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气氛轻松的政治闹剧
——评政法大学三“博士”对毛泽东的评论
2010年4月8日 晚，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举行了一场题目为《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的报告会。会议由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负责人郭世佑教授主持，三位发言的博士是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胡尚元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解启扬副教授、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邓文初副教授。三位博士先后发言。虽然校方认为报告会能够“引导同学们公正客观的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新闻中心语），与题目“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完全文不对题，而且整个报告一句“功”和“是”也没提，但是校方发言人还是很自然地正面肯定了这场报告会。政法大学新闻中心发布的消息说：“现场气氛火爆，座无虚席。我校众多教职工、硕士研究生，乃至中国石油大学的学子都闻讯而至，共赴这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
这场气氛热烈而轻松的报告会的顺利召开，应该说明毛泽东这个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1]的共产党领袖，已经可以公开在中国政法界第一学府里彻底否定了。因为“毛泽东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自以为他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却脱离了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 胡尚元 博士）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无非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它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再到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怪圈。”（ 谢启阳 博士）这场革命推翻的“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而对手毛泽东则“内心世界应该说是深不可测”，让人“害怕和恐惧”。因此，“毛泽东的中共与中国的命运决战中，中国败了”。（ 邓文初 博士）。而三位博士的意见得到了8次热烈的鼓掌，欢声笑语更是自始至终。这表明会场的绝大部分人赞同三位博士的观点。
可以说30年来，中国大学讲堂里一直在讲述这样的道理，编造的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今天的大学里，咒骂毛泽东根本就是时髦的事情，这样的教师人气最高。大跃进饿死七千万、毛泽东一亿多稿费、毛泽东时期经济破败，老百姓民不聊生……已经是论述时信手拈来，不容置疑的信史。中国政府大学这次讲座风波如果不是校方 和几位 博士围攻一个表示不同意见的学生，并且得到美国之音的支持，基本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些年来，以《炎黄春秋》、《凤凰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有组织的对毛泽东进行丑化。一次饭局上，贫道听到李昌平介绍他参加的一次《炎黄春秋》年末工作会上的情况。他说会议总结上年工作，布置下年工作重点，进行分工，内容都是围绕如何彻底“揭露”、“批判”毛泽东的。今年重点在什么事情上，取得什么效果。明年主要从哪些角度去写，怎么分工。从这些媒体的实际表现看，几乎每期、每周都有类似内容的文章。而各家论坛上，攻击毛泽东的帖子无论语言多恶毒，无论事实多荒谬，都是照放不误。许多完全编造的内容在许多正规媒体，甚至是党的刊物上转载，并由此成为“一手资料”在讲堂上，文章上到处引用。而揭露材料虚假性的文章则只能在网络上发表。一点不影响编造的情节被一而再再而三到处引用。
尤其是国外颠覆势力出钱出力，在国外炮制了《毛泽东的私生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一书。很多当事人证实该书用以丑化毛泽东的情节基本是胡编乱造，但至今也只能看到电子版的内容，并没有一家出版社汇集这些回忆和批驳出一本书以正视听。
关于毛泽东有一亿元稿费的假消息，一时间很多报纸、杂志和电台也当做信史登载。讨论的内容甚至不是消息的真实性，而是毛泽东这个做该不该。而汪东兴等指出这是虚假消息后，没有见到一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至今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一则真消息。
对新中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人口激增的现象，八十年代主要领导人甚至说毛泽东“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结论。于是大量文章都围绕这一思路进行证实，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是毛泽东鼓励生育才造成中国人口过多，降低了人均资源和收入，影响了充分就业。但对于正是毛泽东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使中国婴幼儿死亡率短期内大幅下降才是人口激增的基本原因。以及毛泽东通过农村集体经济大幅提高农村教育普及率和长期很低的婴儿死亡率才使中国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在70年代初就开始大幅下降，以至于联产承包制后很长时期中国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高于1978年的事实，则没有一家媒体或出版社进行披露和证实。更看不到媒体和出版物记载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如何搞计划生育的意见和指示了。
让人无奈的是，八十年代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数字。国内外反毛势力利用这个漏洞百出的数字计算出这个时期饿死三千万、五千万甚至七千万的不同数字。这些人根本不管短时期死亡这么多人究竟是什么概念。不如这次讲座中 邓文初 博士声称当时河南信阳地区饿死100万，全然不设想一下一个地区饿死14.3%会是什么样的场景。而且没有一个发表这些数字的学者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数、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1960年计算人数比公布人数整整多出696万，1961年计算人数比公布数多出508万。两年累计少计算1204万，占公布的1960-1961年总计减少人数的87%。也没人研究一下为什么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于1960年不仅一个没死，竟然比公布的1960年1391万人分别多出53万和77万。这种漏洞百出的“权威”数字计算出的死亡人数已经成为权威数字被到处引用，对妖魔化毛泽东起到非常关键作用。
至于毛泽东引蛇出洞诱使知识分子出格以便一网打尽；毛泽东发动文革完全是权力斗争，更是随意引述几个事实就加以逻辑演绎的结果。对于真实情况完全视而不见。
当然，上上下下完全一致的是把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说成万恶不赦，把改革前经济说的一无是处，把改革前的人民生活描绘的水深火热。这些言论不仅包括万里等高级干部到处说，而且以中央党校为主体的党的理论界也都一口认定。全然不顾解放初期国有经济已经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资产已经占现代产业的80%这个实际情况，更不要说没人计算并承认前30年农业、工业的主要产品增长率，交通、能源、普通教育增长率远高于后30年的事实。
为了丑化毛泽东，甚至连沁园春雪、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这样的毛泽东著作都被说成是其他人代笔，毛泽东穿军装的照片被做成丝绸睡衣，东北战场被描绘为刘少奇指挥的，论持久战干脆是抄袭蒋军儒将蒋百里的……真正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近年来文人们集中力量质疑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国内外大量学者著述证明解放前地主剥削很轻，土地集中程度很低，并且罗列大量资料说明1946年开始的土改杀害了地主富农，完全是一场不必要的暴力活动。这次讲座中 谢启阳 博士也在证实中国革命同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是“历史怪圈”。自此，文人笔下的毛泽东不仅在解放后没有正确过，在解放前也没正确过。实际上也意味着，整个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谬误的，就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一股邪恶势力。如果能够肯定点的，就是实行了改革开放。
可以说30年来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治家在意这种情况，甚至党和政府的领导不见得不乐意见到毛泽东被彻底否定的局面。似乎越够否定毛泽东，越能证明现有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许多地方政府对群众自发纪念和赞扬毛泽东的活动强力制止，以至于让人觉得今天的共产党真的打算否定毛泽东，起码要淡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可以说，妖魔化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典型的由文人集团上下一心，锲而不舍，精心编造“阴谋史学”的案例。就像当年他们曾经化数百年时间成功的把秦始皇妖魔化，把曹操白脸化，使这些历史人物数千年后才被人客观认识一样。也许这并不重要，很多共产党人觉得自己确实不是过去的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能够融入国际潮流，与时俱进的共产党。因此，毛泽东真实的历史面目与他们没什么关系。爱谁谁，反正与我们没关系。
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自从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妖魔化斯大林后，上至共产党官员，下至全体文人集团都积极参与了这场妖魔化运动。于是，整个苏联共产党自然而然地在苏联老百姓心中和整个西方眼里成为“有犯罪前科”的组织。是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犯罪集团。即使30年后戈尔巴乔夫搞出比中国共产党今天还普世的新思维，照样在苏联解体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所有“非法组织成员”都要进行登记审查。
毛泽东在中国的情况比斯大林在苏联的情况更糟。因为列宁在苏联解体前一直被奉为苏联建国当家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还是正确的，是代表工农群众的，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由此还是被认可的。毛泽东就不同了，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都是毛泽东主导的。当土地革命被否定，毛泽东再被妖魔化后，共产党近80年历史中只有30年是正确的。也就是“出身”就不地道，“表现”更是恶劣之极。错误地挑起了一场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非法执政，错误地引进了社会主义体制，使中国丧失了复兴的大好时机。
前车有鉴。天下有变，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七千万党员灰溜溜地排队到李锐、疯僧、金陵客组织的登记站挨个交代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到时候指望疯僧给你按“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恐怕要说点好话才行。
[1] 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 201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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