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月下旬起，本网记者对多个“小候鸟”家庭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的境遇各有不同，有平时在老家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印佳豪，有长大后又回到北京工作的刘亚，也有在北京读了一年书，由于转不了学籍的原因，可能又得飞回去的张航。记者在采访这些“小候鸟”的时候，经常被他们励志的故事所打动，又时而痛心于他们的过于“懂事”。他们的童年承受了不该承受之重。
超五分之一的儿童留守农村
据全国妇联2013年5月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
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意味着全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儿童不能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在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看来，这意味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关键期缺乏营养。
全国妇联的报告指出，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其中30%在儿童出生1-3个月外出，相当数量留守婴儿由于母亲外出不能得到足够时间的母乳喂养。因为和父母的长期分离，留守儿童生活照顾、安全保护和接受教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亲情缺失，会造成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还有，统计显示，有3.37%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后，自己单独居住和生活，这对儿童的生存状态留下了潜在的危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留守儿童数量巨大，是一个极为恶劣的社会现实。其中原因涉及到教育、收入差距等诸多方面。
“孩子需要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就像小鸟需要在大鸟的羽翼下长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用浅显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不是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做“小候鸟”
寒暑假对于“小候鸟”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参加完期末考试，就能飞到父母身边了。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总有这么一个群体悄无声息但又声势浩大地在迁徙，他们大多由同样在外打工的老乡带着，坐上大巴或火车奔赴远方的“家”。
丛中笑说，“候鸟”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聚总比不聚好。家长应该抓住假期这个难得相聚的时间，让他们开开眼界，满足情感需求，丰富生活。
“接送是个问题，孩子路上如何保证平安，政府应该发挥作用，进行规范管理。”丛中笑指出，“小候鸟”由在外打工的老乡带回父母身边，存在安全隐患。
郑风田认为，应该加强对孩子城市交通的教育，保护他们在城市的安全。
“城里师资力量强大，可以利用来大城市期间参加一些活动，上上培训学校，学学普通话，而不是跟着父母去摆摊。”郑风田说。
不少公益组织也在行动，他们邀请“小候鸟”参加各种活动，为孩子的成长贡献绵薄之力。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小候鸟”的父母大多自己在城市里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或者从事办公室文员、保洁、货车司机等工作。而那些在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由于生活条件太差，假期难以把孩子接到身边。能当上“小候鸟”，对于中国6000余万留守儿童的相当一部分来说，其实也是种奢侈。
留守儿童亲近父母面临的那些坎
记者采访时看到，虽然“小候鸟”在城里的住所都比较简陋，生活比较清苦，但他们都很开心。印佳豪跟父母住在10平米的房子里，平时需要帮着爸妈做饭菜，洗衣服，但他可以享受父母对自己功课的辅导，可以与妈妈聊聊心事，可以跟爸爸游公园时灿烂地笑;上小学六年级的张航宁愿辍学，也不愿意回甘肃老家当留守儿童。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留在父母的身边。
是什么成为了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亲近父母的那些坎?
毫无疑问，经济原因首当其冲，否则，会有哪个父母愿意舍弃年幼的孩子远走他乡呢?刘亚当年希望能天天叫声爸，但每天在北京要裁100多条裤子的父母哪有时间带他;张航也知道妈妈不想背井离乡，离他而去，但是不出去，他们的生活将陷入困境。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但横在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远不止经济因素。户籍制度、教育政策、就业机会、发展差异，这些都是横亘在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壕沟。
已经长大的“候鸟”刘亚有一个“绝不”：绝不会在没有北京户口的情况下，让孩子在北京上完中学后再回老家参加高考。“在北京学的比较轻松，回家后完全无法与老家的孩子竞争”。
“我国有义务教育法，孩子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让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可以理解，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为何也不能读?为何人为设置这么多门槛?” 面对非京籍孩子上学越来越高的门槛，单身妈妈刘金玉不敢奢想孩子能在北京“异地高考”，但是对于义务教育都不能读完，她不理解。
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导致这些城市人口超载，而人为控制人口增长的做法，“只好拿最弱势的群体开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认为，这种控制人口的措施既不人道，又难以达到预期目的，重要的还是“别把什么总部都放在这些城市。”
为小候鸟“筑巢”需要改革来推动
必须改革，才能给留守儿童带来希望。
国家督学罗崇敏则认为，人口流入地政府应该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打工者为流入地政府的建设做了贡献，而且农民为中国的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理应分享城市资源。”
“中央政府也应该拿出钱来，与地方政府一道承担起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罗崇敏说。
据财政部主管的《中国财经报》近日报道，从2014年起，中央财政在分配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时，考虑了各地上一年度跨省流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源结构，比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给予补助。同时，要求各地在安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时，要按照“重点倾斜、集中投入”的原则，向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条件薄弱的城市学校倾斜。但是相对于留守儿童与随迁子女的巨大数量，现有财政支出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寄希望于日前启动的户籍制度。他说，“不管你是不是本地户口，只要在这里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居住，那你的子女就可以在这儿上学，政策是这么规定的，但在落实上会有反差。”
“这需要各地真正落实精神，要有为流动人口子女服务，以人为本的思想。”王春光表示。
针对与随迁子女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指出，“城市户籍剥离利益的减法，与农村户籍增加权益的加法，两个一起做，相向而行，稳步消除差距，逐步形成大体均衡状态，也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事实上，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小候鸟”能在父母身边成长，涉及到财政、户籍等复杂改革。如不强力推动，为小候鸟“筑巢”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只是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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