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毛泽东——为什么“西路军失败”又重新成为一个问题了
老田
在非毛化浪潮中间，西路军失败一事算是异军突起，多路人马合作给毛泽东扣屎盆子，什么闹眼子下蛆的人和观点都出来了，很是热闹。老田对此下功夫甚少，在阅读很多先进者的研究成果之后，产生了一点读后感，这篇文章就是一个读书心得。
西路军过河，并没有合法命令，说是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这帽子扣的正合适。分裂主义的内涵是张国焘自己承认的，要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建立一个独立的根据地，坚决不跟你合作，尽可能找机会单干;逃跑主义是不相信可以对付蒋介石的正规军，认定毛泽东等人主张的“坚持陕北”在蒋介石大军压力面前是不可能的，所以，四方面军虽然是偏师，但是却要在中央军之前先跑到安全地方，脱离与蒋军的接触;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合计起来，形成一个坚硬的冲动——只要不去陕北去哪里都行。
在对敌判断中间，假如“坚持陕北”的设计站不住，红军真的需要向西逃跑的话，显然是也应该是中央先跑，不能够偏师先跑。这就涉及到到底谁是中央或者老大了，毫无疑问，此时张国焘已经取消了自立中央，不是老大了，没有了先跑的理由，逃跑的话也应该是殿后的。把西路军逃跑正当化的各种辩护词，都强调这种或者那种西进理由的合法性，但是，任何逃跑合法性都不能够让老二先跑，西路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先跑的权利，把老大老二的位置摆正了，这个辩护词就彻底瓦解了。
依据周军(双石)的研究，西路军过河只有一个军渡河具有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而且渡河目的是配合宁夏作战计划，而宁夏作战的前提是拒止南敌;而不是为了开辟河西根据地。而建立所谓的河西根据地目的就是独立于中央，是张国焘等人北上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分裂主义路线”。
1936年“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请注意，不是中央!”【双石：《西渡黄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简版缩写)(1-6) ，载网站：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1/03/212138.html】
另据高戈里的研究，以“去新疆接受苏联武器”来为西进的合法性辩护，也是一个事后编造的说法，事先并不存在足以支持这个决策的任何靠谱信息，原先苏联人说武器送到定远营(在西路军前进的北方向而不是西方向)，是过河之后且确立了向西逃跑的目标之后，才临时找了这么个借口，但苏联人改变地点的信息是在这个决策之后才通知过来的，所以，这个不能够作为西路军选定新疆方向的决策依据。
“1936年11月2日，已经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首长致电中央，提出了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由此透露了其西进的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是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临时改变了交货地点，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为了颠覆历史，夏宇立也真是拼了，连“时光倒流”的大神通都用上了，把后面的电报用于说明先前的决策。
【高戈里：辨析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封关键电报 ——兼驳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的“阴谋论”，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7/03/377465.html】
据老田访问前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耿仲琳所知，某党史写作机构说“西路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央档案馆里没有这个命令，迄今为止，那些宣传这个结论的人，也没有人拿出这样的命令或者电报作为依据，都是无证据的信口开河。
某权威党史著作称：“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另一部权威党史则称：“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据耿仲琳的讲述，当时的大背景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入陕，对红军压力极大，毛泽东他们主张坚持陕北，而张国焘及其手下则坚持西进，双方最为具体的分歧就是“红军应该在哪里坚持”。张国焘部刚刚从“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迷蒙中间醒来，知道蒋记中央军不弱，预测红军打不过蒋部嫡系，肯定要失败要逃跑，那还不如自己先跑，免得到时候渡口拥挤，这个畏敌如虎的看法在张国焘部下中间很有市场。但是，从中央苏区来的土共，对蒋记很蔑视，结果在1936年11月的山城堡战役中间击溃胡宗南的一师一旅，灭掉232旅外加一个团，由此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这样，西渡黄河就成了一个笑话，这个心理状态可以解释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在河西战场上指挥官们的踟蹰心理。
要是毛泽东彭德怀失败了，未能在陕北立住足，那西路军的逃跑主义就是有预见性的正确路线了，毛彭就成了鲁莽蛮干了，说不定张国焘可以借此重回中央一号，那么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偏师先跑的程序瑕疵都可以掩盖过去了。但是，老蒋和老胡格外不帮忙，未能实现驱逐毛泽东出陕北的目标，这就使得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一切算计，显得拙劣不堪，真面目暴露无遗。
老蒋和胡宗南帮助共产党内部两个不同的判断——到底是坚持陕北还是向西逃跑，厘清了谁是谁非，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定案的。谁对谁错实际上是由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战斗力和负战果说了算的，此外，任何的主观判断都不能够算数的。因为土共内部的团结需要，这个是非不方便彻底亮明——毕竟同志们此后还要一起工作，所以土共决议只说死狗张国焘是右倾分裂逃跑，其他人的问题不说，这原本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今天，西路军问题已经成了非毛化的战术支撑点，用于重写历史之际，从前基于土共团结需要的“各种忌讳”都不再成立了，所以，值得返回历史现场去仔细考察一番。
在军事战术和对敌判断方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战略战术选择，江西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基本上是选择“内线作战”——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来打，较容易实现以弱胜强，且易于实现置敌于极度疲惫状态再打，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近乎全部是“外线作战”——在敌占区作战，包括战绩最为显赫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在根据地之外的地域进行的，此种作战条件下，敌方力量较少为疲惫拖累而削减，同时取得同等战果付出的牺牲也较大，这个经验基础之上的算法，体现在决策中间肯定会相应地高估对手并看高困难。这个经验眼光的不同，导致了对敌人力量估计的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坚持陕北是否靠谱的不同估计。
在西路军的作战选择中间，外线作战是一个较为持久的偏爱和选择，这与江西苏区的红军部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陕北地区，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山城堡战役也同样是内线作战的范例。内外线作战的选择，往往与根据地内部的政治建设紧密相关，群众是否充分动员起来并参与助我却敌，是一个根本性的差距，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敌军进犯，地方政权建设很不落实，敌军一到往往是组织群众“跑反”——群众自身都陷入困境，更无法帮助红军了，这就与中央苏区的情况差距甚大，这个政治建设方面的差距影响到了军事战略的选择。非常搞笑的是，老田阅读某人的回忆录，先读到他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主张用自己的语言说一遍，说这些是他在实践中间独立体会到了的小克斯，后续回忆录中间，记录的各次作战却都是外线作战甚至是攻坚作战，看起来这个人就好像是“认识无比明白”和“打仗格外迷糊”的统一体。
对于为什么很多西路军高官热衷于西进计划，张国焘自己提供的说法也很值得重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有大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往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一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97、303、308-309页】
就张国焘的回忆内容看，西进与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没有任何关系——目的是要建立独立中央的河西根据地，所谓的“奉中革军委命令”“预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云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瞎说，这业已遭到张国焘事先的系统反驳。显然，西路军各种匪夷所思的踟蹰往复，不是出于中央命令的因变量，而是一种事先就已经定好的策略——是自变量，这个策略的核心理念是：独立于陕北的根据地、获得苏联人的支持、脱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事压力。在高戈里的文章中间，有一个分析也很重要——毛主席的威望在那个时候西路军的高官心目中间还没有多大分量，他们看不出来为啥子要听你老毛的，他们一贯是跟着张主席的。这与后来翻案时期的说辞，就有了很大的历史背景落差：现在把毛主席抬高的不得了，似乎一切都需要联系着毛主席的指挥来解释，当初可不是那样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什么得到支持，说穿了只知道有张不知道毛是谁罢了。某人回忆录中间拼命把莫须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对于张国焘的责任则曲笔为之打掩护，这除了趋利避害的机会主义策略之外，老感情也还是在起作用的。
我们早就知道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再来看看一场小胜利是如何成为失败之母的。据双石研究：“‘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1/03/212138.html】
对照着张国焘《我的回忆》来阅读，很明显：只要是有一丁点哪怕是虚妄机会，他们就要落实“在河西走廊站住脚”的初衷。结果，如双石所言，“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同上)
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一些马屁精文人，投某些心理状态有误的高官所好，想要把“蒋胡定案”——到底在陕北坚持正确还是向西逃跑正确——的历史翻过来，所谓的历史新解释，不过如此。至于借机要闹眼子下蛆的人，那就更属于他们自己的心灵写照了。耿仲琳更提到，因为搞翻案工作有着巨大的权力和利益指望，那就更是趋之若鹜了，有个朱某人一天仗都没有打，就此弄了个少将。
除了认同于张国焘的分裂和逃跑这两条选择之外，还确实有着别的政见分歧，从大局判断到战术经验方面的分歧都有。除了是否能够坚持陕北的大局判断不同之外(这个判断据以作出是否需要逃跑)，在战略战术方面偏好流动作战和外线作战，也是与中央红军有差别的经验。阅读徐向前的回忆录，他们从在鄂豫皖时期，近乎全部战斗都是外线作战的，包括著名的大胜仗苏家埠战役也一样是外线作战。内外线的区分，是与坚持稳定的根据地建设思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点在西路军高官的头脑中还毫无基础，至少在他们于河西失败之前，对这两点是没有清晰认识的。
西路军中间的那一票高官，偏好大范围流动转移作战，甚至还由此形成了坚硬的经验。这与中央红军因为坚持稳定根据地和内线作战有别，因为只有建设了很稳妥的根据地，才会有内线作战远不同于外线作战的算法——能够以较低的损失获得较大的战果、并集中力量应付一部分弱敌或者疲惫之敌，这才需要作出内外线的区分，这是与四方面军高官完全不同的认知状况。就这样，西路军那群高官，先是在鄂豫皖坚持外线和流动作战，失败后率部从鄂豫皖转进川东北，在那里获得一个短期的巨大发展;然后竟然直接放弃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过了草地之后又回头，试图“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在百丈战役彻底失败之后只好又掉头爬雪山过草地，去了北方之后就西渡黄河还一门心思想要在河西走廊站住脚或者去新疆。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成功经验：随时可以换地方重来，在鄂豫皖失败了，但是川东北不是取得了更大成功吗?焉知新疆不是另外一个川东北。这与江西那一票人的经验是相反的，那一票人受到老毛的不良影响，老是要建设稳定的根据地，想要长期蹲在一个地方搞事。
有些人总说西路军谁谁要建立河西根据地，这个话也是纯粹的想当然，西路军很多高官对建设根据地毫无概念，其实也不会建设根据地，甚至不知道稳定的根据地有什么用。以根据地建设进行辩解说不过去了破产了，就继续瞎扯说要打通国际路线去新疆。目的是要证实：不回陕北的理由很充分，还有好多种，可以交替使用。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磨叽，说是中央命令影响到他们“打通国际路线”去新疆的作战目标，这个辩护词是否成立，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检验。这个说法中间的“通”字，肯定是一个大大超过了西路军兵力的过高目标，他们缺乏足够却敌、并守护通道安全的兵力和能力。而且，甘肃河西走廊解放前的绿洲面积只占百分之三(今天也只有百分之七)，居民很少能够就地征集的给养不多，不要说却敌并守护通道安全，大部队在这样的地域连必需的生存资源都大成疑问，古代这一路线上的大部队行军，前方需要小部队凿井备水，后方需要人运送粮草支持，没有前后方支持的军队，是过不了河西走廊和吐鲁番盆地的。
那么就退一步，“纯粹逃跑去新疆”有可能吗?作为没有后方稳定支持的败军大部队，给定没有敌军骚扰的条件，也完全没有可能到达2000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就算是说得天花乱坠都不管用——过万人一个多月时间的吃喝谁来支持?一个多月不吃不喝走到新疆，那就不是神话而是笑话了。西路军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被他们战场指挥官屡次浪费的机会——东返，而东返就与“建立独立于中央的根据地”的初衷有违，因此，战场上只要出现一丝可能性他们就会踟蹰，据双石的研究，至少出现过三次东返机会，其中第二次的机会最好，但均被战地指挥官们浪费掉了。(同上)
在西路军将领的头脑被老毛的狭隘经验完成洗脑之前，未加反思的战法——流动作战和外线作战在西路军高官头脑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即是说，他们未能对弱势条件下与强敌竞争的战略战术形成明晰概念——对弱势竞争方略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西路军的失败除了张国焘建立“独立于中央的河西根据地”的分裂主义影响之外(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所谓分裂主义不过是宗派主义的一个特殊表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并在西路军问题沉渣泛起时期继续起作用)，在优势敌人和不利环境之下，竞争方略的含糊，导致对战机和脱险机会均未能及时把握，也就缺乏足够决心在机会之窗关闭之前作出毫不动摇的决定，反而是各种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心态常占上风，因此失败就有着相当程度的必然性。等到时过境迁之后，有些人把握到了一种新的机会主义好机会——把责任或过错推卸到别人头上去，把自己彻底洗白。而把共产党历史上的所有过错都推卸到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整个官场洗白的策略，则是一个权威文件所规定的占优策略——邓胡记账法。
二〇一七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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