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党中央1937年3月31日决议中西路军失败的结论
《反思》认为，传统观点西路军失败“执行张国焘路线”应纠正，而且已经纠正，同时认为，西路军只是受“张国焘的影响”。《反思》这种说法，刻意否定中央决定，混淆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消除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的关联，颠覆西路军历史。
《反思》就这一问题涉及三个说法和观点：一是《反思》所说的“西路军西进执行张国焘路线”，实指毛泽东著作所述和中央决议“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反思》认为是传统观点，而且《毛选》“加注条目”已经纠正“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二是中央决议“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论断，不认同中央决议所说即西路军领导人有路线问题;三是《反思》所论证的“受张国焘的影响”。《反思》提出：“从作战指导思想看，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所致，但不等于说没有受张国焘的影响。”
路线错误是根本性错误，《反思》极力回避和消除的，就是这个“国焘路线”。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究竟是不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呢?这得用事实说话。
第一，什么是张国焘路线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完全接受张国焘避战退却的作战指导思想，一心西渡，弃宁夏战役计划西进。一是西路军在攻凉的最后时刻，按张国焘“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弃凉避敌西进;二是提出西进的“根本大计”，则全盘接受张国焘的主张，是张国焘路线的继续;三是对于中央及军委多次指示东返于不顾，坚持西进主张，甚至准备南进青海。中央决议并没有认定“西路军执行张国焘路线”，而指出其“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因为张国焘没有与西路军在一起，自1936年11月18日后再没有具体指挥西路军。但西路军首长在受中央军委指挥后，并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自觉接受军委的指挥，反而多次与中央及军委就行动方针发生争执，执意西进拒绝东返，这是西路军首长“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具体表现。
中央决议“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非常准确。
须要说明的是，中央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一、逃跑路线，二、军阀主义，三、分裂红军!而张国焘屡次主张和鼓励西进，以在河西走廊自创局面作为其“根本大计”，不就是“逃跑路线”的具体体现么?而张国焘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这个路线，难道没有对西路军首长执意西进不愿东返的作为，产生影响么?
第二，陈昌浩关于“国焘退却路线”的反思
1937年9月31日，陈昌浩写给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报告》讲到：在甘南时“这时他（指张国焘）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报告》明确提到：在会宁时“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同时指出：渡河时“当时国焘同志仍然是抱着他自己的退却方针，除积极布置三十军渡河之外，对于当前敌情估计与整个备战击敌布置，无疑的是抱消极态度，无疑的是准备四方面军集中与到了适当时机，大部以至全部渡河则已矣，根本上是没有在向右岸与敌作战之观念与实际准备。”
陈昌浩在《报告》中还指出：“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的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
有人认为，陈昌浩当时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违心写的《报告》，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有的人违心的事和违心的话做的和说的多了，有这种体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确有一些人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曾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每当形势发生变化，反悔者有之，继续说假者有之，重新编造者亦有之。但作为研究者，必须搞清那些为事实所证，那些又真是违心之言。历史事实证实了陈昌浩所言，张国焘路线即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即退却方针和避战行为。四方面军领导人按照张国焘意图，借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名，行向甘北退却之实;西路军首长借“打通远方”、“接通国际”之名，行西避西退之举。
第三，西路军首长的“根本大计”
西路军首长坚持西进实现“根本大计”，是其拒绝东返的根源，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具体表现。
自中央军委接手指挥西路军之后，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没在克服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方针，一味的“西进”而不愿东返，屡屡对中央及军委的作战指导作符合自己心态的选择性取舍，看似在西进同一条道上，但在作战目标，作战步骤，作战方法，以及最终目的无一相同。西路军西进这一时期，以“打通远方”、“接通国际”为口号，客观上践行了张国焘为其制定的最终目标即“根本大计”。
1936年12月6日，西路军徐、陈、李等领导人联名向中央及军委致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此电重要故全文录之。
洛、毛、朱、张、周：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原文为丑）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
这封电报：一是说抗日形势没有进展，逼蒋抗日希望不大，蒋介石目前的重点不是“剿赤”，而重在“关防阻”。其意：关键是防范和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从而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因此向西接通远方显得无比的重要，西路军的责任显得无比的重要，打通远方才是全局，中央及军委没有把打通远方摆在重要的位置;二是说红军主力在河东很难站住脚跟，徐、陈也意识到红军主力在河东地区的困难和危险局面，指出目前的形势只有先积蓄力量再图发展，红军主力随同西路军一同向西，向西取武器再图发展是红军唯一出路;三是说河西条件好，是再图发展的极佳地区;四是蒋大军不便来此，我主力红军对付“二马”没有问题;五是说主力速来的路线已经帮中央想好，早来早好。这个“主力速来”的建议电，表明了西路军主要指挥员完全接受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张国焘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涨之间”理论的军事版，避战求安、静观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抗日高潮的到来。不仅西路军要这么做，而且中央和红军主力也要这样做。怀疑党的统一战线，怀疑中央团结抗日方针，怀疑红军的前途命运。这份电报西路军首长表达的西进意图，清晰地反映出西路军西进是借“打通国际”之名，行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这既是西路军行动的总方针，也是西路军为中国革命即中央和主力红军设计的行动总纲领，是西路军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
西路军首长拒绝东返，始终坚持西进的“根本大计”。在第三次西进后(徐向前回忆录称为第二次西进)，三次与中央及军委就行动方针问题发生争执。仅举一例：东返是否不可能。请看西路军首长1937年2月7日致中央军委电。“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的条件下较易做到，如延拦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加不易。”[]西路军西进不可，东返不愿，据此提出南进青海。西路军东返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放弃“根本大计”。如不知西路军的“根本大计”，就不知西路军首长与中央的根本分歧。西路军首长1937年2月24日致中央军委电，“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或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以此为“上策”，试图操控中央，实现张国焘“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的“根本大计”，这与中央“东进抗日”的主张是南辕北辙。西路军领导人表面看似接受中央及军委指挥，实际并没有克服张国焘为其制定的方针路线。
《反思》如果看不明白这些，还谈什么“历史高度”和“战略层面”。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是进取还是偏安的问题，是逃避还是迎接民族革命斗争历史大潮的问题，是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否服从中央军委指挥的问题。
张国焘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是西路军失败的总根源。
《反思》所谓“张国焘影响”的新观点，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
五、关于《反思》中对陈昌浩的指责
《反思》多次提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及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重大决策过程的作用，多处指出陈昌浩的错误和责任。开宗明义，“不能简单地追究历史责任”。但《反思》多以《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观点和记述，把西路军“战略任务层面”即战役决策层面，和“战术实施层面”即战役指挥层面的错误统归陈昌浩一人。
作为党史研究人员，对某些个人观点或记述，要客观的进行分析和研判，得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反思》采取偏听偏信的态度，不加分析和引用《徐向前回忆录》的记述，《反思》对陈昌浩的批评完全丧失客观公正性。这种指责和追究，不论其立场、还是其观点、还是倡导的“科学性”，这都无法称其为“历史高度”，而是徐向前的评价和绪论。从历史事实分析，这种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对陈昌浩的历史责任要重新认识。《反思》其论是谬误。
第一，关于《反思》对陈昌浩的指责和评价
第一处：《反思》在论述“战略任务层面”决策失误时讲到：“中共中央要求西路军在西进途中建立根据地，特别是在西路军作战形势已很严峻的形势下还要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这是不适宜的。但是，作为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的陈昌浩，对此既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且对中央的指示还有误读。他将中央最初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作为战略后方的指示，理解为中央意在将战略中心移至河西，因而在极端困难时还坚持创建根据。他先是不顾徐向前、李先念的反对，固执地要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耽搁了西路军西进的有利时机；后来西路军东返后陈昌浩又不顾徐向前的坚决反对，强行重回倪家营子创建根据地，从战术层面讲，这是导致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致命错误决策。”
第二处：《反思》在论证是非得失讲到：“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讲的他同陈昌浩的两次争吵，很能反映陈昌浩的轻敌思想。一是西路军打下永昌后，19 36年11月19日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是1937年2月21日，西路军突围在西洞堡打了个小胜仗，部队得到补充，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结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反思》在评述这个问题时又称：“陈昌浩却不顾徐向前的坚决反对，‘自主’地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致命错误决策。”
第三处：《反思》在总结历史教训讲到：“按照徐向前的说法，陈昌浩精神状态很不理想。他在过草地后支持张国焘南下犯了错误，在中央批评后思想包袱沉重。为了表示紧跟中央，“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第二，关于陈昌浩在西路军的地位作用
在西路军西进征战的过程中，陈昌浩并不能左右西路军。徐向前回忆录中称其有“拍板”作用，但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的“拍板”作用，即或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也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证实：西路军西进中，中央及军委有三次提议西路军东返。第一次，在西路军命名的当日，军委征询其东返意见，徐向前称：中央来电，“西路军单独西进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具有“拍板”作用的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只好由别的人拿主意;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中央再次提出东返，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西路军军政委员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多些。”“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由此，西路军向中央提出有条件东返，并不是徐向前回忆录中所讲的“无条件执行”；红五军高台失败后，中央第三次提出东返，西路军首长也于1937年1月21日决定东返，刚开始行动，“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结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一些所谓西路军专家，根本没有认真研究《徐向前回忆录》，对回忆中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不加任何分析，对错全盘接收，回忆录有错他必然也跟着出错。不少专家着了回忆录的道，犯了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的毛病，裁在这个极其低级的错误上。
《徐向前回忆录》有多个版本，《反思》引用的是徐向前回忆录的第一个版本，即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1984年版的分册本。但《历史的回顾》第二版即1987年版合订本已经将这一段失实的记述进行了修改(徐向前在世之时)，修正了史实却没有纠正论点，结果造成了更大的错误，而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无一例外全部上套。这表明这些所谓西路军专家的治学态度和专业水平确实有待提高，以人为据，而不是以史为据，请问如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思》如果对这段《徐向前回忆录》已经修改的记述重新研究，是否还能得出“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这样的结论?
第三，《徐向前回忆录》第2版中对“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一事的修改
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一版内容情节有错。《回顾》第一版在描述西路军高台作战后，自倪家营子第一次突围，东进至西洞堡、龙首堡一带时，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一事。《回顾》第一版记述：
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军政委员会上，极力夸张西洞堡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而事实是：西路军第一次突围是1月21日高台失陷之后，高台失陷前的1月16日，军委向西路军首长致电指出：“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高台失陷后，西路军首长下令全军向东突围即第一次突围。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报告军委主席团：“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23日，西路军进至龙首堡、西洞堡一带集中，同日报军委电：“黄超率五军余两个团直属，三十军全部，海松率七十五团及指直全部今完全（此处似缺字，似应为“集”）十五里之西洞堡，树声率九军七十三团、八十团、骑团在龙首堡暂休整一两天，备击来敌。”“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军委1月24日回复：“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再说说所谓中央命令“固守五十天”，这是什么时候?《回顾》第一版记述的军委主席团此电，实际上发生在西路军第一次东进不果返回倪家营子一个月以后的事情。返回倪家营子后的2月21日，西路军首长决定向威敌堡突围转移，徐、陈在2月24日向军委报告：“我们二十一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子。”同时向军委提出“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2月26日，鉴于西路军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再返的危急局面，军委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由于《回顾》第一版关于第一次返回倪营子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和中央“固守五十天”来电时间错位，1988年第二版《历史的回顾》即合订本(以及此后多个版本)，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移位。《回顾》第一版记述：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回顾》第二版即合订本修改为：“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这一修改和移动，不仅没有修补原来存在的问题，而且导致产生了新的问题。
早在一个月前，西路军第一次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后的1月24日，徐、陈致电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勒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军委当日回电：“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此后，西路军除南进青海遭到军委质疑外，对于西路军不论是西进还是东返，军委都是赞同的，请问《反思》，“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从何说起?
更大的问题是一个地理要素方向的逻辑悖论——“突围东进”方向有误。第一次突围是向东，第二次突围是向威敌堡(威狄堡，今新华乡)方向，该地在倪家营子西北。回忆录所讲“突围东返”与事实不符，部队实际突围方向是向西北，而不是向东。程世才在回忆录中讲：“为了摆脱困境，我们又曾一度往西北转移到威狄堡（亦称威敌堡，今新华乡），这里地形于我不利，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作战指挥东西不分?这不大可能是徐向前总指挥的表述。那么请问，这是谁的错误?
由于情节移位造成了是非颠倒，反而说明了第一次返回倪家营子并不是陈昌浩个人“一意孤行”的“拍板”，而是另有其人，所以才“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这个责任，按不到陈昌浩个人头上!而《反思》自称是考察过西路军转战路线因而提升了话语权，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问一句：你是怎么考察的?你是怎么使用这个话语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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