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九九密电”迄今仍未找到原件文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界中一直就存在着关于其存在与内容真伪与否的争论。而找不到原件文稿这个最直接的物证，的确也难以作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定论来。然而，没有“直接物证”是不是连案都不能判了哩?难道其他人证、旁证和其他间接证据，就没有一丁点儿收敛的逻辑指向么?更何况，这个最直接的“物证”找不到，责任也不该由党中央来负呀?这份密电，是从红军总部发给前敌总指挥部的，这个“物证”也只能留存于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而这两个指挥机关当时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在党中央掌控之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西渡黄河最后归于失败，失败的最后关头连电台都砸了，译电员牺牲，电报也基本销毁，肯定是找不着了。那么仅存的物证就只能在红军总部的存留电报中寻找，如果找不着，那至少需要考虑“为什么找不着”，而没有理由直接判定这个电报“不存在”!——同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存下来电报和文献还有很多，是不是仅仅因为“找不着”，就能断言其不存在哩?比如，自9月8日22时后，其存在几乎是肯定无疑、而且绝非一份的前敌总指挥部首长致红军总部首长的报告电，不也一份也“找不着”了么?那不是也需要考虑“为什么找不着”这样的问题么?……
比如，红军总部的存档电文，有没有张国焘发电后未存档或者后期销档的可能?这至少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考证的问题。根据时任红军总部三局局长的宋侃夫的回忆文字来看，那个时期张国焘与徐、陈间有诸多电文往来，而且已经开始对朱德、刘伯承进行信息封锁了：
不久，张国焘又发一封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
至于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对中央要“武力解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不过，当时的事态已十分严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老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总来了。等朱老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老总。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
这说明，朱总司令和本应主管通信部门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在被封锁之列。
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一台台长的王子纲也曾回忆道：
在阿西期间曾收到张国焘几份电报。开始电报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去，让派人去接。以后还有三次电报，一次是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同志回电：“南下下策，西进中策，北上上策。”后来，张国焘还要南下，回的电报还是一样，从电报看，张国焘是想南下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则主张北上。
毛主席带中央红军北上，走的时候我这个电台不知道，二台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看见借二台的一部充电机放在那里，部队已经出发了。中央红军走了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发了个电报，问张国焘右路军怎么办(指未随毛主席北上那一部分)?张国焘来电报说南下。从我看到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是不同意南下的，而张国焘是坚持要南下。后来，电台和译电员分开了，电报的内容就全不知道了。[]
宋侃夫、王子纲的回忆文字经常被人引为否定“九九密电”存在的证言，然而这些证言除去因当事人记忆等原因产生的不准确外，其内容本身对那些引证者们却并不有利或“给力”：其一，这些证言证明了张国焘确曾有过背着党中央对徐、陈发出的电报，而且语气不善——这在本质上均属我们在前边定义过的“密电”;其二，这些凭记忆引用的电文内容，目前并不都能在现存档案中一一对应地查到原稿——这同时也说明，仅凭“现有档案中查不到”，并不能构成否认“九九密电”之存在的充分证据!其三，宋、王的回忆文字质疑的是电文中的“武力解决”，而不是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图或类似表述的内容。
另外，现有档案文献已经证明：徐、陈并不是自始至终“主张北上”的，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前后，他们也并不是“不同意南下”。作为下级部门负责人的王子纲因当时的地位、视角或其他主客观原因所产生的这种错觉，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是需要辩析的!
更重要的是，宋侃夫的回忆，其实还证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张国焘确有背着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发给徐、陈首长的“密电”，而且要宋侃夫对他本人“负全责”!那么宋侃夫能怎样负这个全责哩?一是按“张主席”的指示，将这些“密电”的收件或发件直接交给“张主席”，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密电”不在机要部门归档，而由他亲自保管!因为，如果要将这些“密电”在机要部门归档，朱总司令和负责司令部工作的刘伯承总参谋长是有可能接触或调阅的。
正常情况下，这些“密电”在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其实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都应各有收件或发件，两者都遗失的概率相对较低。但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使这些“密电”在收发双方都不复存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那就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成了“西路军”，而保管这些“密电”的宋侃夫本人，也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起过了黄河。而西路军在失败后的最后关头，宋侃夫又不得不销毁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有的文电(包括方面军在鄂豫皖、通南巴苏区时期的文电乃至张国焘发给徐、陈首长那些“密电”的收件)。
当然，也包括他要对张国焘本人负全责而自己亲自保管的“密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有的史料文献中，很难找到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通南巴、长征和西路军时期的内部文电的缘由(发给中央的文电中央会有收件存底)。同理，也是为什么找不到“九九密电”以及其他“密电”(包括徐、陈首长在9月9日后发给张国焘的一系列“密电”)的一个合理解释。
——这些文电，都在西路军最后失败之际，被合理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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