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异常严峻，美苏先后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美国希望通过核打击来遏制中国核力量的研发进程，保持美国对中国的绝对核优势;苏联则企图通过核袭击来打击中国的国防力量，以满足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地位的需要。面对美苏的核威胁，中国积极应对，在强烈谴责美苏核威胁的同时，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制步伐，进行了充分的战备，并及时转变外交战略，迫使美苏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核打击企图，打破了美苏的核威胁。
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异常严峻的时期。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威胁中国的安全;苏联坚持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力图控制中国服从其全球战略，中苏关系交恶。这一时期，美苏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进行常规军事威胁的同时，还先后多次对中国进行过核威胁。
一、美苏对中国的核威胁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曾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重大历史关头，凭借其绝对的核优势，对中国进行过核威胁。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发进程，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担心，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和核优势。1963年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08次会议上说：“任何能够阻止中共的谈判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已渐渐成为60年代后期以及将来的主要对手。”1月2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致肯尼迪的信中提到：“在我看来，您谈及的是关乎我国安全利益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努力防止红色中国获得核能力和为此目的而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7月2日，肯尼迪指示哈里曼寻求与赫鲁晓夫在禁止中国核武器试验和开发方面的合作。肯尼迪在给哈里曼的电报中说：“相对比较小的力量掌握在中共手里时，都可能对我们大家造成很大危险，你应当征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者阻止中国核开发方面采取什么办法的意见，并且了解他是否愿意由苏联方面采取行动，或是接受美国按照这个方向采取行动。”
依照这种思路，美国制定了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具体措施。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报告，提出了四种摧毁中国核武器设施的办法：“(1)假定单靠美国执行，公开的非核空中打击。为把中国核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2)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3)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4)空投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
美国还试图拉拢苏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中国的核设施。1964年9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约翰逊与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麦科恩、邦迪等人一起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初步决定不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但考虑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10天之后，邦迪约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讨论这个问题，多勃雷宁反应冷淡。美苏联合行动的计划流产后，约翰逊的总统政策班子就美国是否单独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达成的认识是：“我们宁愿中国进行核试验，而不愿意现在对中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对中国也进行了核威胁。1969年，为了解决中苏冲突，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主张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1969年6月和8月，勃列日涅夫一度要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对酒泉、西昌的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苏联为什么会采取这种举措呢?8月21日，美国国务院对苏联的行动进行了如此分析：“苏联领导人可能认为，即使是少量的中国导弹也会改变战略形势，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人在使用地面部队时会更少约束。苏联人可能希望通过利用空中优势，摧毁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设施，以阻止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同时用他们的威胁力量，防止中国人在地面的报复进攻。”
为了更大程度地限制中国，苏联还试图与美国合作来共同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当时，中美关系已经出现缓和迹象;再加上为了牵制苏联的扩张，当苏联向美国试探苏美合作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设想时，美国政府拒绝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给苏联的行动计划以很大影响，据联合国原副秘书长阿•舍甫琴科回忆：“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地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而会把它‘吞下去’，于是决定通过各条渠道伸出触角来测定这种想法。由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探听华盛顿对一场核打击可能作出什么反应。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国中级官员进行了了解。但是多勃雷宁的报告作出了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他的结论是这将冒苏美对峙的风险。苏联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美国此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核攻击将会危及到美国的全球利益。为此，要制止苏联的核攻击并让中国及时了解苏联核攻击的企图，美国决定通过媒体散布有关消息。1969年8月28日，美国小报《华盛顿明星报》称：苏联准备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说，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可见，20世纪60年代，美苏曾先后对中国进行过核威胁，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希望通过核打击来遏制中国核力量的研发进程，保持它对中国的绝对核优势;苏联则企图通过核袭击来打击中国的国防力量，以满足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争夺霸主地位的需要。而且，美苏还都有过相互拉拢采取共同行动的想法。不过，由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斗争，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最大威胁和主要对手，都不希望对方形成对自己的压倒性优势。因此，无论是60年代前期美国试图联合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还是60年代后期苏联试图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它们又都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致使美苏联手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图谋成为泡影。
二、中国对美苏核威胁的应对
为了打破美苏先后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中国做出了种种努力，迫使美苏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核打击企图。
(一)通过宣传制造舆论，揭露美苏的核威胁。
对于美国核武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中国通过多种渠道予以揭露。1960年9月1日，毛泽东会见墨西哥外宾时说：“中国人民是在美国原子武器射程之内的，是在美国炮口的下面。不但在日本有美国基地，南朝鲜也有美国基地，菲律宾也有，台湾也有美国基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现在被美国占领。我们处在包围之中，在美国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内。”
对于核武器，中国领导人认为它主要起震慑作用，反对夸大其实际作用。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谈到核武器时说：“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1964年8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时说：“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这是我们作为防御的武器。”1965年2月1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说：“我们也不相信这个东西(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真正打仗，用这个东西不行的，还是靠常规武器。”
针对美国企图破坏中国的核设施，中国领导人表示毫不惧怕，并准备了相应的对策。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外宾时说：“美国人放出空气来，要把我们的原子弹厂炸掉，那就呜呼哀哉了。有人就说，工厂可以炸掉，但是思想不可能炸掉，你炸掉第一批原子弹厂，他有这个思想，可以建第二批。”
中国还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特殊渠道，揭露和抗议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1963年8月7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16次会议上，中国代表王炳南对美国大使说：
“美国对中国和远东的核威胁是存在的。你们在关岛建立了战略核轰炸基地，现在你们又在那里建立北极星核潜艇基地。你们在冲绳设立了核导弹基地。你们要把核潜艇停泊在日本的海港，你们的F-105D核战斗轰炸机进驻日本。你们在南朝鲜和台湾派驻了拥有种种核武器的部队。一句话，你们已经把我国和远东的重要城市和广大农村置于你们的核基地的直接威胁之下。不仅如此，你们驻太平洋地区的空军还有许多分布在各地的能够携带核武器的飞机。你们驻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则经常保有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攻击航空母舰和潜水艇。总之，在中国的东方和南方，在远东的许多地方，都有你们的核武器。更加严重的是，你们还在中国的毗邻地区举行种种核武器演习。你们曾经派遣核潜艇参加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就在7月25日，即美英苏三国代表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同一天，你们的第七舰队还在台湾北部海面举行投掷原子弹的演习，这是你们针对我国和远东的赤裸裸的核战争挑衅。你们的最高级军方人士，经常发出核战争的叫嚣。你们的空军武器系统司令部司令施里弗上将就公然说，要把民兵式洲际导弹的射程大大增加，‘以便把红色中国的目标包括进去’。你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竟然威胁说，在美国同中国进行的任何冲突中，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这些语言都是彻头彻尾的核讹诈的语言。”
11月13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18次会议上，王炳南对美国大使说：
“最近你们总统的专栏作家斯特华特•艾尔索普居然公开宣传，你们的总统和总统的亲近顾问都想像‘割除扁桃腺’一样地，用高度爆炸力的炸弹，特别武器或者秘密手段，来爆毁你们用高空侦察机探知我们的原子工厂。”
对于苏联的核威胁，中国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批驳。1969年中苏冲突达到顶点，苏联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国向苏联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告诫苏联中国已经准备打“核大战”，来反击苏联发动的核战争。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晤时，提出了“听说苏联要对中国的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当中国的核基地被苏联摧毁时，中苏将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把战争进行到底，即使苏联很顺利地通过突然袭击和先发制人的手段进行了核打击，则苏联也将为未来的千百年造成巨大的政治问题。”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文章特别提到，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行动打击敌人，对苏联的核讹诈进行揭露。9月17日，毛泽东亲自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加了第22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曾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同日，周恩来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说：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
由于中国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向美苏表明中国对于核威胁的态度和举措，美苏担心核袭击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始终未敢打开核战争这个“潘多拉魔盒”。
(二)中国加快发展核武器。
美苏以核武器为后盾，动辄对别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中国在饱受核讹诈和核威胁之后，切实感受到没有核武器就要受人欺侮，要想彻底戳破美苏的核威胁，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也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由此，20世纪60年代，即便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也加快了自主研制核武器的步伐。
在苏联撤走相关专家的情况下，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被迫行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为了更好地开展核武器的研制工作，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方面对原子能建设的支援。”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要研究加强原子能工业和加快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而美苏为了实现核垄断，企图利用禁止核武器问题来遏制中国核武器的发展。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8月7日，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16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消除美国对中国核威胁问题的协议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它们愿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为消除核战争对全人类的威胁而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出了庄严承诺：“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维护核不扩散，不在外国部署核武器，不以核武器相威胁。”同时，中国政府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核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并不是为了侵略和威胁别的国家。这一点，连美国也表示认同。1970年11月12日，美国《中情局关于中国的国际姿态的国家情报评估》认为：“北京可能主要是希望这种战略武器成为对付苏联或者美国进攻的一种威慑，同时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讨价还价的砝码。没有证据显示战略能力的获得必然就会使中国人更富侵略性。”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5月14日，以空投方式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1966年10月27日，成功进行了中程导弹运载核弹头的试验，实现了“两弹结合”;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试验;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三)为打破美苏核威胁，中国进行了充分积极的备战。
战争准备总是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考虑问题，作最充分的准备，防备外敌的入侵。中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战争准备。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安全形势十分恶劣、敌视国家缺少正常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作出积极备战的决策。中国充分积极的备战，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顶住了美苏的军事压力与威胁，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首先，中国提高了对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性。1965年5月21日，总参谋部发出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一)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二)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对增加兵员，要从全局来考虑，军队搞得太多，就要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三)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先从部队抽一点力量去搞工事。(四)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三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1969年，面对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核威胁，中国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指导下，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战备状态。1969年9月25日至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召开，研究落实加强东北、华北、西北等“三北”地区的战备问题。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征兵百万的命令，决定1969年冬季征兵109万人，补充兵员。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中央还决定将在北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疏散到外地。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和核打击，全国进行了军民总动员，准备随时迎敌;同时，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并转移到大小“三线”地区。
中国充分积极的备战，使美苏都不难得出进攻中国得不偿失的结论。1970年6月11日，美国《中情局关于中国常规和防空部队的评估》认为：“尽管存在重大的弱点和不足，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相当强的防御能力。这些力量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领土使得攻击中国的地面战争成为最可怕的选择，即使是对大国而言。”到了1976年11月11日，美国《中情局关于中国的防御政策和武装力量的评估》仍认为：“总的来说，中国的军事威慑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根据战争的性质，其效果迥异。例如，对于地面的入侵，由于其庞大的常规部队(纵深防御的良好准备和部署)，辽阔的地理疆域，大量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人口和长期战争的动员能力，中国已经具备了高水平的威慑能力。”即便到了今天，抛却对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积极备战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定，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
(四)中国转变外交战略，顶住了美苏的核威胁。
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从两极向多极方向发展。美国不能再称霸全球，苏联不再是唯一能向美国挑战的国家;欧洲和日本正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崩离析;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也出现了离心现象。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为应对美苏争霸和对中国的威胁，中国积极调整外交政策，转变外交战略。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中国拓宽了外交渠道，把外交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谋求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到1969年，中国的建交国已达50多个，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同时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和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此外，中国还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日本通过“民间外交”的形式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交恶，迫使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代之以联美抗苏的外交选择。面对苏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现实威胁，中国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开始重视中美关系的改善，并开始探索中美关系改善的途径。1969年6月，雷阳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周恩来指示他要密切注意来自美国的新动向，有情况要立即报回。周恩来强调，要保持“华沙渠道”不能中断。他还指出：“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7月11日，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呈报周恩来转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讨，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1969年9月17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元帅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呈送中央，建议在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的情况下，选择有利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之后，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逐步消融。
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调整，为顶住美苏的核威胁起到了借力牵制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为中国抗衡苏联增加了砝码，捍卫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缓和世界局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梳理20世纪60年代中国应对美苏核威胁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中国从物质和精神方面作好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遏制和应对对方威胁的充分准备，才有效地阻止了美苏可能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保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特别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七亿中国人所击败。”历史经验证明，要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中不受制于人，必须拥有遏制战争的震慑手段和具备打赢战争的实力。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