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
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项英、陈毅组织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准备深入到江南敌后执行战略侦查任务。先遣支队在皖南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查。了解江南敌后情况，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
4月24日，毛泽东得悉新四军派出粟裕先遣队这一消息，致电项英说：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查甚妥。”
4月2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向苏南敌后出动，进行战略侦察，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4月28日，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的去那样做。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
“文艺工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4、5月之交，抗大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1938年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正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的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的说道：“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进行了重要演讲，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关于张国焘叛逃的问题，他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查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仍把第3支队留在皖南。
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任院长。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7日，毛泽东应邀来到陕北公学，以张国焘开小差为例，给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生作了题目为《坚定革命的旗帜》的报告。
这天下午，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负责人周承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他最后勉励学员说：
“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5月8日，毛泽东接见来延安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人员。他先与工人领队进行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了该队的情况，然后又向全体人员作了讲话。他说：
“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们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毛泽东还说：
“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
毛泽东最后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5月上旬，毛泽东准备写两部论述抗日战争的军事著作，为搜集资料，他想向萧劲光借些书籍作参考。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萧劲光的窑洞，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毛泽东把目光扫视在萧劲光桌上的一摞书上，萧劲光知道他是来借书的，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此后，毛泽东鉴于“党内外都有很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他一面“批驳这种观点”，一面紧张的开始撰写军事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此“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文中加双引号的文字，均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笔者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全书共分9章：1、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4、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5、和正规战争相配合；6、建立根据地；7、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8、向运动战发展；9、指挥关系。
5月的一天，傅连璋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他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璋到延安后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还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知道傅连璋老家来信说家中生活困难，他就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笔钱，以供养傅连璋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才停止。
傅连璋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泽东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璋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璋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的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后来，傅连璋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的写着“毛泽东”3个字
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
“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的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5日，毛泽东为“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和“打击”“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文采飞扬的《布告》，特将全文敬录如下：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它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4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5月间，以刘白羽为首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组成。毛泽东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1938年5月，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第2次到陕甘宁边区考察访问。他一直到8月才离去。
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就首次考察访问了陕甘宁边区。
卡尔逊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做为罗斯福总统的总统卫队指挥官，同罗斯福总统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尔逊在两次访问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
卡尔逊在这第二次访问期间，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卡尔逊称毛泽东是“孤独的天才”。这或许是受了史沫特莱的影响。因为，他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
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5月间，毛泽东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他指示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区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5月的一天，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首次路过延安，悄悄的住进了城里的骡马大店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欢迎和优待。”
晚上，金城来到骡马大店，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脱。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的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今天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大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再次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泽东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
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的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的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开始忙里偷闲加紧撰写另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他每天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昼夜不停地写着，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的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也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感觉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痛时，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上闭目养一会儿神。
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写字桌的两头各放1支。
已经是半夜光景了，毛泽东也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的写着。翟作军又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翟作军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准备回到窑洞收拾碗筷，好让毛泽东睡觉。谁知他进窑洞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的写着，放在桌上的饭菜动都没动，已经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翟作军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再给他送去。翟作军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的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一天天消瘦下来，体重减轻了，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毛泽东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了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说是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的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毛泽东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记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后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
那个时候，江青虽然还没有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本传前面已经讲到了。因此，她对戚本禹叙述的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选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5月4日调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任见习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历任秘书、《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当局强行为他办理了一个“戚文”的身份证，那承想这易名竟成谶语，后来果然以“文”闻名于世。他与关锋商定在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编著了近200个历史人物、计20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与关锋等人合作编撰了《中华易学大辞典》、《论语释说与孔子批判》，并出版了他撰写的、与人合作的十几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老人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就在逝世前一小时，由香港友人出版了他花费5年时间撰写并抱病审定的《戚本禹回忆录》。
这正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代龚自珍诗句——笔者注）
且说在5月19日，徐州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中失守。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说：
“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如果欧州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
接着，毛泽东拆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的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的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道：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的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的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深刻的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并说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号周自娱，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泽东还找到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谈过话，让组织上设法给周自娱一家寄一些生活费，维持艰苦的生活。信中所说的远耀即毛远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并先后出身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个当年日军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后来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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