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四方面军西渡

　　——摘自流波《历史的辩证的研究红西路军问题》首发

　　于此附转流波给郭建波同志“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按为下文读引：

　　流波按：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

　　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虽然张国焘被迫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四方面军得以北上，但由于他完全没有受到政治的、组织的处理，还是红军总政委，毛泽东、中革军委的命令一经张国焘的手要么修改、要么加进私货。比如说毛泽东从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巩固扩大西北根据地、从宁夏打通苏联获得支持出发提出的红军战略方针，一经张国焘修改后就成了要么向南又回到他前面另立“中央”南下的错误，要么就是向西退却的右倾老路。张为了挽回因南下将八万红军折腾到再北上时只剩下近四万从而威信大减的不利状况，漳县大闹强行改变四方面军北上路线单独向西渡黄河，通过中央、毛泽东、红军众多将领的斗争，才又使得四方面军回到北进路线上来。由于张国寿对红军指挥的负面因素，两广事件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围剿”西北的红军，胡宗南敌从南部大举进攻，实施宁夏战役的前期有利时机丧失，加上共产国际明确红军打下定远营获取支助等原因，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而实行对南线敌人歼灭性打击是宁夏战役的首要任务。本来三军攻宁夏，目前最紧要任务是要先破南面追敌，当然，占领了定远营也不适为攻宁重要一着，等于在宁夏西北插了一刀，这一点，正是张国焘所能充分利用的。前面已经分析，中革军委、毛泽东的正确布局，一旦到了张国焘这里要么不能执行要么被利用执行;毛泽东也料到，实因中央、中革军委很难实际掌控四方面军，假如四方面军执意西渡，也正好委以攻打定远营的任务，期望能留住过河部队，一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也是无奈，一是只好死马当着活马医尽力而为。

　　本来宁夏战役计划，无论前期的制订和后面视情况变化后的提前策划，都与张进行了充分的商量，但就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的前一天，张国焘还在联名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对目前军事部署提出建议，东拉西扯，暗藏心机。宁夏战役对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从这里向北打通苏联何等重要。党中央部署也非常简单明晰：一、四方面军左右攻向宁夏，二方面军在后阻击;两广事件后蒋调集兵马围攻，中央遂决定先重点打南面之敌歼灭战，必须破了南面追敌然后再攻宁;其中考虑到四方面军中有不少船工，所以要其一部做好在靖远、中卫地段造船渡河攻取定远营的准备。而张国焘的这份军事部署建议有九条，完全忽视先前中央、毛泽东的一系列军事部署，几乎是另搞一套，其中目的是如何过河尤其是让四方面军过河。如“靖远渡河布(部)署，宜迅速”、“如统一战线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军两个军过河在甘北行动，打通远方”“结冰后以一方面军主力占领宁夏地区”。这份建议的实质意义就是赶紧做好渡河准备，不是做军事上的准备击退南敌然后实施宁夏战役，而是把让敌人停止进攻放在外交统一战线的谈判上来;谈不成，三方面军都过渡去，谈成了不渡河，但四方面军还是要过两个军去打通远方;然后宁夏战役么，等结冰后由你一方面军去打。当然，毛泽东不会被张国焘乱了方寸，中央在《十月作战纲领》中却明确规定决定由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来实施宁夏战役，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独四师来阻击南敌。由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到靖远造船，准备渡河，抢占战略要地定远营。

　　但问题在于，这战役必须要联合红四方面军才能完成，由此经过彭德怀与张国焘商定后于10月23日9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时又有了很大变化：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二○○二年八月第一版，第601页)这个作战方案重点不是南线阻击，然后进行宁夏战役，而是渡河成了重点，且一方面军可能成了掩护四方面军渡河的卫队，而所谓的袭击定远营再相机攻占宁夏省会都只是渡河的契口了，由此可见张国焘之阴险。而且如果红军不坚定的实施南面阻击，宁夏战役就是一句空话，这样一来，南面之敌追得越快，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渡河的理由越多，实际渡河的举动越快，却还堂而皇之打着攻占定远营实施宁夏计划的幌子。

　　10月20日，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陈昌浩“按《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理”(《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第410页)徐向前、陈昌浩于十月二十三日命令三十军在当晚开始偷渡没成功。“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同上)看看，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五个军至少要求渡河以三个主力军，去干什么?“打开河西战局”。这样，一步步宁夏战役计划成为泡影，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却要成真。三十军23日晚的偷渡没成功，张国焘十分着急，随后他发出一系列的电报就有关渡河事宜作出安排(《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65页至66页)。而毛泽东在二十四日给三方面军的电报主旨是“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并又据敌情要求红九军暂留河东。但还是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红军总部于二十五日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这一建议。(《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65页)红四方面军西渡一环紧似一环。毛泽东预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为挽救过河红军，于26日电告彭德怀，一是提示彭张要西去，“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是要九军去攻占定远营，也是采取挽留已渡河红军的一种特别方式。而到了27日，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的意愿由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电文说：“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全部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速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过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电文还认为：“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5页)明明宁夏战役的前提是先必须击破南之追敌，击破南敌必须集中力量向南迎击，然后才能有效攻占宁夏，则红军除了渡一个军去袭击占领定远营外，其它都不能渡河而是相反;而这份电文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竟然打着实施宁夏战役的计划，说的却是无论打否，四方面军都要全部过渡，也就完全置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于不顾了，至于报告，只是形式，出了问题，还有卸责的地方。

　　前面已经说明，张发出的以朱德、张国焘的联盟电报，朱德后来申明，凡牵涉到路线、军事关键问题，基本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张个人的意愿和强加。其实，当时，张与中央、毛泽东、中革军委的电报早已是一种游戏，双方都不具备约束力，张只是要更加在电文上不失礼节又明目张胆达到目的罢了。张国焘一是立即部署三十一军渡河，二是对中央集中兵力击破南敌表示异议，三是表明如果中央不及时表态则四方面军自行执总部命令全部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河包口)渡河”(《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6页)。张的这一手当然厉害，反正我们向中央、毛泽东进行了与其说是报告不如说是知会，同意与否无关紧要，这边照样做;你不同意，张这边是红军总部，还把红军总司令朱德捆绑一起按张总政委的命令执行，说明你这个中央没权威;你毛泽东同意，当然是处于无奈，则是以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去执行张国焘的旨意，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的尴尬。面对张国焘态度的变化和基于三十一军已经开往河边待命渡河，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决定“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同上)。当然，由于南敌快进占领渡口，三十一军没走上西去之路，这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毛泽东还在做努力，10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健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镜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二○○二年八月第一版，第604页)同时毛泽东又致电张浩，提出：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同上)毛泽东想要以张浩——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影响张国焘，在三个方面军之间沟通联系，加强团结，以保证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打好决定红军关键之役，然这个愿望也只是一厢情愿。结果是张国焘不但不执行中央指示，反而在最关键时候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离，导致海打战役泡汤。

　　在张国焘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的时候，彭德怀除了向中央报告这个情况外，当时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的办法，第二天还得去与张商量。十一月一日，彭德怀在与朱、张、贺、任见面后，就作战计划与统一红军各部指挥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当日，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情况，称会商的结果是“一致坚决主张打击胡敌，消灭其二三个师，停止其追击。”关于统一指挥“一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二方面军一致努力，为争取上述胜利，并有(由)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关于下一步部署，认为“海打以南战役计划已失去先机，现决在海打大道以北，寻战役机动来打胡敌，战役计划另告。”(《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7页)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系。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彭德怀回忆录》，彭德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216页至217页)为了保证海打战役战役的顺利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特意成立了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并明确指示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个人手中。但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执行其红四方面军全部西进计划，二是用行动表示对上述安排的不满。

　　看看张国焘自述中也谈到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渡河：

　　“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军、卅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卅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分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武威。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第310页至312页)张的这些自述基本符合实情，过河的军队也确实是按张的意思迅速向甘西开进。

　　说实话，今天来分析当时张国焘的这种内讧搅乱，好在红一、二方面军在毛泽东、中央的领导之下，好在当时四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在南面来不急过河，否则整个红四方面军都可能要被葬送。

　　2013年5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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