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友人传来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先生在《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所撰文章《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反思》，石先生是官家学者，俨然权威啊!可石先生这篇文字的水准，却是很不给石先生长脸争彩啊!文中不加辩析以讹传讹的史实多多，逻辑低级错误更是让人不忍猝看，难道这就是所谓“党史专家”的“专业”文字?于是笔者也写了一些文字，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军事历史研究》，希望他们能给个平台让我等草根学者与官府权威切蹉切蹉。可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军事历史研究》仍然没有回音。按惯例可以自由处理稿件了，于是双某决定，索性将驳文网发了。
石先生如果愿意网络切蹉，本人表示热诚欢迎。
石仲泉《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反思》评析（上）
双石
近日，朋友知道笔者长期研究西路军作战问题，特将石文《反思》发我一览(刊登在《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且不论《反思》一文立场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仅此文表露出的学风文风、学术态度就让人很难认同。以“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高度”为幌子，试图借《反思》之文，论证其为《毛泽东选集》“加注条目”所谓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掩饰其《毛选》“加注条目”的诸多谬误，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有价值的内容却不多而且还有诸多低级错误——真正的学者即或观点有所不同，文中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谬误。
《反思》一文之谬误，主要表现在逻辑混乱、生拉硬扯，是非不清、颠三倒四、随意改造、观点谬误等方面。但文章意图是明确的，即纠正中央决议，为颠覆西路军历史“正名”。
一、关于《反思》“话语权”的自白
《反思》在文章正文之前，以主持人的身份表示：“我不是军史专家，更不是西路军史专家。但近10多年来，我实地考察了红军长征路，2013年又考察了西路军远征之路，从而对西路军史有点话语权，更觉有责任回应网络媒体在西路军问题上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流言。”请问抬出自己考察履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了这些本钱，你既或自称不是专家也应该是当然的专家了?当年的张国焘还实实在在走完了长征路哩，是不是他因此就有也有了当然的权威话语权?《反思》自称因考察而有了话语权，怎么还是没把西路军1937年2月间返回倪家营子是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整清楚弄明白呢，请问你是怎么考察的?
再者，这样的“考察”，是不是真就有“天赋”的话语权？比如，《反思》要讨论西路军的话题，是不是应该先把主要当事人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有几个版本弄清楚？比如哪个版本改了哪些？哪些内容是生前改的，哪些内容身后由别人改的？别人如果要与你讨论的话，究竟以哪个版本为准？
由于自己都是一笔糊涂账，《反思》一文非但没有起到清除“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流言”这样的作用，反而以“党史权威专家”之口，想“坐实”西路军失败是党中央战略决策之误，即“西路军的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决策所决定的”，从而否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决议。
笔者不禁要问一句：以一段悖于历史事实的《毛选》“加注条目”，就要纠正党的历史决议?这是谁给你这个权利和底气。《反思》文中讲到：“在新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传统观点基本得到纠正，个别学者坚持传统看法，但这不影响学界对西路军的总体认识。”请问《反思》，什么是学界?学界的范围有多大?哪些人算是学界?哪些人不是学界?草根学者算不算学界中人?所谓学界中赞同传统看法者与反对传统看法者各占多大比例，“总体认识”又是一个什么认识?你又是如何统计得出“个别”和“总体”的结论?
还有，《反思》提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红军长征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认为：“于情于理，西路军征战史都应是红军长征历史的继续，我将此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或者说，是红军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这也就说，《反思》需要推销自己观点的时候，学界总体是个什么认识那是不管用的，只需要自己宣布“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就行了!而要否定别人的学术观点的时候，就可以抬出自设的“总体认识”，将不同观点者打入“个别”这个“另册”!请问《反思》，这是什么学风?这是什么文风?霸道不霸道?讲理不讲理?如果“学界”是指象牙塔中人，长征的学问做成了象牙塔中人才能问津的学问，请问由众多草根完成的长征还有什么意义?
二、关于“西路军是长征重要组成部分”
《反思》一文认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红军长征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认为：“于情于理，西路军征战史都应是红军长征历史的继续，我将此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或者说，是红军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
这个观点早已有之，并不是《反思》的新观点、新认识和新发现，但并不为党史军史及官方所接受，《反思》则旗帜鲜明的赞同这一观点，无疑是试图说明西路军的西进行动如同长征一样，是中央的决策决定(红军各部长征也未必都是中央的决定)。照此推理，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活动应以此为准，即纪念红军长征不应在胜利会合之日，而应在西路军失败之时。
战略目标及战略决策是区分不同战略任务和战略行动的唯一标准。任何战略行动的起始和终止都有其标志性的起点和终点，战略目标的实现及战略任务的完成就是战略行动结束的标志。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战略任务和战略行动往往分阶段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实施，即战略步骤;如果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没有实现和达成，而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决策将取代原定的战略目标，军事行动则担负新的战略任务，即战略转折。战略目标实现与否，决定着战略行动终结与否。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及战略决策与西路军没有任何同一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反思》甚至要求“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不认同就是“无情无理”，请问这还是在谈学术么?
关于红军长征的起始与结束，党史军史都有科学和明确的界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关于长征的条目的诠释是：
长征（Long March）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后，跨越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
这条诠释对“长征”时间、空间的界定非常明确：以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率先开始战略转移开始，迄至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合止。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则是长征结束的标志。这是因为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红军将担负新的战略任务，中央及军委为此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即是继续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为东进联合抗日进行准备。既或是发生在长征界定的时间段中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和东征，乃至三军会师后酝酿实施进而被迫流产的“宁夏战役”，都只能归入“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而不能列入“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红军长征·综述 大事记 表册》卷中，虽然也将红六军团西征和红十军团北上作为“长征序幕”(这两支部队的率先转移都是为长征作准备的牵制性行动)论及，但界定长征的起始点仍然是“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室所撰《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也是明确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为完成长征的标志。理由无他，遵循的原则只能是一个：战略目标及战略决策是区分不同战略任务和战略行动的唯一标准。
三、关于“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
《反思》认为“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但同时也表示：“但在11月收到共产国际改由新疆方向运送军援物资的指示后，西路军再作出继续西进、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是脱离了河西的客观实际和西路军的作战装备能力的。如果这个时候西路军不再西进，结局会好得多。但只要坚持西进打通新疆，盘踞河西，即使在战术方面少犯错误，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大的结局。”
然而，《反思》显然已经有了“西路军失败与执行张国焘路线无关”之预设前提，那么他的意思就只能理解为：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出自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这个错误责任，只能由他们来担待!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一句了，这个“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呢?
第一，中央有“西进新疆”的计划和决策吗？
很可能是指中央1936年11月8日的“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11月3日，共产国际提出改变援助地点。中央及军委在河东南敌未能击退，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渡河，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宁夏战役难以为继的情况下，11月8日，中央酝酿了“新计划”并向各方征求意见。
这个“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时指出：“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
一是这个“新计划”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并未实行;二是这个“新计划”只是一个战略构想或战略规划，并非有人称之为“作战新计划”，两者有根本区别;三是中央“新计划”确有打通远方的设想，但并非决策决定;四是据徐向前回忆录所言，西路军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情，不是西路军西进新疆的依据。那么，西路军西进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反思》把中央“新计划”中西路军任务“打通远方”，认定就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这是极其谬误的。共产国际援助计划改变是影响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因素。
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徐向前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三军大会师后，张国焘不顾大局，仍然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到西部地区占块地盘，称王称霸。1936年冬，他采取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第四方面军渡河，由于敌军堵截，有两个军未能过河”，“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
这还说得不够清楚明白么?
第二，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西进计划及决策
张国焘和徐向前在甘南时就有西进河西的计划，但并不是四方面军渡河后西进的依据。虽然有某种联系，西进河西确实是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心存已久的想法，这一想法在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初开始筹划，渡河后开始实施。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进决策经历了甘南酝酿，渡河期间筹划，渡河后调整和准备，最后决定与制定计划，开始行动，系统完整的西进筹划决策的全过程。这一过程起止时间自10月25日至11月9日。这一时间也正是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以及中央制定“新计划”的时间段。所以，有人有意混淆两者的区别，将中央“新计划”认定为“作战新计划”以及西路军“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
四方面军渡河之初，张国焘即下达“发展甘北苏区”的命令，直到敌军封锁渡口，后续部队无法渡河，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经过数次协商之后，最后下达西进命令，四方面军即制定计划开始组织实施西进行动。
1936年10月25日，张国焘伪造彭德怀署名，批复四方面军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全军渡河意见，下达《甘北、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扩大甘北苏区”、“接通远方”的新构想。命令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次日，四方面军首长回复：“我们即遵二十五号提议（应为批复）之电，决以三十、三十一、九军三个军迅速渡河。”[]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就西进甘北的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步骤等事项达成一致，完成了战略筹划的第一步。
10月27日，战场情况变化急剧，在军委数次“击破南敌”的严令之下，张国焘下达“停止过河”的电令[]。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为此第二次提出“全军渡河”，要军委“重决速示”[]。
10月30日，敌军占领渡口，将河东河西红军分割，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九军、五军位于河西，抗击马军的反扑，扩大占领区，准备迎接后续部队渡河。
11月2日，根据变化的情况，由于后续部队无法渡河，四方面军首长提出“三选一”的作战方案，“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同日，朱德、张国焘提出出宁夏“三条件”，指示徐、陈“准备完成新任务。”[]
11月3日，中央获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计划。[]
11月4日，四方面军首长第三次提议全军渡河，“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路由肖、周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
由此，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就变化的情况进一步调整部署，完成战略筹划的第二步。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做出最终决定，下达了西进甘北的最后命令：“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11月6日，四方面军制定下达《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11月7日，四方面军首长为独立行动，向中央并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
由此，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完成战略筹划的最后一步，下达命令，制定计划，建立组织。
11月8日，中央提出“新计划”。
11月9日，四方面军开始组织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四方面军首长向朱、张报告：“今九日上部队到达位置，……今夜按计划续进。”[]
由此，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在11月8日中央“新计划”提出之前，已经完成了西进的初步决心、部署调整、最后决策、制定计划、组织行动等决策指挥流程的全过程。由此，中央“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既有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原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张国焘西进甘北的决定和四方面军西进行动的事实。因为，一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在共产国际没有改变援助计划之前，已经作出西进甘北的决定;二是中央当前第一位的战略需求并不是获得援助，而是“击破南敌”;三是中央与共产国际就援助计划还在协商，援助计划还未最后确定，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苏共中央12月2日才确定援助计划，中共中央根据现实可能，还有取与不取以及怎么取的考量;四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的西进决心和行动，表明西进是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第一位的战略需求，此后军委多次提出东返被拒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第三，中央军委征求东返西进意见电
中央提出“新计划”，既不是决定，也不是指示。11月11日，在命名组建西路军的当天，军委向徐、陈发出征询意见电：“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四方面军首长并未回复军委的询问。次日，军委再电朱、张：“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张国焘同样没有回复军委。
11月12日，朱、张指示西路军徐、陈首长：“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当日，西路军首长回复军委及朱、张：“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就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张国焘的指令和西路军首长的回复表明，西进及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性因素是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最先命令四方面军西进甘北是张国焘，最先提出要河西建立根据地也是张国焘。而这一切，《反思》都完全回避和无视。
第四，关于西路军任务
在四方面军组织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过程中，张国焘为西渡部队设置的使命是：“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西渡部队动员的口号也是：“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徐陈回答中央询问时的自设任务也是“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张国焘又于11月14日和11月17日两次下令，阻止四方面军攻凉行动，命令“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四方面军弃凉开始第二次西进。11月17日，因得悉敌中央军毛炳文部渡河追击西路军，徐、陈向军委和朱、张又提出：“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据张国焘意图，西路军迅速脱离预定战场第二次西进。但此时九军在古浪遭到马敌的攻击，损失惨重。
11月18日，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首长并告朱、张：“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个时期。”[]
11月19日，周恩来到达洪德城红军总部驻地后，与朱、张、林联名向西路军首长下达命令：“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据此，西路军在凉州以西至山丹，即甘州以东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的意图非常明确，一是援助计划未定，部队继续西进不利，并在18日电中明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二是保持向东回旋余地，防止被敌封堵在黄河以西，将来东返困难;三是依据凉州一带有粮地区建立根据地，解决部队的给养，以免西进到艰苦地区部队困难。
中央及军委并没有“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甚至连西进新疆的战略设想都没有，军委完全被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的西进决心和已在河西行动的既定事实所左右，请问《反思》，你是如何得出“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这一结论的?“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究竟出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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