三
开滦井下万名矿工在唐山8级地震中奇迹般生还的原因解析
——鞍钢宪法在唐山 抵抗强烈地震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已退休总工室研究员 李振城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庞清辉，于2010年8月19日在该刊发表的采访报告中说，1976年唐山发生8级强烈地震时，处于震中的唐山开滦煤矿正在井下作业的1万多名矿工，竟然奇迹般地生还。这个感人事件虽然距今已34年，却仍然是值得人们回味的特大历史新闻。在文中，记者还详细讲述了万名矿工得以生还的各种具体原因，但是没有点透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其实，通过这些具体原因的分析，人们已不难发现，1万多名矿工之所以能够生还，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就在于，鞍钢宪法在抵抗强烈地震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万名矿工是怎样得以生还的？
1.强震发生时万名矿工的生命处于万分危及之中。
记者在采访亲历者的报告中说，当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唐山地下12公里处发生了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能量的强烈地震时，1万多名井下矿工的生命正处于万分危及之中。
那场强震垂直颠起又跌落，随及左右摇晃，地上建筑物全都酥松，就在极短的23秒瞬间倒塌了。唐山被夷为平地。睡梦中的人们突然与桌椅板凳混杂在一起被地震波随意摆布，从床上抛到床下，被恶狠狠地摔来撞去，只能听凭死神吞噬。在开滦煤矿井下那“星罗棋布的巷道，宛若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几百米的地层深处，瞬间变成了比闭上眼睛还漆黑的境界。”“在强震来临那一刻，先是一阵强烈震风，煤尘轰然而起，什么也看不见。紧接着从底板方向传来巨大响声，由远及近，震耳欲聋。整个巷道都在摇晃，顶板上的煤和矸石哗哗地往下落。钢制的拱形支架接头，在激烈的碰撞和摩擦中发出巨响，令人恐怖的火花四处乱溅，地下深处的矿井立即陷入地狱般的绝境。”
亲历者说，“从采面撤到大巷，再从大巷撤到井口，就要在那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这是何等的艰难！当矿工们正在井下蜿蜒蠕动时，井下供电全部中断，地下水往上涌，通风也快停止了，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每个人的体力都快支持不住了。”“人们以为井下震害要比地面的轻，却不知道井下潜在的凶险。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就会像猛兽般咆哮着，很快淹没矿井，而且各种有害气体也会接踵而至，使人们窒息而亡。”
2.那个时期领导干部与矿工一起下矿井劳动，现场办公，强震刚发生就立即成立临时党支部指挥矿工有序地逃离矿井。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群众安全！
当时全国工业战线上正在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劳动竞赛活动，开滦干部矿工们更是处在抓紧增产节约、创造更多佳绩的大会战活动之中。发生强震那天，开滦煤矿约有1000多名干部与近万名矿工一起下井采煤。
当强震来临之际，下井的领导干部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鼓励矿工们：“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临时党支部要求各矿井矿工们按照妇女员工、新工人、老工人排列顺序，先女同志、后男同志，先工人、后党员，先群众、后干部，领导干部最后撒的顺序，沿着有走向风井口标记的巷道撤离。
吕家坨矿，当时在井下作业的1006名矿工中，有100多名是机关干部，还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员，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以及40多名女同志。强震刚发生，与矿工在一起的该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立即组建临时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和指挥员。当时有一个如果我没记错好像叫苏雪红的女同志是吕岩坨煤矿的会计主任，是煤矿的领导干部，按理说应该跟普通的女职工们第一波撤走，但是她非要自己留在最后和所有的领导干部们一起撤走，非要等到所有的普通同志撤完之后才最后走!矿党委书记拗不过她，只好依了她。就这样，一波波的，女同志先爬，全爬完了才轮到男同志，在女同志向上爬的时候，竟然没有哪怕是一个男性混在中间向上爬，也没有任何一个男性对这样的逃生方案有任何的怨言，全都静静在后面等着，连一声抱怨都没有！这难道是那些虚伪至极的英美上流社会的“绅士”们能比的吗？苏雪红留在了最后，跟煤矿的所有领导干部一起最后出井。就这样，在贾邦友指挥下，1006人按照上述顺序，历经近5个小时，终于走完十几里通道，并陆续向风井的梯子道上攀蹬。贾邦友最后离开风井口。吕家坨矿的井下零伤亡奇迹，就是这样创造的。那个通向风井口的梯子竖道高达90多米，分为 14节，每次只能上―个人。如果不是指挥得当，不是大家有先人后己思想，不是团结友爱、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那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吕家坨矿的矿工创造了零伤亡奇迹外，位于极震区的唐山矿，震时井下作业的1600多名干部职工也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还有赵各庄矿，震时井下作业的3000多名干部职工中，只有2人遇难；马家沟矿是4人遇难；唐家庄矿是1人遇难。就是说，1万多名井下作业的干部职工中，只有7人遇难，全部开滦煤矿的震亡率仅为万分之七。这与正在家中熟睡的数十万唐山人伤亡相比，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奇迹。
3.那时开滦煤矿干部职工都能以主人翁姿态出现，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具有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前面已经提到，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就会像猛兽般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使人窒息。亲历者张庆洲告诉记者，就在此时，巷道里突然吹来一阵凉飕飕的风。原来是负责通风的工作人员，在地震时逃出矿井后，并没有回家。没有电，他们就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打开了全部风门，从而保证了吕家坨矿井下的自然通风。
唐山矿负责通风的一位科长，在大地还在震动时，就从家里逃出，顾不上亲人的安危，立即奔向他负责的通风岗位，同样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使矿井通风，使地处极震区的唐山矿亦无一人伤亡。
其它几个矿井也一样，地面脱险人员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使井下通风，为矿工们向井上逃亡赢得了时间。
唐家庄矿中唯一遇难的矿工张勇，是井下炸药库的保管员。地震发生时，张勇距地面仅有150米，个人生命处于非常危险之中。由于担心炸药库发生危险，他一直没有撤离岗位，直到飞速上涨的地下水把他吞没。地震发生时，林西矿的绞车房屋不断摇晃，正在值夜班的绞车司机吴显东，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按照操作规程要求，把闸把打到紧急制动的“O”位上。就在那生死攸关的几秒钟，车房倒塌了，把他砸在里面。当矿领导派人把他扒出来时，他仍然坐在操作岗位上，他的手仍然紧握着闸把。
吕家坨矿先逃离的矿工们并没有立即跑回家。他们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后续逃离的矿工出井口，直到指挥员贾邦友最后出井口时激动地说：“矿上不要管了，都回家看看吧。”矿工们才跑回家抢救遇难者。
当时中央电视台及时播放了开滦万名矿工生还的纪录片：《开滦奇迹》。随及，当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代表已患重病的毛主席，率代表团到唐山慰问灾民，还向贾邦友等生还的开滦矿工们深表慰问和敬意。
4.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开滦煤矿领导班子具有为矿工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在煤矿日常建设中，就不惜巨资投入，进行了一系列过硬的安全防范工程，其中包括防震抗震措施。各个工程保质保量，百年大计，没有豆腐渣工程！！
1974年，国务院向全国下发的69号文件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要求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开滦煤矿领导班子意识到，开滦煤矿担负着北京、上海等地发电的用煤重任。因此，他们强调，“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放在首位。在震前两年，开滦煤矿遵照国务院69号文件精神，制定了周密的防震抗震计划，并且全部得到落实。1975-开革震字281号文件和1976-开革震字第17号文件，已详细地为日后井下万名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抗震灾办法。
1975年9月，开滦煤矿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9月4日，开滦煤矿革委会下发第646号文件规定：“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是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为了抗震，在当时花费1700多万元，这在那时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至今，世界各国普遍采取封闭式的防灾策略。而开滦煤矿所实践的却是一次开放式防抗震灾的成功范例。事实证明，“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是否发动群众防抗震灾，其效果是极不一样的。
开滦煤矿地处唐山极震区，八个矿区和一个建设中的矿区都处在9～11烈度区内，360万平方米的建筑中，80%都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矿区，除了范各庄矿、吕家坨矿、荆各庄矿外，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运煤的铁轨弯曲变形，有的竖起两米多高，运送工人上下井的井架扭成了麻花。供电、排水、通风、通讯、提升、运输系统全部中断，百里矿区陷于瘫痪状态。但是，从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滦奇迹》画面中可以看出，强震后那些圆木支撑的狭窄主巷道基本上没有被破坏，那些竖井、斜井都没有脆弱到威胁矿工生命的地步。这正是开滦煤矿在震前已对基础设施和公用房进行加固维修起了保护作用。
除此之外，震前已向全体矿工宣传有关防抗震灾的知识，并且使干部熟悉矿工撤退路线，在密如蛛网的坑道里标有逃生的标记，早已准备好在断电后用柴油发电机，等等，都对矿工安全逃生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震前掌握了防抗震灾知识，当巷道不断抖动，发生断电、断风时，各矿区负费人在井下就能很快地断定是地震，而不是瓦斯爆炸，必须立即指导矿工向有标记的巷道撤出。范各庄矿采煤一区副区长王同焕至今还记得，他和矿工们在半尺多深的涌水巷道逃离时，巷壁上用粉笔画的“去风井”大箭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强震中的开滦1万多名井下矿工得以生还的奇迹表明，鞍钢宪法威力无穷
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报道的上述事实，正是鞍钢宪法六大基本规则在防震抗震中得到实施的生动体现，正是鞍钢宪法威力无穷的生动体现。
前面已经指出，大庆经验是对鞍钢宪法的继承和发展。而当时的开滦煤矿又是全国工业战线学大庆的先进国营企业。正是由于开滦煤矿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切实认真贯彻落实了鞍钢宪法的六大基本规则，即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领导，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开展“双革”群众运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才使防震抗震的各项有效措施得到了全面落实，为1万多名矿工生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政治、组织制度保障。
下面再以李玉林为代表的矿工们的无私奉献为例，来说明鞍钢宪法在抗震救灾中是怎样发挥巨大作用的。
42岁的李玉林，是当时开滦唐山矿的工会副主席和党委委员。震前的7月26日晚9点到27日下午6点，李玉林在矿井下工作了21个小时，走出矿井后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他又到生产一线查看一遍，晚11点才回到办公室，接到党委书记电话，他又与党委书记谈心一个多小时后，才与党委书记分手，回到家里只睡两三个小时。强震发生时，他把3个孩子和妻子放在空地上，立即光着脚跑回矿区，只见房倒屋塌，党委书记也不幸遇难。此时他想到只有解放军才能应对眼前的局面，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汇报灾情。此刻，矿区司机开着救护车迎面而来，还有曹国成、袁庆武两名矿工要一起到北京报信。他们4人闯过唐山与外界的唯一通道??一座木架桥（其它桥已被震垮），直向北京飞奔。到了玉田县，电话拔不通。到了蓟县，电话还是打不通，却意外遇到国家地震局派出查找震中的人马。简单交流情况后，袁庆武陪同地震局人员返回唐山，地震局的一位同志上救护车与李玉林一起去北京报信。他们于当天早上8点多到达国务院接待站，立即受到华国锋等6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李玉林已在路上想好，向中央领导汇报灾情后提出3条建议；①“得派解放军，不怕多呀！”②从全国各大矿务局，抽调矿山救护队。③从全国各省市抽调医疗队。
当李玉林汇报唐山地区和煤矿灾情时，6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流泪了。当把灾情报告生命垂危的毛主席时，毛主席嚎啕大哭一场。当李玉林刚提出第1条建议时，陈锡联将军立即一声断喝：“命令”赶来开会的陆海空三军的军官：“XX军、XX军、XX军……接到命令，不集中、不宣讲，目标―――唐山！”李玉林等3人回到唐山后，才知李玉林大家庭中已有14人遇难。这就是遵照鞍钢宪法，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一代干部矿工和人民军队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是敢于面对任何艰难困苦和任何顽敌的无坚不摧的革命队伍！
自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临灾区视察，对防震抗震工作进行了系列指示，采取了极重要的措施，促使1970年1月17日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成立国家地震局，负责地震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同时建立地方专业地震队伍，并广泛组织群众业余地震队伍，开展地震预报和防震抗震工作。根据周总理指示，1972年，国务院确立地震工作的方针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
1969年7月18日，周总理在地震工作会议上号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地震敌人。” “中国地震活动不会停，每当发生一次大地震，就要抓住不放，抓住地震的各种现象，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到现场去试验，总结方法，锻炼队伍。一定要集中力量，通力协作。”
1970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强调：“地震是伤害劳动人民的，劳动人民总会想出对付它的办法来。”“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有实践才能有预见，有预见才能预防。根据历史经验，集中劳动人民智慧，打一场人民战争，从预测到预防，以预防为主。自然现象是有规律可寻的。”周总理还说，“不但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团结在专业队伍的周围，用土办法，不能都用洋的，要土洋结合实现预防。劳动人民也可以预测。”“世界上对地震预报都在追求，我们要在这条战线上放异彩，要自信，不要自卑，要靠毛泽东思想，靠人民战争。”
由此可见，周总理关于防震抗震工作的指示，都是遵照唯物史观和鞍钢宪法的规则进行部署和实施的。其基本精神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党委领导、专家专业队伍、人民群众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防震抗震行动方针。
遵照周总理指示精神和行动方针，中国首次、也是世界首次、在震前科学地预报了海城地震的发生。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震中处于人口密集地区。但是在这次大地震中，人员伤亡仅占人口总数的0.32％，死亡人数为1328人，是无地震警报、无疏散居民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10%，即比预期死亡人数减少了90％。对海城她震预报的成功，而且从国务院到基层的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采取了强有力的防震抗震措施，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验证了地震有前兆，只要遵循鞍钢宪法六大基本规则，三结合做好地震预测工作，大地震是可以预见、预报和预防的。这是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开创的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
随后，有些地区的地震预报更加准确。如四川乐山地区在1976年的地震预报与发震时间相当接近，甚至完全吻合。请看历史记录：
发震地点 震级 发震时间 预报意见（时间）
松潘－平武 7.2 1976年 8月16日22:06 1976年8月16日22:05～22:06
松潘－平武 6.8 1976年 8月22日 5:49 1976年 8月22日 5:47～5:49
松潘－平武 7.2 1976年 8月23日11:3 1976年 8月23日12:10～12:20
盐源 6.8 1976年12月13日14:36 1976年 12月13日
西昌 5.3 1977年 1月13日 1:43 1977年 1月12日晚至13日
盐源 5.0 1977年 2月18日 0:28 1977年 2月17日晚
盐源 5.2 1977年 2月25日14:02 1977年 2月24日晚至25日
黑水 5.4 1978年 7月13日 5:49 1978年 7月12日20:00～22:00
盐源 5.8 1980年 2月 2日20:29 1980年 2月2日至3日
洪雅 4.2 1981年 2月28日 4:56 1981年 2月28日5:00左右
天全 4.6 1982年 3月 2日 8:42 1982年 3月1日左右
唐山大地震前也有预报。如紧靠唐山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在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房屋损坏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而该县47万人口中只有1人死于地震。这是由于该县党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等领导，听取了县地震办公室的地震预报后，果断决策，及时动员群众避震而创造的历史奇迹。青龙奇迹在世界灾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唐山大地震20周年时，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首先调查了青龙奇迹，并代表联合国向冉广岐颁发纪念章。
青龙奇迹是怎样创造的？《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1期，发表了《唐山警世录》张庆洲的采访对话：《青龙抗震奇迹考?访冉广歧》。冉广岐告诉张庆洲：“无伤亡固然值得欣慰，但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毛主席的话，相信科学，没错！”这就是青龙奇迹的基本答案，基本结论。
离休老干部冉广岐在与年轻作家张庆洲的对话中，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例如，
当张庆洲问为何等到事发20年后才披露时，冉广岐说，老人家（指毛主席）有教导：“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老吹自个做什么呀？又如，当年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地震规律的首席地质学家李四光断定，京津唐渤张地带近年有可能发生大地震。为此，1974年国务院下发了69号文件：“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这引起了冉广岐的重视。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于是，他委托县科委找来资料，认真学习了自然哲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力学、地震预测、预防和抗震等相关知识，因而有了自觉性，指导在全县建立16个地震观测点。当听取县地震办公室汇报震情后，冉广岐一方面亲临地震观测点观察核实，“冷口温泉的温度一年四季都很平稳，突然上升了2度多。我到冷口去落实，结果属实。”在回答当时为何不经请示上级就作决策时，冉广岐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再说，毛主席常讲，共产党员要具备“五不怕”（即坚持真理要做到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精神。“毛主席的话还真给我壮胆了。”
从青龙奇迹和隔代二人的对话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方面的经验：………………………………。
为什么开滦煤矿、四川乐山地区和青龙县能做到的事，而在唐山等其它一些地方却未能做到呢？这里有专家专业队伍内部的分歧问题，而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重视程度，对鞍钢宪法、对周总理提出的防震抗震指导方针，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到位。
为什么国内权威专家李四光早就提出地震可以预测，周总理多次提出地震可以预测，要坚持群测群防、以防为主的方针，而且已经多次被实践证明地震是可以预测预防的这个客观真理，却被当今的有些地震专家所否认，引导人们对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地震不可预测这种观点进行崇拜和迷信呢？其实质并不在于地震本身是否可以预测预防的问题，而在于政治观点和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歧见，在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被私有化之后，迷信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专制管理，有意放弃推行鞍钢宪法，背离周总理有关防震抗震的指导方针。据说，1986年之后，群测群防各种灾害的体制已经遭受破坏，因而导致对地震等灾害预测预防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乃至出现了找雇工当替身，用雇工代替矿长下矿井的奇闻怪事。近些年来，震灾、洪灾、矿难事故频发，伤亡惨重，其根子就在这里。
（三）、今天国内频发的矿难与唐山地震大矿难显明的对比
近 30多年来，乱开矿乱采矿，为了利润，矿里的建设偷工减料，安全工程是豆腐渣工程，有的矿甚至没有安全保障工程。为了解决我国矿难频发，特大矿难也屡有发生的情况，国务院于2010年7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规定：矿山企业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一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这个规定对于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这样一个规定，有人说：“矿领导下井，是要矿领导陪死”说明当前领导和工人的关系到了何种程度。难道矿工们成年累月在井下就该死吗？领导的命比矿工的命就那么值钱吗？对此，煤矿总局局长李铁锤表示，只要煤矿领导带班下井，相当于一部分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发现险情在采取主动停产，排除隐患，组织撤人等紧急措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开滦煤矿的经验就是很好的说明。这样一个规定，在实际执行中阻力重重，不认真执行，媒体不断反映出在执行中的问题。
《京华时报》 2010年9月28日 以“提拨为矿领导带班下井，国家有关部门派核查组调查”，“河池7名矿长助理被免职”，反映了广西僮族自治区安监部门透露，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朝阳煤矿突击提拨的7名“矿长助理”已被免职。
《新京报》 2010年10月1日 ，报导“广西一煤矿任命12名“值班矿长下井”。称“调研督导组发现，横县某公司在8月份新任命了12名“值班矿长”，下井带班由12名“值班矿长”负责，而矿长和9名副矿长仅在地面值班，这一做法和朝阳煤矿类似。
《新京报》 2010年10月10日 报导“陕西部分煤矿领导考勤作假谎称下井”，报导称：记者前往渭南蒲城，白水两家煤矿暗访时了解到，陕西蒲白南桥煤业有限公司的领导并没有下井。有矿工反映，有的领导下井大多下井时间都是早上八时四十分至十一时许就上井。有的中层干部八时四十分下井，九时许就上井。
矿工还反映，个别领导干部下井走过场，“他们在考勤中作假，在登记中显示都是正常班”。
从以上事例说明，要矿领导带班下井，执行起来阻力还是很大的。因此，我建议：
1、应该要求干部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人民的老爷，领导和群众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领导者既要重视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要尊重职工的生命安全。从领导的思想上，行动上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应该恢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凡是体力允许的干部，都应该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改善和群众的关系，在劳动中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在生产中领导生产，解决在劳动生产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3、 在工厂，企业坚决恢复“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领导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群众监督，把一切都置于阳光下。这就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民民主制度！
4、 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中央把很多四川灾民转移到其他省居住，有的就到了我老家山东泰安岱岳区马庄，我老家的马庄农民就曾经问过汶川转移的灾民的情况，只依靠精英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除了乡政府每6个灾民才发放一张毯子根本不足以保暖，乡干部“啥子都不管，一些媒体在对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过程的报道中全都是“虚假宣传”（我大姨的一个四川移民邻居说电视上都是“屁屎狗宣传”），他们说的一些媒体虚假宣传中的一条就是关于灾民们严守秩序不抢救援物资的内容。那些四川移民们说，中央政府的救灾物资有多有丰富，在市场经济不择手段与人不顾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当时为了多捞点东西，抢空投的方便面面包香肠等物资，“打的头破血流，锄头铁锨都上了”。有的人吃不了，还倒买倒卖。然而在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在精英们认为贫穷的中国，在 1976年7月28日 的中午的唐山赵各庄，第400次列车的乘客，由于大地震已经断粮断水一天一夜，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抢那唯一的一碗鸡蛋打卤面，当那个母亲将鸡蛋打卤面一点不剩的喂给了她的幼儿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乘客都鼓起掌来，。这是多么好的百姓啊！ 这才是社会主义人民应该有的道德水准！在1976年所谓“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的中国，在中国的唐山却做到了！
（四）、与美国和日本的受灾后的情况相比
很多人感动于电影《泰坦尼克号》中1912年沉没的那艘船的船员，用武器强迫所有成年男子必须为女性和孩子让出救生小艇的位置，说这有多么多么感人。然而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那仅仅是对于泰坦尼克号上5000多乘客中的不到1500人的头等舱的有钱贵客是由此的，仅仅是那些头等舱上的有钱贵客们在实行者“成年男子为女性和孩子让路”，而二等舱和三等舱，当时都是被铁锁死死的锁住了大门的。泰坦尼克号上刚好有能够容纳1500人的救生艇，救生艇上能承载的人数刚好与头等舱的那些有钱贵客的总人数相等。在死死的锁住了二、三等舱的大门故意让那些不分男女的“穷鬼”们全都淹死以后，完全能够让头等舱上的全部富人，不分男女都能够登上救生艇逃命。在这样几乎完全保证了不会死人的情况下，在基本没有任何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头等舱的富人们装模作样的演一出“绅士风度”的“女士优先”的假戏（然而实质上这种“女士优先”完全只是出现在酒会宴会等社交场所，20世纪初的那些“绅士”们的妻子完全不能够参与到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连对丈夫的财产继承权都不完整，足以证明这种“绅士风度”纯粹是虚伪至极的假戏）有什么不可以，反正女伴们走完了，男士们一样还有救生艇，又不真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死的全是那些个二、三等舱的穷鬼们，怕个毛!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看的清楚，仍然还有头等舱的富有男人装成是死了父母的孤儿的唯一父亲而混进救生艇（女主角电影中那未婚夫不就如此，历史的真实情况中更是多得很）里逃命，还有头等舱的男人戴上女士的面纱混进救生艇里逃命，这种在根本没有死亡的危险性的情况下的“绅士”们的逃生，将那些上流社会绅士们的 资产阶级虚伪无耻暴漏无疑！
我们都知道，2005年美国“卡利亚纳”飓风席卷新奥尔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美国南海岸的时候，普通的百姓对飞机空投的食物的争抢甚至到了开枪互相射击的地步，美国警察去灾区维持秩序必须佩带枪支！那些认为美国道德好文明程度高的文人们，我只要在嘴里冒出“虐俘”，“强奸韩国老妇”，“卡特琳娜飓风”，“新奥尔良”这几个词，就足以让他们气得两眼翻白了。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美国和日本的受灾现场、至今没有清理完毕。灾民相当多的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2011年3月11日 、日本近海发生了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了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啸。从日本的第一大报纸《读卖新闻》摘录几段，看看日本灾后盗窃、抢夺、诈骗赈灾义款的社会乱象。（ 2011年3月29日 17時43分 読売新聞）：（以下仅将各段新闻的大意译出）。日本灾民许多人三天了还没有喝上一口水吃上一个热盒饭，没看到军队和政府人员的大行动。《以购买（灾区）苹果、尽（救灾）义务（为名）诈骗赈灾义款（事件）频发》据警察厅统计，东日本地震以来至 3月28日 ，在日本全国发生的诈取赈灾募款的案件已达146件。诈骗的名义除了“募集赈灾义款”以外，还有“购买（日本）东北特产苹果（该产地正是地震灾区），将苹果销售款作为赈灾义款”等名义。乘这次地震之便进行商业诈骗的案件也呈出不穷。用卡车装载着水果，打着“东北产”的（旗号）进行义卖来骗取当地人的同情的手段进行诈骗的行为到处横行。 3月18日 下午六点左右，在ＪＲ（日本铁路）立川站南口路边，犯罪嫌疑人中村雄一推着装载着募捐箱的自行车，募捐箱上写着“東北関東巨大地震救援募金”，向过往行人募捐，诈取金额12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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