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的根本思想就是批量生产白痴（2）

当前教育的根本思想就是批量生产白痴（2）　　

当前教育的根本思想就是批量生产白痴   第1部分（社会科学部分）网址如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0911/114434.html　　

要解释今日中国科学技术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着“学校教育”，仅仅从“学校教育”找教育退步的原因。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成功，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能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和合格劳动者，其重点不仅在于学校，更在于毕业之后的实践工作。大量的人才成才，并不在学校，更在于工作岗位。　　

套用毛主席的另一句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没有学习书本理论时的实践工作，没有从学校毕业之后的实践工作，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合格的劳动者、优秀人才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必须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来分析。教育出现的问题，只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造成的结果。为此我们来找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建国初及文革时期的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一个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一个是改革开放要抛弃的路子，一个是改革开放想要学习的路子。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技术教育成就。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我们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世界上第一类断肢再植手术、单晶硅……　　

而现在却连一个汽车的自动变速箱也造不了，制造单晶硅的技术也失传了；毛泽东时代，自主研发的100吨的大飞机“运十”已经飞上了天，而2009年启动的大飞机项目，仍旧是一个组装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透露，“未来的大飞机，我们的目标是国产化率要达到30%”）。　　

中国科技报，瑞士洛桑统计数字,1980年的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名第13，2002年排名降到了第35。1980年中国的科学技术还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教育红利，那时候的排名是世界第13，而到了2002年，等到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和科研的制度、人才红利消耗殆尽时，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被便降到第35。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取得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巨大成就？我们今天为什么注定难以取得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成就？　　

另外，我们对比分析一下被许多人所追捧的美国教育，美国的启发式教育。美国为什么能够取得科学技术的成就，美国科学教育的成就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有哪些关系？中国是否可以学习到美国教育的“精髓”？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学习美国的资本主义，但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已经很明确，中国无法成为美国，改革开放无法使得中国人民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美国不可能允许中国成为美国式的强国。同样的道理，中国是否可以学习到美国教育的精髓？　　

第四章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取得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　　

本章目录如下：　　

1、毛泽东时代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方针；改革开放则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2、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打破部门利益界限，打破技术壁垒，统一协调、合理分配人才、知识、物质资源；改革开放则是到处设置利益界限壁垒，行业、部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　　

3、毛泽东时代民主氛围浓厚，同志般的友情，平等，打破教授、学生、老农民的等级界限，对科学问题展开充分讨论；改革开放则是严格的等级制，学生不敢给老师提意见的，老师不敢对领导提意见　　

4、毛泽东时代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励创新和实践；改革开放则是死读书、读死书、死记硬背，损害学生的求知欲、创新精神，培养“顺服的的资本经济消费者”和“白痴”（见本文社会科学部分）　　

5、毛泽东时代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科学技术和教育不是象牙塔，不仅仅是教授学者的、实验室里面的科学，而是全社会的科学，破除科学技术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藩篱，普通劳动者参与到科学实践当中。　　

6、毛泽东时代是为人民服务。真正的尊重科学，全社会学科学、爱科学，求真务实，畅所欲言，鼓励争鸣，鼓励争论，让科学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则是口头上尊重科学、实际钻进钱眼里，不尊重科学，尊重的是金钱名誉利益，有奶便是娘。列宁说：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现在的精英专家学者违背科学，公然说谎，为资本代言，就是铁证！　　

1、毛泽东时代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方针；而改革开放则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毛泽东时代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方针，大学生出来有工作；改革开放则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大学生出来找不到工作，没有发展前景，有了工作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下马风潮中也保不住工作。这是两种教育和科技发展方针的一大表现。　　

任新民是钱学森之外的另一位航天泰斗级大师，今年94岁！航天人亲切地称他为“总总师”。正是他极力推动了载人航天的重新上马（载人航天1979年被邓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强行叫停！）　　

任新民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连给老同学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了航天事业，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航天这件事，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试想，如果没有国家的大的决策，没有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支持，那个个人、那个老师、那个学生可以搞得出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相关的经济产业，学生学习了科学技术之后却无用武之地，那么科学技术教育是否还能发展？如此简单、根本的道理，一些人却就是看不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样一来，科学技术和教育怎么发展？　　

作为世界的初级产品加工厂，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科技，不需要那么多的科技人才，只需要廉价劳动力即可。所以不改变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国教育和科技水平不可能进步。　　

当人们不停的唠叨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时，唠叨大学生自身的素质愈来愈差时，其实便是不自觉的淡化了国家对此应付的责任！这个国家不给大学生提供真正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空间，这个国家不给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这个国家不给大学生提供发展的机会！　　

网络上流传文章《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列举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马的项目，据相关人士透露，皆属实。读者可去网络上搜索阅读。　　

运10飞机下马。　　

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　　

另外还自动放弃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自动放弃工业自动化项目，自动放弃数字焊接系统等。　　

2、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打破部门利益界限，打破技术壁垒，统一协调、合理分配人才、知识、物质资源；改革开放则是到处设置利益界限壁垒，行业、部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　　

这个道理非常明白的。计划经济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要的领域，实现突破。而现在，我们这方面的优势已经失去太多了。现在为各个行业部门利益所局限，到处都是壁垒和界限。　　

资本主义美国，其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实力，拥有充足的资源，可以据此进行大型的科学技术研究。资本主义的美国，其国家性质和资本集团是相统一的，所以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其实也就是代为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　　

而社会主义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天然的要求消灭私营垄断集团，天然的要求以计划经济的名义进行大型的科学技术研究，统一协调、合理分配人才、知识、物质资源。　　

改革开放的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性，却无法学习到美帝国主义的这个优势，自然而然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陷入劣势。　　

首先引用老田文章：　　

……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计划经济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杂交水稻则是更为形象的说明，请看下文：　　

若是袁隆平处于当下的科研体制之下，以黔阳农校教师的资格，他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杂交水稻是在南方1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验的，期间有几十个科研单位参与，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真正是一场群众运动和人海战术。以一个黔阳农校教师的资格，袁隆平可以调动的起来谁？杂交水稻的成功，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具备成充足条件，美国科研机构的钱虽多，也一样实现不了这种“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研究项目。　　

一九六四年，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首先开始了利用不育系进行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年复一年，先后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组合，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探索，经过六年的努力，进展都不很大。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他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他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　　

一九七○年，一个新的转折出现了：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当年十月二十三日，李必湖来到荔枝沟，终于在一片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稻子：它的茎秆匍伏，花药瘪小，花粉败育，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向自然索取”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这一雄性不育系的发现，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当即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捧回农场，栽在试验田里，精心培育，一共花了四天时间给63朵花授完了粉，终于获得了3粒金灿灿的珍贵种子。这一重大转折，为应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选育杂交水稻的成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能得到及时、有力地支持，它就会迅速发展。一九七一年春天，湖南杂交水稻协作组根据上级的指示，把“野败”材料分别送给10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单位进行研究。农林部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把杂交水稻列入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农林科学院召开协作会，成立协作组，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这项研究。从此，一个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有计划、有领导地在中国南方10个省、市、自治区蓬勃展开。几十个科研单位，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与“野败”进行回交转育。许多科研人员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一年四季，转战南北，“春在本省，秋赴广西，冬奔海南”，加速世代繁殖和选育。有的连续几年风餐露宿，不回家过春节。一九七二年，袁隆平和江西省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颜龙安等科技工分别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仍然找不到恢复系，“三系”仍然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产，试验遇到了困难。就在这时，中国农林科学院又召开了全国水稻协作会议，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加强组织，扩大研究材料，选用了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一九七三年，广西农学院的教师张先程等和湖南省的科技人员，先后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一批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率在90%以上强优势的恢复系，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电子书第三章第一节）　　

3、毛泽东时代具有科学技术教育的民主氛围，打破教授、学生、老农民的等级界限，对科学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人与人之间是同志般的友情（同志般的友情，民主的更高层次，浑然不觉）；改革开放则是严格的等级制，学生不敢给老师提意见的，老师不敢对领导提意见　　

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联合早报文《周光召：今天科技界民主远不如毛泽东时代》　　

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周光召的这番由衷的感慨，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　　

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然而，时至今天，这样的氛围确是很难看到，取而代之的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了”。　　

再看钱学森关于毛泽东时代学术民主和改革开放学术等级的言论：　　

学术不够民主，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您没有强调学术研究的集体作用，而集体是当今研究工作的有效形式。单干户不行了。　　

——《致刘志琴》(　1985年3月26日　)，《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3页 　　

我从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必须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有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大家贯彻实施。要民主与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 　　　

——《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　1998年4月19日　)《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67页 　　

我深感我国面对面的讨论，常常是主持人一家言，没有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叫“老师说了算”或“首长说了算”！当然，面对面讨论也不能胡说八道，无边无际，要集中到一个主题，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致张育铭》(　1994年2月28日　)，《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90页 　　

我原来提出要搞社会思维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过一个个不接触别人的人的简单总和。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一个好的集体，人人畅所欲言，思维活跃，其创造力是伟大的。而如果是“老头子说了算”，其他人都处于压抑状态，这个集体就没什么创造力。所以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是集体思维的激活。　　

——《致张育铭》(　1993年9月3日　)，《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4页 　　

再看邓稼先对于科学学术民主的亲身经历，或者说关于民主的更高感性的体会——同志般的友情。　　

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邓稼先、钱学森，他们本人是民主的倡导者，也是民主的维护者。　　

而从制度领域来说，毛泽东时代及其文化大革命，其本来目的就是批判党内官僚，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所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学生都不敢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　　

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有了这样的良好的氛围，科学技术能够不成功吗？　　

大家对于改革开放的学术等级都是有深刻体会的，这种例子就不再举了。　　

4、毛泽东时代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生产领导相结合，鼓励创新和实践；改革开放则是死读书、读死书、死记硬背，损害学生的求知欲、创新精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便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当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当时的教育方针如下：“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书本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套用毛主席的另一句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没有学习书本理论时的实践工作，没有从学校毕业之后的实践工作，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这才是真正的启发式教育。　　

而现在的科学技术教育，必然不敢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　　

理论联系实际，必然要求群众路线，要求知识分子、官员、精英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要求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权利监督知识分子、官员、精英群体，这与改革开放的利益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其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实行死记硬背的高考教育，建立一个新的、知识化的、科层化的政府管理阶层（新的利益阶层、统治阶层），将人民分成三六九等，同时削弱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渐的形成一个知识分子、官僚、资本家精英群体的铁三角。　　

再看毛主席的讲话和文件：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的讲话。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　　

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敢想敢干是出了名的，青年群体充满着朝气、创造力和闯劲，心中充满理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和今天迷茫、脆弱、虚无、势力、自私的学生比较，他们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一切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当然是紧密联系的。　　

再看当时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首先引用《两条腿走路的文革科学——美国科学家1973年访华观感》　　

学年包括三十三个星期的上课，四个星期的农业工作，四个星期的工业生产和一个星期的文化节日，其余的时间是假期和在家里的自修。一年有两次教师和学生组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互相纠正错误，并互相学习。　　

最先使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是“空余时间的活动”。以及依据兴趣和能力、所有孩子们都参加的课外活动。然而在另一个中国社会统一的例子上，我们发现许多这种活动——从制造火箭和拆开机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团中的退休工人组织起来的。那些社团退休工人自愿献出时间，跟学校孩子们一道工作。　　

……　　

旧的教学方法诸如不养成学生有独立行动能力，填鸭式死记硬背式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训练，已不再被认为是良好教育方法。现在，教育结合理论工作（例如物理课），生产劳动（校办工厂、卫生诊疗所，农业）和无产阶级政治（学生在工农中直接从事生产，使孩子们尊重中国的劳动人民）。就我们所闻，十五中学没有一定的成规。所有的儿童都学物理，所有的儿童都学工厂和农场工作，因为对所有儿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都被认为重要。　　

一年两次的考试也改变了。现在的重点着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死记事实。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考试之前，先给学生出题，并使学生有机会跟同班同学讨论这些问题。最高的分数，不是给予每一个都是重复回答在课堂上学过的问题的学生，而是给予提出新的且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的学生。　　

教师的任务也改变了。现在是希望教师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帮助水平低的学生。第一，教师要想办法找出学生为什么学习有困难。如果一个学生身体不好，教师（或一组教师）要到他家里去教他。其他的学生在家里也许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足够的时间放在课案上。教师就去访问这些家庭讨论这些情况，看看能否做出什么改变，使这些学生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学生本人也要特别努力，就是希望他们互相帮助。由较为先进的学生去教较为迟钝的学生。这也被认为是如何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这种特别的注意，仍有少数学生跟不上。在这个学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学生留级，多读一年。　　

自然，这些改革有许多仍在实验阶段。缺点是有的。而且可能继续发生。缺点之一是，第十五小学不能满足良好教学需要，因为仍然有些班级的人数在五十个学生以上。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学校正在向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展。在中学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其发展的方法，是透过所有有关方面，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再看七十年代一些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教育的看法：　　

田长霖（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说：“我们特地参加了一堂课，叫‘评教评学’，这就是每一个或两个星期，每一门课都有一个钟点，让学生和教员来一个互相批评，讨论如何改进。……结果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空气反而非常和谐，而且教员与学生之间距离缩短了，通过批评彼此都增加了了解。”　　

 “（关于北航师生造飞机的事）使我很惊奇。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国内，甚至现在美国航空系的教授和学生，不要说造飞机，就是摸过飞机的，恐怕也很少。……只是在理论上不错，但真的要造飞机的话，大家都有点怕。在中国过去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形就更严重。”　　

杨振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说：“当我在北京访问我曾就读过的中学时，我发现他们非常强调学生应该学习生产劳动。学生在农忙时下乡帮助农民播种或收割。学校本身设有车间，学生可以做各种体力劳动。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精神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变革，比美国人所能了解的意义更为伟大。在旧中国，不但学生没有法子接近任何工厂或农场，甚至有这种想法也会被人认为有损读书人的尊严。”“我想中国的新精神是直接针对这种传统的；我发现这方面已有令人惊异的改变。整个人生观都变了。对现代科学来说，这种变化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家的态度也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认为下乡工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的重要过程，而且受过高级训练的研究人员也真的感觉到社会是工人劳动的成果。这种新态度在旧中国是完全没有的；在美国也不会找到。中国的科学家都愿意有下乡工作的机会，下乡去的也是满怀热忱。令人印象颇深的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科学家的个人抱负同国家的寄望极为一致。”　　

 “我在参观中山大学的光学实验室时看见很多房间都堆满激光仪器、线路、玻璃管，都好象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仪器也并不精致。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有机的环境下，将会有一群激光科学家涌现出来，他们知道与这个专业有关的一切知识，也明白外国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存在的真正原因。我看，这个哲学将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吴健雄、袁家骝（两人都是物理学家，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袁在美国布鲁希文国立实验所担任研究工作）说：“在中国最使人注意的是，他们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的挂钩’。老、中、青三结合是利用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中年人的学识和干劲，与青年的朝气和创造力。这种三结合在中国现在的情形之下，是特别需要的。关于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挂钩的成效更大而且显著。一方面替工厂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不但使生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水准，同时学生亦得到许多实际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训练。”　　

 “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这种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骤。在各处参观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显著的成例。不仅是物理学应用于工业生产上，其他的例子如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和药品制造等都有。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科学上发展的目标必须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对于基本科学的发展极为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个问题极为关怀。”　　

任之恭（微波物理学家，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应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说：“教育改革虽有若干成效，但还不彻底，原因是中国受了两千多年礼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受到束缚。……儒家思想被各朝代尊祟的结果，使得‘学而优则仕’的孔丘说法变成天经地义。”　　

 “旧的教育思想是专为培养少数知识分子，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所在地，就是西洋人所谓象牙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不知塔外有何事，也不肯下塔来。很明显，这种教育绝对脱离群众，所以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应当朝着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应为群众服务。”　　

 “通过教育革命师生关系也与以前不同了。根据旧习惯，老师教，学生学，一个是处于把知识输出的地位，一个是处于接受教育的地位。老师可以用考试、分数来吓人，学生养成死记书本的习惯。”　　

 “但是现在师生都应互教互学，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大家打成一片。”　　

 王浩（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虽然在短期间不容易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异消除，但努力的方向基本上总是尽量使劳心者和劳力者打成一片。”　　

赵浩生（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专栏作家）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文革对教育的最大影响，是教育宗旨变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小学起，即着重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实行厂校挂钩或建立校办工厂，以求德、智、体的平均发展。”　　

 “教学方法也变了，过去是注入式，现在是启发式。过去，教授教完就完，现在是教会为止。……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学习不是为自己，是受党的委托而接受大学教育。……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　　

 东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说：“学生在入学前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的。比如，一位建筑系的女同学，就是高中毕业后当了二年多的建筑工人才来的，对房子的各方面都已有经验，念起来兴趣高，干劲大。”　　

陈省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说：“教育上与往日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们不再自以为每件事都懂，而全权决定课程和内容了。学校里的许多计划、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学生和教师们不断讨论的。”“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劳动感到很自豪。”　　

 韩琼（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的女儿，生长在中国，一九七一年回美，现在就读于宾州大学）说：“（文革前）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基本上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革命有好感，赞同新社会制度，但在教育思想上却有不少陈旧的地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还是很普遍的。他们认为工农子弟很脏，还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可爱。教师不但不帮助这些工农子弟，反而冷眼相看。在这种情况下，若教育不做基本上的改革，到头来还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中国就没有出路。”　　

5、毛泽东时代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科学技术和教育不是象牙塔，不仅是教授学者、实验室里面的科学，而是全社会的科学，普通劳动者参与到科学实践当中。这也就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是统一的，有了理论联系实际，必然需要群众路线。　　

我们当前的教育习惯了把科学看作是一些拥有特殊才华的人——科学家——心中所产生的一套观念和实验。但是毛泽东时代却对这种观念进行了根本变革——社会要依靠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共同表达出那个社会的知识和技术。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总结他们的经验，再把经验提炼成为一种理论，通过这种总结。发现新问题，而后回头把理论教给人民，将实践的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用以解决新问题。　　

科学家也是劳动者，科学家应该归属于劳动人民之中，而不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科学技术教育领域的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已经很多了。新中国所举出的每一项巨大成就，其背后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原则。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再提提几个经典的例子，诸如红旗渠、大庆油田、赤脚医生等等。　　

这一节和第4节是一节。　　

6、毛泽东时代是为人民服务。真正的尊重科学，全社会学科学、爱科学，求真务实，畅所欲言，鼓励争鸣，鼓励争论，让科学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则是口头上尊重科学，实际钻进钱眼里，不尊重科学，尊重的是金钱名誉利益，有奶便是娘。列宁说：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现在的精英专家学者违背科学，公然说谎，为资本代言，就是铁证！　　

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头学习科学技术，造出原子弹、氢弹、卫星、火箭？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那样求真务实，尊重科学？为什么？　　

第一个理由便是为国为民，为了祖国的强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需过多解释。　　

现在很多人强调物质刺激，嘲笑过去的精神的作用。殊不知没有精神的民族、没有文化的民族，迟早会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精神的刺激是递增的，精神刺激的顶点便是无私无畏，大丈夫，为国为民。　　

而物质刺激的作用却相反，物质刺激在前期的时候其效应是递增的，但是等过了一个阶段，其效应就开始递减。　　

改革开放则是口头上尊重科学、口头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是在一群钻进钱眼里的人的组织下，改革开放偏离了科学的求真务实态度，不再为人民服务。　　

列宁说“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　　

为了个人的私立，科学算老几？什么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便说什么正确，便说什么是科学？这在当前的经济学界、法律界、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不是表现的很明确吗？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昧着良心说话，公然说谎，为资本代言，这不是很明确吗？　　

第五章   美国教育和美国政治经济形态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学习到美国教育的精髓（待续）　　

第六章   破除“制度主义”“制度创新”的迷信（待续）　　

第七章   给90后的建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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