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基辛格为何激动得手发抖？

　　“余于尼克松访华之后，得机返大陆探母，从南到北之大小干部，无不歌诵‘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闻之实不胜悲楚。盖余深知该次中美关系之回旋，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松，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联合国席次，全系尼大总统之恩赐，毛氏得之而不脸红，还大吹其‘不称霸’，亦诚厚颜之甚矣。”----摘自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1971年6月2日晚，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白宫会见外宾，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来，交给他两页打字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是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赶着送过来的。基辛格太激动了，当时手都在发抖。这便是他们正在焦急等待的周恩来发给尼克松的回信，信是用第三人称写的：

　　周恩来总理认真地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举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

　　这是一个让人期待已久的信息，它标志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两年以来精心浇灌的和解之花终于吐出了花蕾。这时候，不管是久经政坛的尼克松，还是经纶满腹的基辛格，都无法抑制内心巨大的喜悦和自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基辛格不无夸大地评价道，尼克松则对基辛格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他从私人小厨房里拿出一瓶从未打开过的陈年白兰地酒，举杯道：“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了更好的机会过上和平的生活。”

　　这个消息确实来之不易!难怪基辛格都激动得手在发抖。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美国自己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并且还对北约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继续尽一切可能施加影响：“非共产党国家现在不必急于考虑承认(新中国)”这种局面实际上已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美国当时最关心的是印度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印度是中国的近邻，是亚洲第二大国，它在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中的影响不可低估;英国是美国的头号盟友，是英联邦国家的盟主。但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被打破了。印度成了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其首任驻新中国大使潘尼迦先生是原来驻中华民国大使，当时印度的报刊就有一幅漫画：潘尼迦先生全身涂着红漆站在南京的马路上欢迎解放军打着腰鼓进城。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英国问题，笔者在《撒切尔夫人、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文中已有详述。简言之，就是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谋划如何用好香港这个棋子，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包围封锁。历史也证明了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布局。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经历了艰难曲折，中共执政也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不管怎样，新中国不但“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见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一谈到新中国的前29年，就只着眼那段历史中的消极方面，似乎新社会是一片黑暗，中国(大陆)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不过章伯钧等人也一度承认新中国的成就是累累硕果------可参见拙文《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似乎当年举国上下的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似乎全国就是在搞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就是整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黎民百姓也饱受苦难煎熬。似乎真的就象台湾当局1962年发布的呼吁书所言：“(大陆中共)逞兇肆暴，人民被淪為奴隸牛馬，都要在黑暗地獄和饑餓死亡線上度日”。他们也不想一想，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举世瞩目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成就，美国会有后来的对华态度的变化吗?!当然，中美关系的变化的发展还有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即中美苏三国各自的战略考虑。但绝对不能忘记的是，二战期间美英苏又是怎样对待它们的盟友中华民国的呢? “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在各国国会为中国建立‘大国’地位来试图迎合美国人对局势需要的努力”，“也没有消除蒋介石被怠慢的感觉”(见哈罗德《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命运依然由强国决定。”(见台湾著名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还是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的儿子小罗斯福在谈到严重侵犯中国利益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时指出，“尽管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一再表示他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但事实上却扮演了越俎代庖的角色。”为什么头上顶着“四强”“五强”的中华民国还这样无可奈何饱受委屈?原因很简单，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普世价值还是很适用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中国的某些人仍然就是“想不通”这个问题，就是要坚持新中国的前二十九年，特别是1957-1976年，是“罄竹难书”的年代。这样的人怎样认为是他们的独立之思想言论之自由。但是就在1957年后不久，作为那时，也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当然，其它的西方国家比美国的认识就更深刻一些，比如法国，就不在此文中详述。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直至改革开放前的成就，同样也是举世瞩目的，因为她那时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从1950年代未开始，面对新中国的不断强大，美国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这种思潮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康仑报告》在有关中国和对华政策的分析中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此预见比较靠谱---笔者注)。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

　　在随后的岁月里，美国终于不断加深了对新中国发展的认识。当时的一些研究报告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关于中国经济，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der.Eckstein)在“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写出报告。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后来，他们总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个阶段蒋介石反复宣传的中国大陆“饿殍遍地、民怨沸腾，遍布干柴、一点即燃”的说法，随着一股股潜入大陆的武装特务在大陆军民的合围下纷纷落网，也就成了历史的笑谈。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现在我们中国还有些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任何战略举措都喜欢指指点点，什么抗美援朝是错的、什么两弹一星也不对，等等。这种思维发展到今天，演变成保卫钓鱼岛也不对，建航母也不对.....。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民应该感到庆幸，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不糊涂的!

　　当时中美接触的主要渠道是华沙会谈。在1966年3月的第129次会谈中出现了飞跃，美方走向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暗示，意味着一个强大繁荣的新中国已经使美国不得不刮目相看了。1967年，也就是中国十年内乱最严重的时候(是否美国当局担心中国内乱会波及美国或者美国是否准备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对中国开战就不得而知了--笔者注)，一向以强硬反共立场著称的右翼政治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 。1969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再次含蓄地表达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主张：“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入主白宫后不久，他便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3月，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一次会谈中，尼克松提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对话，并请求法国向中国转达他的这个意向。

　　1969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与中国

　　外交官接触的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发现厂几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收到汇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1969年12月19日，基辛格向巴基斯坦大使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比华沙会谈更为安全的联系渠道以便讨论更为严肃的问题。

　　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就新中国的作用发表意见，他说：“也许在五年时间里，或甚至十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内，它应该也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明确地向公众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顺便提一下，尼克松此时说的20年内，即是1990年以前。毛泽东在1976年新年到来之际，召见了来华访问的尼克松女儿女婿，对他们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此时毛泽东所指的，是1986年以后。归纳起来，就是到1986-1990年间，中国将会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智者所见略同，历史已经证明，他们都在1970-1976年间根本看不到新中国有什么崩溃之兆!当时的全世界的“高人一筹”的预言家中恐怕只有蒋介石拔得了头筹，他老人家信心满满地指点江山：“整個共產「主義」與「制度」(指大陆---笔者注)，也正在向瓦解的過程馳進!”(见1975年《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笔者亦相信。至今台海两岸依然有人推崇“先总统蒋公”这种英明预见。特别是在大陆，什么中国共产党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合法，十年之内中华民国的“国旗”将在大陆飘扬的说法还时有所闻。如果有人质疑，他们就把质疑者打成“脑残”，也真的不知道谁的脑残?还是言归正传。尼克松在发表了关于新中国重要作用谈话后，他和基辛格所委以重托的“巴基斯坦渠道”发挥出了更加积极的作用。1970年12月9日，周思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口信到达了白宫。基辛格后来写道：“我当时实在太忙，无法表达我所感到的激动心情(此时的激动尚未到手发抖状态--笔者注)……这是周恩来发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个人信息。” 尼克松也表示，他从这些口信以及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1970年12月16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很快向中国回复了一个口信：“美国政府相信，为促进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而开始讨论将是有益的。”

　　接下来的“乒乓外交”称为中美外交史上的精彩一笔，而主要执笔者就是毛泽东。1971年3月30日上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去大会开幕。当晚9时20分，中国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情况和讨论的结果：“美国乒乓队想来华访问……在今天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我们又点了美国的名。但美国乒乓球队代表仍与我接触，并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将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问问题的请示送呈周恩来，其结论是：现在，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4日，周恩来将文件送毛泽东审批。4月6日，在第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机不成熟”的文件上画了个圈。但在当天晚上，毛泽东改变了主意，重新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应。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在“乒乓外交”的鼓舞下，尼克松再次公开表达了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他个人到中国访问的愿望。4月16日，在复活节与女儿女婿谈及蜜月旅行的时候，尼克松说道：“我希望你们这一生中有一天能够到中国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看看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早一点去比晚一点去好。”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等飞越大洋，开始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一个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访问。到达北京后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40分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走进了毛泽东堆满着书籍的大书房，“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尼克松记录下了这个“动人的时刻”。在将近80分钟的会谈中，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

　　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基辛格能够不激动吗?不用说基辛格，尼克松又何尝不如此。在与毛泽东会见后那晚参加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尼克松号召中美两国“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来描述他改善中美关系的急迫心情。

　　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和台湾的支持者，尼克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翼分子。最典型的就是他1964年访问亚洲时发表的一番言论。他说，美国承认红色中国“对于自由事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而最终却恰恰是他承认了中国。对尼克松来说，这是一次堪称“华丽”的转身，也是被美国的学者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棒的一次转变”。1972年2月28日离开中国前，尼克松在欢送他的宴会上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从此，中美苏三角鼎立的国际格局开始形成。这难道是能简简单单就否认得了的吗?这难道也是不讲理的吗?这难道不是发生在1972年的真实历史吗?

　　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也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多来点实干兴邦呢?瞎扯淡式的空谈、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重说历史”等等，可能利于某些人赚点讲座出场费，签售得多一点而已，但对实干兴邦实在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新中国的前二十九年的发展历程就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