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有个很有趣的情节：
董卓引兵入京，杀戮人民，擅行废立，残害忠良，众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跑到司徒王允家里聚会。席间，一班人忧愤填膺，怆然垂涕，唏嘘声中，唯有曹操哈哈大笑。王允惊问其故，曹操答道：“诸公在此，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某虽不才，愿斩此贼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
后来曹操借献刀之名刺杀董卓未遂，于是逃归故里，散财举兵，加入了十八路诸侯的讨董联军。《三国演义》里对他献刀刺董的描写，显得曹操像个心理素质不太过硬的人；而他逃亡中杀了吕伯奢一家十八口还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是让他留下了“奸雄”的形象。但不管怎样，曹操为除国贼，以身犯险，事虽不成，到底是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不愧为一代豪杰（历史上曹操没有刺杀过董卓，但可能刺杀过同样权势熏天的十常侍之一的张让）。尤其是他那句“诸公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真乃千古不刊之论：孟姜女哭长城，只是神话而已，事实上，错误的乃至反动的东西，从来是不会被眼泪冲垮的；追求真理，捍卫正义，从来都只能依靠斗争——勇敢而艰苦的斗争。
很多同志、朋友，特别是不少青年学生，在一些公共场合听到某些“权威”、“专家”、“大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横加诋毁，心里很难过，很想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可是我看到的报道中，这些青年到了人家面前，往往又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来，总是欲言又止或者语无伦次，有时还最后弄得“眼里含着泪水”，好像在乞求对方不要伤害自己脆弱的心灵似的。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青年们那种心情：孟子的确讲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可作为一个涉世尚浅的学生，真的到了那些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平素也一贯敬仰的“学者”、“专家”、“思想精英”面前，一开始难免是底气不足乃至手足无措的，由于说不过人家，也难免会感到委屈、无助，又不能发火，结果就产生一种很难控制的伤感情绪。但尽管情有可原，我仍然要说：同学，不必这样。
首先，我觉得：任何人都有坚持、放弃或者暂时搁置某种信念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每一位对这个信念感兴趣的青年，可以先问一下自己：这个信念对于我来说，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如果你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遇到与这个信念有关的问题，如果你确实感到，你目前的精神生活并不会因为少了这个信念而有很大的损失，如果你之所以觉得少了它会难过，只是因为一时还不习惯，那么你不妨先把这个信念搁置起来，就是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就放在那里，不要刻意地去想或者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当然，政治课是要考试的，无论如何得过，那你就把那些东西当成一些“假说”性质的东西先学着，或者背下来——事实上，我们的自然科学知识里也有很多是“假说”性质的东西，许多数学定理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证明，但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学习它们，并通过考试。你采取这样一种“暂时搁置”的态度，并不能说明你“背叛”了什么，也不能说明你玩世不恭，因为你很客观地承认那个信念对你来说暂时是一个盲点，而你现在还没有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个盲点——这不但无可指责，而且恰恰说明了你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严肃而明智的。
其次，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考虑，确实感到你的对手的那些观点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渐渐地感到放弃自己原先的信念也并不是那么令你难受了，那么你可以决定放弃。因为服从你所认为的真理，而放弃原来的信念，这并不丢人——哪怕原来的这个信念很美好，哪怕这个信念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作为一名学生，你将来的社会地位还没有确定，换句话说，你并非注定了要是某个社会阶层的一分子，因此你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立场，这些立场之间其实并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
最后，如果你确实感到这个信念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它代表了一种你衷心认同的利益或目标，你确实觉得应该坚持它，那么，请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表现出软弱、伤感。真理不相信眼泪，泪水也捍卫不了真理。任何思想的争鸣，本身就都不是靠博取同情来取胜，而根本信念的交锋就更是如此。从本质上讲，根本信念代表的是根本利益和阶级立场，这种类型的思想斗争是带有强烈的对抗性的，因此，你所表现出的伤感，不但让对手轻视你，而且会让旁观者也感到你无能为力，非常被动，这对你所要坚持的那个信念是毫无益处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感伤主义的态度会妨碍你自己澄清信念，探索真理。这是因为，感伤主义的实质，是任由自己的情感脱离了理智的制约。一个情感经常不受理智控制的人，就很容易犯“冷热病”，一下子消极悲观，一下子急躁冒进。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这也就决定了，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心中必然会有一种鲜明的立场，一种强烈的倾向，一种对本阶级的深厚感情，这些都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很可宝贵的，没有这些，一个人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不仅仅有一种自发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而且还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用一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去调整和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开展思想斗争，指导实践。因此，在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冷静，决不能感情用事。我们都知道，在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曾经劝说法国无产阶级不要在条件不成熟时举行起义，但是巴黎公社起义一旦发生，马克思立即予以热情的肯定和支持，在公社失败后，他一方面义正词严地为公社辩护，热情赞扬公社战士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也冷静地分析了公社的种种局限，指出了公社失败的主客观原因；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掠夺和侵略，他们的全部同情都在被压迫民族一边，但是他们仍然指出，西方的入侵，客观上也给这些东方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因素，因此，这些“最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将会让人们看到“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我们更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对革命胜利的前景有着无比热切的期盼，一方面又高度冷静地考察和分析实际情况，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说服那些头脑发热或是信心不足的同志，纠正他们“左”的和右的错误。这些光辉事例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路线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有理想，但决不是廉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有情感，但决不是情感的奴隶；他们无所畏惧，也无比冷静；他们永不屈服，也无比灵活——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可战胜的地方，也是他们最令一切敌人胆寒的地方。
当前一部分青年在思想斗争中出现的感伤主义情绪，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孤立无援”，主观原因是功底欠缺，很多问题认识不清楚。这些孩子单纯、善良、有正义感，因此，贫富悬殊，尔虞我诈是他们所看不惯的，他们总是在寻找思想的出路。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弱者的强烈同情心，对革命领袖或英雄的一种类似父兄一样的崇敬和依恋，本身就是这部分青年倾向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动因。可是，具有这种强烈同情心和依恋感的人，往往心理也比较敏感，情感也比较丰富和细腻，这在一定条件下，就很容易导向感伤主义，而给他们更深入、理性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造成困难。偏偏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促成导向感伤主义的“一定条件”又是到处存在的：80后、90后的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都是父母长辈一路小心呵护大的，一方面自尊心很强，一方面心理上的依赖性又很重，加之被关在学校里，脱离生产劳动，读了十几年的死书，体力上、意志上都缺乏锻炼，对家门和校门以外的事物都感到陌生、害怕，课外的阅读和交往，也是接触那些软绵绵的不着边际的东西比较多。因此，他们对很多历史问题不了解，对现实也容易产生有心无力的感觉，原本幻想着校园里应该是净土，但没料到这里也存在着如此严重的思想斗争，结果一碰上，就觉得很被动，很茫然，产生消极悲观的伤感情绪。我指出这些原因，当然首先是希望我们的青年们能够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主观上多努力，克服缺点；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年纪较大的同志们能对这些孩子们有更多的理解：他们的思想上正在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提醒、帮助。——总之，无论他们有什么缺点，我们都必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那句话：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到底是他们的。
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要青年们一下子参加很多社会实践活动是不太现实的；但是青年学生们的课余时间毕竟是不少的，因此利用这些时间多读书，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等等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实际上，很多传播错误观点的人，虽然头衔可能不低，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并没什么真正的研究，对历史往往也是东鳞西爪，一知半解。因此，如果在他们观点的刺激下，你认真地进行了一点学习，往往会发现他们那些东西其实并不难驳倒。当然，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兴趣理会他们那些二道贩子的皮相之谈，而愿意更全面、深入地进行钻研，和更强大的论敌交锋——不用说，这更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
最后用陈毅元帅的诗句与大家共勉：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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