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责任漫谈
——摘自流波《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
——暨西路军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把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西路军的形成、失败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悲惨结局，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都是被动受害者;失败的始作俑者是张国焘，实际操作员是陈昌浩浩、徐向前等西路军总部主要领导者;中央、毛泽东对张国焘错误斗争泛坚定性，对西路军领导也同样缺少了严厉，使他们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快;苏联的所谓援助带有哄骗性质，等。
1、毛泽东和中央的失职有其特殊原因。我们知道，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那么点军力点燃了红色火把，创建了中央根据地。但这个过程对毛泽东来说是不断的磨难过程，毛泽东把井冈山建立起来，湖南省委来人了，井冈山失败;毛泽东又建立其它所在地，中央来信又打击他一次，根据地又遭一次，如此反复，总算破了蒋介石四次围剿，但中央全搬过来了，毛泽东只好靠边站，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好转移长征了。眼看着李德、博古等指挥红军再如此下去就真的要完蛋了，所以大家在遵义把毛泽东请出来指挥打仗，这是保命哩!但当时毛泽东也只是周恩来的军事助手即军事帮助者，张闻天是中央总负责。到与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张是个典型的野心派人物和军阀者，一看中央红军这个样子，马上就想改头换面由自己来 承当;他们睢不起当时的中央有理由，搞成这样，而当时的四方面军相对是“兵强马壮”，但张没思量毛泽东又回到了红军指挥的核心，他觉得自己的资格比毛泽东也没差甚至还牛，所以更是谁也不放眼里了，这种感觉必然影响四方面军大大小小的指战员的。这样一来，对毛泽东来说，虽然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对军事的统治，但整体王明路线并没有反思、清算，再说又怎么清算?王明在国内的代理博古、李德只是不指挥军事而已，其实一直来执行王明路线的难道就没有张闻天、王嫁祥、周恩来等中央核心的份吗?实事上，王明路线从思想上清算是1942年的事了。所以这里张国焘挟持四方面军杀出来，毛泽东、中央能脱离了危险就是万幸了，所以毛泽东、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态度。
毛泽东对张国焘是洞若观火的，但毛泽东在当时中央的地位又是非常尴尬的，1936年12月才正式成为中革军委主席;1937年8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同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当时的中央领导权方面是十分紊乱的，军事指挥权又是关键，也十分混乱。三人团为中共党史名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期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从周恩来手上抢得红军总政委一职，按共产党军队形成的政委具有军事最终定夺权惯例，以张国焘的军阀作风又挟红四军之强势，所以朱德跟张一起的红军总部张国焘威势压人可见一 斑，当时电报往来称张国焘为大帅。到1938年9月，共产国际正式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统一领导权问题，正式确认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历经磨难、忍辱负重、矢志不渝，从此逐步成为党的领袖直到逝世。直张国焘率军南下分裂中央始，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洞察是深刻到位的，在俄界会议上预言“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果不其然;但毛泽东从整体红军的安危出发，认为与张国焘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但毛泽东没想到的是，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了，但张国焘还是使出浑身解数，让其前锋成为了”西路军”，在河西折腾了几个月惨败。那么，中央呢?李德、博古只是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张闻天是总负责;在红军总部，朱德 只是名义上的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南下时那自然是以红军总政委威风八面，就是取消另立的“中央”后，张在漳县大闹又控制了红军总部机要局，所以才能在后面破坏中央统一部署衍生了“西路军”的;中央一行众人之间各有各的看法与打算，既然毛泽东都没有理直气壮的出来直面张国焘，大家自然就只能是骑驴看唱本——等着瞧了。
2、张国焘罪莫大焉。没有张国焘，就不可能有当时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西去，成为所谓的“西路军”;并且要不是中央、毛泽东的反复耐心挽救，红军总部朱德等直接与张国焘的激烈斗争，其它红军指战员的反对，张国焘在漳县就已经把红四方面军裹挟过河去了，那“西路军”就要早诞生了个把月。
张国焘是把他的路线、野心、军阀主义在短期内完整实践了一遍。还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毛泽东就指出了张国焘的消极因素，本来两方面军会合将是红军形势的好转，但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是低落时期，红军是在转移、退却，力主红军向西康发展，会上大谈特谈其“川康计划”，如果去甘南势必会与胡宗南和蒋介石会战，心生疑虑。但这个时候对张国焘更重要的是其 个人野心、权力的欲望更要得到满足，于是在接下来要挟中央要解决组织问题。张国焘于1935年7月5日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其实张不知道，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在“三人团”而不是军委主席，当时军委主席是朱德。不过，这么一闹，张国焘还是尝到了甜头的，获得了红军总政委一职，这个也是非同小可。事实上也是，接下来的无论是成立的前敌委员会还是左右两路大军，基本上都被张国焘控制，因为前敌委员会就是由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毛泽东、中央在由陈昌浩控制的右路军。当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密电要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要向毛泽东、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时，叶剑英报了信，毛泽东、中央又采取了机密、果断行动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 否则中国革命和前途都会提早断送了。这样，接下中央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给予了十分准确的鉴定：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 歧。毛泽东更是洞若观火：我们和张国焘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但毛泽东也有顾虑，虽然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因此，俄界会议虽然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决议内容当时却只发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所以再次北上的张国焘还是我行我素，漳县大闹，海打战役阳奉阴违，借宁夏战役又实质地破坏宁夏战役使之流产却“计划外”“早产”了个“新生儿”——西路军，并促使西路军向西而去，而西路军若干领导满脑子的张国焘思维，共同造成西路军的难有做为而悲惨失利。
如果讲张国焘路线是随着西路军的失败而宣布最后破产的话，则张国焘这个人的败行是在西路军失败不久后的叛变投敌而宣布最后自甘为败类的，证明了毛泽东在其分裂红军、分裂中央后在俄界会议一针见血说的，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不是将来，为了个人野心和私利，张国焘不折腾完四方面军是不心甘的，达不到个人目的，很快就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张确实是野心加机会主义者的最疯狂的典型，确实是当时“党内空前未有的”。
3、陈昌浩、徐向前负直接责任。如果没有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四方面军领导积极配合张国焘或实际听从其指令，这个计划外的西路军形成不了，形成了也不会如此惨败。这么说，不是说张国焘的指令就不能听，因为当时张国焘是以红军总政委之职与朱德在红军总部指挥各方面红军，命令大多是以朱、张发的，虽然朱德长征后申明，当时以朱、张联盟发的电报，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都只能代表张国焘的旨意，并不代表自己的意思;西路军总部听从红军总部发来的指示、命令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在得到红军总部张国焘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不同甚至于意思相反时，如毛泽东中革军委反复命令要四方面军除渡一个军过去攻打定远营外，其它部队必须在河东先打南面追敌时，陈、徐却配合张国焘命令相机让西路军三个军过河去了，连总部、直属机关都过河去了，怎么解释?推而广之，陈、徐的西路军总部 很难执行中央、毛泽东的好言甚至反复叮嘱的指示，这是他们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
具体到陈昌浩、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陈昌浩较为严重。从职务上来说，一个是总指挥，一个是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有最后决断权。从西路军的形成看，两人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没有要实际执行中央、毛泽东执行海打战役决定，而是想方设法操纵四方面军的渡河——渡一个军去执行攻打定远营只是借口，渡过四方面军去黄河以西是真，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从指挥上说，徐更直接。
而徐向前后来说中央要西路军忽东忽西，给的任务重，西安事变要求东援等等，都是自装糊涂推卸责任罢了。请问，中央到底给了西路军什么任务?能给一支基本就不听指挥的部队真正的任务吗?打通远方?取得武器?这是你四方面军过河后最起码的理由 啊!但中央确实是有打算打通远方、取得武器的谋划的，但当时主要是打南面追敌，进行宁夏战役关键之仗的海打战役，要去远方取武器也是绥远方向。当然，你四方面军主力既然过去了，也只有这个借口最冠冕堂皇，中央当然也不能说你们不能去打通远方，不能去取武器， 虽然这个任务早已布置给了红一、十五军团的。但两万多红军将士的安危当然是毛泽东最关心挂念的么，所以就要告诉西路军总部，因为苏联武器在几个月内可能不会有结果，所以总是希望他们保留返东的机会，不要深入太西;最关切反复告诫的是要他们把战胜困难、消灭敌人放在自身努力之上，一定要打马匪歼灭战，不考虑东返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这些不是交待任务，而是告诉西路军，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来。唯一对西路军下达强力命令的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央虽然可能知道西路军也会不听话、执行命令的，且总体上还是询问、商讨口气，但还是有了一些电报强力命令他们东移驰援兰州方向;但对中央命令，西路军总部先是开军政委员会议集体讨论得出东返不利，大家意见要向西，只是说中央确实要他们向东时也会执行的，口头游戏;当中央坚定的要他们东返支援时，又向被驰援的友军提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让友军也比较为难，实质还是推卸，进行电报游戏罢了，好在西安事变很快和平解决，中央也知道他们不愿东返，又只好顺从他们要西去的愿望。总之， 只有西安事变时中央才下达给了西路军一些口气命令似的电报，在西安事变配合中央方面，陈昌浩想执行中央命令较坚决，而徐更倾向于军政委员会讨论的向西的意向，且事实上西路军为此并没有实质的军事行动 ;相反，如果是真的东移行动，随着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也许西路军是会有新的生机的。
而放弃山丹、永昌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这些前面作了分析，而当时向西去的劲头，应当说徐总指挥比陈总政委要大，因为当时徐向前是幻想主张一路打过去取武器的，是否在山丹、永昌建立根据地与陈昌浩曾发生激烈争吵的。但在高台失守、五军军长董振堂牺牲后，西路军总部意识到要东返，但因西洞堡胜利，陈昌浩头脑发热，徐向前没有坚决反对，这次失去东返机会，陈昌浩负主要责任。失去第三次东返机会后重回倪家营，与敌打消耗战，移至威敌堡后又返倪家营，徐向前又与陈昌浩发生意见分歧，徐主张出来后就突围，不能再回去是对的，但陈昌浩坚持又回去，又消耗战二十多天，到不足万人时再向西转移祁连山的。这时，陈昌浩为什么要重新把部队逼回倪家营，是因为转移进祁连山后，讲打通远方和要求河东红军 施援都失去了理由，其实是在拿红军将士的生命在谋求个人私弊;联系到他在西路军即将失败时候要离开，同时也逼徐向前也离开，其实是为他自己离开打掩护。而潜回延安路上，找到了湖北佬乡，又不走了，由此玩失踪，看到徐回到延安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置时才到延安，从这些看，徐向前要比他忠厚老实得多。由此，陈昌浩回到延安写检查报告，写了两份，前面一份还在原则问题上为自己辩护，第二份才算有了忠诚;但徐向前也是晚节不保，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中，小细节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原则问题上却把责任推给中央想洗脱自己，这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李先念、陈云等都在一种不好的氛围下犯了同样的错误，实为他们可叹。
2013年10月30日首发昆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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