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站起来了
———在北大科学社会主义公共课上
也许，是老天要我去上这一次课，直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有些激动。因为记错了上课的时间，以为下午应该有政治课（科学社会主义的公共课），兴冲冲的跑到理教217？，碰到寝室同学才知道今天下午的课不是我们那个班的，但同学跟我说：“也许你该听听”，因为他前面已经听过一次，讲课者和我平时的思想有些分歧，我就留下来了。开始的时候一位女老师说，今天会有一位很特别的研究现代化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后来知道他叫尹保云），还说了他学术水平如何如何了得，但后来却发生了我来北大以后最难忘的一幕。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受中小学传统政治课的教育影响太深了，思维僵化，我今天的讲课就是要打破你们的传统思维，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影响，当然，是世界观方面正面的影响”，这个老师吐字不是很清晰，但我还是很艰难的听着，但我听着听着，随着他调门的越来越高，我的心情也越来越不是滋味！这个老师先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讲起，他首先断言：“解放后的三十年是实行教条主义路线的30年，计划经济是完全失败的，那个时候人完全没有个人权利，集体主义压抑人性”，“毛泽东一直被权力斗争所困扰，高层领导人被一批批打垮”，“西方民主政治是透明化的，中国政治是不透明的，中国权力斗争都是勾心斗角，应该学习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端落后的，我们现代化应该去掉中国特色”，然后又说了邓小平如何正确，邓的改革是如何好，接着鼓吹改革还不彻底，福山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是人类的终结”，“中国人道德方面不如美国人，也不如韩国人”，“信阳事件饿死了20万人，全国饿死了1600万到3000多万，这些都是教条主义结出的恶果”，“如果那个时候有宗教组织，社会组织，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也就是现在发展的NGO，当时有NGO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灾荒”，“马克思有些基本原理都是错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就已经不适应了，现在更是已经过时了”，......
他讲课的特点一直是围绕自己个人的经历得出结论，当他讲到“解放后的30年（指1949-1979，基本是毛泽东时代——笔者注）是党风民风最差的30年，党风只好过3天，解放后的30年是人与人相互猜忌的30年”，仍然是举自己经历的事来说明，这个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举手示意要发言，他点头答应了，我站起来首先说：“我感到很震惊，在北大居然会听到这样的课！我有必要提醒这位老师，请你不要老是以你个人的经历来得出这么大的结论，党风民风我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反驳你的说法！你在这里讲课要有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在座的同学们也肯定有自己的判断，至少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觉得那个时候党风民风是好的！另外，到底是毛泽东时代，还是现在是人猜忌人的时代？你怎么能凭借你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得出这么大的结论呢？三年自然灾害这样没有定论的问题你最好不要乱讲，我看过的很多资料可以证明根本没饿死那么多人，而且这也不完全是毛的责任，更不是中国搞社会主义的错！”，“你老是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自己不是党员，但请问你还记不记得入党时的誓词？既然你加入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对马克思和毛泽东持如此否定的态度？你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章程，党章明确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是不是要遵守？”，他辩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毛泽东的错误做了决议，我给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讲的，党章最大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我怎么不能在北大讲了？我这样讲根本没有超过范围！”，我再次站起来说：“请注意，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对毛作出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才对毛作出了功七过三的决议，根据你这样的说法，毛泽东的七分功在哪里？在你的说法里，毛泽东的七分功到底在什么地方？请你正面阐述！。”
接下来他问了我是哪个系的，我照实回答了，然后他开始转移话题，带有讽刺挖苦的语气说我所在的系学术如何不行，思想如何僵化。因为对这种纯粹的人身攻击，反驳已经没有意义了，口口声声自由民主却有这种学阀作风，只能表明自己的虚弱，所以我没有再说。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大谈什么“人的本性”如何如何，我理解他要说的意思是人性是自私的，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但他不敢说的很露骨，我又在座位上质问他：“你说的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本来准备再次起来发言批驳，说“黄继光的自私和贪污犯的自私是一回事吗！”，这时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别说了，听老师说”，刹那间，我有些懵了，内心一片悲凉，本来一个人孤军奋战就力不从心，现场没有一个同学响应，这句话又象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
因为当时有些激动，所以我发言表达的不是很通顺，后来我也没再发言。他又说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主要还是上面的那些，另外，根据我的记忆，他还讲了“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是现代哲学（没听清，大意如此——笔者注）”，“大学改革应该向美国学，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水平很差，国学水平高但没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哪个是学国学的？”，“江泽民在第二期执政时提出建设民主政治是一大贡献”，“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西方那些智者思想的结晶”，“国有企业是阻碍现在发展的，是落后的产物，改革应该进行攻坚（他的意思是全盘私有化——笔者注），胡锦涛的责任重啊！”，“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而且和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就更落后了（大意如此——笔者注）”，“中国现在根本不存在后现代的问题，而是现代性不够”， ......
他的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出去了，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在课堂上说什么了。
回到寝室，心情还有些激动，静静的想了一会儿，联想起来北大后的所见所闻，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想起去年看到来北大旁听的周之金北大课堂直面质疑张维迎的帖子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为中国还有这样的热血青年而感动，又为当场的北大学生的麻木感到耻辱！而今天我自己切身感受到了这种麻木带来的窒息！
记得以前和一些同学朋友聊天或在火车上闲聊的时候，总是有人会说：“你们北京和北大的知识分子怎么尽是为富人说话的呀？！”，我理解他们说的其实是北大的一种精英情结！我没办法回答他们的质问，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我只能感到羞耻！连政治公共课都会出现这样的奇谈怪论，其他专业课上极端错误的言论就更不用说了，周之金当堂批判张维迎和厉以宁，陈瑞华鄙视自考生的言论其实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这门课叫“科学社会主义”，却丝毫不见社会主义的影子，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他多次说欣赏邓小平，自己最坚持“实事求是”。但他也许忘了，他所推崇的邓小平在20多年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就多次严肃批评了他所持的这些说法，邓小平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而邓所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就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理论，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和指导理论；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主张经济上的“多元化”、“私有化”。二十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有表现，它利用各种社会事件和问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新思维”。但归根到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旨就是歪曲、否定、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对比邓小平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再看看他的观点，两者是何其相象啊！简直就是80年代自由化观点的现代翻版，今天还大谈自己观点是如何创新，其实已经是老掉牙了的！好一个“实事求是”，断章取义的功夫是何等了得！光取邓小平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不提对自己不利的方面，真是“实事求是”啊！
我还要以邓小平的一段话送给这位老师：“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我劝这位老师认真想一想当初是为什么入党的，自己入党时的誓词还算不算数！
这位老师断章取义的功夫还有很多表演，他举出“江泽民提出民主政治的说法是一大贡献”说事 ，但他又忘了江泽民说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隶制也有民主，但那是贵族的民主，资本主义也有民主，但美国贫民窟的穷人愤怒的说：“谁当了总统，我们都要挨饿！”，世界上搞多党制民主的国家有100多个，有哪几个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和发展问题的？华人世界里，台湾实现了所谓“民主“，但那里的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就是典型的所谓民主迷信和制度迷信。民主是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抽象的民主政治，全盘私有化连社会主义都不搞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又是这位老师所谓的“实事求是”！
他还老拿胡锦涛总书记说事，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要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图谋”，你怎么不讲这些？！在这方面，你怎么不“实事求是”了！
我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从个人经历角度，我的爸爸妈妈比北大的老师更有理由控诉毛泽东，因为他们的大好年华都是在建设工地上度过的，现在得到的补偿很少，远远抵不上付出的汗水，现在知识分子是当然早就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了。记得当年受到自由化思潮影响自己的思想正处于混乱时期时，爸爸曾经对我说毛泽东“是好人，不复杂”，“建设搞人海战术是被迫的”，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都很深。这两句话我也一直记得很清楚。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盘私有化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现在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20%，再鼓吹私有化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当这位老师讲所谓“国企攻坚”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最沉重的，因为就在不久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工厂随时准备破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北大怎么会那样啊！”，我感到很无助，因为现在我还改变不了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正盛嚣尘上，但我知道，所谓“攻坚”背后包含着的几千万工人的前途和命运！
今年5月10号的时候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看一个红色展览，顺便去了毛主席纪念堂。第一次去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还是1999年刚来北京时，我和父亲一起去的，我们当时献了花，我从父亲的眼中，仿佛感到了一个有着5年军龄和30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对毛主席那种质朴的感情。这次我观察了瞻仰的队伍，穿着都是外地农民，工人和民工的样子，那天下着小雨，有个穿旧军装的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用塑料袋装着的钱最大面额的只有五元！来自社会底层的他们瞻仰毛主席都非常虔诚，当时真的非常感动，我自然想起了我的父亲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有的人说，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希特勒，但他们不知道，希特勒能骗的了一时，但骗不了一世，毛泽东去世了28年，中国人民对他的感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从来生活在大工厂里的我能够理解工人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人民，拉美人民和美国黑人很多都怀念毛主席，非洲有的国家的人现在看见中国人都会伸出大拇指，还有的老人会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把我的病治好的”。这种感情绝对不是做作，因为，只有喊人民万岁的人，人民才会喊他万岁！
毛泽东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的领袖！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我的地位和能力决定了我不能改变这些，但良知驱使我在这堂课上站起来，虽然还稍显稚嫩，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北大同学——也许你们中很多都是中国未来的骨干力量，在对待这些错误甚至荒谬的观点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而不是世故的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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