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破解遵义会议留下的历史之谜--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

　　能否破解遵义会议留下的历史之谜-----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

　　到今年的一月十五日，后来被称为是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八十周年了。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率领着从八万六千人到被打得只剩下了两万多人的中央红军而走到了穷途末路的由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在贵州省的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而遵义会议的召开之所以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被轰下了台，而且还更是“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这种说法，尽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但由于实在是太过笼统，因而这才给象何方等这样专门否定、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领导地位并不等同于领导职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尽管只是被选举为了政治局常委这样的领导职务。然而遵义会议之后，尽管其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小的波折，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严酷实践，却终究还是使毛泽东成为了全党和全军、乃至建国后又成为全国的最高领袖并直至逝世。因而也就很少有人去关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了常委这样的领导职务，但后来却又为什么会出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的说法了。而毛泽东时代的党中央，更是从来也都没有公开过遵义会议召开的细节和全部内容。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时的党中央为张闻天彻底平反昭雪的悼词，特别是张闻天曾经的秘书何方为了替张闻天鸣冤叫屈，写出了一本名曰《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书，这才多少揭开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大致过程和一些详细内容。然而直到今天，由于官方对遵义会议的全部详细内容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特别是由于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不仅都早已全部作古，而且遵义会议的内容还更可能牵扯到当年党内的路线斗争，甚至是涉及到个人恩怨和个人的历史荣誉等这样的是是非非，因此八十周年之前召开的那场遵义会议，故而才会留下了不少的历史之谜，所以也才需要今天的我们去破解。

　　何方在他所著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本书中，认为遵义会议是“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而“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作为在延安时期就参加了工作的老“革命”，何方的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然而不管是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本书，还是已经公开的党史资料，却对延安整风之后为什么没有产生“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之说，而却只是形成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都没有能够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答，从而也就更加重了遵义会议留下的历史谜团。

　　一，遵义会议上，为什么会做出常委之一的“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和“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与取消三人团，而由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这个加上博古和李德还都打不过蒋介石的人，继续作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样自相矛盾的决议?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中，为什么会选择张闻天这个有着严重左倾错误前科的人担任总书记，而却只是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其主要内容是：

　　一，毛泽东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通过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所记载的内容上不难看出，遵义会议所做出的这四项决议，是非常矛盾的。既然不仅“毛泽东选为常委”，而且还更是决定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但为什么却在会议上就决定了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明显地说明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安排最高军事领导人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亲手缔造了中央红军，而且更是亲手开辟了中央苏区。特别是在创建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斗争中，毛泽东不仅有能力率领中央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三次大“围剿”，打得敌人是望风而逃。而且就连周恩来也更是知道，“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然而遵义会议上所做出的“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个决议，也就等于决定了不管常委如何再做适当的分工，但是在军事指挥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只能最后服从于周恩来。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这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指挥下，不仅丢掉了毛泽东所亲手开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更是又将中央红军领入了绝境。因此这才要召开遵义会议，以研究如何才能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带出绝境的问题。凡中国人，就无人不懂得“人多出韩信”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个道理。既然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这三个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那么只剩下一个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就能够率领红军脱离险境了吗?如果周恩来有这个能力，那么当初中央红军还会走入绝境吗?既然已经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但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取消三人团的时候，却又急于民主决策做出了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样的安排?这其中，会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诡秘呢?

　　金一南在在其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中，专门披露了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其巨大、极其恶劣的历史情节。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实也就是苏联人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时候，博古、张闻天和陈云等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已经奉苏联人之命全部到达中央苏区与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人会合在了一起。所以这封电报，可能除了毛泽东之外，党内的其他核心人物都能看得到。因此说遵义会议之所以会做出的“毛泽东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和“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三项相互矛盾的决议。就是为了既能够借助毛泽东的军事智慧而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既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又能够很好地继续遵从苏联人的旨意。果不其然，在接下来做出的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也就只能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了。而尽管周恩来不仅竭力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党的总负责，而且还更是与博古进行了促膝长谈。然而博古虽然交出了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权力，但却是在他和张闻天这两个王明小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间完成了手手相传。

　　遵义会议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范围扩大到了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这一级。但是在接下来进行常委分工的时候，那就只能是由常委们来参与了。遵义会议前的常委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陈云。遵义会议后，又加上了毛泽东。

　　在常委分工的过程中，只有周恩来举荐毛泽东来出任党中央的最高负责人，而其他的三名常委均没有表态。于是毛泽东这才不得不推荐由张闻天来取代博古。而在主要是由博古造成的如此惨重的失败面前，党内的其他同志，却竟然还没有真正觉悟。

　　在遵义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政治局选择出来的最高军事负责人是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常委进行分工的时候，五名常委选择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是张闻天。然而不仅遵义会议后的事实证明了，而且仅是遵义会议前的历史也早就能够证明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远不如毛泽东。而张闻天的政治领导能力与毛泽东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差，所以尽管他们占据了最高政治领导和最高军事领导的职位，但却由于承担不起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因此历史这才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毛泽东，于是这也就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次典型的民主式的会议。然而从遵义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中不难看出，人们在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时候，选出来的往往都是那些谁也不敢管，谁也管不了的“武大郎”，而并不是那些能力很强并一贯正确的人。因为只有象“武大郎”这样的人当了领导，由于不敢或是管不住自己，才能使自己得到更大的自由，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好地发挥、显现才华的空间，甚至是取而代之。

　　二，陈云参加遵义会议时，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公开的党史资料和宣传报道上，都认为陈云在参加遵义会议时，只是政治局委员，而不是政治局常委。对此问题，也从没见陈云本人站出来没有纠正过。而直到陈云逝世之后，许多党史专家经过研究，认为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于江西瑞金召开的六九五中全会上，陈云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一同当选为书记处书记，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陈云参加遵义会议时，身份应该是政治局常委，而并非是政治局委员。那么后来陈云为什么要回避他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政治局常委身份这个问题呢?这应该与他在遵义会议后决定常委分工的过程中，没有表态支持周恩来推荐毛泽东接替博古的这个问题有关。

　　在遵义会议后决定常委分工的过程中，周恩来推荐毛泽东接替博古做党的总负责。然而周恩来的这个建议，直到今天也没有资料显示得到了其他常委们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就只好推荐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做党的总负责。但由于博古依仗苏联人对他的赏识，却并没有马上就把权力交出来。因此毛泽东推荐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这个决定，当时也没有能够通过。而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了二十多天之后，当长征队伍走到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博古这才把权力交给了张闻天。

　　当年，在决定常委分工的过程中，是选择毛泽东来接替博古，还是选择张闻天来接替博古，那是每一名常委的正常权力。但是后来由于事实却证明了，只有选择毛泽东才是选择了正确。而每一个人所做出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首先表示出的就是这个人的认识问题能力。所以，仅是为了掩饰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不管是陈云和张闻天，还是牺牲过早的博古，都没有谈及他们在遵义会议后决定常委分工过程中的态度和表现。而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了团结党内的大多数同志，也不可能主动去揭其他同志的历史疮疤。不管是谁担任最高政治领导人和最高军事领导人，但只要他能够接受、遵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带出险境，也就可以了。

　　三，邓小平真的参加了遵义会议吗?

　　一九五五年十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开始对外开放。当时馆内记载的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没有邓小平。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以及李井泉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在纪念馆内，邓小平煞有介事地向随性和接待人员讲起了当年他参加遵义会议的经过。可是当遵义纪念馆的有关人员向杨尚昆询问都有那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时，杨尚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而当他们专门订正邓小平是否也参加了遵义会议时，杨尚昆的回答却是好象不记不得他参加了这样的含含糊糊。

　　对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这个问题，杨尚昆的回答是含含糊糊，邓小平的说法是煞有介事。然而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世的时候，邓小平却从来没有找他们为自己出具一纸证明来加以澄清。因此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也就成了历史之谜。

　　尽管万里跋涉并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而牺牲甚大，但是由于牺牲的大多是战士，而干部牺牲的却较少，尤其是高级干部保存下来的比例，那就更大，所以类似邓小平这样资格、甚至资格比邓小平高得多的人，如李维汉、叶剑英、邓颖超、董必武等，可谓是比比皆是，怎么单单只有邓小平有资格参加了遵义会议呢?中央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李维汉都没有资格参加，新任的中央纵队的秘书长邓小平却有资格参加，这岂不成了咄咄的历史怪事。特别是后来出现的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更是清晰地记载着遵义会议参加人员中，根本就没有邓小平。然而在邓小平成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尤其是在成为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硬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特别是有些无耻之人，为了攀附邓小平，不是含含糊糊，就是东拉西扯地证明邓小平也参加了遵义会议。其实，对于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邓小平本人早就做了明确的回答。当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邓小平的那个女儿在和邓小平一起观看历史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曾经非常天真地询问邓小平在长征途中都做了些什么时?邓小平的久经风霜的那张脸，立刻就红了，扭捏了一会，才极不情愿地回答到：“跟着走。”

　　遵义会议共召开了三天的时间，会上争辩得非常激烈，当某位领导人讲到精彩之处，特别是当通过了解散“最高三人团”的这个决议时，会场上一定是掌声雷动。如果邓小平当时真的参加了遵义会议，虽然由于不是会议代表而可能只是会议的工作人员，所以没有举手权。但是没有举手权，那还没有拍手权吗。因此，如果真的参加了遵义会议，那么在回答女儿的询问时，邓小平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举过手!”或是“拍过手!”。“跟着走”这三个字，充分地说明了邓小平在两万五千里漫长的长征途中，没有做过一点可以载入他个人史册的东西。而对于任何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来说，遵义会议上拍过手，都是足以载入个人史册的莫大光荣。

　　其他人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都早已成为了历史的定论。而唯独邓小平，由于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说法，不仅只是出自邓小平本人之口，而且杨尚昆的证词更是含含糊糊，所以至今仍然还是一个历史之谜。但是这个与遵义会议有关的历史之谜，相信很快就会揭晓。

　　四，遵义会议后组成的“新三人团”中，为什么没有朱德?

　　在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战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毛泽东提议并或政治局批准，成了了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三人组成的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是“新三人团”的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新三人团”不仅是应毛泽东的要求成立的，而且组成人员还更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但是在毛泽东所选定的这个“新三人团”中，为什么会抛开身经百战的朱德?而却选择了对于军事指挥一窍不通的王稼祥和也并不善于军事指挥的周恩来?

　　从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起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朱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毛泽东并肩战斗在一起的。然而在遵义会议后组成“新三人团”的时候，毛泽东却为什么甩开了朱德?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了遵义战役的顺利实施而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然而在三月十日于鸭溪召开的讨论是否进行林彪和聂荣臻提议的攻打打鼓新场战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却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显见朱德并没有支持毛泽东。从在鸭溪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林彪和聂荣臻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方案，到以后的洛川会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可见朱德也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正确主张和宏伟战略。

　　遵义会议前后，不管是王稼祥和陈云，还是张闻天和博古，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这些在军事指挥上只能是“瘸子打围坐着喊”的人，如果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高超军事战略理解不了，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不仅和毛泽东并肩战斗了四年多，而且又更是身经百战的朱德如果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高超战略也理解不了，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然而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四年多的朱老总，对毛泽东的宏伟战略，还就是常常理解不了。可朱老总身经百战的经历，又在许多不明真相的红军指战员中，还存在着广泛的影响。所以一旦朱老总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不理解，势必要严重影响毛泽东军事战略的贯彻实施。于是，就象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样，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并对自己坚定支持的王稼祥和善于做具体协调工作的周恩来，就被毛泽东选为了“新三人团”的成员。而身经百战的朱德，却被排除在了“新三人团”之外。这样，既不仅能培养、教育、锻炼王稼祥，从而为党培养优秀的后备干部，而且也更便于朱德在具体的军事指挥过程中，发挥出他那那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和能力。

　　五，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中既然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但为什么却又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进行常委分工的时候，无论是周恩来推荐了毛泽东来接替博古做党的总负责，还是毛泽东推荐张闻天来接替博古，但因为博古依仗着有苏联人为他撑腰，都没有同意。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了二十多天之后，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博古这才把党中央的最高政治领导权力，交给了张闻天。

　　据金一南将军在他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中介绍，面对博古不愿意交出最高政治领导权力的这种状况，当长征队伍走到“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时，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南昌起义的失败，我们就认识到，象我们这些人，搞不出个局面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这些人之中再找另外一个人作为领袖。我们这些人，谁也当不成领袖。南昌起义的失败，证明了这一条。广州起义的失败，证明城市暴动的失败，只有在农村发展根据地。而这一套我们谁都不行，谁都搞不过老毛。博古同志，你作为一个党的主要领导者，你不懂军事。党现在主要的指挥，全在军事。因为你不懂军事，所以你听信李德，所以你跟李德绑在一起，所以你犯了很大的错误。你错误的原因不是说你弄错了。是因为你不懂，你错了!所以你要卸下包袱，你要把你的这东西(指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权)交给一个懂的人去领导，而谁懂?老毛懂，这个人能使我们走向胜利。从实质上看，你我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你我不具备领袖的素质，你我不具备当主帅的素质。不要说你不具备，我也不具备。我们这种号召力，我们这种影响力，我们都不及老毛。他行，我们不行，我们得服这口气。”

　　作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议决定的“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不仅是真诚地拥戴毛泽东的，而且更是真心实意地动员、说服其他的领导同志也要拥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耐心动员、说服下，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反面教育下，通过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对比，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逐步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一切都能自觉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和决策去执行，因而中国革命这才能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了胜利。所以说，正是由于全党和全军在遵义会议上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这才得出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历史结论。

　　领导地位不同于领导能力，最高职务也代表不了最大的领导能力。而领导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认识问题的能力。所以当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也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也具有相应的认识问题的能力。遵义会议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是被苏联人紧紧控制的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所以不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就连党的领导人，也完全是由苏联人指定的。苏联人为了能够牢牢地控制住中国共产党，又必然会专门指定那些只会听命于自己的草包出任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而排斥象毛泽东那样不仅具有真才实干，而且更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并能够为中国革命开辟出通往胜利道路的人。因此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领导地位根本就代表不了领导能力。可当年的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又只能是靠领导能力而不能是靠领导地位来领导。所以遵义会议前后的事实还真的就证明了，不管是陈独秀那样的“家长制”，还是“最高三人团”这样的中央集体领导，的确还不如毛泽东一人来领导。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柳亚子才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

　　以往在总结党的历史的时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为什么会屡犯左倾错误的原因，总是用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而不成熟一笔带过。党处在幼年时期而不成熟，那人也是处在幼年时期不成熟吗?遵义会议召开时党中央领导集体里，带领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的四位常委中，年龄最小的博古，已经二十八岁了，张闻天是三十五岁，陈云是三十岁，周恩来是三十七岁。而留守中央苏区的常委项英是三十七岁，率领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的常委张国焘是三十八岁，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常委王明，是三十一岁。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是四十二岁，王稼祥是二十九岁，而朱老总，更是虚岁都已经五十岁了。这些人中，不仅都早已过了成年人的年龄，而且也更是有着多年的革命经验和学习经历，因此说都是成熟的人。特别是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排挤和打击毛泽东等人的手段，更是巧妙极了!更是成熟极了!更是狠毒极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在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第二次反“围剿”的前夕，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奉王明所把持的党中央之命，到达了中央苏区。此时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是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项英。在二十万国民党军的重兵压境之下，项英被吓破了胆，提议中央红军撤往四川。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不仅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在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计划，而且更是撤销了项英的职务而由毛泽东代理。从一九三一年的四月到九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接连取得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歼敌五万余人，缴枪四万余枝。仅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缴获了步枪一万五千多支，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接连的胜仗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缴获，不仅使中央红军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根据地也更是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可是就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刚刚胜利结束之后不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后来被称为是赣南会议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却受到了无端的批判。而更为恶劣的是，在紧接着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做出的由朱德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决定上，更是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而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中央红军。因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而然地也就失去了。可是在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中，而仅在其后两天便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却只是十五名委员之一。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这样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非常巧妙地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到达中央苏区之后，急于建功立业，特别是急于在军事上有所建树的周恩来，马上就提出了攻打赣州的动议。尽管此前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是隐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所以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也就只能是连“瘸子打围坐着喊”那样都不敢喊的纯粹的纸上谈兵。因此对能否打下赣州，周恩来没有多少的把握。于是，便只好问计于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然而尽管毛泽东用详尽科学的分析，指出了红军不可能攻克赣州的各种理由和条件。但是由于有彭德怀等人信誓旦旦的保证，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还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了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而毛泽东由于反对攻打赣州，于是不仅被赶到一边去坐冷板凳，而且还更是受到了顾作霖等人“等打下赣州，再和他老毛算账”这样的威胁。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攻打赣州之战正式打响。尽管有彭德怀保证的信誓旦旦和红军指战员的无畏勇敢，但战斗的结果却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顾作霖和彭德怀指挥的中央红军不仅未能攻克赣州城，而且还更是被困于敌军重兵防守的坚城之下而无法撤出。攻，无法攻克;撤，又怕敌人乘机追击。无奈之下，周恩来只能派项英去请毛泽东前来解围。而毛泽东当接到项英送来的红军被围困在赣州城下无法撤出的消息后，连夜冒雨赶到赣州，巧施妙计，从而将处于困境之中的中央红军全部安全撤出。

　　赣州一战的成功解围，使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在感情上的距离，也更是拉近了。于是便建议任弼时、项英等人允许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并参与军事指挥。一九三二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漳州一战，红军不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装备，而且还更是缴获了两架飞机和一百多万银元与十多万的美元。大量的缴获不仅有力地保障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而且还更是为躲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以博古和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提供了大笔的经费。

　　出色的战绩，令周恩来对毛泽东钦佩不已，于是在周恩来一再建议并强烈坚持下，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苏区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彭德怀和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就在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在后方坐享其成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刘伯承却赶到前线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汇合而召开了宁都会议。在宁都会议上，这次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手握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所把持的临时中央发给他们的“尚方宝剑”，于是不仅群起而攻恶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而且更是直接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而让毛泽东专做政府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在宁都会议上，除了王稼祥为毛泽东争辩了几句之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与毛泽东已经并肩战斗了四年多的朱老总，能为毛泽东分辨几句的史料。因此在宁都会议结束后，当王稼祥在送毛泽东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途中表示他还要为毛泽东争取一下时，毛泽东伤感地对他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张闻天、陈云、杨尚昆和李维汉等人陆续来到中央苏区。这些人下车伊始，不仅便再次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排挤、迫害，而且还更是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追随者罗明、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和邓小平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打击迫害。特别是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不仅在政治上残酷打击迫害了邓小平，而且更为无耻的是，在借政治上打击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李维汉还更是在生活上夺走了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就是如此地不讲道理，就是如此地不通人性。

　　延安整风运动中做出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时代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确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说，决不是为了粉饰毛泽东，也更不是邓小平的心血来潮，而是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不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人民军队，推动了中国革命，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更是又曾经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人民，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毛泽东，是不需要任何粉饰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的历史错误，却不能不掩盖。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决不能不维护。譬如张闻天，凭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建立的那点历史功绩，就能有资格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在当前由于对毛泽东的贬低、丑化、妖魔化，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情况下，通过澄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若干事实以维护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更是迫切的。所以，能否破解遵义会议留下的历史之谜，也同样是澄清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关键一环。只有彻底澄清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是真正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只有真正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才是在真正地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

　　对于全人类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形不成全民族的合力。而形不成全民族合力的突出表现，就是整个民族所呈现出的那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一个民族之所以会成为一盘散沙，就是由于没有形成全民族的统一信仰。而一个民族又之所以会没有统一的信仰，就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混乱。而一个民族之所以会出现意识形态的混乱，又不仅是没有产生一种可供全民族信仰的思想或理论，而且还更在于没有出现一个可供全民族崇信的伟大历史人物。而对于由我们这个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中华民族来说，不仅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可供全民族信仰的思想，而且更是只有毛泽东，才有资格成为可供全民族崇信的历史人物。因此，无论是处心积虑想要肢解、灭绝我们中华民族以图称霸世界的外部敌人，还是一心想要分裂、灭亡我们中华民族以求自保的那些买办汉奸，都无不把矮化、丑化、直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当做是他们的主要手段和根本目的。而只要是矮化、丑化、妖魔化了毛泽东，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就连整个中华民族，也肯定会不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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