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能不能一分为二

　　文革能不能一分为二

　　文革杂谈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何给于它科学的评价本身就又是一件大事，对它如何评价不仅是一个涉及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影响未来的历史问题。文革是在国内外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在其长达十年的进程中，又遇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后果，引起不同的人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感受，因而对它的评价也自然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文革的评价应该采用一分为二的态度，就是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不是武断地全盘否定或肯定。

　　一：一分为二是客观真理

　　有些人为了达到全盘否定文革的目的，甚至否定一分为二的真理性。

　　凡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一对小的矛盾对立统一组成了一个小物体，一组更大的矛盾对立的统一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物体。世界就是一个由小到大，有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装置。一件事也是这样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的属性。一分为二是对对立统一的一种形象的表述。有些人说这个表达不准确，因为有些事物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这是对一分为二的机械的理解，是一种误解;有人说有些事物则不存在对立统一，这则涉及到了一种哲学体系的根基，看不到事物的矛盾对立的统一，这往往和一个人审视事物的角度有关。

　　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命题告诉我们两个基本的东西，一是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矛盾的双方是相互作用的，矛盾的相对统一，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形式，离开了矛盾就没有了世界。二是，看问题需要全面，需要对事物作全面细致的分析。

　　一件事，说它是好事，指的是它对人的好处大于负面因素，不一定它的一切对人都是有好处的。一件事，或许在此看是好事，在彼看就是坏事了。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道理都是一样的。坏人不一定没有优点，不一定没有干过好事，没有一点做人的良知，只是身上坏的成分多，或太多罢了。被判死刑的人，能不能一分为二呢?被判死刑的人身上也是会有优点的。

　　看一件事，是好，是坏，看一个人是好，是坏，有时是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是需要看你所站的角度的，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立场不同，标准往往也是不同的，结论自然也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是会有不同的结论的。

　　一件好事也往往不是十全十美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人们总会把它分成正确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那么正确的部分，能不能继续一分为二，错误的部分能不能再一分为二了呢?有人认为，错误的部分就不能再一分为二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要全盘否定文革，用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文革十年进行一分为二，文革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在国防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我们都取得了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成绩，但是，就文革本身来说，完全是错误的，不能再进行一分为二了。

　　凡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是一个哲学命题。哲学是干什么的，哲学是构建体系的。一个哲学命题在它规定的内涵里，如果在此处是适用，是对的，在彼处是不适用的，是错的，那它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就是伪命题了。一分为二是被事实反复验证过的客观真理。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有些今天被认为是真理的的东西，将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或许就会发现原来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不完整性，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了。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来看，我们还不能对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哲学命题提出质疑的强有力的证据。

　　二：对历史不要全盘否定，要做一分为二的分析，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历史上争议很大的历史事件，有些人是全盘否定的，因为它钳制了人的思想，在历史上被骂了几千年，其实，在骂的的过程中，这件事本身及产生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了。有些人对此基本持全盘肯定的态度，因为它有助于推进国家的统一。当时，统一中国是民心所向，符合历史的大趋势，是当时最需要解决的第一要务，也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功业，当时打击复古倒退势力，维护统一局面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要看功过孰轻孰重。站在历史的角度权衡利弊，秦始皇作为政治家所采取的这个措施是不是应该给于理解呢?

　　我们作为后人的主要责任不是全盘否定它，或是全盘肯定它，而是实事求是地把这一历史事件呈现出来，正确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被动挨打是必然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促使了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催生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危机感，让中国人了解到了外国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加快了封建制度的崩溃。这也是一分为二看历史的一种正确的角度和方法。

　　邓小平主张全盘否定文革，认为文革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结果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说不上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但是，他还是没有否定一分为二这个哲学观点，因为它肯定了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赵紫阳主张全盘否定文革，他认为对文革不能再一分为二了，如果硬要一分为二的话，那就是它坚定了我们全面改革的决心;中共党史第二卷赞成全盘否定文革，但是它指出，文革期间表现出的勇敢的探索精神是需要肯定的。他们都没有否定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实际上，他们仍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有些人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错误、的坏的事与物就不能再一分为二了。他们认为把文革十年与文革分开，文革十年期间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文革只是我党在文革十年中干的一件事，文革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再一分为二了。

　　我们把一个事物分成两部分，错误的一面，坏的一面。错误一面的自身内部，还能不能再一分为二了呢?整体被否定的一面内部还会不会有正确的因素和好的一面呢?我想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来证明错误的事件里也会有合理的和正确的成分，坏人，坏的东西里仍会有好的因素和好的一面。

　　文革这一被有些人认为是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历史事件，其自身还能不能再一分为二了呢?

　　如何评价文革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一件工作。80年底，邓小平就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引子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段话对如何评价文革提供了几方面的信息：评价文革是复杂的;评价文革要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分析;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动机是好的;缺点和错误是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文革是需要作为经验教训来总结的;文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不仅仅是一件事;如何看待文革，党内看法是有分歧的;总结文革需要时间。其实，这里边就含有对文革本身进行一分为二分析的问题。

　　而实际情况是一年多后，由于当时政治的需要，中央就开始做了全盘否定文革的工作。匆忙地全盘否定文革，虽然为审判四人帮，为以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扫除了一些障碍，但它最终没有能统一全党的思想，甚至使其更加混乱，最终导致了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对党的信仰消失，为党的事业从另一个侧面深深地埋下了隐患。

　　现在对文革的评价，从整体上看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全盘否定，一种是全盘肯定，第三种，我认为也是最科学的，能使大多人接受的观点，就是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主张全盘否定文革观点的人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代表官方立场的观点，肯定文革的动机是好的，另外一种就是试图使中国全盘西化，全面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分子的观点，他们不仅全面反对文革的理论、实践以及所达到的效果，而且更要害的观点是坚决反对文革的动机，他们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本身就是错误的，在他们心中文革最大的错误正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做的努力及后果。文革向没有多高文化水平的广大基层劳动人民普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常识，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引导他们预见了他们应该拥有的光辉未来，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右派们最恨、最怕的局面，它极大地阻碍了他们在中国全面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进程，使他们不得不放缓速度，选择走和平演变的道路。

　　全盘肯定文革和否定文革往往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充满了明显的政治情绪，这也表现了我国目前政治生态中的一个特点，同时也符合政治斗争的客观规律，但它不符合历史的规律，其结论往往会被历史所淘汰。

　　三：从文革理论上的合理性，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动机、谋划，即理论，执行、即实践，结果。按照官方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还是结果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的一场内乱。

　　我们就先从文革的理论上着眼，说明文革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官方认为，文革的发动者，是基于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一个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判断发动的，而这种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诚然，在当时让多数人分辨出谁是走资派是很难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多数人也是认识不到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似乎也没有本质的差别，形式上也都是赞成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党内也没有公开说要搞资本主义的人，这是我们谈论文革在理论上是否有可取之处的基点，它确定了我们审视问题的共同立场和辨别是非界限的共同标准。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承认，他认为他提出的“三自一包”政策不会导致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他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的确，包产到户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它确实能滋生资本主义倾向，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瓦解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具有的基础，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壤，搞不好就会自觉不觉地使中国由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即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两极分化，重新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些已被后来的实践从多方面得到了证明。

　　我国在1956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也基本上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产生两级分化的土壤基本铲除，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被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社会变革，它一直遭到了旧势力公开的、隐蔽的坚决的反对，这既是事实，也符合历史的必然。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借改革之名，何尝不是一直在梦想着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础，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斗争，何尝不是自1956年就开始的斗争的继续。

　　受国内外政治斗争的影响，1957年，我国一些敌对分子，公开要共产党下台，这是事实，党发动的反右斗争并没有否定。由于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受封建主义影响、经济文化落后、国际环境异常恶劣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又由于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很短，缺乏足够成功的经验可借鉴，还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挫折。如何解决国内出现的困难，党内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洞察出了这种分歧的严重性，并公开了这一分歧，认为这是党今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或敢于承认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似乎大多数人，包括曾被认定为是走资派的人已不得不或自豪地承认毛刘之间的斗争确实是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回顾一下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一直存在着被推翻的现实可能性。

　　在国内，后来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不少高层知识分子，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搞彻底的资本主义，八九年政治风波，一些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现在网上盛传，李先念找到陈云说，毛主席当年说我党存在着走资派，我们不以为然，你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陈云说，岂止是像，简直就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派。共产党内到底有没有走资派呢?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精神污染，被右派们称为小文革。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全盘否定文革是试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们最高兴的，妖魔化文革的结果，正是我们为走资派制造了一个打击共产党的棒子，正好成了他们攻击共产党的有力武器。现在，试图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正在一天天壮大，其影响力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盛。

　　国际上，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地、真正地走到了资本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实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一夜之间却能轰然坍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苏联党内是不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走资派呢?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代就开始对苏共进行了公开的论战。我们称他们是修正主义，向世人提出了“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质疑，九评中，就揭露了苏联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特权思想，化公为私等等被当时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而文革中，我党大部分时间试图要解决的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在努力尝试找到一条解决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的路子。

　　直接搞垮苏联的有两个被西方称为英雄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叶尔钦，一个是戈尔巴乔夫，他们两个都曾是共产党员。叶尔钦后来公开反对共产党，并脱离了共产党，并与社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公开与共产党斗争的人物;一个是一直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大搞修正主义的人物，他打着改革的旗号，招摇闯骗，当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国家瓦解后，他却说，我一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垮社会主义。叶尔钦，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共产党内公开的或隐藏的走资派呢?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纷纷瓦解，仅仅是经济问题吗?苏联共产党在立场上长期脱离群众，不重视劳动人民的利益，理论上一定程度上搞修正主义，行动上不同程度地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工作作风上长期表现出官僚主义，官员的生活作风上骄奢淫逸，贪污腐败，历史观上搞历史虚无主义，不重视党的建设，不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国际交往中搞大国沙文主义，等等，这些现象长期不能得到党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的解决，是不是也是苏共及东欧出现最终这种局面的原因呢?

　　现在我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呢?人们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认为我们进行的是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已名存实亡，除共产党一党“独裁统治”外，其它和资本主义都没啥差别了;我国右派分子认为，改革每深入一步，都在证明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我虽然不赞成这些看法，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希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其力量也是相当相当的雄厚的，并且有更加雄厚的趋势，适应资本主义生存的土壤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肥沃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大了。每当共产党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多少人翘首以待，以不同的心态，期盼着我国未来命运的不同走向，这背后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呢?

　　从现在的国内外形势来看，我们能说发动文革的理论没有一点现实基础吗?文革的理论判断没有一点正确的成分吗?

　　按官方的说法，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过高的估计，现在我们看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剩无几，国内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正日益坐大，共产党理念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我们党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前所未有，这怎能说当年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严重程度估计过高了呢?要知道，毛泽东时代正处于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刚刚建立，确立根本说不上，新政权在政治上和思想领域都有许多需要巩固、提高的时期，正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的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时期，正处于两种政治制度公开斗争，敌对势力可以公开渗透的时期，是比现在的国内外环境都要困难许多的时期，因此，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虽有夸大的成分，但应该说基本上是客观准确的，至少说，是有相当的事实依据的。

　　新中国已成立65周年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已建立五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前，毛泽东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现在解决了吗?我看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从全世界看，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似乎更加强势了，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不是仍然是共产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呢?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看毛泽东关于文革理论的正确与否仍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对其最终的评判，仍要看社会主义的最终走向。

　　四：从文革的一些具体的实践及效果，谈要对文革一分为二

　　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为了进行权力斗争，毛泽东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不顾，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发动了这场运动，这种看法已被解密的各种档案，以及现实的实际情况证明是错误的。抛出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就是为了丑化毛泽东，进而丑化共产党。关于这一点，党史专家逄先知讲得很清楚，如果仅为打倒刘少奇，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根本无需发动这场运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斗争说是政治斗争也可以，因为政治斗争包括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但从根本上讲，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过去有人曾一度不承认这一点，现在承认这一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包括一些过去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而自己不承认的人，他们承认党内存在着路线斗争，更能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当然路线斗争也必然伴随权力斗争，因为任何一种政治路线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作后盾，都是无法实施的。

　　因此，当时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一场政治思想大革命来定位的，是当作两条对立的路线斗争来看待的，是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当时苏联已经出现的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符的现象当作根本任务的。

　　文革不是仅仅斗斗走资派，喊喊革命口号，文革中所提出的许多原则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拿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文革当中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作：斗私批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斗私、批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是被当作是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期求能纲举目张，现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东西很空洞，不实惠，但文革时期也不是尽来虚的，文革本身也不都是虚的。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工作都是在文革所确定的核心思想主导下进行的，是试图通过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激发劳动者自身的劳动热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各个领域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被当作是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当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来看待，来颂扬的，而不是像现在，全社会上上下下，一切为了利益，一切服务利益，一切服从利益。

　　如何看待这两种管理社会的办法的优劣，正确与否，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但由于长时间对文革的妖魔化，致使不少的青少年被严重的误导，错误地认为，文革是干啥的?文革就是搞武斗，打派仗，斗知识分子，不让学习文化知识，破坏生产的，是一场无恶不作的内乱，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些近似故意被妖魔化的信息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文革的全面了解，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文革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或者相当多的负产品，有些甚至是很恶劣的，当然出现这些现象也是令人遗憾的，在探索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也是难免的，就像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一样，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努力制止这些问题的继续发展，不能以此就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一样。

　　文革开始中央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所以文革本身不是不搞生产，而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搞生产，更不是为了破坏生产。文革期间，除初期的六七、六八年生产出现了负增长外，大部分年份都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的，第三、第四个国民经济计划也是在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时期实施、并完成的，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功绩，也主要是在文革期间按计划完成的，这一成就也被明载于宪法里，以法律的形势规定了下来，这些，官方是认可的，《邓小平文选》上也多次肯定了这一点。不少外国学者把整个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与战后德国、日本这些具有雄厚科技基础、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并一直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甚至，有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了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我国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高度评价了这些成就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

　　文革时期，我国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技术、普及基础教育、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特别是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面貌，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具有历史意义。

　　过去，不少人曾一度把文革妖魔化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国民经济由此而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毁了整整一代人。这些言论一开始就遭到了批评，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致，一些实事求是的观点，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考验，这种充满恶意篡改事实的评价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小了，官方对这种言论某种程度的默认，虽然一时有利于当时的政治，但却为资产阶级右派授之以柄，成了他们攻击党的有力武器，为党的事业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文革期间在科技方面，我们独立自主地研发了不少的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先进水平的成果，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陈景润在数学领域所取得成就，都是现在没有文革干扰，有良好的国际交流条件下也没有达到的。平心而论，三十多年来，真正属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在世界上具有这样地位的成就的发明创造又有多少呢?

　　文革时期我们讲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个是社会成员思想觉悟的高度提高。文革时期，党和政府是这样教导人们这样想的，也是努力引导人们这样做的。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党的一个强项，是我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正能量，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文革时期努力继承和发扬党的这一光荣传统，从城市到乡村，从党团组织，到各种社会团体，做思想政治工作蔚然成风，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自觉提高思想觉悟，个个要求进步，人人崇拜英雄。

　　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采用了很多做思想工作的好办法，比如，办学习班，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学习班，没有任何组织或领导要求那么做，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了什么思想问题，目不识丁的爷爷，奶奶就可以组织全家开会，全家人坐在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互相提意见，或做自我批评，爷爷、奶奶们还能用许多的新词，说出许多的道理来，现在不少老人回忆起这些事，既感到激情澎湃，又有一丝丝的甜意，老人那种美好的感觉难以形容。

　　现在很多人会不理解那时的人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觉悟，从家庭学习班这一历史文化中，你就可以领悟出很多道理。社会良好的风气，就像一个健康的躯体，一个个家庭和个人，就像是这个健康躯体上一个个生气勃勃的细胞。毛泽东热情地支持了在群众中兴起的这一新生事物，他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

　　在当时国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通过文革这场思想教育运动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继承和发扬了我党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政治优势，保持了党的理念在人民群众的地位，信仰的力量在文革中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支柱力量，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主要是靠精神鼓励，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达到的，而不是靠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达到的。

　　文革时期不是只打派仗，当时把自私自利，奢靡之风，铺张浪费，贪图享乐，贪污腐败都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这是文革理念的具体化，这些措施，不仅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也纯洁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在当时的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很多经济、科技的成就，也只有在那种社会风气下才能取得。

　　文革可以分为广义的文革和狭义的文革，广义的文革，十年，狭义的文革，从六六年到“九大”为止，三年。据年长的人回忆，如果不是毛泽东说，文革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许多人不知道文革还在继续。

　　文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达到了原先预定的目标。当然，用现在的观点看，它预定的目标就是错误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理解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超过文革前，更超过现在。社会风气整体良好，干部的廉洁程度超过文革前，更超过现在。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干群对立，干部比文革前更顾忌群众了，文革结束后，曾有一个大人物说，过去那种处处都要看群众的眼色行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你就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的干群之间的关系，当然要评价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立场上，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不应该全盘否定文革时期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

　　没有失业，每一个成年的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当时的口号是，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社会比较平等、公正，和现在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当时的思想文化土壤孕育了那时的官风，当然会有人说这是“极左”，对此持以否定或蔑视的态度，甚至包括一些高层的老干部也这样看，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从革命道路上走过来的，如果过去的干部都和现在当官的一样，没有这样所谓的“极左”思想，真怀疑革命到底会不会成功。

　　正是文革后我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这种做法，才造成了目前干群之间较为紧张的关系，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干群对立，群发性暴力维权，出现了百姓以自焚抗议的恶性事件，致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度严重下降。

　　长大要当工农兵，是青少年的理想，没人公开说长大要当官的，当然这未必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也确实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体现出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这种地位不是仅仅写在宪法上，然后被束之高阁，而是落在了实处，更不是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弱势群体”。

　　贪污腐败现象极少极少，一旦出现，很快就能被检举出来，文革期间，每年冬天，农村都要搞整党建党，形势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搞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但比现在要实在，不搞形式，基层党员，广大群众敢于勇敢地、发自内心地、自由地批评干部，极少人敢打击报复，因为群众比现在有底气。整党建党活动已成制度化，每个领导干部都深知打击报复的后果，城市，以及各类机关、各种社会团体每年都有定期的整党建党活动。

　　我也参加了我们现在搞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模仿习总书记抓的点，也就是兰考县的模式进行的，上级要求很严格，必须触及实际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走过程，不能说空话，套话，但是，在推广实行的过程中，形式主义仍然严重，为了能过关，不少单位的领导班子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都是精心设计的，台词都是编好的，批评的内容是和被批评的人是通融过的，而且往往要关住门演练好几次，就像现在学校搞的所谓的观摩课，示范课一样。

　　文革期间，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需要加班，往往党员、干部要一马当先，不计报酬，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现在，我们虽然仍希望我们的干部、党员那样做，但既是学，也早不是过去那种原汁原味的了。因为，整个社会的大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革前，一些干部的享乐主义、特权思想已经渐显，毛泽东主席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说了这样意思的话，一盒烟，一瓶酒就让我们的有些干部丧失原则了，再加上女人，就不得了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运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脱离群众、腐败的问题，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毛泽东认为这一措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才有了文革。

　　党的干部开始腐败的苗头，在文革中又遭到了更强有力的扼杀，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文革十年是建国以来，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最廉洁的十年，这一点，不少外国的专家学者也是认可的。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的人，拿文革十年，与文革前比较一下，再和文革后的被有人认为是几乎无官不贪的状况比较一下，你就绝对不会对文革十年在廉洁建设方面仍存在的枝节问题而横加指责了。

　　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非拉及发展中国家，曾经对文革时期建立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加推崇。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充分公平、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大力普及基础医疗常识，在当时很多学校里，普遍成立了课外专业学习班，其中就有医疗班，大力推广赤脚医生队伍建设，初步免费保障了广大农民的看病问题，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的医疗保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这一成就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倡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取得的，也被当时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如果我们现在仍认为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一点点好处，那你就不应该把这一点好处与文革分开，因为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中，就把一些否定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人的观点，当作否定文革的铁证进行了批判;如果你认为在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哪怕有一点点的好处，你就不应该把这一点好处与文革隔开，如果能够隔开，那么为什么文革一结束，农村合作医疗就被当作是“极左”的东西， 大锅饭的产物给取缔了呢?

　　五：从文革期间外交战线取得的成就，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文革时期我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党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文革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和其它情况一样，反对文革的人是绝对不会把成绩记在文化大革命的账上的，在他们眼里党中央发动的文革只会搞破坏，并且他们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来说明文革中间一些造反派的行为，如何干扰了外交工作的正常进行，其实，文革高潮时期，少数人的一些出格的行为对外交正常工作的影响只是枝梢末节，也只是暂时的，更不是当时的主流。按照与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反帝反修，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对外政策才是指导外交工作的主导思想，而我们之所以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在这个主导思想下取得的结果。

　　我们真诚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这与国内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思想是相联系的，在国际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与国内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只有在这种与文革思想相一致的主导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外交路线才赢得了当时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信任，我们在世界上才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而使我们有力量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帮凶的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局面，抗住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绝大多数国家开始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在亚非拉人民真诚的支持下，我们才能顺利地恢复了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经过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后，在经过与当时被称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我们没有被孤立，我们的经济没有被挤垮，我们没有被压住，我们越来越强大，并形成了在国际上起着相当大作用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美国看到了并不得不承认这股力量的存在，在其有求于中国的情况下，开始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带动了许多国家与中国正常关系的确立。中美关系的解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具有深刻和长远的世界意义，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经过激烈斗争后，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发展关系，这与通过卑躬屈膝求来的中美关系会具有同样的效果和长远的意义吗?

　　反帝、反修、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和平，支持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狂潮，无不与文革所倡导的根本思想相联系，在这一大背景下，在这一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交织在一起而制定的中国外交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以自己尚还柔弱的身躯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局面，抗住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文革时期在外交上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其历史意义是建国后的任何时期都根本无法比拟的。

　　中美关系刚一解冻，毛泽东在中国尚未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前，就不失时机的与美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成套地引进美国设备，试图发展中国经济，其作用也在毛泽东逝世后显现出来。文革时期，外交工作的巨大进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顺路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联系，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能否对文革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还要对建国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一个恰当的评价。习近平最近强调不能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就是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历史从整体上看，都是在进步着的，成绩都是辉煌的。由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国内外的形势是不一样，衡量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前后三十年里我们各自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主要问题，完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成绩都是举世公认的。当然，同样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主要任务也有所不同，在实现各自的目标时，出现的负面效果也不同。

　　建国前三十年的成绩是凭借什么取得的?凭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人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靠的是劳动人民积极的工作态度和牺牲精神。

　　新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现在看来当时在党内的争议是颇大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仇视，面临着生与死的挑战。社会主义生存的每一天都没有太平过。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内也有不同声音，用现在的观点看，可能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但历史只给我们了一种选择，那就是比较纯粹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确实给几千年深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广大农民，给百年来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的全体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和希望，它也确实激励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尽管，它不完美，似乎，在不少的人看来，现在的政策更好，但如果你认真分析一下历史，现在的许多政策，当时的人是提不出的，或提出了也是不会被多数人接受的，现在能行的通的政策，在当时或许也是根本行不同的。

　　前三十年，新政权草创，敌对势力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根基还不稳固，长期战争的创伤还需要弥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敌对势力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严重威胁着新政权的生存，到文革前夕，苏联的霸权主义引起了全党的警觉，在意识形态的分歧日渐公开化。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缺乏经验，严重的局势又迫使党的高层产生急于求成的思想，错误在所难免，而错误往往会在国内引起风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点，尽管与毛泽东持不同意见的人，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曾一度不愿或不敢承认这种分歧的性质，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激烈。

　　我们称那个时期叫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说明当时国家所面对的主要任务与现在是有所不同的，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不是单一的。

　　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与后来所说的国际形势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高潮时期，虽潜在的危机已渐显，但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具有巨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爆发的，文革的发展及最后的命运也正是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的。当时衡量是非的标准与现在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谁的主张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或许有人不这样看来了，那是因为他们彻底颠覆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衡量是非的共同标准，可以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唱颂歌了。

　　文革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世界，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文革作为一种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遗产，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由于毛泽东当时在中国和世界的威望，由于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毛泽东的观点当时在党内仍占上风，没有人敢公开挑战毛泽东的地位和主张。但是不敢，不等于没有。正如王若旺写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里所说的那样：刘少奇的悲剧就在于他必须打着毛泽东的旗帜，而实际反对毛泽东，也就是文革时期批判的那样，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也是文革时期所谓的走资派所采用的手法。当然在走资派里有有意识的，自觉的走资派，也有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走资派，后者应是多数。文革时期与走资派的斗争，按政策，大多数仍是被定位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之内的。

　　文革是干什么的?是保卫社会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维护和巩固56年开始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在我国还是很脆弱的，还面临着挑战，没有文革，这个制度存在着被瓦解的可能性，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客观事实是，经过文革社会主义没有垮掉，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仍有信心，人民仍然有较强的凝聚力，党的威信在某些方面虽受到了损害，但整体上没有下降。有人说，当时全国很乱，何谈凝聚力呢?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虽然两派打派仗，但他们争论的是看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点，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

　　既然我们肯定了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承认了这些成就是在原来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下取得的，那就不能完全抹杀为巩固和强化这一制度的文革的正面作用，因此，前三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与文革截然分开的。

　　七：从文革时期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文革时期是建国以来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最廉洁的时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时期，这一点，也是世界上没有政治偏见、有良知的人们所公认的，如果你不被狭隘的政治偏见所蒙蔽，你也不会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

　　有些人承认这一事实，但仍然不愿承认文革本身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他们认为这种廉洁是以广大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为代价的。

　　荒唐!文革时期的党和政府的廉洁正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享有民主权力的结果，正是劳动人民不仅名义上有权力，而且实际上有权力的明证，文革正是由执政者自身主动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向自身的阴暗面做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被称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中国，也是世界民主理念发展史的一次空前的大尝试，它的得与失都是后人可以研究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在一个贪污腐败盛行的国度里，无论它怎么标榜自己的民主，这种民主肯定都是假的，是骗人的，民主是贪污腐败的天敌。

　　在封建专制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度里，在实施民主的进程中，没有一点瑕疵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说文革十年在民主建设的许多方面是有进步的，如果说，文革时期让人民失去了民主和自由，倒不如说让一切试图贪污腐败的当权者失去了贪污腐败的自由。

　　还有人说，文革的反腐是通过高压手段达到的，言外之意是不可取的，那么，请问，你说的高压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对贪污腐败实施高压手段是错误的吗?民主原则的坚决贯彻执行，对不愿意实行民主与法制的人来说，难道不就是一种高压吗?现在正在实施的反腐风暴不就是对腐败分子的一种“高压态势”吗?如果说高压是错误的，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讲，我们目前就是要首先给腐败分子造成高压的态势呢?难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正是那种够不着葡萄是酸的那种心态吗?

　　我们现在努力想实现的反腐目标是让腐败分子不敢贪、不能贪和不想贪。当前的反腐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反腐力度最大的时期，但我们目前的反腐形势距离我们的目标还相差很远很远，而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文革时期就基本实现了。文革时期官员不敢贪，因为他们时刻在有组织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能贪，因为制度没有给他们机会，我们那时实行的是严格的集体领导，一把手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而现在实行的所谓的一支笔制度，在客观上为贪污腐败分子打开了一扇大门;说要达到官员不想贪，我不知道这个目标的提法是否科学，能否真正实现，是否有办法验证，但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官员不想贪，肯定有点夸张，但没有去想贪，确实是真实的，因为想贪也没用。

　　现在许多丑恶的、在旧中国才存在的现象又泛滥成灾了，而这种状况正是在全盘否定文革后不久就迅速产生的，这是值得寻味的。贪污腐败的成风正是这种丑恶现象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并引起了全社会的共愤，对执政党的根基来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来了。

　　文革时期，中国官员廉洁的形象，社会公正平等的状况与旧中国有本质的差别，比文革前要好，比前苏联要好得多，前苏联没有进行类似中国的思想政治大革命，苏联的腐败现象要比文革时期要严重得多，文革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努力纠正在九评中批判过的苏联干部腐败和蜕化的现象，苏联存在的干部变质现象，也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

　　在文革时期，贪污腐败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是被当做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来批判的，对贪污腐败的斗争是被当作反修防修的重要举措看待的，也就是说它是与文革的主导思想和任务是紧密相连的。

　　文革时期，反腐有没有可取之处呢?我曾经对一个主张全盘否定文革的同事说，就凭文革时期我们的官员如此的廉洁，就不能全盘否定文革，这个人说，如果没有文革，反腐工作会干的更好，我就问他，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哪个时期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更廉洁?如果我们做个调查，恐怕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文革时期最廉洁，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事实，那么，稍微有一点逻辑常识的人，难道还看不出这正是文革这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思想大革命在起着作用吗?

　　至于有人说文革时期也有腐败现象，并以此来继续为全盘否定文革辩解，这种观点既愚蠢又无耻，根本不值得一驳。

　　八：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是在文革十年中完成的，这一成就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载明在宪法里，通过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

　　有人会说，文革十年应该与文革分割开来，文革是破坏生产的，这种观点是基于某种需要提出的，是被一些人用来蛊惑人心的，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文革时期大力发对崇洋媚外，努力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这些都是与文革所倡导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崇洋媚外被认为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的行为，是会导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行为，是与文革所倡导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文革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号召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设国家，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文革，这些原则就很难贯彻到底，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种实用主义的东西就会被许多人所接受，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因而它在文革中也是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的。况且，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一切靠买，也是很难实现的，外国对我们的封锁是现实的，而不是我们杜撰的，当时“闭关锁国”局面的形成，我们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当然，文革中间犯有绝对化的错误，对这种观点过火的批判或许会对合理的进口造成了不良影响，但它对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实践上，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无疑是起到了推动作用，而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对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后的抗风险能力，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一切都按照现在被普遍采用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做法，那么，中国能不能在当时那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建成真正的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很难说的。

　　九：从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教育是文革时期所谓的重灾区，在文革思想的指导下，文革十年的教育有没有成果?有没有经验可供现在借鉴，有没有可取之处呢?

　　文革十年，在校学生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大多数地区实行了七年或八年一贯制，文革后期不少的大队开始办起了高中，公社办起了新式大学，开始自己动手为农村机械化培养实用人才，中小学入学率高于八九十年代，辍学率远远低于这个时期。如果没有文革时期所谓的“极左”思想，在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能有那么高的入学率，那么低的辍学率吗?

　　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文革时期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又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底层劳动者。

　　文革时期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十二条里，决定提出：“在各类学校里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和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斗争。”

　　当然就其文字而言，里边一些有关政治的言论，现在有些人是不认可的，甚至是反感的，但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教材要改革，学生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思想，即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不仅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同时也是具有深厚的科学性的。

　　文革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很好的坚持这些科学的原则，在纠正文革时期学生文化基础理论知识薄弱的时候，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把文革前教育方面已经出现的缺点，发展到了极致，学业负担过重，学生的体质下降，片面追求升学率，致使学校教育成本上升，培养出的学生却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现象，有些学生学业分数虽为优秀，但品质却极为低下。而这些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教育的失败之处的东西，却正是在文革时期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试图要避免或纠正的地方。

　　从九十年代，我们对应试教育所产生的副作用，又重新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并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步骤，但直到今天仍然收效甚微。其中许多关于教学改革的措施实际上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与文革时期教育改革的追求和做法都是相一致或相近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文革后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把教育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应试教育，这是一种落后的，违背教育规律的、有悖于教育的基本功能的教育模式，是和党一贯的教育方针相抵触的。文革十年的教育被有人称为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非应试教育的时期，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对建国后的六五年的教育做出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文革时期，高举党的教育方针的旗帜，试图纠正文革前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具体、深化了党的教育方针，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一个有教育实践经验的思想家和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担心的我国教育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很多都出现了。而现在我们口头上重复着许多文革中就早已提出的教育新理念，实际上却走在比文革前还错的更远的路上。

　　文革后虽然纠正了一些文革时期在教改探索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错误，诸如，片面强调德育和社会实践，以及学生基础理论知识薄弱等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又走向了新的极端。其实，学生读书少的问题，文革后期也开始进行了纠正，姚文元就曾讲话，批评了工农兵大学生劳动过多，业务知识学习时间过少的状况，特别批评了北大。

　　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提倡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中招收学员，在大学里学习几年后，重新回到实践中去的招生思路应运而生的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即工农兵大学生，其理论及实践有没有可取之处，能不能一分为二呢?北大教授魏英敏认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是对旧教育制度又一次有力的冲击，此前，包括全国解放后的教育，严重的问题是学校教育脱离实践，学生都闭门读书，在“三点一线”中生活，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工作门，不了解社会，不了解生产，不了解生活。这种状况至今还存在，甚至较过去更严重”(引子《纵横》2013年第08期第61页)。文革时期强调开门办学，现在是闭门办学，加强的是封闭式管理，结果是脱离实践，脱离社会，远离社会生活。相互比较一下，文革时期的办学方针是不是完全错了，懂教育的人，自会有一个客观的答案。

　　恢复高招后，我们也没有能按照邓小平同志也赞成的多样性的招生办法，几乎完全采用了一考定终生的单一的招生模式，学生只是关门读死书，“只要学不死，就往死处学”，“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多考一分，甩掉千人”，“拼十年寒窗，赢一生荣光”这样的口号居然能在我们的学校广泛流传，被我们的教员写在黑板报上用来激励学生，搞得学生只知读书，“做官发财”，别的什么也不会，这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难以培养出社会需要的真正的有用人才，而且也贻误了孩子个人的健康成长，这也正是文革反修防修力求避免出现的结果呀!

　　这种教育现状，既是按照西方的教育理念来衡量也是落后的，我们虽有改革之愿，但却只能在尴尬之中苦苦徘徊，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是什么原因呢?

　　文革十年的教育，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许多过“左”的地方，有待于在继续的实践及探索中得到改进，但文革时期的教改方向以及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值得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及效果上，能不能全盘否定呢?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谈对文革要一分为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有些人作为丑化毛泽东时代，丑化文革的重型炸弹，因为它最能唤起一些人对文革的仇视。从个人功利角度出发，它或许确实给一些人造成了磨难。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当然是把它与文革联系在一起的，是把它当作文革的罪行来看待的。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五十年代就出现了，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地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并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为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心目中的标杆式的人物。例如邢燕子，在那个时代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毛主席生前5次、周总理13次接见过她。

　　现在有人写文章指出邓小平是“文革”前中央决策层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插队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邓小平对知青插队是有长期打算的。他指出，以插队为主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件长期的大事。长期，究竟有多长?实际上，周恩来已要求作15年的规划。邓小平提出，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碱结合起来，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发生“文革”，知青上山下乡仍会继续下去的，起码是15年内不会取消这一大政策。

　　文革时期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在总结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联系当时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展开的。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能不能进行一分为二呢?

　　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时代的产物，它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比，除了对经济发展的考虑外，还与文革的主要任务，即反修防修紧密相联系，当时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是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的具体部署来看待的。毛泽东当时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并提醒知识青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时广大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自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充分表现了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积极向上的政治热情。因为他们是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农村后，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就他们的个人成长而言，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很有成就的，九大时就有知识青年做了党代表，还有人当了中央委员，有些人做了农村基层或更高级的干部，有些人在科技方面有所发明创造，并直接服务于了当时的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得力于在农村的艰苦锻炼，培养出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坚实的生活根底，其中不少的人，成了企业家、学者、作家、商人、军事家，现任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人中，就有当年的知青，甚至有人认为现在是知青当政。

　　当时无论你家地位有多高，他们的孩子都和一般的工人家庭一样，都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接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的后代，华国锋的女儿，以及许多中央领导的子女，都有知青经历，从另一以角度展示了当时高尚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是在文革的根本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正是文革结束后，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迅速退化了。

　　文革期间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继续和发展，他们之间是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的。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下乡过程出现的问题，被当作了文革的罪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以及是谁又“解放”了知识青年，这个功劳应算作是谁的，现在争论颇大，不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把这个功劳抢到了邓公的名下，还让他说了不少非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很多“受害”的知识青年都感动地热泪盈眶，像感激上帝一样感激邓公。

　　不少当年知识青年的典型，青年的楷模、偶像，遭到了冷遇，其中还有文革前的知青，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有些受到了审查，开除党籍，甚至，进了监狱。这些知青，不愧为时代产生的楷模，他们在这种逆境中，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实实是感人，他们不抱怨，坚信党，默默工作，仍继续进取，在新的形势下，又创辉煌，不仅为社会又做出了新贡献，而且充分显示了他们人格的魅力。那些被冤枉的知青，后来大都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变得更受人尊敬了。我想这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伟大成就之一，给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后代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启示。

　　诚然，用现在广为流行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已经蜕化的价值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灾难，毁了一代人，但对许多真真正正地带着一颗火热的心踏踏实实地从那个时代走过了的人来说，却是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不少成功的知青还经常返回到那里，投资建设项目，建立知青纪念设施，让他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给下一代，成为后人参观、学习、思考的地方，有些甚至成了教育基地和旅游景点。

　　最近，我看了一篇主张全盘否定文革的文章，其中，就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例子，说是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理，见到了中央的一个大人物，告诉他，他见到一个知青，这个知青说，在农村劳动也有好处，他学到不少的技术，也学会了吃苦，磨练了意志，这个大人物说，他是在撒谎。

　　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个大人物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明者。还有人说，文革的教育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一代人，看看我们现在最高领导层中，中央委员中有多少是当年的知青，看看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第一批新型企业家中，有多少是当年的知青，现代著名的作家中，特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最辉煌的一个时期的八九十年代，这个时期里有多少卓有成绩的作家是当年的知青?比历史上哪个时代出现的人才少了?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适应那个时代的人，造就了那个时代所要的人，请问，历史上何朝何代曾经真正毁过一代人?

　　十一：结论:

　　大量的事实证明，文革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这里所说的一分为二，不是把文革当作是正确的对立面，人们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取得进步这个角度来对文革进行一分为二的，而是认为文革本身是可以再一分为二的。

　　我们对文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必须站稳两个立场，一个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二是必须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

　　看看现在我国的状况：官员贪污腐败程度前所未有，党和政府的公信度显著下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少，资产阶级右派的市场却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挑战有加重的趋势，因此，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你就不可能会漠视文革很多正确的一面。最近，网上传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我怀疑其真实性，但却感到这话道出了相当多的人的心声。如果你不赞成社会主义，只要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么你就看看在文革主导的那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福利建设是不是比文革前有较大发展，社会风气是不是有所净化等等，你就不会认为文革是漆黑一团，罪恶累累了。

　　怎样看待“文革十年”与文革的关系呢?

　　为什么叫“文革十年”?说明文革十年是以文革为主导的十年，而不仅仅是文革十年中干的一件事那么简单。文革十年的不少成绩与文革本身紧密相连，“文革十年”中的不少失误也与“文革”息息相关，这才是符合逻辑也符合史实的看法。

　　文革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主线，并让这条主线贯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文革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文革不仅鼓励造反派造走资派的反，还以自己的根本思想为主导，进行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建设。

　　文革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保持党的纯洁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正面影响，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教训可以吸取。当谈到文革十年的成绩的时候，把文革十年与文革完全隔开，而谈到文革的错误的时候，又总是把文革十年与文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给没有经过那个时期的后来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文革是专门办坏事的，这种做法，虽为党在新时期政策的转变，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没有能对“文革”这一复杂的、备受争议的历史事件进行真正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全面分析，下一个令多数人满意的结论，为政治需要考虑的多，为历史考虑的少，结果不仅贬低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实际上也抹黑了整个党，也损害了自己，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让许多人失去了对共产党信任，对党的理念的信仰，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没有信仰的国家，国人被敌对势力斥之为做事没有底线的低级群体，也让人开始厌恶政治，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政治家都是阴谋家，大骗子。

　　把文革十年中的一切错误、坏的东西、丑恶的东西都推到文革的头上，把文革十年中一切正确的、好的东西、一切产生在那个时代的好的新生事物以及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甚至是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绩也与文革毫无一丝渊源，都是不赞成文革或反对文革的领导人抵制文革错误的结果，这种说法和做法既违背逻辑，又违背客观事实。

　　文革后的一些文艺作品，为了抹黑文革，激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文革的仇恨，艺术地再现了许多领导人抵制文革中一些错误的情景，诸如，聂荣臻如何保护知识分子，抵制造反派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科研项目的破坏，但，毕竟这些项目是在文革高潮期间如期研制成功的，它们提高了国威，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赢得了荣誉。如果，仅仅是一些红卫兵在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给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就被用来否定文革，那么，在文革中正在顺利研制的宇宙飞船等一批更高级的科研项目的下马，又该让谁负责呢?

　　这些文学作品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克服困难，包括生活及工作条件方面的困难，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带病工作，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当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能忍辱负重，坚信党，忠于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所表现出的高尚的品德，大公无私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现在的知识分子能比得上吗?

　　现在不少的知识分子，一心为己，争名夺利，一切向钱看，争项目不为国、民，只为要钱，所做的“发明”，没有多少科学含量，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却浪费了许多的科研经费，没钱，或钱少，就不干。高级知识分子曾经是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偶像，而现在不少的人，学术造假，品德败坏，比比皆是，国人有目共睹。

　　现在普遍存在着科研活动急功近利的风气，那些研究周期长，短期不见效的项目，即便是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有重大意义，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也没人愿意做。难怪陈景润、袁隆平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于那个“黑暗”的时代，而不是现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给党的建设带来任何积极影响，它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我想对此书的们说，如果你们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做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看看我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到底是现在高还是文革十年中高，你就不会再武断地对文革下如此自以为高明而实际很荒谬的结论了，你们著作中的某些材料和观点，也只能让人感到是一时有用的政治文献，而不是真正的信史了。

　　我们之所以认为对文革本身可以进行一分为二，正是以文革十年为基点，与其前，与其后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

　　我无意要让中国再进行一次完全像66年至76年那样十年的文革，因为文革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荒唐的事情，人们是不会愿意让它再现的，历史也是不能复制的，但文革中所强化的和提出的好的原则和好的思想，以及所达到的好的效果是有生命力的。当你非常惧怕文革会死灰复燃的时候，难道你就不想想这本身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正说明现在普遍存在的、广大老百姓极其痛恨的问题，不仅正是文革时期所没有的，而且正是文革竭力要防止出现的吗?难道不正说明在以文革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革十年有许多被广大人民所留恋的好的东西存在吗?难道这不正说明文革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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